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一个祖国统一的百年之梦——中英香港问题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中英论文,之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是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组成，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842年，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这年8年下旬，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侵华指挥官璞鼎查来到南京城北门外遗凤门的净海寺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是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代表全部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谈判程序也很简单，耆英老老实实在英国人早就拟好的条约上画押签字。这就形成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条约除了给英国大宗赔款和答应“五口通商”之外，还将香港岛割让英国。原文称：
“原大英商船远路涉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有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撑，任便立法治理。”
“大皇帝准将”清王清朝要回了一点面子。
“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英国了捞足了实惠。
1856年11月，英国又制造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再次战败。这回外国兵舰继续北上开到了天津塘沽，侵略者涌进了北京城。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到热河行宫，在避暑山庄继续过着糜烂腐朽的纵欲生活，把一切政务甩给了他的胞弟奕。咸丰给奕的指令居然是：只要能阻外国使者与他本人直接见面，其他一切条件都可接受。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奕也经不住侵略者刀光霍霍的威胁，10月24日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下了另一个耻辱条约《北京条约》，条约同意将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嘴区（即今界限街以南之九龙）割让给英国。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列强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6月9日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给英国，为期99年。条约规定如下：
“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新租之地。……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五月十三日，即西历七月初一号开办施行。”
这就是香港问题的由来。
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3个不平等条约
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在此之后，我国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都没有承认过英国对香港的永久主权。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到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无一例外。这些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香港回归祖国做过努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几届政府都没有完成这一使命。
洗雪百年耻辱的神圣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身上。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外交问题庄重宣布：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侮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以往历届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将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一切卖国条约都将不予承认，一切外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地位不予承认。
也就是说，新中国在外交上要“另起炉灶”。
西方各国纷纷睑大眼睛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的想与新中国进行较量。
1955年3月24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嘴衔着大烟斗，在议会上宣布：英政府决意维持其在香港之地位。
1962年5月4日，英国殖民地部大臣英德林向联合国提出，“英国领土（指英属殖民地——笔者注）的政治前途，绝对应由英国单独处理”。
看来共产党中国在香港问题上非得把话说透不可。
1963年3月8日，中国《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庄重指出：香港、澳门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 问题。我国不受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针对西方某些国家想把香港问题国际化的企图，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主席的信中说：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同年6月15日，该特委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联大批准了这项报告。
这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又一次胜利。
当然，英国并不心甘情愿将香港还给中国，而是绞尽脑汁与中国周旋。
1973年5月21日，英国政府拒绝了中国关于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办事处的要求。
中国对此表现出忍耐，当然这并非是退让，而是在等待时机。
第一次正面交锋
1997年7月1日这个日期一天一天地逼近，中英两国人民都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香港问题。英国人关人关心香港未来的归属是因为他们要圆一个梦，圆一个祖国统一的百年之梦！
“香港问题”严峻地摆在中英两国政府面前。1982年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标志着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首次交锋。
交锋的过程扣人心弦。
撒切尔夫人访华前就声明：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这是英国政府一种试探性摊牌。
中国政府在正式会谈前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中国领导人的明确态度，毫不含糊。
9月22日，撒切尔夫人挟有关香港问题的3个条约及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胜利之余威，访问中国。这位被称为今日世界女强人的英国领导人，是带着大批智囊策士、新闻记者来北京寻求解决香港问题方案的。
中国总理赵紫阳与她举行了首次会谈。会谈开始中方就通知英方：中国政府不迟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此前提下，将制定一套适合香港情况的特殊政策，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撒切尔夫人对中方的态度感到吃惊。
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撒切尔夫的进行会晤。会晤前钓鱼台宾馆国家级美容师特意为散切尔夫人做一次美容，使原来就极有风度和魅力的撒切尔夫人更加光采照人。她本人非常满意，精神抖擞地前往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会见厅门口态度和蔼地接待了她。
简短的寒暄过后话归正题。撒切尔夫人先声夺人，一上来就向邓小平强调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这些条约虽然写在纸上，但必须遵守，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
既然撒切尔夫人再一次把问题摊开，把球踢给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就必须回答它。对此，邓小平胸有成竹。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上百名记者，然后面对撒切尔夫人，不紧不慢，用他那特具魅力的四川口音说出了17个字：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尔后邓小平极轻松、极坦然地对撒切尔夫人说，其实香港问题很简单。概括起来是3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另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的问题；再一个是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这15年的平稳过渡问题。接着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3点原则意见：
第一，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但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
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如果香港在过渡期间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发生严重的波动，那么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人们注意到，当撒切尔夫人结束同邓小平的会晤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会晤比原定时间多了50分钟。而且，一向注意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散切尔夫人在从大会堂门口下来的台阶上一脚踩空，跪倒在地，幸亏香港总督尤德和英驻华大使柯利达急忙上前将她扶起。看来，她有点紧张。这个细节立刻被记者捕捉到了。
万般无奈，英方不得不放弃在香港的主权要求和用治权换主权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意通过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个缠结被解开。
新机场风波
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非常坦率地告诉对方，中方希望在香港过渡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
第二，希望港英政府将批租土地的收入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于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财政开支问题，一是人员安排问题，希望港英政府在过渡时期就以上问题与中方磋商解决，而不要擅作主张。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恰恰就在这两个问题上生出麻烦。
新机场风波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件。
启德机场是香港现有的航空港，也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每年起降飞机10万架次。为了适应香港未来发展的需要，港英当局计划新开辟一地建新机场，新机场约为启德机场的四倍，有十大工程与之相配套，预算工程花费约1100亿港元。对此计划中方是同意的。
1991年7月1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义鲁平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就新机场达成协议。同年9月3日，中英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有关问题备忘录》。李鹏总理和梅杰首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备忘录上签字。
备忘录写道：关于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与机场项目有关的重要事宜，中英两国政府将本着合作的精神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进行磋商。
梅杰在签字仪式睛态：备忘录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它标志着香港——北京——伦敦的关系的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梅杰还说：“我本人承诺，将对重建相互信任的关系而竭尽力全力。”
然而，非常令人遗憾，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地处理香港问题上却有失风度。
备忘录中明明白白写道：“有关新机场建设的重要问题须经中英双方磋商。但1992年6月港英政府却在没有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公布了新机场建设的《现金流量表》和《业务计划摘要》两份文件。文表明新机场的最新成本开支由同年4月30日港府公布的1122亿港元上升至1753亿港元。
新机场成本不断攀升，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机场工程核心问题的严重关注。为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滋英与英方首相特使、外交部副次官科尔斯爵士于1992年7月3日至6日先后举行了3次会谈。因意见相左，会谈一时未能成达协议。
同年11月19日，港英政府向立法局申请拨款批出机场平台，这就将事态扩大化、严重化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就此事发表谈话，指出：港英政府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于不顾，准备在中英双方就有关整体财务安排达成协议之间，向立法局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批出机场平台合约。对此，中方不得不严正指出，未经与中方闫商并取得同意就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中方都不能予以同意。在双方未就机场财务安排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英方单独兴建新机场，势将给特区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在工程上造成极大的浪费，从而破坏了机场备忘录中双方达成的谅解。如果英方拒不执行谅解备忘录，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未来的特区政府概不负责，作出决定者应向市民交待。
香港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波未来，又起新浪
中英在香港新机场财务安排问题上瓜葛未了，港督彭定康却又在未来香港政制问题上挑起争端，使分歧从经济又引伸到政治。
1992年4月25日，英国政府委任彭定康为香港总督，这是最后一任总督，也被称为“末代总督”。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宣读了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这份施政报告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
彭定康施政报告的实质是，通过对1994／1995选举安排的变动（此次选举涉及到跨越1997年的问题），使其在香港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以及区议会三级选举中安排更多的亲英人士，从而使1997年以后的香港仍在英国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除了派驻军队和外交统一外，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大陆不派官员，不改变那里的制度，实行港人治港。但港人治港要有个标准，即这个港人必须爱香港、爱祖国，必须拥护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
这就是中英两方的分歧所在。当彭定康在立法局宣读第一份施政报告的第二天，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人们注意到彭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有对香港现行的政制作出重大改变的内容。还注意到了他对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一套打算。这些决定和‘建议’都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作出的。显然，这样做同联合声明有关中英两国政府要在后过渡期加强合作，共同商议为平稳过渡所要采取的措施的规定是相违反的。其结果只能是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造成障碍，我们对此深感忧虑。”
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又公布了中英双方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的7份往来文件，其中有中英两国外长关于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以便让世人知道，究竟谁在违背诺言，自搞一套。
从1993年4月到11月，中英双方就上述问题进行了17轮会谈。由于英方不改变其态度，致使会谈破裂。1993年12月10日，彭定康公布第一阶段政制方案，15日正式提交立法局讨论。这表明英方一意孤行，无意改变错误立场。在此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详尽介绍了中英双方的分歧以及英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事实。中主发言人就此严正声明：
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假如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与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有关机构将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的规定加以设立。
尽管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仍有分歧，尽管港英政府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设置障碍，不与中方积极配合，但我们仍有足够的信心相信：1997年7月1日香港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