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课程改革的文化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程改革论文,体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课程是文化的“精华浓缩版”，它不仅是文化继承与延续的重要媒介之一，而且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学化了的文化。体育课程则不仅是对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体育文化的反映，而且还担负着体育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的责任。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经济、教育、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的体育课程更多反映的是西方体育文化，学习的是西方体育项目、西方的体育思想、西方的健身原理，乃至西方的体育生活方式；至于我们自己的体育文化传统，往往是以“补丁”的形式出现。从1903年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的我国制度化的学校体育诞生起，在我国体育课程中居于主流或主导的是西方体育文化，无论是“仿日”、“学美”还是“鉴苏”，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仅是在内容或方法层面上进行补充，如将武术作为教学内容来达到西方体育价值框架中的课程目标。历次的体育课程标准或体育教学大纲在思想上无不张扬或体现着西方体育的价值目标，在思考和解决体育课程问题时，人们更乐于求助西方体育文化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嘴里宣扬着“体现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特色”，但若问他们是什么特色和怎样弘扬时却又不知其所以然。这种状况不容乐观，如果一个国家学校教育中的体育课程失去了民族的体育文化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就有可能中断或丢失，而失去民族传统的体育课程必然成为无本之木，难以适应学校体育的实际需要。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体育课程从文化传导的角度来看就变成了传播西方体育精神的一种廉价载体。在此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体育课程建设中的体育文化抉择及传统体育文化的应有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和合”与“争分”：中西体育文化的特质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这浩瀚的巨流之中，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就是“和”与“合”二字。“和”字包括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祥等多种涵义，具体表现为传统体育被限定为一种娱乐和技艺性的表演，抑制人的求胜和争强的竞争心理，重视体育活动中的自身、他人、活动本身、外界自然等因素之间的和谐，强调体育对于身心的愉悦性、审美性、娱乐性。“合”即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把每个人的身心、每一动物、每一植物，都看作一个整体。其具体表现在“天人合一”和“神形合一”的整体性体育观之上。所谓“天人合一”，是将作为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的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体育内容与方法也遵循自然生命运动与成长的法则，如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特色，并生动地体现于中国传统的仿生运动形式中，如五禽戏、大雁功、鹤翔功、形意拳，而太极拳、八卦掌则是在更抽象层次里的合自然生命之道的运动形式[1]。所谓“神形合一”，就是将作为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的神（精神）与形（躯体）视作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兼顾、内外兼修，体育的指导思想重视由外向内的外炼和由内向外的内养有机统一。这种“和”与“合”的深刻内涵，是我们东方体育文化固有的特质。
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刚好与中华体育文化相反，在于“争”和“分”二字。“争”是指西方体育强调突出个人，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超越的思想本质。而强调突出个人的一枝独秀，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争斗，流传至今的奥运会便是见证之一；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争斗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在西方盛行的冒险、登山、冲浪、飘流等体育活动是其生动写照。所谓“分”，是指西方体育的“还原”方法论。西方体育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他们企图以“分析”、“分解”、“实验”的方式去揭示体育的规律，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途径不断深入观察和分析，按照人体解剖学、力学和生理学的理论去构建和规范形体动作和运动方法，利用具有针对性的肢体外部运动刺激人的有机体，通过“超量恢复”产生“适应性反应”，使得人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机体能力得到最大发展，以充分展示人体生命运动的能力，从而也形成了导致西方体育运动具有规则明确、尺度客观、评价准确的特点。这种体育重视人体的外部运动，而不注重人体内部运动与外部运动的协调统一和生命功能的整体优化，其健身原则在于“分而治之”。例如，将健身练习按其与人体解剖结构的关系分为上下肢、躯干、腹背，按身体素质分为耐力、速度、力量、灵敏、协调，按能量供应特点分为有氧、无氧，等等[2]。西方体育的“争”的特质发展到现在开始面临着竞技运动异化的危机，如过度的竞争性导致的兴奋剂事件、球场暴力事件，等等。而“分”的特质则表现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虽然西方体育也会提出智、德、美的全面综合目标，但细究可见，其目标观中社会价值明显地高于人的生命之体本身的价值，其“体”、“心”或与人的“精神世界”是分离的，特别是在竞技体育中，其综合目标的追求有时候甚至可能会以损伤或牺牲自然生命之体的健康为代价。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和”与“合”的特质同西方体育文化中的“争”与“分”的特质刚好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能流传下来，说明它们都有各自的生命力。无论西方体育文化还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体育，它们都是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都在追求生命本性的完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这就像传统的中医和西医在防病治病的原理上，中医语言和西医语言由于体系的不同，具有逻辑的不可通约性，但因为它们表述和指向的是同一个客观对象，即同一种人体的同一种疾病，因而两种治疗方式是殊途同归，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
2 传统体育价值的现代审视
清晰了中西体育文化的特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体育课程中的价值便赫然明朗。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体育文化中的瑰宝。从整体上说，中西两种不同“质”的体育文化各有所长，又各有自身的缺点。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一点长处也没有，或者对我们的长处毫无认识，我们就只能去模仿。在明确中国传统体育的“特质”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以往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进行一些梳理，进而辨析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价值。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我们存在许多认识上的偏差。首先，我们不能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理解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因为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就是一种具有个性的独立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传统体育是哲学体育，其实质是对宇宙的把握；西方体育则是一种物理体育，其实质是对生命的把握。这一观点从整体上揭示了我国传统体育所具有的特性。既然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规定性的差异，我们就必须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中国的传统体育，否则就无法发现传统体育的价值所在。试想我们若在“争”、“分”的衡量标准及其内在逻辑定势之下必然会割断和架空我们对“和”、“合”的充分认知。这就好比西方制作西装的时装师按“西服思维”就无法认识和认可中国“长袍”和“马褂”的价值一样。其次，不能以两个极端的态度对待传统体育，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否定。文化的继承必须经过选择、批判、改造和完善的完整程序。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包袱”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完全抛弃，或是像博物馆进行文物收藏一样不加改造地完全背负，而是应该打开这一“包袱”，并通过仔细研究最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现实所用。再次，传统体育是与时俱进的。一论及传统体育，很多人认为那是几百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属于历史的陈迹。殊不知传统体育也是随时代发展的，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思想和内容，不懈地进行着自我改造和完善。我们不能望文生义，用现代价值标准去评判某传统体育项目，因为此“传统体育”非彼“传统体育”，例如武术，虽然以表演性的武术套路为其主流形态，但很多武术专家已在其基础上注入了双人对抗性的散打内容，故现代武术实际上是集实用性和观赏性、竞技性和技艺性于一体的现代运动项目，相比“传统”意义上武术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后，中国的传统体育也强调竞争性和外炼。在过去的东西体育文化研究中，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比较轻视竞争性和缺乏外炼。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体育的曲解。如果就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体育与脱胎于海洋文明的西方体育对这两者的重视程度而言，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就缺乏竞争性和外炼。就竞争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所强调的是有限度的竞争，反对“极限的”、“损伤身体的”、“非道德的”过度竞争。《周易·乾·象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所具有的进取心和奋斗传统已鲜明体现。在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以前，中国在唐代的“武举制”是世界上体系最完善、也是最富有公平性质的竞争体系。而且据史考，在古代体育如蹴鞠、马球、龙舟这样的活动中的竞赛异常激烈。例如，在唐代的马球比赛中，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的事件可谓史不绝缕，其对抗性与激烈程度较之古希腊罗马最危险的马车比赛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外炼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始终坚持锻炼的整体观：“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所强调的是有节制的外炼，而且必须与“心”紧密联系，而且在古代体育如举鼎、角力、摔跤等活动中，肌肉力量的练习甚至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夕阳文化”，而是生机不竭的“朝阳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东西方体育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在“合流”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因为中国传统体育“和”与“合”的特质具有无所不包的融合性与无所不至的渗透性，它促成了中西体育文化的有机互补。中国传统体育并非只是封闭的、保守的“茧式”文化，它的主导方向是开放的，能不断吸收各种不同的外来体育文化思想，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同时又不把自己已有的文化思想绝对化，而不断建构新的理论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精神在化解、协调西方体育所异化出的赛场暴力、兴奋剂贿赂裁判等同题和危机时所发挥出的独特的巨大魅力。
3 体育课程改革中的体育文化抉择
中国体育课程的文化抉择必须基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建构在一个由中国特定的体育文化决定的逻辑范畴内。人才培养模式的借鉴不同于“流水线”和“科学技术”的引进，能即时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和产生可重复性的效应，如果缺乏对体育课程深层结构的深入研究，即对体育课程背后体育文化“质”的准确把握，就无法对国外的先进课程实施有效借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企图通过完全准确无误地把别国的课程模式介绍进来并取得该模式在其本土所取得的效应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从某个语境转入另一个语境中时，必然会因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要产生取舍、误译、误读或误解，变化在所难免，而西方体育课程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这“变化”中失落了；另一方面，外国课程理论作为研究外国的实践的某种结果未必适合中国，如果不研究中国的实际就试图凌驾或指令中国的实际，结果便会产生一种“排斥”异物现象。那么，不同体育文化逻辑范畴的体育课程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可以用我国的语言方式概括为“和而不同”[3]。这里所说的“和”与“同”，实质上是指的两种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就是说，究竟怎样看待事物的相同的一面、怎样达到事物之间的一致呢？如果承认事物所包含的特殊性、多样性，并通过差别、对立而达到一致，这就是“和”，而如果认为只认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并抹煞差别、对立而强求一致，那就是“同”。前者表现事物的活力，后者表现事物的衰微，前者促进事物的发展，后者窒息事物的生机。“和而不同”是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谐”、“融合”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反而会使事物衰败。
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较，在追求和表达体育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论方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优越性所在就是其蕴含的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模式。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人体看作一个系统。“和”、“合”的内涵不仅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体，而且包括人自身发展的和谐和全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气功科学研究座谈会上指出：“人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利用人体固有的东西，把它调顺了，产生人体的这个系统的功能状态，这种状态是有利于健康的，是能够抵抗疾病的”[4]。在这一“将人体看作一个系统”的整体思维模式上，传统体育与传统中医是一脉相承的。从体育课程目的论的角度看，传统体育的这一“系统”思维取向相比西方体育的“分而治之”更具先进性。体育课程应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既要重视锻炼学生的身体，增强学生的体质，又要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能力，还要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体育文化素养。课程内容应使学生广泛了解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丰富知识，全面理解体育的健身原理与方法、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以及体育的价值，实现个体知识、能力、态度及情感的和谐发展。第二，将体育课程看作一个系统。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课程各参与人员如专家、教师、学生、教育管理部门、社会人士、家长等的全面互动，课程文本（包括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教材）的试验开发、试行、反馈、修订等一系列严格程序，以及大量的财力、物力的投入和分配，等等。就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而言，它决不仅仅是一次课程文本的更新和修订，而是从课程的理念层面到操作层面的一次全方位的变革。传统体育中的这种系统思维观对体育课程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例如，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课是基本单位，一堂课上得好坏就能评价其课程的优劣，因此我们把精力放在如何上好—堂课上。实际上，一堂课并不是完整的基本单位，这是因为一堂课也许连一个完整技术还没有教完，更不用说掌握一个完整的系列，既然它是没有完成课程，因此它是课程的基本单位，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体育课程的整合其基础是—个教学单元，而不是一堂课，因为我们教给学生的应当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一个系列，而不是单一的技术，单一的技术无法在实际中应用，学了就会忘，其教学效果是极差的。在落实新课程标准的实践中，强调各学段的体育教学如何构建单元，并以单元为基础设计课程，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新动态，也是整合性操作思维的具体体现。
从文化的视野中探讨课程问题并不是—个纯粹的思辨理性问题，在当前我国正进行新一轮的体育课程改革的特殊时期，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多元体育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体育课程的文化抉择必须充分认识自身体育文化的特质，同时克服二元机械思维模式，在对立的两极或多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一种可行的范式。总的来说，倘若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华能够珠联，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能够璧合，那么这必将会引起在体育课程上一次“质”的飞跃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