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与Sexuality：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框架论文,性别论文,Sexualit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2)03-0060-07
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为低生育率下人口结构的性别失衡，集中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攀高[1]。根据国际经验，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处于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婴儿里，男孩应比女孩多3-7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持续增高，2010年“六普”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当前仍然偏高于正常水平。性别失衡的原因涉及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以及生育技术手段等[2]。也有学者将当前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数量的限制看作是群众追求男孩生育的重要动因[3]。根据学者测算，性别失衡局面下女性数量下降引起的婚姻挤压，将使得处于经济和社会弱势地位的男性难以找到异性配偶，他们或者降低配偶年龄队列，面向年龄更低群体选择配偶，从而进一步挤压下一年龄队列男性的成婚空间，形成持续的婚姻挤压；或者成为缺乏家庭约束和婚姻生活的独身群体，由于中国社会将异性婚姻看作个体成熟的标志，他们会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成婚渴望，其心理和行为将出现不可预测因素[4]。特别是中国社会里性活动所具有的婚姻属性，失婚男性将面临性压抑[5]，对于女性的性侵犯、对于已婚家庭的负面影响以及妇女儿童拐卖等现象也有可能随之而浮出水面[6]。针对性别失衡及其风险，有学者围绕传统观念、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系以及个体行为进行了讨论，认为改变传统观念、宣传性别平等理念以及建立新型婚育文化是治本之策，而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和女性社会参与的增加则是改变男性依赖的有效途径[7]-[9]，同时还应构筑治理性别失衡的行为约束手段[10]。随着治理的深入，性别失衡现象也出现了多样化特征，表现为带有性别偏好特征的人口转变模式[11]，对于未来中国人口趋势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多元化群体和多元化权利需求逐步显现，性别失衡研究及其政策实践开始面临社会中出现的新情景和新现象，例如sexuality领域所提出的多元化性差异及其权利认同。本文以性多元化议题的出现为背景，在性别失衡领域引入sexuality研究视角，旨在通过sexuality视角重新审视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问题，为性别失衡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和政策干预体系，提升对于性别失衡现象的认识，促进性别失衡治理政策和实践干预的时效性和适应性。
一、Sexuality理论在中国性别失衡中的应用前景
(一)中国性别失衡及其治理的局限与挑战
中国性别失衡的研究与治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值得思考的是，当前社会在个人权利，包括性权利方面均出现了权利意识苏醒。建立在传统性别观念上的性别失衡概念，开始被人们所反思。传统性别观念中，个人性别除了生理的男女区别以外，性别身份还与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相关，即为后天经历所赋予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视角强调个体在生理“性”前提下，其社会行为应该按照社会对男女所定义的活动而展开[12]，实质上是将个人生理的“性”进行了社会“刻板化”。当今世界趋势之一即为性别认同的多元化及其权利诉求[13]。多元化性差异意在表明，男女两性的性别气质表现是多元的，除了符合传统性别规范和社会期望的性别认同，还有另外的性别认同及其生存方式[14]。因此，性别失衡研究在传统性别观念下，存在对于少数人群的忽视。性别失衡研究中的性别平等倡导暂未涉及多元化性权利内容，因而存在着研究对象以及对策的局限性。当前对于男女两性权利的强调，缺乏对于多元化性权利的认同；而广泛开展的社区干预实践，都是旨在构建以男女两性为核心，以异性恋为基础的婚姻和生育文化，缺少对于多元化性差异的尊重和权利保障。以改善妇女地位、促进男女性别平等为核心的政策干预，包含了异性恋正统论的前提假设，不仅忽略了多元化性权利主体的认同和权利，而且也不利于反思和应对造成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因此，缺乏对于多元化性主体的认同、权利保障以及忽视多元化性差异，已经成为了性别失衡研究及其治理工作中遇到的瓶颈，构成了性别失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局限。
(二)Sexuality理论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应用空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sexuality(性)是个体贯穿一生的核心概念，包含了生理的性，性别的认同，性倾向以及性愉悦等，还包含与之相关的亲密关系和生殖健康等[15]。sexuality是个体在思想、渴望、信念、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方面的表现，也是被主体所经历和感知到的主观存在，受到了生理与心理、社会与经济、政治与文化以及法律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6]，更加能够客观科学地解释个体在生理、心理等维度的身份认同和个人感知，更加强调个体自身的自我建构[17]。而目前性别失衡研究对于性的界定，是将男女两性的生理学定义和传统性别定义作为核心。sexuality所体现出的性多元化身份认同及其权利诉求等，在现有性别失衡研究中尚处空白。性别失衡研究中的sexuality表现为生理层面“性”，特别是性活动。其主流观点是，性别失衡中的单身男性缺乏异性婚姻中合法、合理的性行为，因而存在性压抑和性活动风险，例如HIV等疾病的社会传播风险[5]；还包括对于生殖健康服务的关注、对育龄对象的生殖健康服务提升、对于节育手段的创新等。因此，性别失衡研究中的sexuality多为医学化、生理化以及心理因素探讨，核心基调为预防HIV和STDs的传播风险，将sexuality片面理解为生殖健康以及节育服务等，而对于sexuality中更为重要的主体感知、社会建构和多元化权利认同等都还没有涉及。
性别失衡研究的宗旨在于改变性别不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和保护，因而sexuality研究中对于多元化性权利的倡导以及对多元化性群体生存方式的认同，可以用于性别失衡研究的理念提升，也是对主流观点的有益补充。性别失衡研究和sexuality视角在价值观层面具有一致性：性别失衡研究关注的性别平等和公平发展，与sexuality视角所强调的尊重多元化性差异、维护多元化性权利，本质上都是为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和发展促进。性别失衡研究引入sexuality视角，将使得已有研究从关注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提升为关注多元化权利和身份认同，将使得性别失衡研究从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提升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问题，拓展当前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内容和范式。在sexuality视角中重新思考性别失衡，可以进一步探索研究内容的框架创新，也有助于推进政策实践与社区干预的成效。
二、性别失衡研究引入Sexuality视角的途径与方法
(一)学科层面的融合
性别失衡核心议题是人口结构的男女比例失调，例如人口增长中的性别比趋势及其预测研究，也包括与女孩生存直接相关的婴儿死亡率研究[11]。此外，人口学家还根据当前性别失衡态势预测了一定时期内无法成婚的男性数量，为社会后果讨论和策略应对提供了科学依据[6]；社会学领域也在关注性别失衡中的性别观念、生育意愿以及性别歧视文化，也有就性别失衡可能的后果，从家庭生活、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安全等角度进行的探讨[4]。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性别失衡研究表现为对策与治理模式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有效的治理模式与经验。Sexuality研究工作也在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人口学层面关注总人口中性少数人群的数量与比例，证明了多元化性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社会现实，绝非当代社会所独有，体现出这些人群正常的心理、生理需求[18]-[19]；在社会学领域，sexuality关注对于多元化性差异的尊重，关注性权利的社会倡导，旨在营造平等的社会空间和友好的社会氛围[20]；也有学者从多元化性主体的生存和社群融合角度，在政治意义上探讨了多元化性差异的合理性和权益保障的急迫性[21]。当前的性少数群体，其社会身份尚未明确定位，甚至可能因主流社会的打压和排挤而成为弱势群体进而发生失范行为。由于性少数人群，特别是男同性恋群体，性行为方式带来的特殊风险，很容易使得这一群体成为HIV和STDs预防领域关注的对象[22]，这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层面将sexuality纳入到公共安全议题中。因此，性别失衡研究与sexuality研究在学科领域存在融合契机。
(二)研究视角的融合
从研究视角来看，首先是实证与理论的研究差异。性别失衡实证分析包含对于生育意愿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问卷数据进行心理和行为的描述和因果分析，还包括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性别失衡后果预测[23]；理论研究则主要从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层面剖析性别失衡的现状、原因、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反映出的社会结构与关系，还包括在男女两性婚姻视角下，从社会、社区环境入手进行理论分析，讨论性别失衡局面下两性婚姻家庭的生活方式、生育行为倾向等，以及从法律视角探讨性别失衡相关的违法行为约束与惩罚机制。sexuality研究在实证方面，对于社会群体的“性”调查数据可以用来进行心理与行为分析[24]，还有对于性别失衡背景下部分群体的性活动和潜在风险的探讨[5]；当前有关“性”的实证研究在中国突出表现为医学领域的HIV和STDs等疾病研究，着眼于疾病感染率和疾病监测与预防[25]；在理论分析层面，目前日益强烈的性多元化声音，使得sexuality领域开始关注性多元化主体的性权利[20]，特别是针对当前社会的误解和质疑，从法律角度和社会关系角度进行了多元化性差异的理性探讨[20]-[21]；sexuality理论层面的一个创新空间在于对性多元化主体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地位分析，例如对于异性恋支配论和男女两性家庭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思考，认可和认同多元化性差异群体在个人婚姻关系和伴侣关系中的选择权利[26]。因此，性别失衡和sexuality研究在研究视角层面具备交叉融合的空间。
(三)研究对象的交叉与融合
性别失衡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包含从现象解读、因果分析直至应对策略等一整套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性别失衡治理则是消减性别失衡可能造成的多主体利益冲突，扭转社会风险趋势的有效政策途径[27]。sexuality研究对象也是针对现象、因果关系和公共策略进行探讨。不同的是，sexuality理论近年来更加关注多元化性主体的认同、权利以及发展，强调从案例分析和现象解读中进行理念剖析和价值观辩驳，既有从主流社会性别观点论述多元化性权利的合理性和社会定位[28]，也有从性多元化群体角度展开的价值观探讨[29]，后者实质上带有法律意味的权利诉求，研究过程也更加讲求社会伦理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30]；在政策创新方面，目前的sexuality研究包含探讨女性视角下的性解放和妇女性权益话题[31]，同时围绕多元化性差异，探讨对于风险行为和风险后果的预防以及对策创新[32]；近年来也开始出现来自于草根阶层的决策参与诉求[33]，这些也都将是生殖健康服务和人口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因此，性别失衡与sexuality研究，在研究对象层面都遵循从现象、因果再到对策的分析路径，具备交叉探讨和相互借鉴的空间。
(四)政策实践与社区干预层面的融合
中国性别失衡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重视，针对性别失衡后果的政策设计、执行以及社区干预已经展开。以“改善女孩生活环境试验区”为代表的性别平等促进，从政府理念和决策制定、基层社区干预以及群众观念培育等途径取得了治理成效；国家相关部门也陆续开展治理活动，从项目试点直至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福特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密切合作，进行性别失衡治理的制度、策略以及社区干预创新，构筑了国际合作和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基层工作开创出“村民自治”、“村为主”等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特色治理体系，推广性别平等的婚育新风也是基层工作核心内容。相比而言，中国的sexuality研究在公共政策层面相对薄弱，决策部门还未将性多元化及其权利纳入政策框架中。sexuality政策研究的基本论调为国家面向HIV和STDs疾病传播的防控与治疗[34]，并不注重保护多元化的性权利。但是在基层干预中，sexuality研究具有示范效用。sexuality领域中的NGO和草根组织围绕HIV防治进行了大量成效显著的干预工作[35]；一些活动家和实践家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他们或为多元化性主体本身，或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成为推动sexuality领域进行社区干预以及将问题和对策提升到公共政策层面的先驱者。特别是在公众教育环节，性别失衡治理中的性别平等倡导与sexuality领域中广泛展开的性教育可以有机融合，相辅相成。因而在政策创新及其社区推广中，更加强调将性别失衡治理经验借鉴到sexuality研究领域，而将sexuality领域的基层干预经验、草根组织参与等发挥到性别失衡治理中，使治理工作真正起到改变群众生育观念，营造性别平等氛围的效果。
三、Sexuality视角：性别失衡研究的框架创新
面临社会变迁和新的挑战，性别失衡研究可以在研究途径和研究思路中纳入sexuality视角，从而扩展研究对象，创新研究手段，为理论研究与实践干预提供新的参考。为此，我们提出如图1所示的性别失衡研究框架，借鉴了sexuality视角下的研究思路，内容包括理论框架的创新和实践干预的新路径。
(一)研究框架的理论拓展
1.性别失衡与性多元化背景下的新人群与新现象
sexuality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应该在明确“性”与“性别”核心概念的前提下，重新思考造成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以及涉及的人群与现象。传统性别失衡研究以传统性别观念为指导，旨在改变男女性别的不平等，改变家庭和社会的男性依赖，对于“刻板化”的社会性别定义进行干预和重构。在sexuality视角下，应该将多元化性差异纳入研究框架中，明确sex(生理性别)、gender(社会性别)以及sexuality(性)之间的区别和共通。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性别失衡研究对生理性别的解读可以延续已有定义。但是在社会性别界定上，应该重新思考传统性别观点的局限性，针对多元化性差异，在研究和政策创新中纳入多元化性主体，关注性少数人群在性别失衡大环境下的生存、发展以及权利保障。多元化性差异应该在性别失衡和治理工作中进行探讨，公共政策体系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sexuality话题排除在议题之外。例如，性别失衡现象除了女性缺失和男性过剩之外，也要正视性少数人群的生存环境变化和人际关系网络变迁；在关注光棍群体的同时，也要思考诸如同性恋群体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现象，分析他们在男性过剩背景下的人际关系网络、性倾向的“出柜”话题以及日趋强烈的权利需求。性别失衡治理中对于弱势群体权益的维护，应该进行主体和内容的拓展，在促进男女性别平等中纳入性多元化人群，丰富性别平等，促进工作的内容，在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家庭地位等基本权利领域进行工作提升。中国性别失衡已经开始面临多元化性差异的社会现实，对于新现象、新人群的关注，是提升治理效果的必经之路。
2.Sexuality视角下性别失衡原因与后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sexuality视角下，性别失衡的原因和后果显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首先，性多元化人群长期居于传统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压抑和忽视，可能已经形成固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而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男女性别结构将发生变化，性多元化人群的行为和发展也将随之发生变革，他们的社会参与也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其次，性多元化人群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人群之间存有差异，既有隐藏性倾向的异性婚姻家庭，也开始出现同性伴侣共同生活的家庭。这可能是传统性别失衡研究未能考虑的因素，此外，同性伴侣关系中子女领养行为就与一般生育行为不同，性别失衡干预策略也必须进行针对性的考虑和实施；再次，性别失衡下的人口流动更加具有特殊性，例如大量无法实现两性婚姻的男性融入城市，在关注他们的性活动及其政策应对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性多元化人群因此而受到的影响；最后，其实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性别失衡研究很大程度上围绕男女两性婚姻议题展开，也预测了被迫失婚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以及对于女性权益的侵害和威胁等。引入sexuality视角后，通过对性的多元化和差异化的认识，男女两性婚姻及其背后蕴含的“异性恋正统论”的许多假设，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传统认识下性别失衡的后果如男性过剩危机、妇女权益侵害等，将可能只是一种基于异性恋正统论而形成的假设，从而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引入sexuality的视角以后，性别失衡问题发生的机制和后果将会出现新的认识，有助于在新环境和新趋势下进行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的提升。
3.Sexuality视角下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创新
性别失衡治理已经成为国家长期战略，对于多元化性差异应该予以包容，政策制定应该吸纳性少数人群参与，使得治理活动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予以丰富和扩展。首先，对于“性少数人群将会成为HIV和STDs传播主流人群”这一主流观点，性别失衡研究可以跳出这一逻辑，在治理中融入权利意识，针对多元“性”不平等现象进行对策研究和实践干预，将多元性主体的健康促进纳入到生殖健康服务中，改变负面观点和偏见；其次，sexuality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将扩大对权利、公共卫生以及公共安全的科学解读，对策研究中不但包含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还要进行性多元化人群的法律和权益研究，促进性多元化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公平、公正参与，在公共卫生政策和健康保障策略中积极引导性多元化主体的行为和观念，使性别失衡治理活动从人口工作上升为促进全社会福祉与和谐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社会价值导向；第三，治理活动宏观社会网络和微观主体关系，在性多元化差异的情境下将更为多样化。宏观社会网络中除了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群众参与外，可以吸纳多元化群体进入社会网络并积极表达需求和声音，最大程度降低公共政策在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同时所产生的对于少数群体的负面效应；微观主体关系中，性别失衡治理策略应该促进主流人群和性多元化人群的了解与沟通，提升社会和个人对于多元化性差异及其权利的认可和支持；第四，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中，sexuality视角下的家庭婚姻关系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探讨。性别失衡研究实质上可以为多元化性主体的婚姻家庭理念提供前所未有的讨论平台，例如对于异性恋正统论和男女两性婚姻模式的讨论都由此提出，促进传统性别观念更新与家庭、婚姻关系反思，为性多元化趋势中的社会关系与家庭设想奠定思想基础。
图1 Sexuality视角下的性别失衡研究框架
(二)政策实践与社区干预创新
1.决策部门的理念提升
在性别失衡治理的政策实践与社区干预中，sexuality视角要求决策部门进行治理理念的更新和重塑。性别失衡治理理念在于调整人口结构中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维护传统性别定义下的两性婚姻和家庭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但是在性多元化趋势中，性多元化人群的社会参与和发展目标并不绝对服从异性恋价值观支配下的婚姻与家庭模式，他们有关伴侣、婚姻和社会关系的权益要求很难进入到当前决策体系和政府理念中。因而，性别失衡政策实践和社区干预工作应该在调整人口结构的同时，以理念提升为着力点，加大对于多元化性差异的科学认识与社会认可，在治理政策实施与基层干预中围绕公共健康、公共卫生以及公共安全议题进行决策制定、实施以及社区推行，将部门决策的工作理念由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到维护主体权利的新高度。
2.政策执行主体的协作以及合作网络
性别失衡研究在政策实践和社区干预方面具备政府主导的优势，但是sexuality领域在基层干预层面拥有更为成熟的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活动家以及实践家参与体系，可以用于性别失衡治理的具体实施。sexuality视角下的性别失衡治理，可以在已有政策基础上，注重对于社会积极分子的培养；强化治理工作相关草根组织的参与，发挥群众主观能动性；还可以扩展治理工作网络，以当前运行的政府主导、国际组织参与和社会协作体系为基础，向上扩展政府功能、参与路径和决策内容，向下扩展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性别失衡治理作为国家人口战略，还应当借鉴sexuality领域广泛开展的草根自助、“防艾宣传”等活动，扩大治理工作的信息来源，拓展治理工作的路径。合作网络的建立有助于将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问题与sexuality热点问题相结合，在人口工作主题下开展相辅相成的政策实践和目标促进。
3.基层社区干预策略及其优化
治理工作在社区干预的着眼点在于新型婚育文化塑造、生育观念干预和针对“两非”的行为约束。从sexuality视角的分析发现，治理结构缺乏基层群众和服务对象中多元化主体的认可和参与。Sexuality领域的基层干预非常强调服务对象的自我感知，是自我建构基础上的社区干预体系。性别失衡治理中的干预可以借鉴主体建构理念下的干预策略和实施路径。治理工作中的文化塑造、观念培育等，除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还应该增强群众自身对于文化、观念的感知和新型文化中的自我建构、定位，增加反映群众意愿的政策内容。在法制化、网络化以及多元化社会情境下，基层干预的信息反馈显得尤为重要，群众的积极参与和自我认知将有助于治理策略更加客观的发挥效用，基层信息反馈也更加准确，更能体现群众自身在治理活动中的参与和效果。准确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有助于治理策略体系长期良性循环，促进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四、结语
中国性别失衡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国家长期人口战略，在社会环境变迁中也需要进行理念拓展和视角更新。sexuality视角的引入，有助于促进性别失衡领域尊重多元化性权利及其生存方式，更加客观看待性别失衡原因与后果，从而促进治理政策创新和实施。在新的研究框架中，性别失衡研究可以开始关注性别失衡下多元化性群体的社会存在、生活方式以及权利保障等议题；探索多元化性差异背景下性别失衡治理政策的改进空间；涉及性权利的生殖健康服务应该进行提升，扩大服务对象范围，创新服务手段，正视性多元化主体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性别失衡治理的基层干预也应该扩大参与主体，引入草根组织自我救助及其运行机制，拓宽治理政策运行体系，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治理干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在功能上可以与一些“防艾”草根组织进行协作，提升治理工作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