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理论论文,能力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再审视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人力资本概念已经渐渐融入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中。这种普遍程度表现在政策制定者经常性的采用这个概念并利用其进行政策讨论。然而，在大量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表述中，我们将这个概念简化为最容易理解和计算的外壳。例如，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常常不加解释，也不加深入探讨地将教育年限(有时加上经验)作为人力资本的代名词。
此外，出于测量和验证假设的便利，人力资本投资常常被研究人员简单的衡量为在“学校或其他培训中花费的时间”。在数据和测量技术给定的情况下，采用这种狭义的人力资本概念视角，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策略。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证据显示，我们狭义的人力资本观点和视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以下四个特征事实的存在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人力资本的概念框架。
(一)“能力”在人力资本经验研究中的再发现
早期经济学文献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由于不易测量，人的能力被视为天生给定的。基于此，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教育被简单地作为潜在能力的代理变量。随着现代心理学技术的发展，能力的测量技术逐渐成熟。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被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视为先天给定的能力，在决定个人社会和经济表现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丰富的实证研究证明，对教育水平、工资、犯罪行为和其他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成果而言，认知能力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Murnane et al.，1995；Heckman，Stixrud & Urzua，2006)，甚至是影响个人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Auld & Sidhu，2005)。
忽略能力只考虑教育水平只会带来对人力资本效应有偏的估计。能力(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才是人力资本概念的核心。从人力资本等价教育观转向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概念框架，对于我们讨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投资(干预)与对个人行为表现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二)从单维能力到多维能力
即便在关注到能力概念的人力资本研究中，许多文献将能力片面理解为认知能力，忽略了非认知能力的存在，鲜有经济学文献关注个人偏好、性格特点等非认知能力对个人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例如Becker(1964)将基于认知能力的收入模型与基于教育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而完全忽略个人的非认知技能的作用；信号理论(e.g.，M.Spence，1974)强调教育水平是单维能力(one-dimension)的信号，这种能力被普遍认定为认知能力。在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中，我们常常讨论由于遗漏潜在能力变量产生能力偏差(ability bias)而造成有偏的估计，此时我们将这个遗漏的能力直接看作认知能力，并试图通过认知测验的成绩作为这个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
随着现代心理学技术的发展，心理学家(e.g.，R.Sternberg，1985)利用量表对动机、偏好、自尊感、自控能力这样典型的非认知技能进行有效测量，使得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认知能力成为可能。Heckman & Rubinstein(2001)以美国GED(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①参与者为样本，研究发现了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教育和工资的重要性，此后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对于在以低技能为特点的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的个体，非认知能力显著影响个体的工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行为，甚至超越认知能力对其的影响。可见，为了更好的理解个体经济社会表现形成的原因，传统人力资本的概念和内涵有待扩充。
(三)能力形成的单一时期到多时期
以往的人力资本理论模型中都将孩子的成长期看作是一个单一的阶段(Becker & Tomes，1976；Aiyagari，Greenwood & Seshadri，2002；Benabou，2002)。这样做的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是针对个人技能发展的每个不同阶段的投入相互之间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然而研究发现，人的能力的形成过程包含了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着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时期。Knudsen et al.(2006)发现人类与动物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有能力形成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一些技能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比其他技能更容易获得，这个阶段就被称为技能形成的“敏感期”。如果一种技能只能在一个独有的时期才能有效的形成，这个时期就被称为“关键期”。例如，如果在12岁之前学习外语，就可以避免出现口音。如果没有在早期学会外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在往后的生命周期中就难以习得(Newport，1990)。智商得分在10岁左右就保持稳定不再发生变化了，即10岁以内是IQ形成的敏感时期(Hopkins&Bracht，1975)。相比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的可塑期跨越的生命周期更长。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显示，青春期的干预可以有效影响非认知技能的形成，因为负责控制情绪和自我管理的脑前额皮质在20多岁以内都具有可塑性(Dahl，2004)。每个阶段形成的能力也密切相关，一个技能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技能的能力。Duncan et al.(2007)发现，早期培养的稳定的情绪特征会开发后期孩子的探索能力和更加旺盛的学习精力。
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由此，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有必要按照能力形成的规律进行更新。
(四)环境与基因交互作用的证据
早期的人力资本文献将基因决定的能力禀赋(ability)与后天习得的技能(acquired skills)以二分法的形式进行严格的区分，Becker(1993)在对比了能力收入模型与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收入分布后认为，后者对收入的实证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在他的分析以及以后一系列基于此的文献中，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是能力禀赋是天生的，是基因遗传的结果，完全不受家庭投资策略的影响。然而，最新的遗传学进展和环境与基因之间的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的发现使这种二分法显得不再适用(Gluckman & Hanson，2005；Rutter，2006)。即使是能力禀赋(ability)也是培养出来的，即基因的表现受到外在环境影响和控制(Rutter，2006)，这种环境甚至包括了在母体内的经历和出生时的环境(Shonkoff & Phillips，2000)。个体的能力既包含基因的成分，也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其后天行为综合了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特征。Turkheimer et al.(2003)提出环境影响基因表现的理论模型；Cunha，Heckman & Schennach(2010)发现在先天的禀赋与父母的后天投入之间有很强的交互作用，因此引发了对传统的将先天与后天进行二分法、运用线性估计模型的质疑。传统相加模型(additive model)将方差分配到先天与后天两个独立的部分去，基因与环境对个人后天行为与结果的影响运用传统模型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识别。
因此，在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概念框架下研究人力资本效应就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方法，来有效识别个体能力的形成和其对后天行为表现的影响。
二、迈向新人力资本：新的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
以上四种特征事实表明，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存在着种种局限性。由此，在引入最新的经验研究成果基础上，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201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专门以人力资本新进展作为其中一个小组议题进行学者讨论，E.A.Hanushek(2011)提出为了更好的了解个体的经济社会表现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的研究议程。
(一)新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新人力资本理论打开了以前被视为“黑箱”的能力形成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基于多维能力的广义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见图1)。新人力资本内容包括能力(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技能(教育或在职培训)以及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要素。其中能力是新人力资本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的教育、健康等被视为个人基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进行选择的结果。反之，教育、健康水平也会影响能力的后期形成。
在进一步分析新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时，个体能力分布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基因禀赋、环境质量与各种早期干预的措施。最终，在参与劳动力市场不同工作和社会生活时，个人的能力变量又按照不同的权重发挥作用，形成了个体特征的最终差异。
图1 新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
可见，新人力资本理论是一个贯穿生命周期囊括了从先天禀赋、后天环境直到个体发展等因素的框架体系。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可以成为我们探讨个人经济社会表现的理论图示，用于解释个体选择(教育程度、健康等)、结果(职业选择、就业与工资等)的原因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为我们解释个人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不平等提供思路。如图1所示，在现有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中，主要存在两条互为补充的研究主线。一是探讨能力的形成与开发的机制，第二是研究个人能力对个人最终经济社会行为、产出的影响。以下的综述按照这两条主线展开，我们同时也会讨论到服务于以上两类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二)能力的形成
在有关新人力资本形成与开发的研究中，能力如何形成与最优开发策略构成了该领域最主要的议题。围绕这一主线，众多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能力的自我生产与动态补充。遗传学、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文献研究可以有效识别技能开发的多个阶段(Erikson，1950)，但传统的经济学却对此无能无力。最新的经济学家开始从跨学科的综合视角重新研究这一问题。Cunha & Heckman(2010)根据多个学科的经验证据提出了一个描述投入与技能产出的技术框架。在这个模型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投入，并且在不同的能力形成阶段所运用的技术也有所不同。一是技能的自我生产，即一个技能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获取技能的能力。这不仅意味着上一期所得技能产出可以持续到下一期，也体现了技能的自我增强和技能与技能之间的互相促进效应。早期认知能力的获得会促进后期积累更高的认知能力存量，不仅如此，一个阶段非认知技能的形成也有助于提高下个阶段的认知技能。例如孩子早期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培养会影响他们青年时期的学习测验成绩。
另一项重要的技术是技能动态补充。即生命周期中一个时期技能的形成能够提升以后其他时期投资的生产率，即对孩子的边际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早期投资形成的能力水平。于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于那些早期具有更多能力存量的孩子来说，对他们进行后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更高。从本质上来看，能力的自我生产和动态补充描述的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因此也意味着为充分发挥早期投资的效果，必须在以后的阶段实行追加投资。能力的自生产及动态补充效应的提出不仅考虑了生命周期中能力形成的特点，还超越了之前其他学科对此的讨论——兼顾了经济上的效率衡量，于是成为我们分析家庭和公共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策略的理论基础。
2.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基于能力形成的规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针对这一规律进行最有效率的人力资本投资。
(1)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父母与家庭环境在认知与非认知技能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力强和参与程度高的父母有助于孩子这两种技能的培养，从而使得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在早期已经形成(Carneiro，Cunha & Heckman，2003；Cunha et al.，2006)。Carneiro，Cunha & Heckman(2003)的研究发现，孩子能力差异与其家庭背景以及母亲的能力水平高度相关，当控制了这两个变量时，孩子之间的能力差异也基本消除。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对弱势儿童进行早期实验性干预和长期跟踪研究发现，改变他们孩童时期家庭的资源水平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在成年后的经济社会生活表现(Blau&Currie，2006)。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学校资源与教育质量对个人能力缺陷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不同社会群体中孩子的不同年龄段的认知能力测试成绩基本没有影响(Heckman，Larenas & Urzua，2004；Stephen，2006)。
在考虑到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算约束时，在不完全的信贷市场条件下，信贷约束会成为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学入学率只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入学时期的家庭收入约束情况(控制了能力要素)，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成长早期家庭的收入情况。家庭早期的预算约束对于孩子成年后的能力和学业表现具有持续效应(Duncan & Brooks，1997；Dahl & Lochner，2005；Morris，Duncan & Kauffman，2005)。因为早期的家庭预算情况会通过影响父母对其的投资造成环境差异最终影响孩子早期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而教育程度的多寡实质上体现的是青少年能力(认知技能)与上学动机(非认知技能)的差异。可见，信贷约束对儿童成年后的经济社会表现的作用取决于家庭受预算约束的时期。
这一研究结果也给人们以政策上的启示，只在上大学时给予弱势家庭进行经济支持对个体未来表现收效甚低，从而降低了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我们需要设计一个针对个体生命周期合理分配投资比例的最优投资策略。
(2)公共的人力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和缓解社会不平等为主要目的，因此集中于对于弱势群体的早期干预。以往的公共投资策略忽略了技能形成的特点，因此造成政策投资效果低而成本高的困境。通过对能力形成过程的再发现，新人力资本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三个有效的政策视角。
首先，针对弱势群体进行早期投资。一些研究发现对于弱势儿童的整个生命周期来说，越晚对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干预，其效果越差，成本越高。O'Connor et al.(2000)专门对罗马尼亚孤儿院中的幼儿进行了追踪研究，那里的孤儿处于社会隔离与情绪孤立的不良环境中，越晚被解救出来获得收养的孩子，他们在后期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成绩就越低。许多公共职业培训项目和成人读写教育项目都旨在弥补那些早期经历了教育和情感上忽视的弱势个体，但收益很低并对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效果不大，例如美国的GED项目。换句话说，对于许多先天能力和后天技能来说，对弱势个体后期的弥补性投资是可行的，但若设定某种能力的一个特定水平(例如IQ得分)，为达到这个水平后期弥补比早期进行干预的花费要巨大得多(Cunha & Heckman，2010)。因此，对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公平与效率的抉择只存在于那些后期干预措施中(例如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对弱势个体进行早期人力资本的干预政策(学前教育、弱势幼儿家庭的经济支持)，即有助于弥补其早期能力不足，缓解社会不平等，又是最具投资回报率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因此对弱势家庭的儿童进行早期政策支持应该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重点。
其次，为使之前的投资效益达到最大化，必须进行追加投资。相对于能力的多阶段性，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干预也必须是多阶段的。如果针对弱势儿童的早期投资没有进行后期的追加投资，那么之前投资的效果就会减弱。因为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投资具有补充效应，需要持续投资才能保持有效。基于这种技能的动态补充框架，我们就可以解释Currie & Thomas(1995)发现的经验证据，即若不进行追踪投资，对弱势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投资，那么会影响对其以后的发展效果。在此之前Becker(1991)对学前教育投资效果不佳的解释是由于公共投资对家庭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这种分析是基于一个时期投资前提下的替代效应的分析。
最后，对于人力资本的后期干预投资策略来说，非认知技能应该是投资的重点。Cunha & Heckman(2010)研究发现从前后两时期能力投资的可替代性来看，非认知技能投资的可替代性更高，与此相对应的是，认知能力在早期就已经稳定下来了(IQ在10岁左右就稳定了)。因此，后期政策的重点是非认知能力，通过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个体成年后的社会经济表现同样获得显著的提升。
(三)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对个人的经济社会表现的影响
除了新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开发，大量的研究也投向了新人力资本对于个人的经济社会表现的影响，并试图解释影响机制。这些研究验证了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促进个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改善个人的社会行为。
1.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对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在能力对工资效应的研究中，主要难题是如何解决测量误差与反因果效应的问题。使用传统方法估计能力对工资的效应会得到有偏的估计量(eg：Groves，2005)。因为当所选的样本中包含正在参与教育或完成教育的个体时，我们所观测得到的能力测量值就不完全是出于潜在的不可观测的能力，能力测量值有可能受到个体在参与测试时所获得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此时，能力与教育程度之间就会产生反因果效应。由于这种潜在变量测量误差的存在，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工资线性估计，不能将能力对工资的效应与教育对能力和工资的效应区分开来。Heckman，Stixrud & Urzua(2006)放弃了以能力测试成绩作为潜在能力的代理变量的方法，选择通过非参数形式将潜在能力分布估计出来作为矫正后的能力代理变量，最终成功解决了能力的测量误差和反因果问题。Heckman等构造了一组能力向量，并估计出它们的分布。潜在能力生成了可观测的能力测量成绩并且是能力与其他各种选择结果(教育、职业和社会表现)的因果关系的来源。当控制这组潜在能力向量时，反因果、内生性和测量误差都迎刃而解了。于是能力对工资效应的两种作用机制被识别出来：第一，直接影响工资，表现为技能的市场价格；第二，通过影响个体对教育程度的选择和教育回报率间接影响收入水平。此后的研究沿着这一路径，更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两种机制的具体作用情况。
(1)能力与工资。当控制教育水平不变，能力的增加对工资的纯效应如下：总得说来，认知技能对工资的效应与非认知技能相同，其中，非认知技能对女性工资效应稍强一些。但针对高智商群体来说，非认知能力对女性的工资效应微乎其微(Gensowski，Heckman & Savelyev，2012)。对男性来说，非认知能力在低技能为特点的劳动力市场上显得更有价值，而在高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认知能力是个体工资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Vestman & Lindqvist，2011)。Heckman et al.(2006)分别对GED参与者、高中毕业但未继续读大学群体和高中辍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GED的获得者们与高中毕业但未继续读大学的学生群体有相同的认知能力，但仅获得与高中辍学者相当的工资水平。这种反常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主要源于他们较低的非认知能力水平，甚至低于高中辍学并未参加GED的人。由此可见，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具有价值，而且对劳动力市场表现具有相对独立的影响。
(2)能力与教育。能力对个体选择教育程度的效应体现在个体能够获得的最高学历水平和选择在哪个阶段停止接受教育。总的来说，认知能力比非认知能力更重要，在认知能力上更优秀的学生倾向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但研究发现这种效应并非是单调的，它会随着不同学历水平和个体的能力水平发生变化。例如Heckman，Stixrud & Urzua(2006)发现，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水平都很低的群体中，提高任何一类能力都能增加他们高中毕业的可能性。在能力较高的群体中，这种效应就表现为增加他们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这两种能力对个体从社区大学毕业的效应很弱，但却对从大学本科毕业具有很强的效应。能力对教育选择的效应还受到性别的影响。Gensowski，Heckman & Savelyev(2012)利用Terman(1921)对高能个体(智商高于140的儿童)70年间的追踪数据，研究了能力对教育水平选择的效应。他们发现男性的IQ水平越高教育水平越高，但对于女性来说，IQ只对具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才有显著影响，而且是一个负向影响。当选取大五人格测试作为衡量非认知能力的主要指标时，开放性和谨慎性对教育的效应为正，外倾性对女性的教育影响是反向的，对男性是轻微正向。宜人性对女性的影响是反向的，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神经质对女性的影响为负，对男性的影响是轻微正向。此外，能力对个体教育回报率的影响，通过教育对自身收入和对配偶收入(通过婚姻市场的匹配)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表现出来。具有博士学位的女性教育回报率最大，表现为自身的收入效应。具有学士学位的女性教育回报率表现为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效应，即丈夫的收入效应。而硕士学位的回报率为零或负。
2.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早期一些文献研究了种族智商对其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天生的智商差异是引起黑人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Wilson & Herrnstein，1985；Herrnstein & Murray，1994)。但随着心理学测量技术的日趋成熟，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比起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后天行为的影响更大。Heckman et al.(2006)发现，在样本群体中，增加非认知技能所带来的不良行为(例如吸食大麻、参与犯罪等)的改变要比增加同等单位的认知技能带来的行为变化大得多；非认知技能在解释妇女成为单亲妈妈时比认知技能效应更大。
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的选择(白领或蓝领)也具有显著影响。Heckman et al.(2006)发现，处于中等智商程度的个体选择白领工作的概率是低智商群体的2倍多，而非认知技能分布中处于中等水平的个体选择白领工作的概率是低水平个体的5倍多。
非认知技能同时也促进健康的行为选择。大量的文献证明了个人的脾气和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对战胜疾病的行为从而延长寿命和生活状态。时间偏好(即人们对现在的满意程度与对将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作为非认知能力会影响个人的健康行为的选择(Grossman，2000)，情绪因素对成人的健康也造成影响(Ryff & Singer，2005)。此外Smith(2007)认为非认知技能对教育选择的解释可以阐释随着经济社会阶层增高，疾病发生的斜率递减的现象。
三、启示与展望
在理论上，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逐渐成熟一方面扭转了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观，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社会学者认为收入主要由认知能力决定的理论(eg，Herrnstein & Murray，1994)。此外，它还丰富了传统信号理论(eg，Spence，1974)中单技能的信号模型。传统信号理论认为教育本身并不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作为一个代表能力水平的信号。潜在求职者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学历认证，从而向雇主释放一个关于自己能力的强信号，因为雇主假设能力与学历是正向相关的。此处的能力被认为是单一维度的能力，而上文提及的美国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认证(GED)挑战了传统信号理论。与高中辍学者相比，GED获得者有更高的认知技能和较低的认知技能。因此，这个文凭所传达的个体能力信号互相冲突，这就意味着在能力从单维走向多维的背景下，人力资本信号理论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和调整。
在政策上，新人力资本理论为宏观问题寻求到一个有效的微观突破口。即可以通过基于个体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干预的手段，来解决日后经济社会中诸如贫困、失业、犯罪等宏观问题。这也为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针对我国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非认知技能的提升应该作为政策重点。因为从跨时期能力投资的可替代性来看，非认知技能投资的可替代性更高，进行后期投资的效果更好，应该作为应届大学生就业培训的核心。再加上非认知能力在低技能为特点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资的解释作用更强，因此，也可以成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突破口。
新人力资本理论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国家的教育投资策略和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方向。教育应该是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着眼于社会整体福利的一项长期投资。基于能力形成的特点，政府参与、调节私人教育投资的时间应该提前，并将重点放在对早期基础教育加大投资以及持续给予弱势家庭的幼儿教育上的扶持。此外，早期教育投资需要注重多维能力的培养。
最后，新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政策视角来缓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即政府可以采取补助措施对经济资源不足的弱势家庭儿童进行早期干预，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并为他们储备后期能力自我生产所需的早期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存量，从而打破弱势家庭孩子成年后在社会上也必然是弱势群体的恶性循环，同时从投资效率上来看，早期干预比后期干预的收益更高成本更小。
注释：
①GED为美国高中辍学的学生自愿参与的一项认知能力测试，这项测试为参与者提供了获得等同于高中学历认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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