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证据论文,京津冀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的一个结果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京津冀经济圈三大经济圈。2007年，这三大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45％，利用外资约占90％，进出口总额约占85％。三大经济圈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区域内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日益成为制约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上了发展议程。
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区域内各个城市对区域合作的认识日益提升且赋予其新的内涵，各区域内部资源不断整合，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例如，京津冀内部的京津机场联合作业、首钢外迁唐山，长三角各城市与上海的连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等。但是，由于区域内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建设、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等存在很大差异，要实现真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仍需经历一个渐进的完善过程。
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相关问题。庄士成和朱洪兴基于制度架构角度认为，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①；周国红和楼锡锦通过对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态势与特征②；也有学者研究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认为经济一体化明显促进了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从而有利于发挥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和提高整体的经济福利水平③；林耿、许学强从既有的协作基础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角度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珠三角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来自制度、基础设施和发展阶段的障碍，也使一体化存在很大的困难④；方世敏等在区域旅游协作的条件下分析了泛珠三角旅游产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动因和收益⑤；唐智鑫等从经济增长的趋同和分异的角度对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做了分析，认为环渤海经济区正处于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促进经济一体化水平任重道远⑥。
综合来看，这些学者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约因素以及利益、动因等方面，对经济一体化程度做量化分析的成果甚少。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尝试建立一套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标体系，从市场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这两个角度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量化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为各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规划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的设计
依据主体的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其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取国家之间或者地区间的分工合作带来的利益，提高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促进地区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以有效提高地区和国家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市场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根据经济同质性和内聚性，在区域内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各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就必须有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做基础，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首要的就是实现市场一体化。区域市场不统一，商品、资本与服务的流动受非市场因素制约，行政区内“计划性太强”而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内“市场性太弱”，会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⑦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方面因素来自于各地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或歧视政策造成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障碍。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的经济导向常常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甚至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政府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协调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时应综合考虑市场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两个方面，以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差异情况。本文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包括4个层级28个指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评价体系(见表1)。
(二)指标体系的量化方法
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是包含大量的定量和定性指标，这些指标的性质和衡量标准都不尽相同，混合在一起会导致最终的区域系统发展总指标产生很大的模糊性；二是目标变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各级子变量之上，寻常的加总方法(如算术均值法、几何均值法)很难对各子指标给出准确、适当的权重。鉴于本指标体系的这两大特征，我们利用层次分析法给出各指标的精确权重，然后利用标准差值法求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比较值。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由美国运筹学教授T.L.Saa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其优势在于利用层次结构，依据各个子指标的重要性来归总不同变量对总指标的影响，并且运用相对度量和成对比较的概念对不同的子指标在总指标中的权重给出更为准确的衡量。⑧层次分析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项目规划、政策制定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研究。比如，Min利用这种方法作了机场设施定位规划⑨；Yin & Cohen用其确定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地区目标和政策关注点⑩。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也逐渐将层次分析法应用于中国情况的研究，例如黄显勇、毛明海对水利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11)，张思锋、廖园园对西安市城市化水平的测度(12)，申秋红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13)以及蒋耀对上海青浦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14)，都利用了层次分析法。在这些应用中，各种要素的影响都能够被有效地分离和测量出来，并进行排序。我们用它来测量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标体系中各子指标的权重，并且进一步计算出目标变量的量值，主要遵循以下步骤：
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分析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各个因子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建立层次结构。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位于目标层，该目标层由市场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这两个一级变量来体现。市场一体化包含6个二级变量，政策一体化也由4个二级变量体现，依此类推，最终通过可以获得的数据指标来表现三级变量，进而以综合指数表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水平(具体的层次结构见表1)。
2.设定判断矩阵
参考现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各层指标权重的获得也基于专家咨询的方式。(15)为获得较为可靠的结果，本文选取的专家涵盖了这三大经济圈内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的研究人员、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家，共21人，每个经济圈7人，其中研究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数量均为3人，企业家1人。综合这些专家打分情况，然后通过计算得出各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并由此得到判断矩阵。从判断矩阵中可得到反映不同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权重。
3.进行一致性检验
在得到各指标的权重之后，还需对这些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即检验判断矩阵所导出的权重数是否合理。将求得的i个判断矩阵的
代入到CI=(-n)/(n-1)中，得出一致性检验指标CI的数值，再根据平均随机一致性的指标RI数值表查出RI的值，最后用CR=CI/RI得出相对一致性指标CR的数值。当CR≤0.1时，判断矩阵合理，求出的权系数恰当，否则要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按上述步骤重新求权系数矩阵。
4.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10个城市；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16个城市；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9个城市。其中，市场一体化指标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0-2008年各个城市的《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7)。GDP、人均收入和工资都折算成1989年不变价格；教育水平用大专以上人口占该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地区增长潜力用当年实际GDP增长率来表示；市场规模用实际的人均收入表示；货物周转量用地区人均货运总量表示；利润率用各城市当年的利润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表征平均利润水平；工业化指标用的是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用地区高科技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反映地区的技术水平。
政策一体化指标数据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得到。针对政策一体化的各个子指标，设计了包括17个题目的问卷，往三大区域共发了400份问卷，返回有效问卷60份，其中长三角17份，珠三角19份，京津冀24份。由于调查问卷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为此，我们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但是，不同于对权重打分的专家选择，对政策一体化问卷调查的对象增加了企业家的比重。在得到的有效问卷中，企业家的问卷约占45％，而其他两类的比重则基本相当。将问卷中问题的答案数量化之后就得到我们分析各地政策一体化的原始数据。
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
依照上述标准差值法将各个标准化后的指标按给定权重层层归总，最后得到经济一体化的具体量值。由于政策一体化指标数据依据问卷调查得来，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没有时间上的变化，在取权重时市场一体化的权重取0.6，而政策一体化的权重取0.4。因此，这里得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评价更多地由市场一体化来反映。同时，为简化计算，只有二级变量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出，三级变量之后各指标的权重均取平均值。另外，这里计算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地区经济一体化指标量值本质上是标准差，反映的是差异程度的大小。定量指标的值越大，说明该区域内各个城市之间该变量的差异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差异程度越小。以经济一体化指标为例，如果得出的量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内各个城市经济一体化的差异程度越大，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反之，则说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以下首先分析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情况，然后分别从市场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详细分析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差异的原因。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比较
表2给出了三大经济圈经济一体化指标的值，从中可以发现，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指标的值最大，京津冀地区的值最小；从1989-2007年的算术平均数来看，京津冀地区在三大经济圈中最低，均值为0.461，珠三角最高，为0.525。这说明珠三角各地区之间衡量经济一体化的各项指标的差异较大，即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京津冀地区各城市间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三个经济圈中最高。
从历史演进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1995年之后提高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京津冀和长三角虽然波动较大，但2003年之后一体化程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反映出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长三角地区1995年之后，经济一体化定量指标的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其经济差异化有所加大；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程度虽然最高，但是变化较小，尤其是2000年之后。
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差异与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基础等因素有关，也是中央政府进行分权化与市场化改革、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的结果，是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必然结果。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是首批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开放性政策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加大了地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长三角地区实行改革开放要晚于珠三角，一些重要城市，比如上海、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城市依托有利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以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为轴心的京津冀地区改革开放较为滞后，各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较小。凭借自身的“后发优势”，随着除北京、天津之外其他城市的发展逐渐加快，京津冀区域协作明显增强，基础设施、资源环境逐渐开始被纳入区域统一规划。
从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必然有一部分城市先发展起来，造成区域内资源的集中，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不是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这种“利己”策略使得区域一体化发展不升反降。表2中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变化都不大，说明区域协调发展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区更多的还是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要真正达到完全一体化，充分获取一体化的利益，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二)区域市场一体化比较
区域市场的分割不仅使资源和生产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市场机制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市场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表1所示，市场一体化指标综合考虑了城市间联系度、产品市场同一度、要素市场同一度、政府效能同一度、市场化同一度和经济发展趋同6个二级变量，通过层次分析法最后得到一个综合反映地区市场一体化差异程度的指标值。这个值越小，表明地区内各城市市场一体化的差距越小，也就说明地区在区域市场协调发展方面做得越好。
从表3可以看出，珠三角的市场一体化指标值明显要大于其他两个地区，而京津冀最低。这说明京津冀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差异较小，地区市场的协调性较好。珠三角是最先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但整个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受关注较少，不过1996年之后其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这应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市场一体化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京津冀和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程度都有增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加入WTO使这两大地区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城市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城市市场化程度得到提高。
实现市场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要理顺交易与供求的关系，深化分工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和深化政府间的合作，消除阻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壁垒。市场化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关系。依据市场化原则，生产要素必然会集中于收益率高的地区，因此短期内，完全的市场化一定程度上会使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大。有的地区内部为了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对外来的商品和要素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人为地阻碍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这使得市场一体化很难实现。因此，市场一体化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行财税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近年来，各地纷纷将加强区域一体化提上发展的议程，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三大地区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均有所提高，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明显。
(三)区域政策一体化比较
政策一体化的数据来自于三大区域的调查问卷，对所得问卷的答案进行数量化，并利用同样方法最后得出的政策一体化量值见表4。
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政策一体化方面的差异明显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政策一体化协调发展程度较高；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政策一体化程度相似。进一步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政府规划和协作发展程度的值在三个地区中都是最大的，表明相对于其他两个地区，京津冀各城市在这两个方面协调不足。地区协调发展要求各地政府统筹规划，以合理有效地分配地区的资源达到地区整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各地政府在规划和协作程度方面的不一致，很容易导致诸如产业趋同、无序竞争等问题，长期内甚至会制约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协作发展程度较高，但是一体化效率和政府规划的协调性较低。长三角地区政策认同度较差，政府规划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其他两项指标均介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之间。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用层次分析法以及标准差值法测度了1989-2007年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及其发展趋势，主要的结论可归结为：
第一，在三大区域中，京津冀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近年来，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间一体化的差距越来越小，趋同趋势明显。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为各地认同，三大区域都将加强区域合作和提升一体化程度纳入发展重点，初步的成效也已显现。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主要由市场一体化来反映，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最高，珠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最低。珠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低的原因在于，产品价格的差异较大，进而导致要素的分布不平衡，资金、外资和技术过多地集中于广州、深圳两地；同时，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工作效率方面的差异也是最大的，最终导致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第三，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尤其是2000年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经济差异超过京津冀。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格局分属两种不同模式。长三角地区是以上海为核心，并通过上海的经济发展辐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而京津冀地区有京、津两个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区域经济发展缺乏一个能承担核心功能的城市。
第四，京津冀地区政策一体化程度在三个地区中最高，这主要导源于其内部各城市间平行竞争，要素流动的壁垒相对较少，一体化效率即政府交往的程度和政策的透明度较高，而其他两个地区政府一体化效率则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区域政策一体化程度不高。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进程，一体化程度提高不仅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增强区域整体的竞争力，而且要素在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也推进了市场的成熟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从上述分析看，一体化程度差异和不足主要源于制度创新不足。政府应该在市场化进程中起“助推器”作用，而不应人为地设置障碍。加快政府制度创新，加强地区的协调发展和政策一致性，突破行政体制对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的阻碍，并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将有助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注释：
①庄士成、朱洪兴：《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当代财经》2007年第6期。
②周国红、楼锡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态势与战略思考——基于宁波市532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1期。
③范剑勇：《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刘志彪：《长三角区域合作建设国际制造中心的制度设计》，《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林耿、许学强：《大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经济地理》2005年第5期。
⑤方世敏、周荃、苏斌：《基于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作条件下的旅游产业纵向一体化》，《经济地理》2007年第4期。
⑥唐智鑫、王代敬、何韵敏：《经济增长趋同、分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基于环渤海经济区14城市的实证分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⑦金石：《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市场一体化》，《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⑧Saaty,Thomas L.,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New York:McGraw-Hill,1988.
⑨Min,H.,"Locatio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solidation terminals using 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1994,15(2),pp.25～44.
⑩Yin,Y.,Cohen,S.,"Identifying regional policy concerns associated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1994,4(3),pp.245～260.
(11)黄显勇、毛明海：《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水利旅游资源进行定量评价》，《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1年第3期。
(12)张思锋、廖园园：《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西安城市化水平测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3)申秋红：《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财贸研究》2007年第5期。
(14)蒋耀：《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以青浦区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5)层次分析法中通过两两比较的概念来确定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从而确定权重。按目前较通用的方式，这里也采取专家咨询方式，根据专家打分计算出各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16)IMD国家竞争力评价法在2000年共确定47个子要素，根据各子要素的内容设计了290个评价指标来定量评定。在290个指标中，180个硬指标来自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统计数据，110个软指标来自对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硬软指标设计不同的权重，用综合加权平均法计算评价并排序。
(17)由于一些中小城市的个别数据无法得到，这里依据前后各年增长情况大致估算得出。由于这样的数据很少，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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