“历史的总体”和“个体的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论文,个体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0)05-0040-05
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首次“以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59页。）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尔库塞的“回忆的总体”，到阿尔多诺的“规范的总体”，再到萨特的“个体的总体”，总体范畴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轴线，也成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生长点。
在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以下简写为《历史》）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以下简写为《辩证》）对总体范畴的论述具有典型意义。卢卡奇和萨特同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有内在的契合性。在《历史》和《辩证》中，两人都渴望一种“总体性”，希望用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同当时异化的世界相抗衡，并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所做的庸俗、片面理解。同时，两人又都受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整体论观念的影响。生物胚胎学研究的系统论思想、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和物理学研究的场论，确立了科学研究的整体论观念。整体论强调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奠定了卢卡奇和萨特总体范畴的科学基础。
一、总体范畴理论目的的比较分析
理论目的的比较在于说明总体范畴在两人各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历史》中，卢卡奇的总体范畴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首先，总体为本体论，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卢卡奇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实体就是主体”的观点，来突破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认为“实体就是主体”的实质就是把主体看作它的内容——总体的创造者。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还将历史理解为主客体的同一，认为历史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但卢卡奇批评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主体承担者的错误，认为真正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洞察社会现实的总体并从总体上变革它。”无产阶级是历史主客体的统一，它既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也是对它的反映。其次，总体作为一种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历史》的副标题被命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卢卡奇将这种辩证方法的实质归为总体性，他说：“总体这种绝对首要性，以及整体的统一性优先于并且超越于部分的轴象孤立，……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概念的实质。”总体被卢卡奇视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他说：“总体范畴……，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儿吸取的方法论精神，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卢卡奇曾提出总体作为方法的两个特征：“向上和向下的趋势”；“总体性的总体特征是变化的”，（注：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3页。）这就明确指出了总体方法的历史向度。可见，历史思想贯穿卢卡奇总体及其相关范畴的始终，卢卡奇的总体是“历史的总体”。
在《辩证》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注重对社会总体方面作宏观分析，缺少对个人实践的主观性作微观分析的局部理论。这就使得“在历史的总汇中，除了抽象的普遍性骸骨之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2——63页。）所以他要创造一种关于具体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填补马克思主义“具体人学的空白”。通过何种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呢？萨特寄希望于他的总体范畴，他认为，“辩证理性的可理解性的基础在于，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一种总体化。”（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片，第178页。）奠定了这一基础，萨特提出他的全部理论就是要“从某种抽象（不完全）的实践中实现自己抱负的个人出发，通过越来越深化的条件，去重新发现他同其他人的实际联系的总体，从而发现各种实际的多样性的结构，并通过它们的矛盾和斗争去重新发现绝对具体、历史的人”。（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片，第187页。）所以，在萨特那儿，总体范畴一开始就被赋予方法论的性质加以运用，它同辩证理性一道，具有“从属的意义”，是解决存在主义的主要问题——人的自由问题——的“工具库”。可见萨特强调的是“个体的总体”，对个体的人的关注贯穿于总体及其相关范畴的始终。
在比较中可以发现，卢卡奇和萨特的总体范畴都包含着总体性和总体化这两层意蕴。但卢卡奇并没有对总体性和总体化作出明确的区分，他的总体范畴是将作为“总体性”的本体论和“总体化”的方法论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同一方面显示了卢卡奇用总体范畴重建马克思主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宏大决心，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他自我批评的“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它的方法论的正确性都极不确定”。（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萨特则对总体性和总体化作了明确的区分。对于总体性，萨特不再赋予它本体论意义，而仅仅是一种逻辑设定。因为对于异化的人和现实而言，总存在一种非异化的人和现实，那怕这种存在是观念上的，所以萨特在逻辑上设定了一种总体性的人和现实。但是，由于总体化概念的提出，作为逻辑起点的总体性在现实中就不存在了。因为存在主义者坚信“存在先于本质”，人之为人，正是在不尽的实践过程中才获得自己质的规定性的。可见，萨特的总体范畴仅是从总体化角度讲的一个方法论概念。
二、总体范畴基本内容的比较分析
卢卡奇和萨特二人都没有就总体而论总体，而是将总体范畴置于与其它范畴的相关分析中，向人们展示其内涵的丰富多样性。总体作为一种渴望，都是为了突破当时异化的社会现实而生的；而总体作为未尽的过程，是人类历史实践中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不断地冲突的矛盾展开过程。所以，总体与异化问题，总体与历史实践问题构成了《历史》和《辩证》二书的基本内容。
1、总体与异化问题。
卢卡奇将异化的根源归于私有制度下的物化意识，认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英文版，The MerlinPress，第8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既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出现，又以一种跟这些客观形式相对应的主观的形态出现”。（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将物化现象详细分为三类：(1)商品拜物教使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2)生产或消费的客体对象的真实客观性被它的商品性所破坏，变成形式化和标准化的“物”；(3)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每一个整体形象。
萨特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个体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萨特说，匮乏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居民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片，第267页。）。匮乏是一个与人类共存的基本事实，是人的存在的否定，但这种否定是不断地被人内在化的否定，是具有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否定。因此，匮乏和异化恰恰是总体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正是对匮乏和异化的认识使总体化具有了可理解性。萨特进一步将匮乏——异化分为三种类型；(1)由于人的实践惰性而产生的异化；(2)人与人之间争夺与竞争而产生的异化；(3)历史演进过程的异化，即“包裹住一切方面的总体性”。
总观二人的异化观，除了所用术语的不同外（物化——匮乏），他们的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一致性表现在：(1)都从经济、生产的物的角度寻求异化的根源；(2)认为在总体化的历史过程中，异化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已侵入人们社会生活、个人精神——心理的各个层面。差异性表现在：(1)卢卡奇在社会历史生活的本体论基础上建构“物化意识”的异化理论，并强调私有制社会生活是异化的根源；萨特则从个体生存斗争的角度建立了匮乏本体论，并以此建立异化理论；(2)从异化本身及其克服途径来看，萨特认为异化是永恒的，因为匮乏与人的需要之间是一个无法统一的永恒矛盾；而卢卡奇则认为异化是可以克服的，其途径是通过恢复无产阶级的总体意识，并通过总体革命完成。
2、总体与历史实践问题。
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卢卡奇和萨特都力图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为改造异化的现实世界指明道路。
卢卡奇“历史的总体”有两层含义：历史的总体性和总体化的历史。对于历史的总体性。可以概括为两个理论要点：(1)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2)历史的总体不能建立在个别的人的基础上，只有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才构成历史总体化运动的过程。总体化的历史也有两个理论要点；(1)历史总体不是一个已完成或日益趋近的目标，它是历史地生成着地；(2)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个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总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0页。）因此，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总体的认识是同一革命过程的不同方面。这样，“历史的总体”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在历史实践中取得了同构。
萨特提出他的“研究目标就是社会领域中的、在集体对象间的阶级范畴中的个别的人和其他个别的人”。（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伽俐玛出版利，1960年英文版，第86、86、47、46页。）萨特首先承认历史总体化给个体总体化形成的先在结构，并认为这是一种前进的方法，它“求助于普遍历史为我们确立的当代社会结构”，使“我们一开始就在特定的时刻获得一种整体化的知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伽俐玛出版利，1960年英文版，第86页。）但萨特认为，若方法单单只是有前进的一面，那么历史总体化就是抽象的。他说：“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们只关心成年人，读了他们的书，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领取第一次工资时出生的。他们忘记了成年人各自的青年。”（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伽俐玛出版利，1960年英文版，第47页。）而“只有精神分析能够在成年人中找到完整的人，……能够找到他身上历史的份量”。（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伽俐玛出版利，1960年英文版，第46页。）这是一种逆溯的方法，是从社会回到个人的方法，萨特还根据“惰性程度”将历史实践分为三个层次：(1)惰性因素最少的总体化的个人实践；(2)最受惰性压抑的实践——惰性领域，即群集阶段；(3)具有不同程度惰性因素的集团阶段（融合——誓愿——制度）。这三个层次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循环往复展开过程：人为了摆脱匮乏，先把自己禁锢于具有物质必然性的社会秩序里；而人为了恢复人性，又起来反抗这种秩序，在反抗中又趋于制度化、组织化，人被重新投入惰性状态；人就又要起来反抗惰性状态……如此循环不已。
卢卡奇和萨特在历史实践问题上的最大不同表现在总体范畴的落脚点上。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从个体总体化走向社会总体化的前进的方法，而萨特则强调从社会历史总体返回个人总体的逆溯法。可以看出，个人和社会在卢卡奇和萨特二人的实践中是轻重有别的。在萨特那儿，个人领域不仅需要哲学探讨，更需要实践改造，而社会的领域则只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领域；在卢卡奇那儿，个人只是社会历史运动的结果和表现，个人的总体变革虽然至关重要，但它仅是实现社会总体变革这一最终目标的一个中间环节或准备阶段。
三、总体范畴理论归宿的比较分析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都将走向乌托邦结局，卢卡奇和萨特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卢卡奇总体范畴的乌托邦结局是以浪漫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而萨特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悲观主义的色彩。
早在1918年，布洛赫就发表了《乌托邦精神》一书。他指出，在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中，都活跃着一种追求光明、幻想超人力量的乌托邦精神。到了马克思那儿，乌托邦和一定的历史主体联系在一起，促成一种希望的行动，乌托邦不再是人们对某一古典的黄金时代的回忆，它变成了以未来为方向的积极的、革命的乌托邦。卢卡奇显然受到了布洛赫强烈的影响，在《历史》中，他提出，最能感知乌托邦总体的历史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它的觉醒和行动就是一个乌托邦的进程。另外，卢卡奇赞同布洛赫的一个论点——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思想中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乌托邦”的火焰的时时被“科学”的冷雨所扑灭，因此“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步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对抗这种科学技术理性对乌托邦总体的戕害，卢卡奇引入了席勒、卢梭的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世界唯一的贡献是扩展了生活的总体性，……浪漫主义的目标是人能真正拥有生活世界。”（注：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1页。）在诗化的自然中，表达了“从社会的虚假的、机械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的人的真正本质——人作为尽善尽美的总体。”（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如果把乌托邦理解为对未来的一种希望，那么萨特也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甚至在1980年，他临死前接受《新观察家》周刊的采访时，还做了《希望，现在是……》的哲学谈话。不过，作为一个崇尚个体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始终没有摆脱悲伤和忧郁的悲观情调。尽管他在《辩证》中想改变《存在与虚无》的死气沉沉，从马克思那儿获得生机，但由于在乌托邦总体中，他始终不愿放弃个体的人这个出发点，其归宿就只能是悲观主义。因为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已不存在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为个体的人充分展示才能的广阔空间，这时的社会已形成各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规范，社会针对个人的极权已得到了病态的加强，因而人道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都弥漫沮丧的氛围。所以，萨特给我们描绘的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相互交织的历史实践就只能是一个异化——反抗——异化不断往复的恶性循环。
四、比较后的反思
卢卡奇和萨特的总体范畴及其相关思想留下了“追求马克思总体思想的痕迹”，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卢卡奇和萨特关于总体的理论构想纠正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庸俗化理解，重现了精神文化因素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时也说“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5—576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精神因素、思想理论的作用，卢卡奇和萨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以总体范畴凸现了精神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并把精神意识的研究由政治层面转化到文化层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的转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模式，走上了“文化哲学”的重建之路。
其次，卢卡奇和萨特关于总体的理论构想试图解决近代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现代转化的契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以斯大林哲学体系为典型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思维框架上并没有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过这种对立是以理论与实践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卢卡奇和萨特的总体理论以总体化来消解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以历史的、人的本体否定旧哲学的自然本体，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现代发掘，通过这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范式，转换了思维内核，最终实现了现代转化。
再次，总体范畴强调集体（或社会组织）与个体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现代社会以整体湮没个体的倾向。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将社会整合为一部机器，国家和社会组织对秩序的要求也压抑个性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人被肢解、湮没的危险加剧。卢卡奇的《历史》虽对个体的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强调，但也有被集体（阶级）湮没的危险。他在晚年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做了检讨，重新审视了个人在总体中的应有地位。萨特则一直强调个人在总体范畴中的基础地位，个体成为社会总体化的出发点和归宿。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范畴对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关系的辩证阐述，对个体与集体间保持适当张力的呼吁，有利于促进总体的人的出现，以承担健全社会的重任。
当然，卢卡奇和萨特关于总体的理论也有一些地方尚须完善，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譬如，他们关于总体的研究局限于社会和历史领域，抛弃了自辩证法，使得个体和社会存在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社会在实践基础上同自然构成一个整体的思想。再如，虽然卢卡奇和萨特的理论都尊重人，都承认总体范畴有“改变现实”的功用，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们无法找到“改变现实”的实际途径。他们的“改变现实”仅限于对抗“物化意识”和精神异化，这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致命弱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展开的。
实际上，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想，还应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阅读和理解中来。总体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他的两个文本中有明显体现：一是于1857——1858年间所著的7篇经济学手稿；二是《资本论》在1857—1858年的7篇经济手稿中的《导言》篇，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体总是“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生产的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将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它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环节都放入这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基于此，恩格斯才称《资本论》有“一个艺术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69页。）贝塔朗菲才会把马克思归入系统概念史上的“辉煌的大思想家的行列”。但在我们今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的总体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如何恢复总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基础地位，是我们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临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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