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孙中山在北京的政治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北京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先生一生曾三次到过北京。
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共商国事，并在北京湖广会馆参加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也是他在民国初年为巩固共和制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本文仅就孙中山第二次北京之行中有关的三个问题加以论述：
一
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8月第二次来北京。 此时北京政坛和全国政局极其复杂、动荡。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迫于国内外形势，为尽快推翻清廷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在1912年2月13 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并举荐袁世凯继任。1912年3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此举使中华民国得以在表面上完成统一。
孙中山接受举“袁”为大总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定。袁世凯上台之后，并未能迅速控制住全部局势。南方各省，各行其是，频频发出反袁之声；在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动辄质问诘责，驳回政府的议案；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维护《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的原则与袁世凯发生争执，最后被迫辞职。凡此种种使袁世凯出于稳定大局考虑，多次派人南下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用隆重的欢迎款待企图赢得孙中山的好感，虚以谦恭相从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其目的是想利用孙中山这位革命领袖的威望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此前，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但是从统一的大局出发，孙中山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巩固新生的共和制度，他力排众议，毅然北上与袁世凯会谈，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
孙袁会谈是孙中山北上的主要目的，在当时是国内外瞩目的大事。据参加会谈的梁士诒在其《梁燕荪先生年谱》中透露，会谈一般只有孙中山、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参加，所谈都是国家大事。可惜这些会谈内容均没有记录发表。而据现已搜集到的资料看，双方谈话至少有13次之多，谈话内容除南北统一这一重大问题外，还广泛涉及到经济、外交及当时政府组阁人选等诸多方面。在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的意见表面上未持异议，因此孙中山认为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也为袁世凯讲了不少好话，使袁世凯捞到了政治资本。
在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9月25日袁世凯通电宣布：“与孙、 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注：《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383页。）其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备各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注：转引自《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第103页。）
这八大政纲，虽不是孙、黄与袁世凯共同签署公布的，但孙、黄在京时，曾同袁共同讨论过应是事实，在袁发布后孙、黄未加否认可以说明。亦有书记载：9月1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设宴饯别孙中山， 并邀请黄兴作陪。宴毕，袁世凯将所拟政纲八条拿出，与孙中山、黄兴商榷。孙中山、黄兴阅后，未表异议。”（注：《孙中山全传》，第319页。 ）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政纲，从他返沪的讲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10月5日他出席上海国民党欢迎会发表演说，概述其北京之行， 说：“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拥护君主立宪，袁与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力作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盖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大丈夫作事，能相信即从之而行，故余推荐袁项城于国民，得参议院同意，举为临时总统，遂有统一之好结果，而民国入于安宁之域，得享莫大幸福。……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能入徵。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用新法。”他还号召“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注：《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4～485页。）
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这次会谈，历来就有不少争论和贬辞，即使在当时革命派中拥护孙中山的人也有感到困惑不解的。于右任在1912年9月13日至17 日发表于《民立报》上的《答某君书》中写道：“若袁氏者，国民去之不能去，用之不能用，其附属品，驱之不能尽驱，汰之不能尽汰，武力解决又不能，戟指漫骂之又不理，我岂无知觉，我岂无天良，忍作祸首，甘媚此曹。然中山入京，竟以十年总统相许，其弄袁氏乎，抑重袁氏乎！此其中大费研究，我敢断言，中山非确有所见，不敢如此冒昧，然则我觉对之态度相若何？”于右任一席话，活生生地描述了革命派对袁世凯去之不能，用之不能，无可奈何的状况，力量的优势明显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谁都没能提出什么有效地处理时局的方案，而孙中山这时则认为无论由谁来执政，都难有所作为，从政治下手，只会越搞越乱，应该努力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争取有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以利发展实业，充裕民生，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问题。因此，孙中山作出了争取袁世凯合作，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决策。他明确表示：“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注：《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5页。 ）在会谈中，袁世凯频频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力图因势利导，使事态向有利于巩固共和的方向发展，对袁世凯给予鼓励和支持也是情理中事。会谈结果，即如袁世凯所宣布的八大政纲那样，如果能够兑现，也不失其积极意义。但是，袁世凯是个老谋深算的奸诈之徒，像一切政治野心家一样，都擅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八大政纲不过一纸空文，用以欺世盗名而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革命党人对他的本质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乃至在亚洲都是史无前例的，他力求借鉴并仿效西方国家，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他在举荐袁世凯为大总统后，众多革命党人正在彷徨之时，打开了与袁世凯的会谈之门，这不能不说是大胆的策略应用。从孙中山主观上说，这是积极的。但是，孙中山对会谈所表示的：“总统不过公仆，当遵宪法，从舆论”，“凡经宣布政见之后，即无反悔之余地”等等，既反映了孙中山当时政治认识的状况，同时也表现出孙中山对袁世凯过于轻信，导致对政局发展估计错误。但这是需要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加以分析说明，而不能苛求的。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我想这样看待孙袁会谈这段历史方才较为中肯。
二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时间各种社团、政团蓬勃兴起，出现政党林立的局面。各派政治势力组织政党，目的是在共和政权中取得地位。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南北议和之后，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员，大力主张实行政党政治，与其他政党进行竞选，力图通过议会多数，建立“责任内阁”。在宋教仁积极活动下，1912年8月13日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 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政党，组建成国民党，并发表了《国民党宣言》。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与黄兴共同署名，给同盟会各支部发去电文，征求意见。之后，孙中山又于1912年8月25 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以1130票当选为国民党理事，后又被推选为理事长。同年9月15 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一起参加了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的国民党本部欢迎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宁，始能达政党之用意。国民因之希望政党者亦大。故为政党者，对于一般国民有许多义务，均应担当而尽心为之”（注：1912年9月21日上海《民立报》。）同年9月4 日孙中山还参加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的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孙中山对共和党领导人阐发了自己对政党政治的见解，指出：“现在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民国初立所发生之政党，一曰贵党，一曰国民党……吾愿两党诸君，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倘以公理为依归，将来必有发达之望，若不以公理为依归，虽人多势众，终必失败，此一定之公理也。”（注：1912年9月10日上海《民立报》。 ）继而孙中山向共和党人讲述了自己发展经济、实行民生主义的主张，他说：“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民国富强之基。尚望贵党诸君，赞成鄙意是幸。”（注： 1912年9月10日上海《民立报》。）从孙中山与共和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主导思想是想通过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经济，以巩固共和制度。
不久，孙中山为了能集中精力于铁路建设，将国民党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经过宋教仁的不懈努力，1912年2月4日北京参众两院选举揭晓，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得392席，占绝对优势。 宋教仁兴高采烈，到处发表演说，评论时政，畅谈自己的理想。国人也以为大局已定，势必由宋教仁出任总理，组成国民党内阁。袁世凯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严重威胁，因此对杨度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对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注：王涵：《试论宋教仁之死》，载《中国近代史百题》。）1913年3月20 日袁世凯指使特务刺杀了宋教仁，并诬指为国民党内讧宣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注：1913年5月14日上海《时报》。 ）在血的教训中，革命党人醒悟过来，孙中山与黄兴再举义旗，发动“二次革命”，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过残酷的军事镇压，实现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袁世凯以制造内乱为由解散了国民党。
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组建为国民党，目的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进民主政治，巩固共和制度。既然要联合，就要与联合的对象，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取得共识，必要时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妥协让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提出了五条政纲：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平和。这与从秘密团体公开后的同盟会政纲比较，取消了男女平权、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其革命色彩有所淡化，但国民党仍不失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改组后的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并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首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没有改变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派的领导地位。孙中山不仅支持宋教仁的改组活动，而且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发起人，同盟会改组的决策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共同决定的。1912年8月13日，孙、 黄二人联名致同盟会各支部的通电就证明了这一点。电文说：“各支部鉴：按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如下：一、定名国民党。一、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一、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一、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各条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意义，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变更名称者日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 532 、530、532～533、481、530、385页。）
为了澄清反对党的各报针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所进行的造谣离间，宋教仁还公开声明：“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拥戴”（注：《宋教仁集》，第420～421页。）。在国民党理事选举中，孙中山得票最多，其后依次为黄兴、宋教仁。从宋教仁的声明和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国民党仍以孙中山作为党的领袖和旗帜。以后一段时间孙中山虽然集中主要精力于铁路建设，委托宋教仁代理国民党理事长，但在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上并无矛盾，因为他认为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已实现，要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非合大多数人才，同负此责不可。故近已联合各党，并为一国民党。”他又说：“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进行。是同盟会即国民党。”（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党员拥护孙中山，而孙中山也把国民党作为他实行民生主义，完全实现三民主义，巩固共和制度的组织力量。
第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仍坚持民主政治的原则，其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方向没有改变。在1912年8月25 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发表的《国民党政见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单一国制；责任内阁制；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即立法权）；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各项主张。还指出这些主张“提纲挈领，略得其凡，苟本是意进行，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国民若赞成吾党所陈之政见，则宜拥护吾党，以期实行吾党所抱之主张，惟国民审择之焉。”（注：《中国国民党史》，第71～72页。）
建立政党政治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实行责任内阁制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时，在《临时约法》中作出的规定，是用以防范、制约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主要措施。袁世凯亦深明其要害，所以就政党内阁问题他早就向同盟会代表明确表态：“今日余之主义，则实不能赞成诸君之说，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注：《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见《政府公报》1912年6月26日。 ）而孙中山则针锋相对，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说：“国家之有政党，原以促政治之进行，故世界文明各国，无不有政党以维持之。”（注：《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0页。 ）他还说过：“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的心理。”1912年8 月13日公布的《国民党宣言》中提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群小分立”（注：《中国国民党史》，第69页。）。由此可见尽管孙中山想集中自己精力从事铁路建设和振兴实业，但并不排斥他积极支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是革命派为了维持共和制度，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同受到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进行竞争，以争取建立自己的政党内阁所要求的，它反映了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
第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党纲中虽将“民生主义”改为“采用民生政策”，但其解释几乎就是原来“民生主义”内容。民生主义作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奋斗目标，实质上并无改变。《国民党宣言》中说：“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注：《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391页。）不仅如此，此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 即把国民党政纲的第一条，实行平民政治，说成是：“实行民生主义的手段”（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宋教仁在1913 年解释党纲时，更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之党纲……第四，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注：《宋教仁集》，第447页。）
综上所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其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建立为共和立宪国之政治中心势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尔后在国会选举中，也确实收到了成效。作为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来看，国民党的成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同盟会和国民党都带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先天弱点，再加上成份复杂，组织涣散，因此后来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一击即溃，立时陷于四分五裂。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革命的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三
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孙中山的伟大理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革命的胜利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也使孙中山经济建设的理想有了实践的可能。孙中山在回国后，便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并以此视为巩固国本的重大任务。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把“图谋民生幸福”视为己任。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 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余虽已辞卸临时大总统之职，然余非从此停止革命之工作。盖余辞职后，尚有在之事以待余注意者。”“数年前，余等若干人集会日本，成立革命团体，决定三大原则。一曰：中华民国自主（即不受外族之统治），二曰：政府受人民之支配，三曰：国家财富受人民之支配。现在满清政府既倒，则此三者中之二大原则，已获有相当之成功，然尚有待吾人的努力者，则有社会革命之一大事焉。”（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 532 ～533、481、530、385页。）
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建设。所以孙中山8月24日到达北京后与袁世凯会谈， 开宗明义便表明：“我的志愿是愈急速愈好，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开始建筑我所计划的中国铁路统系。我们有了铁路统系发达于全国，就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开辟工商业的道路。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了。”（注：《孙中山与北京》，第27页。）孙中山以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民国建立之始就提出了要变农业中国为工业中国的伟大目标，这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方才兴起，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呼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辛亥革命起义甫得成功，他在返国途中即致电民国军政府：“此后社会当以工商业为重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注：《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6页。）1912年4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说中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孙中山认为共和制度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中国的经济建设将蓬勃兴起。
经济建设从何入手，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要致富先从修建铁路入手。孙中山对此反复充分地进行阐述，1912年8月29 日孙中山在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上致词中说：“今日中国既贫且弱，竭克臻此，故欲自立于地球上，莫如富强。富强之道，莫如扩张实行交通政策。世人皆知农、工、商、矿为富国之要图，不知无交通机关以运输之，则着着皆失败。……人情喜便宜，断不能舍贱而买贵，则交通不便，实业必不能发达，可以断然。……故今日欲谋富之策， 非扩充铁路不可。 ”（注：1912年9月6、7日上海《时报》。 ）孙中山把修建铁路作为全面发展实业的纽带，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注：《在上海与民主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3页。 ）故今日欲富国，必以此始，”（注：《孙中山与北京》，第72页。）同时，孙中山还把修筑铁路作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措施，他说：“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以百万兵敌三十万，加以主客异数，蔑不胜矣。故鄙人以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注：《孙中山与北京》，第72页。）于是，孙中山面向全国制定一个宏伟的铁路建设计划，他既注重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更考虑到落后地区的开发，同时也注意到国防建设的需要。他将国民党理事长的工作委托宋教仁代理，自己则受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集中力量努力去抓铁路建设。他认为：“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注：《孙中山与北京》，第96页。）
孙中山为中国经济建设勾画了一幅令人鼓舞的蓝图，其巨额资金又如何解决呢？在北上行前他就说：“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矣。”（注：《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0页。）孙中山抵京与袁世凯会谈中， “袁颇虑筹筑铁路款巨无着。孙则谓：‘此系生产的事业，但能得外人信用，而不丧失权利，有此条件尽可输入外资。且此外筹款方式甚多，断不能因噎废食。’”（注：《孙中山与北京》，第93页。）孙中山尖锐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墨守旧惯，国政腐败，已达极点。”（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4页。）“非改变从前之闭关主义不可。”（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孙中山还历数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 ”（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 481 、530、385页。）孙中山纵观世界全局，指出任何国家从事经济建设都必须对外开放，他说：“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 494 、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
孙中山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面开放的思想，他针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仅缺乏资金，而且缺少技术和管理人才，提出：“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才得到的“今日结果”，赶上和超过列强。“彼时我中华民国在地球上，不特要在列强中占一席，驾乎列强之上，亦意中事。”（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
孙中山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又拟定了利用外资的具体办法：“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期限，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孙中山认为“三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因此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若批办则可收三事之利。”（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 532～533、481、530、385页。）
孙中山提出对外开放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前提的，他强调指出“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532～533、481、530、385页。）在讲到利用外资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固不得不借外债，惟各国资本家不应要求监督财政权。”（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5、472、472、327、322、494、448、532、530、 532 ～533、481、530、385页。）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但绝不能丧失主权，孙中山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孙中山在民初莅京前后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思想，尔后又在《建国方略》中进一步加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主张、修筑铁路计划和经济建设思想虽然都未能实现，但是在80年前他就能够有如此的远见和构想，不能不令人深深敬佩。孙中山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74页。）。他的伟大理想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正以崭新的内容逐步得以实现。
标签：孙中山论文; 宋教仁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袁世凯论文; 民国论文; 民立报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