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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3-0017-07
文学史家称宋初、宋季诗坛有“晚唐体”，此说始自宋末元初，后世递相延用。然究其由来与所指，及其体格风貌等，却颇多含糊之处。本文先厘清“晚唐”、“晚唐诗”、“晚唐体”诸说之来历；进而评述宋诗“晚唐体”之风貌；附论后世文学史家对“晚唐体”之批评。
一、北宋人所谓“晚唐”、“晚唐诗”
宋初虽有一些诗人学晚唐贾岛等人诗，但与学白居易诗而有“白体”之名、学李商隐诗而有“西昆体”之名不同，当时学贾岛诗者并无循体尊派之说。北宋人谈及“晚唐”，首先是指一个历史时段。如宋祁《宋府君墓志铭》：“余四世祖在晚唐时……”[1]。
从诗学意义上明确论述“唐之晚年诗”或“晚唐”诗，始于欧阳修、苏轼。从现存文献看，最早论及“唐之晚年诗”的人是欧阳修，《六一诗话》[2](p9)第11条：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义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周朴是唐末人[3]。欧阳修所论“唐之晚年诗人”不止于此。就“务以精义相高”、“构思极艰”、“极其雕琢”等诗性而论，欧阳修更多谈到的是孟郊、贾岛、姚合，并将雕琢锻炼苦吟的诗风与诗人之穷苦际遇并论。如《郊岛诗穷》[4](p1050)云：
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篆穷苦之言以自喜。
欧阳修类似的话还有几条（注：如《书梅圣俞稿后》（欧阳修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p531）、《六一诗话》第10、18条等。），他的许多诗学观点与梅尧臣有关。梅对孟、贾清苦诗风很熟悉，并与欧唱和作过一些仿孟、贾体的诗。《六一诗话》第12条载梅对欧谈诗：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以下引文略）
这番话中例举的诗人贾岛、姚合、严维、温庭筠，都是唐中叶以后，即宋人所谓“唐之晚年诗人”；所举“意新语工”的诗，都是清苦生活的写照，是苦吟锻炼的成果。梅、欧或许无意为唐诗分期，但他们所论“意新语工”之诗及诗人，无疑影响了后人对晚唐苦吟诗风的认识。
最先使用“晚唐”一词评论诗歌的人是苏轼，他也是北宋最早将宋人之诗与晚唐诗进行比较的人。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载东坡《书荆公暮年诗》云：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5](p2554)
何谓“晚唐气味”？苏轼没有解释。他使用“晚唐”概念仅此一例。不过他在《读孟郊诗二首》中说孟郊诗“苦”、“寒”、“清”、“愁”[6](p134)，与梅、欧对“唐之晚年诗”的看法有相同之处。此外，我们还须借助与苏轼同时或稍后的人对荆公“暮年诗”的评论来理解苏轼所谓“晚唐气味”。
黄庭坚评《跋王荆公禅简》云：“暮年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7]。陈师道《后山诗话》[8]云：“荆公……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8](p304)。“然格高而体下……失于巧尔”[8](p306)。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8](p406)。蔡居厚《蔡宽夫诗话》第44条：“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9]。
上述诸人中，黄庭坚、陈师道与苏轼交往密切，艺术上多有切磋；叶梦得《石林诗话》“推尊苏、黄不遗余力”[10](p33)。蔡宽夫亦多次论及王安石和苏轼。从他们与苏轼的关系，或可推知他们对王安石晚年诗的评论，与苏轼所言“晚唐风气”应有所吻合。而苏轼所指“晚唐风气”，与欧阳修所论“唐之晚年诗”所说的精雕苦吟近似。苏轼也像欧阳修一样，多次谈到孟、贾二人“穷苦”的际遇和苦吟的风格，甚至发挥欧阳修“郊岛诗穷”之说，提出对后世更具影响力的“郊寒岛瘦”[11]之论。
欧、苏两位前后相继的文坛宗主都以孟、贾为“晚唐”精雕苦吟诗风的代表，他们对这种诗风的态度褒贬参半。稍后的黄庭坚，则更多贬意了，《与赵伯充帖》云：“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12]
北宋末年的诗评家吴可、蔡居厚，对晚唐诗的评论颇似黄庭坚。《藏海诗话》云：“老杜句语稳顺而奇特。至唐末人，虽稳顺而奇特处甚少，盖有衰陋之气。……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13](p330)。《蔡宽夫诗话》第46条：“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顺以用之。……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注：郭绍虞《宋诗话考》认为“《诗话》《诗史》均出蔡居厚撰”。以下引文俱见《宋诗话辑佚》。）。又第64条：“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又《诗史》第13条：“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又第22条：“晚唐诗句尚对切，然气韵甚卑”。
蔡氏的批评比较严厉，既批评贾岛，又批评“宗贾岛辈”者，把“贾岛格”的外延拉长了。
由以上梳理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的态度大抵有三变：北宋初期学习之；欧、苏时期对其精雕苦吟之风臧否参半；黄庭坚之后则严厉批评，并从技巧批评扩大到文气批评。
二、南宋以后的“晚唐诗”、“晚唐体”
在南宋诗坛，“晚唐诗”成了重要话题，其内涵也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陆游和杨万里对“晚唐诗”一抑一扬，最有代表性。
陆游对晚唐诗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跋花间集》云：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14](p2278)
大中是唐宣宗(847～859)年号，其时贾岛、姚合皆已作古。陆游用“浅薄”一词概括晚唐诗歌，贬斥之意甚明。陆游厚李、杜而薄晚唐之意常见于诗文，如《记梦》[15](p442)诗先盛赞李、杜，然后说晚唐诗人“眼暗头白真徒劳”，即苦吟而无所成就。在《宋督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诗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史观，论及晚唐云：
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15](p1839)
不仅认为晚唐诗乏善可陈，而且痛感“此风近复炽”，对于晚唐诗风在南宋复兴也非常不满。其《追感往事》[15](p1135)五首之四亦言此意。陆游也曾批评孟郊贾岛的愁苦之声，如《秋晓闻禽声五韵》：“世事虽万端，但可笑绝缨。君看郊与岛，徒自残其生”[15](p1518)。这是讥讽郊、岛不能通达世事，徒以愁苦自扰。这就从欧、苏以艺术批评为主，转为以文化批评为主了。
杨万里与陆游同时且齐名，但对晚唐诗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声明自己既学王安石晚年绝句，又学晚唐人的七绝，因为二者“差近之”。《诚斋荆溪诗序》云：“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注：四库本《诚斋集》（卷81）。相同的意思还可见同书卷8《读唐人及半山诗》、卷35《答徐子才谈绝句》、卷84《颐庵诗集序》、卷115《诗话》等。）。杨万里多次对晚唐诗予以肯定。如《黄御史集序》云：“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后无及焉”（注：《诚斋集》（卷30）。其它可参卷83《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卷27《读笠泽丛书》、卷30《跋吴箕秀才诗卷》、卷80《似剡老人正论序》、卷84《三近斋余录序》等。）。
杨万里所说的“晚唐诗”，具有风格、体派、诗法等比较丰富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晚唐诸子”，不再有孟郊了。这一点与欧、苏、陆不同。
杨万里学晚唐诗，为晚唐诗正名分，争地位，在当时并不孤立。“永嘉四灵”年龄比杨小三、四十岁，但在杨开始学晚唐诗的时候，“四灵”也在专力学晚唐诗。永嘉学派的领袖叶适对“四灵”学“唐诗”大力称许，使他们声誉大增而“唐诗”盛行。比他们略晚的南宋人王绰在《薛瓜庐墓志铭》[16]中列举了以“四灵”为首的“永嘉之作唐诗者”十八人，可见一时风气。不过叶适和“四灵”都没有使用“晚唐”一词，而是称“唐诗”。
那么，当时和稍后的评论者何以断定“四灵”学的是“晚唐诗”呢？“四灵”的诗风乃至生活状况都颇似贾岛、姚合，这固然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四灵”自己的说法。他们一起切磋诗艺，崇尚贾岛式的苦吟，徐照《宿翁卷书斋》诗说“君爱苦吟吾喜听”[17]。赵师秀在《徐灵晖挽词》中称徐照“名与浪仙俱”，《衷山民》诗说徐照“君诗如贾岛”[18]。赵师秀还编选过《二妙集》，选贾岛诗81首，姚合诗121首（注：据方回《瀛奎律髓》（卷24）贾、姚诗批语。）。可知他们反复指称的“唐人”，主要是贾岛和姚合。
最先指称“四灵”学“晚唐”的人是戴复古。其《哭赵紫芝》（赵去世于1219年）诗云：“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19]。
稍后，严羽提出了“晚唐体”这个诗学概念。《沧浪诗话·诗体》（约成书于1232-1233年）云：“以时而论，则有……晚唐体……以人而论，则有……贾浪仙体。”
又《诗辨》言及“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诗：“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
与严羽大体同时的俞文豹，则明确地用“晚唐体”这个概念来评述南宋后期诗坛，其《吹剑录》云：“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20](p8831)。又《吹剑三录》云：“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体；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20](p8836)。
稍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云：“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又稍后陈著《本堂集》卷三八《史景正诗集序》：“今之天下皆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与俞、严同时的另一位大批评家刘克庄，则又将“晚唐”概念引入北宋前期诗坛，其《江西诗派总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20](p8570)。
元初文学史家方回首唱宋初“三体”之论，“晚唐体”遂成为宋初诗坛一种风格类型的代称了。其《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又评晁端友《甘露寺》云：“人或尚晚唐诗，则盛唐且不取，亦不取宋。殊不知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又评黄庭坚《咏雪奉承广平公》云：“元祐人诗既不为杨、刘昆体，亦不为九僧晚唐体，又不为白乐天体”（注：以上三条引文分见四库本《桐江续集》卷32、卷1、卷21。）。
检点两宋人的“晚唐”观，可知经历了一个从不太明晰而终归一致的过程。到宋末元初之际，“晚唐体”之说形成了一体三义的诗学概念。就体派风格而言，主要指乡野或方外文士精雕苦吟，描摹自然物象，抒写隐逸生活，寄托清苦闲适意趣的诗。就时代和作家而言，北宋人以“郊岛诗穷”或“郊寒岛瘦”为“唐之晚年诗”；南宋人以贾岛、姚合为“晚唐”；宋末元初人又称宋初僧隐一族、宋季“四灵”一脉为“晚唐体”。
三、宋诗“晚唐体”之风貌
方回所列宋初“晚唐体”诗人，其创作活动多在太宗朝。这些诗人不像“白体”诗人那么显贵，也不像“西昆体”诗人多属文化官员，他们多是僧、隐之士或仕途潦倒者，作诗崇尚贾岛、姚合，尚苦吟，喜为五律，善用白描，讲究锻炼推敲字句，但少用典故，多写清新自然的乡野景物，清苦幽静的隐逸生活，清高优雅的世外情怀。以下依方回所列分别检讨。
寇准是“晚唐体”诗人中的“另类”。他是这类诗人中唯一的高官，因有社会声望和交游之便，遂成为乡野文士们诗歌唱酬的“盟主”。潘阆、魏野、林逋、九僧等在野名士都先后成为他的诗友，并常常以他为纽带进行诗歌唱和。由于生平阅历复杂，寇准作诗其实不只是“晚唐体”。作为力主太宗御驾征辽的宰相，其诗有“赴义忘白刃，奋节凌秋霜”（《述怀》）（注：本节引宋诗未注出处者，皆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的豪气，作为总理国家事务的宰相，他有“终期直道扶元化”（《春日抒怀》）的理想和“有时扼腕生忧端”（《感兴》）的使命感，而当仕途困厄之际，他的诗便有晚唐清苦之声了：
万事不关虑，孤吟役此生，风骚中旨趣，山水里心情。（《书怀寄韦山人》）
从中约略可见他学习晚唐乡野诗人，淡泊世虑，孤芳自赏，寄情山水，刻苦吟咏的情形。今存《寇忠愍公诗集》三卷，多为此类。
“九僧”是宋初九位诗僧之总称，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有载。现存《九僧诗集》[21]有陈充景德元年所作之序。九僧不是终日参禅打坐的信持者，而是行走的诗人。他们所居非一寺，却常常交游往来，结社吟诗，“分题秋阁迥，对坐夜堂寒”（文兆《寄行肇上人》）。“几为分题客，殷勤扫石床”（希昼《书惠崇师房》）。这是他们的自述。胡应麟《诗薮》论九僧诗云：
其诗律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倍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佳句甚多。……第自五言律外，诸体一无可观，而五言绝句亦绝不能出草木虫鱼之外。[22](p303)
九僧诗以描摹自然物象为主，《六一诗话》第9条载：
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诗僧皆搁笔。
潘阆在后人印象中是游士，其实他曾得太宗召见，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真宗朝隐逸江湖，四处游历，后寓居钱塘。他与寇准是诗友，有共同的诗美趣味，《谢寇员外准见示诗卷》云：
一轴新诗意转深，几回看了又重寻。最怜积水浮秋汉，闲望沧溟尽日呤（自注：君有“积水浮秋汉，残阳照远目”之句）。
他作诗推崇贾岛，《忆贾阆仙》诗赞美贾岛并隐约有续其遗编之意：“风雅道何玄，高吟忆阆仙。……不知天地内，谁为续遗编”。他作诗尚苦吟，“一卷诗成二十年，昼曾忘食夜忘眠”（《书诗卷末》），颇类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趣。王禹偁《潘阆咏潮图赞》云：
清气未尽，奇人继生，处士潘阆得之矣。处士《自序吟》诗云：“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又《贫居》诗曰：“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又《峡中闻猿》诗云：“何须三叫绝，已恨一声多”。又《哭高舍人畅》诗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碑”。又《寄张咏》诗云：“莫嗟黑鬓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又《临江亭》诗云：“醉卧岂能防燕雀，狂吟争不动鱼龙”。寒苦清奇，多此类也。然趣尚自远，交游不群，松无俗姿，鹤有仙格。[23]
赵湘是太宗朝颇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这位江南寒士生活清苦，为人清高，作诗清美。他对诗有崇高的看法，《南阳集》（四库本）卷四《王彖支使甬上诗集序》：
诗者，文之精气，古圣人持之摄天下邪心，非细故也。由是天惜其气，不与常人，虽在圣门中犹有偏者。故文人未必皆诗。……近代为诗者甚众，其章句为君子或鲜矣。或问之何为君子耶？曰：温而正，峭而容，淡而味，贞而润，美而不淫，刺而不怒，非君子乎！
把诗和诗人的地位提高到文学的顶层，这在今人看来是偏颇之见，但在古代却是正常之论，反映了古人以诗为主流文学之首的观念。赵湘作诗务求清美工巧，喜为五律，多写山水清境和清人雅怀，确有类贾岛诗之处。如：
春禽鸣别树，夜雨入空城。望远魂堪断，思闲梦亦清。（《寄杨坦明府》）
宿禽无别语，病马立闲蹄。夜坐闻清唱，何人钓月溪。（《赠潜溪李明府》）
时人颇重其诗之清美，欧阳修云：“其诗清淑粹美”；吴俦云：“其诗清澄蠲洁，淡雅夷旷”；蔡戡称其继承祖德，“清芬不坠”（注：以上皆见四库本《南阳集·后跋》。）；文同《试秘书省校书郎赵君墓志铭》云：“善吟诗，其语清深险峭，不类近世作者”[24]。
魏野早年诗学白体，后来和寇准交往密切，转学晚唐。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说他“效白乐天体”，就是指其早期诗。《宋史·隐逸传》云：“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四库提要》云：“野在宋初，其诗尚仍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故究无龌龊凡鄙之气”。魏野诗近僧隐，崇尚自然。《寓兴七首》云：“天地无他功，其妙在自然”。自然有何妙处呢？妙在自由和真实。《疑山石泉并序》云：“至清无隐物……虽浅亦兢兢”。“至清无隐”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魏野终生隐居不仕，为人则就自然以求自由，为诗则就自然以求清真。故能于晚唐贾岛辈清苦诗风中觅得审美共鸣。
“梅妻鹤子”的林逋也是一位自然主义者，长期隐居西湖孤山。他论诗所重，唯在自然。《赠张绘秘教九题》[25]是他的一组论诗诗，以前无人注意。其中提出“风月骚人业”的自然诗学观，主张以“清心”写隐居之“幽事”，写自然之形神；艺术上强调“巧思出樊笼”。这是隐逸诗人通常所持的诗歌理念，与晚唐诗人正相契合。然而他在“晚唐体”诗人中亦有特色，他的诗显得更为清高，而不是清苦；他没有九僧诗的“蔬笋气”，而“梅香”浓郁。他的咏梅诗颇负盛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不仅是他诗的标志，而且是他精神的写照。“晚唐体”以五律为主，他的诗七言亦佳。
随着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次第出场，“晚唐体”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南宋中后期“晚唐体”复兴，代表诗人是“永嘉四灵”。之前的大诗人杨万里虽然学过晚唐诗，但后来自立规模，倡导“活法”，自成“诚斋体”，与“晚唐体”有别。“诚斋体”和“四灵体”都是对“江西诗派”的反拨。而“四灵体”实为“晚唐体”。
“四灵”针对江西诗派的“资书以为诗”，倡导“捐书以为诗”。他们多以乡隐为生，作诗以贾岛、姚合为榜样，崇尚苦吟，“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枯健犹如贾岛诗”（徐玑《梅》）。他们的诗的确作得精致小巧，诸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之类。他们以世外人自居，“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唯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赵师秀语）[26](p562)。
除“四灵”外，永嘉地区学“晚唐体”的诗人还有一些，如韓淲《涧泉集》卷十六有标题为《晚唐体》的七绝一首：“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释文
《潜山集》卷九有题为《咏梅戏效晚唐体》五律一首：“古今人共爱，不独是林逋。树老枝方怪，花开时已无。月中香冷淡，雪后意清孤。长忆山房外，临溪有一株”。皆以清苦之词写隐逸之趣。
当时在北方的金朝，也有人学习“晚唐体”。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卷四收刘左司昂诗十一首，序云：“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作诗得晚唐体”。
附论：对当代文学史家“晚唐”观的一点异议
当代文学史家谈及“晚唐体”，无论指晚唐之郊、岛，还是宋初之僧隐，还是宋季之“四灵”，多以贬抑为主，讥其境界狭小，清苦寒瘦，刻意雕琢，缺少深广的社会情怀和宏大的精神境界，总在山林寺庙中欣赏着斜阳寒水，自命清高，自甘清苦。
这种文学史观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存在的社会关怀过盛而生命关怀欠缺的倾向有关。进而上溯中国数千年传统的诗教文化，也存在着宏扬君国、社会、百姓，而抵抑个性、漠视个体生命之精神家园的倾向。
当代人对“晚唐体”的批评源于宋人，但宋代批评家对“晚唐体”精雕细刻的创作态度和清高优雅的生命态度不乏赞许，欧阳修、梅尧臣、苏轼、杨万里、叶适等人都肯定“晚唐体”诗人严谨的艺术追求和精妙的艺术技巧。然而当代文学史家只是片面地赞同严羽、俞文豹、方回等人的严厉批评，进而形成对“晚唐体”的贬抑倾向。其中折射出特定时期庸俗社会学泛滥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变形的时代特色。
“晚唐体”诗以咏叹生命为主，而不是以社会关怀为主。其中蕴含的生命关怀、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都是人类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内涵。人类的生命形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自然应该是多元的。古代文人隐居乡野，洁身守志，自得其乐，这是连历代帝王都认可的。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要抒写乡野的安宁清静和疏远仕宦的自由意趣。这有利于人类精神生活之健康和健全。“晚唐体”诗的主要价值在艺术而不在教化。他们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成果，确能给人以艺术美感。
文学中的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都有其重要价值，并无道德的、艺术的、功利的高下之分。文学史家不应该用“统一”的意识形态去评判多元的、丰富多采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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