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笔谈论文,史上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文章和著作，但也对诸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概念界定、历史演变、类型划分，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下面就一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 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首先碰到的是它的来源问题，亦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还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
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受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人们把来自远方的西方人也称之为“夷”，就是先进者如魏源也是如此。然而人们逐渐发现，这些被称之为“夷”的西方人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比中国还先进、还发达，中国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隅。随着这种发现的增加，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民族意识，即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具有这种意识的人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他开篇明义地写道：“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并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人才、学术等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人，中国再不“制洋器”，“采西学”，向西方侵略者学习，“不独俄、英、法、米为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后，有此种认识的人逐渐增多起来。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前提或基础。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同时也只有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才能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或民族忧患意识。而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之基础上的。
就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是伴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一般而言，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源头，即法国的民族主义和德、意的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拿破仑的向外扩张之中，而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斗争之中。相比较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德、意的民族主义比法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更大一些。梁启超宣传、介绍和接受的就是德、意的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
如果说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都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那么，它们二者的关系如何？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过程中谁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恐怕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就目前发表的一些成果来看，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使这种可能性成了现实性。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对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的特征的把握结合起来。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潮一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因其时空环境的不同，其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我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是：1.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2.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3.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形成于清末民初，分析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的，换言之，资产阶级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或产生的阶级基础。同样，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也是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的。2.国内民族矛盾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而日益尖锐，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也在日益加深。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错综复杂的斗争，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3.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为新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所取代，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旧的传统民族主义运动的终结，从此，以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保路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新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4.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在传播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方面梁启超贡献尤多。
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不仅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民族危机说到底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既然民族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那么，要解决民族危机的不法二门只能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这也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运动、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推动近代民族主义在五四时期发展有几个原因，一是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口号的影响；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以前重视不够，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其特征之一，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就成了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当时学术研究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国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三四十年代。其特征之二，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推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高涨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和类型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在我看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而要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综观近代以来有关民族主义的一切主张、讨论和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这其中包括唤起民族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民族意识则表现为民族的认同感、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应紧紧抓住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这一最主要的内容而展开。
既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那么，就性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必须把它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并来，除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如大沙文主义等。学术界之所以在评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时意见分歧较大，有的是基本肯定，有的是基本否定，我想没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恐十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可以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不同类型。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因为，第一，如果以民族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来划分，那么除了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之外，还有教育民族主义、军事民族主义、外交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等，并且可以无限地划分下去，这种划分有何意义？第二，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有连带关系的，不会有人在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而在文化和经济上就不主张民族主义，反之亦然。人们讲文化民族主义，往往以梁漱溟和新儒家、章太炎和国粹派为例。实际上，梁漱溟和新儒家不仅在文化上是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梁漱溟对政治是非常关心和热衷的。章太炎和国粹派也是如此，章太炎是著名的革命党人，国粹派在本质上是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反清革命，是政治，还是文化？人们讲政治民族主义，举例子最多的是胡适，然而实际上胡适对文化的关注并不逊色于政治，他主要是以文化而非以政治爆得大名的。当然有人会说胡适在文化上主张西化，因而在文化上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他在政治上也并不主张恢复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求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以此逻辑，那他在政治上也不是民族主义的。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民族主义思想、或者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准，不是看他的主张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而是看他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出路。就此而言，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西化派的否认、批判传统，主张“西化”，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维护、认同传统，主张“中体西用”式的折中调和，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继承传统，主张吸取西方一切优秀文化，就其思想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就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也并非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的附庸或殖民地，而是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其主张在客观上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我们不能说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他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事实上，胡适、陈序经等人的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只要读读抗战初期胡适写给他夫人的信，就能得到这种感受。
我不赞成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划分为所谓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类型，但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不能分类，我们可以依据时代特征，将民族主义分为“传统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主义”；可以依据民族认同，将民族主义分为“大民族主义”（即认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即认同某一具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依据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将民族主义分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或“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民族主义”；可以依据社会尺度，将民族主义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和“落后甚至反动的民族主义”，可以依据阶级划分，将民族主义分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可以依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将民族主义分为“中上层的民族主义”和“下层或民间的民族主义”，如此等等。这些只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正确与否，可以讨论。
收稿日期 200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