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实质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质论文,前景论文,关系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欧美矛盾空前尖锐，欧洲内部出现分裂，北约组织一度陷入危机。一时间，欧美关系成为各国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不一。有人预言，欧美从此将分道扬镳，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将不复存在。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不过是西方“家庭内部的争吵”，不久又会重新弥合。从一年来的情况看，这两种估计似都有失偏颇，值得商榷。毛泽东曾引用列宁的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欧美是一对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而不能简单化地下结论。
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欧洲”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冷战结束以后，包括东中欧国家在内的欧洲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日益趋同，但还不是一个政策行动一致的统一体，即便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欧盟，也不同于单一的民族国家。从有关各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及其总的政策趋向看，当前欧洲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核心成员国。它们以美国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萨达姆政权已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与“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有联系为由，同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国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并否决了美国要求北约协防土耳其，以争取土配合美对伊作战的动议。在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之后，它们仍否定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要求美国尽快结束对伊军事占领，把伊主权归还给经过选举产生的伊政府，并坚持联合国应在归还伊主权和伊重建中起“核心作用”，继续同布什政府较劲。二是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丹麦。它们公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其中尤以布莱尔首相跟随美国最紧。但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和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对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持反对立场。三是波兰等东中欧国家。它们积极谋求加入欧盟，某种意义上有求于德、法，一般情况下要同欧盟的政策保持一致，但在安全问题上却更多依靠美国保护其不受俄威胁，对德法等国同俄携手合作颇有戒心。其中，波、捷、匈三国在美国策动下还同英、意、西、葡、丹等国一起公开发表了支持美对伊政策的声明，同法、德等国唱对台戏。上述情况说明，所谓欧美在对伊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实际是指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核心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矛盾。不过，欧美在其他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欧洲”这一方则包含更多的欧盟成员国，而法德两国总是其中的主导力量。
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表明，传统的欧美全天候联盟关系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洲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已不再无条件地听从美国的指挥棒或同美国保持一致，而是更多地从本国或本地区的处境和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如果说，历史上法国向美国闹“独立”已有传统，那么，这次德国的表现颇能说明形势的新变化。战后，德国在恢复经济方面曾得益于马歇尔计划，20世纪50、60年代柏林危机时得到美国的全力保护，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时又得到老布什的大力支持，因此，其历代领导人对美国都怀有感恩戴德之情，即使对美国有强烈不满之处，通常也避免公开同美抗争。但这一次却不同了。施罗德总理以鲜明的态度指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事关德国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决定只能在柏林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作出”。可见，欧美这次在伊拉克“战”“和”问题上的分歧是深刻的，是具有战略性的。正是因为如此，布什政府对法德等盟国的这种“背叛”行为大为恼火，发誓要给它们颜色看看，扬言要“惩罚”法国，“冷落”德国。为显示“顺美者奖，逆美者罚”，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把支持美打伊的欧洲国家誉为“新欧洲”，而把法、德等国贬为“老欧洲”；为奖励波兰的“贡献”，美国把伊拉克三个维和地区之一交由波兰领导，有意做给法德等盟国看；在宣布有资格参与伊重建项目竞标的国家时，美把法、德、俄等国排除在外。
欧美矛盾发展到如此程度，是双方利害冲突不断积累的结果，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大西洋两岸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之战和发展模式竞争，摩擦不断。但自布什上台以来，特别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念日益显露之后，双方分歧进一步在国际安全领域和国际政治关系上凸显出来。
(一)布什政府无视国际条约，宣布不执行“京都议定书”，反对“国际刑事法庭”，废除“反导条约”，这种一切以美国利益为转移，随心所欲地不遵守国际协议的霸道行为，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普遍反感和强烈批评。
(二)继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战争中独断专行，乘欧洲国家军事实力不济，要求美国出动军事力量干预前南地区之机，从欧洲盟国手中抢走主导权之后，布什政府又不让欧洲盟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作用，而只允许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参与战后“维和”与“重建”，欧洲国家对美国这种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十分不满，并不得不对盟国关系进行反思。
(三)美为防范和阻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战略竞争者出现，对欧洲联合自强不再像过去那样热情支持，而是竭力进行分化和牵制。表现之一，是美凭借其北约盟主地位，处心积虑地同欧盟争夺对东中欧国家的影响；表现之二，是美按自己的需要压欧盟接纳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以图在欧盟内部打入一个锲子；表现之三，是美在欧洲精心培植亲美势力，特别是想使波兰成为继英国之后在欧盟内的又一个美国的“支撑点”；表现之四，是美对欧盟1999年决定建立欧洲快反部队先是提出各种限制条件，使之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继而于2002年决定建立北约的快反部队，对欧盟的快反部队进行釜底抽薪。
(四)欧洲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不能苟同。美借反恐谋霸权，扩展战略空间，欧洲不能接受。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欧洲人认为此说缺乏根据，“不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因为北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毫不相干。美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相联系，欧洲认为这是危险的做法，并警告美不要把反恐斗争引向“文明冲突”。美一味强调使用军事手段反恐，欧洲主张使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手段，强调要从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平，解决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和民族、宗教、领土纷争等问题上入手，从源头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欧洲还批评美国在巴以冲突中过于偏袒以色列，指出美激化热点冲突只能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
上面列举的各种分歧，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欧美战略目标的不同，是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大分歧：
一是建立“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美国作为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唯一超级大国，明目张胆地要求建立由它“领导”的“单极世界”，即“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欧洲多数国家主张建立一个多种力量并存，多种力量既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多极世界”，欧盟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一极应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坚持不懈地谋求扩大和深化联合，目的之一即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以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欧洲国家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美国“单极独霸”的目标一旦实现，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将被“边缘化”。希拉克总统曾经一再表明，法国“希望世界是多极的”，因为“任何一个团体如果只有一支主宰力量，往往是危险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指出：美国推行前所未有的“帝国”政策，“欧洲人虽然不得不承受，但不应屈服”，“欧洲没有必要成为美国警察的工具”。
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还是“多边合作”?这涉及国际行为准则，包括对国际法准则、国际条约义务以及联合国的态度。核心问题是如何以及由谁来管理这个世界。基于历史的渊源，欧美对民主、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制度有共同的信念和标准，但对如何实现这些共同价值意见不一。
美国的行动表明其立场是：美国利益至上，靠实力主宰世界事务，只遵守符合其利益和需要的国际条约，也不必顾及束缚其行动自由的盟国义务。即使是美国参与制订的国际游戏规则，一旦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也将予以置之不理，甚至可以任意加以破坏。美国一些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发表的言论亦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就说过，“需要通过美国化的国际主义重新考虑调整国际关系”，而五角大楼的决策人物沃尔福维茨更是露骨的宣称：“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相反。”美国“不会被盟国拖后腿，必要时将不与它们事先商量就采取行动”。亦是这个沃尔福维茨，1992年曾主持起草了得到时任国防部长切尼批准的美国《防务计划指导》(
Defence Planning Guidance)，其中就主张“摒弃联合国行动之类的集体主义”，必要时“通过挑选的联盟来采取行动”，并“准备好单独采取行动”。这正是对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作所为的生动写照。与此相对照，欧洲联合之父早在5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但它不是一种单纯靠军事力量的实力秩序，而是一种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律秩序。
欧洲人主张尊重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条约义务，认为战后确定的国际游戏则应当得到遵守，联合国在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应起“核心作用”。欧洲不少政治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欧盟主管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委员彭定康说，美国“喜欢单边行动是错误的”，“不管你多么强大，即使你是目前世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就办成一切事情。”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去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将不得不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并存下去，但这种形势并非会使其他国家及其政府愿意成为被美国利用的工具”。他还奉劝美国分析一下发生以下变化的原因，即“为什么‘9·11’后整个欧洲舆论普遍对美国表示的同情和声援会如此迅速而出乎意料地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三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挟，还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力求和平解决?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阻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其霸主地位。为此，它要保持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并推行“使用军事力量”和“输出美式民主”两手。在实践中，美国把武力看作是推行政策的主要手段，而联合国宣言中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则被视为是束缚其手脚的障碍。美国打伊的目的之一，是以武力开道，传播美式民主以塑造伊斯兰世界。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就此指出，欧美“分歧之一源自对法制与武力，国际合法性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法国认为“武力是为法制服务的工具，使用武力应由集体讨论决定。”施密特前总理也抨击美国说：“对伊拉克发动的预防性战争与清剿‘基地’组织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没有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而发动的，是对联合国宣言的践踏”。他还指出，即使发现在其他主权国家内有秘密的“基地”组织，而这个国家的政府没能有效地来清除他们，也不能不顾一切地采取军事手段来干涉这个国家，犹如德国不能为了打击自己国内的“红色军团”而去轰炸伦敦那样。
当然，这不是说法德等欧洲国家全盘否定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实际上它们曾鼓吹和发动过针对前南的科索沃战争，只是之后从武力干涉前南问题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强权不能缔造真正的和平。它们干涉前南的后果是：死了30万人，出现了100万难民，国际维和部队和国际重建和平计划花费了100亿马克，但那里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定。一旦国际维和部队撤出，那里的种族仇杀就会立即再起。因此，欧洲人认为，类似军事干涉前南问题的事情不应重演。不仅如此，欧洲国家还担心，美国愿借其超级军事技术到处打击破坏，留下的烂摊子却要欧洲盟国出兵出钱去收拾，欧洲人再也不能干这种傻事了。不久前施密特前总理就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他们不要指望所有的欧洲人会愿意参与美国先发制人的单边战争，然后用欧洲自己的军队和资金清除和重建被摧毁的房屋、桥梁和城市——如同我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所做的那样。欧洲人也不会愿意参与承担管理托管地的责任，因为这要随时听从美国的摆布。”
人们自然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欧美矛盾如此尖锐呢?回答是，这是国际形势和双方利益发生变化的产物。分水岭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以及欧盟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政治联盟和实行欧元统一货币。在这之后，欧美关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共同敌人消失。冷战时期，处于两大集团对抗前沿的西欧是美国同苏联争夺的战略依托，而西欧为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威胁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当时，西欧不能不逆来顺受地听从美国的摆布。冷战结束以后，俄的地位急剧衰落，政策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对西欧的依托需要和西欧靠美国安全保护的必要性均大大减弱以至消失，昔日那种使美欧谁也离不开谁的强有力的粘合剂日渐失去作用。
第二，欧盟独立自主意识增强。经济总量与美旗鼓相当，东欧十国入盟在即，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地位，使欧盟独立自主意识提高，向美要求平等地位的愿望相应增强。而美国对欧洲联合自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鼓励西欧联合以对付苏联，现在视欧盟进一步一体化为对美利益的挑战，因而对欧盟采取了既要利用，又要分化、离间的政策。与此同时，双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则相应突出。
第三，欧美实力悬殊。特别是拥有的军事手段差距很大，决定了双方对解决国际争端和管理世界的理念不同。美国实力超群，财大气粗，不仅热衷于使用武力和单干，而且认为军事力量落后的欧盟难以充当美国军事行动的搭档，同欧盟搞联合行动反倒成为牵制美国的累赘。而欧盟从其有限的实力出发，习惯于在多边框架内磋商协调，因而更倾向于推行“预防性外交”，注重通过外交手段预防冲突的发生。
第四，具体处境和利益不同。法、德等欧洲国家虽都支持反恐，也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感受没有美国那样强烈，对美国把恐怖主义描绘得草木皆兵不以为然。欧洲国家不赞同美国把反恐目标指向伊斯兰国家，因为欧洲国家同具有数亿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相邻，特别是有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后裔生活在它们的国度里，不能不担心美国的反恐做法导致同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引发伊斯兰教徒更加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从而危及欧洲的内部的稳定和安全。欧洲还醒悟到，美国一旦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和欧亚大陆接合部，也意味着从经济命脉上和地缘政治上控制了欧洲，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第五，欧俄相互靠拢。在新形势下，美、欧、俄三角关系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国家对俄虽仍有防范心理，也不希望俄恢复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但不认为俄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而在推动建立多极世界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欧俄有共同利益。欧洲欢迎俄谋求在经济上融入欧洲和谋求同欧盟合作的态度，看重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前景变好的投资场所以及可靠的能源供应。所有这些共同利益，都推动着欧俄相互接近。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俄从昔日欧美联合对付的潜在敌手变成了法、德联合对付美国的合作伙伴，正是由于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和互动使然。如果没有俄国的撑腰，法、德抗美的态度可能不会那么强硬和坚定。难怪普京把法、德、俄三国联手反对联合国授权美国打伊比作“建立多极世界的第一块砖”。从发展趋势看，如同美国为了打伊而拼凑临时的“自愿者联盟”一样，法、德、俄今后在特定的问题上组织“临时的联合”也是合乎逻辑的，三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开的头不会就此止步。
综合上面所述，欧美关系已发生了某种程度质的变化，不可能再回到冷战结束前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客观形势和双方利益发生了变化，政策理念上产生了原则分歧。这是应当首先肯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观察形势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还需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
(一)欧美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在安全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经济上相互渗透，利益交织，两极格局时期建立起来的多种联盟体系仍起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不可能改变，欧美不会分道扬镳。
(二)欧美力量对比还十分悬殊，不能低估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而欧盟内部在进一步一体化和对美态度上存在分歧，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尚属遥远，欧洲“软”和“散”的弱点非短期内所能克服，加上欧美仍有相当的协调妥协能力，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不会直线上升。
(三)俄的政策取向虽会向欧盟倾斜，但不会放弃同美保持合作，欧俄不可能结成固定的“联盟”；法、德等欧盟国家虽有抗衡美国之意，但囿于有限的实力，经不起同美国迎头相撞，常常需要寻求妥协；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虽难改变其霸道性，更不会放弃其全球称霸战略，但在遭到挫折后也会适当调整其对欧政策策略，缓解盟国的怨气。
总而言之，欧美矛盾发展，欧盟自主意识增强，欧俄联手抗美是国际局势中发生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在发展，是一个积极因素。但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为唯一超级大国，俄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难以改变其弱势地位，而欧洲这一大片尚难以拧成一股力量，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前景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仍将是缓慢而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