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密宗，或称密教，密乘，真言宗，因主张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而得名，是印度佛教后期所发展起来的，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等为主要经典的一种重要的大乘佛教流派。早在三国时代，竺律炎、支谦等就将佛教的经咒典籍介绍到中国。唐代因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等唐代“开元三大士”的大力弘传，形成了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中以修持三密为主的一个重要宗派——密宗。不过唐代后期武宗“灭佛”后，密宗在汉地迅速衰落，渐成绝响。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振兴运动中，失传了近千年的密宗文化，出现了复兴景象，成为近现代佛教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到1920年代中后期，传统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都“渐次流行而耀光彩，密宗亦应时崛然兴起。先则京也、粤也、鄂也、蜀也，密风密雨，栉沐已久，今则江浙亦莫不披靡其风化焉。自表面，不得谓非佛法前途之大好瑞兆矣，盖密宗之绝迹中华于今千余年矣，而今得复兴，正如久失之宝，今且发现而复得之也，宜乎举国缁林及诸精进学佛居士，群起而趋之若鹜矣。”①近现代日本密教和藏传密教的相继传入内地并形成热潮，是继唐代之后密教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兴。
可是，多年来，国内外和教内外的学者与佛教文化爱好者对于近现代密教文化的真实情况所知非常有限②。本文以近年重新影印出版的民国时期佛教报刊文献等为主要依据，对这场密教文化复兴运动作粗浅探讨，以抛砖引玉。
密教虽然很早传到中国，在唐代还传播到日本等地，但唐武宗灭佛后，汉地密教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以禅净融合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佛教文化形态。元、明、清时期，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多信藏密，五台山和承德等处建有许多密宗寺院，但是与汉地僧众及民间佛教信仰关系不大。所以民国时期的释太虚说，汉地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属于禅宗、净土宗等，民间流行的焰口和其他的密咒，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也不过是一种助行。但是，“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③。密教在内地虽绝迹千年，但是密咒等形式在民间佛教信仰中仍然留存，这是密教重兴的重要基础；同时，在藏地和东邻日本，都有各自完整的密教传承系统，这是中国内地密教文化复兴的重要外缘。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密教在近代的复兴，首先是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直接刺激中国复兴密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趁机向当时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中国允许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特别是中国早已失传的绝学——与中国唐密一脉相承的日本密教。当时中国佛教界“虽明知其为政治利用文化侵略之计策，然以中土密宗诚绝，固亦未如之何也”，但是“受此重大刺激，对于密教问题，渐渐注意”。民初佛教复兴运动领袖释太虚在其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主张派人留日和赴藏学密，以重兴中国密宗。④事实上，民初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正是释太虚及其创办和主编的《海潮音》月刊。
在1920年《海潮音》创办之初，释太虚就积极筹备出版密宗专号，并大肆刊登广告。其中指出：“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则于本志之密宗号将不得其研究之门径。”《海潮音》杂志社还代为流通《密宗纲要》。⑤《海潮音》密宗专号主要刊载了王弘愿所译权田雷斧《曼荼罗通解》和其介绍日人《印度佛教史》及答复印光法师等僧俗书信等，几乎成为王弘愿弘传日本密教的专号。同期吟雪的《密宗弘传史》一文，赞叹“太虚法师在《海潮音》本专号内，以王弘愿居士所译的《曼荼罗通解》介绍给我国人，这是振我国密宗之绝学，为学问界思想界重新开辟一天地。”⑥
由于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领袖释太虚的大力提倡，日本密教得以迅速向佛教界和社会文化界传播。随之东渡学密的大勇、持松、显荫等人，都与此密切相关。正如《海潮音》后来载文所说：“中国的密宗复活，以本刊第一年的提倡——出有密宗专号——为始，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才由日本返流回来。由本刊提倡之后，才有大勇、持松以迄谈玄等之留学事业。迄民国十二年大勇归来传法，十三四年持松回来传法，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密宗，真是风靡一时的了。”⑦
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居士界的王弘愿、顾净缘、程宅安、黎乙真、屈映光和冯达庵等，都是重要代表人物。王弘愿主持的密教重兴会和顾净缘主持的两湖佛教讲习所，成为近现代复兴密教最有影响的两大居士团体。
在民初国人心慕密教重兴之时，被称作“以居士为当代传承密教得阿阇黎位之最初第一人”⑧的王弘愿，最早翻译了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的名作《密宗纲要》，成为国人知晓日本密教最权威、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时人郑国藩说：“密教绝响中国数百年矣，往岁吾友王弘愿居士译日僧权田大师所著《密宗纲要》付梓，风行海内，盖欲识彼门径者，视此书为空谷足音，且思藉以筏迷津灯暗室也。”⑨事实上，民初大力提倡密宗的释太虚，也是受了王弘愿所翻译的《密宗纲要》等的影响。《太虚自传》说：“这一年(民国九年)，本拟在净梵院安住下来，专事编辑《海潮音》。……先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及王宏愿《曼陀罗解》，皆在这一年的《海潮音》发表，并介绍流通王弘愿所译《密宗纲要》。我对密宗的兴趣，及国人对密宗的注意，亦因此而引起。”
王弘愿早年因仰慕韩愈之文而取名师愈，字慕韩。年40时，“身世之艰危，始有志于佛学”，深感韩愈辟佛之非，于是搜求和研究佛典，同时持准提密言，进而研求密典。他读到日本权田雷斧《密宗纲要》，知有即身成佛之道，惊喜异常，将其译成中文流通，继而探究密教经轨，广为宣传，引起了民初学密风气的形成。但是，王弘愿深感密教“非亲传固不能尽其曲折”，故“有心入日，亲炙大僧正，亲受其心传”。因受经济条件等多方的限制，他不能东渡学密，便写信给权田大僧正求助，权田欣然回信，并于1924年不顾已经79岁之高龄，专程来到王弘愿所在的潮州亲授密法。⑩
王弘愿为权田大僧正的到来在潮州专门组织了“密教重兴欢迎会”(11)，开始有组织的密教弘传活动。权田带来十多位日本密教的僧正和僧都，在潮州开元寺举行隆重的传法灌顶仪式。法会结束后，将所带全部法器及《弘法大师全集》等，全部赠与王弘愿，寄予厚望。随后，王弘愿将“密教重兴欢迎会”发展成震旦密教重兴会，并在潮、汕两地开办密教讲习所，出版《佛化季刊》，掀起了潮汕地区密教重兴运动(12)。1926年夏，王弘愿奉权田之邀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回国后，他讲习密义，以函授制引度有志者，并创办由他主笔的《密教讲习录》杂志，流通海内外。《密教讲习录》从1926年创刊，至1935年停刊，前后十年，不仅刊登了王弘愿的大量日本密教经典中译本及其有关密教宗义及修持仪轨之著述，还记录了在各处灌顶及传法的盛况。时人称“此《录》为王大阿阇黎将密教最要之四度事相，及一切要妙秘法恃考精研，以宣传法佛大教之髓脑也”。(13)
顾净缘于1920年代中期在长沙创办“二学园”和“两湖佛化讲习所”，显密双弘。1928年东渡日本学习东密和台密，并受阿阇黎位。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建“畏因同学会”，并以“谢畏因”为笔名创办和主笔《威音》月刊，阐扬密乘，同时弘传“人道佛学”，在当时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刊，《威音》共出版78期，成为近现代中国密教弘传史上堪与王弘愿主编的《密教讲习录》媲美的另一种重要的密教文化杂志。1938年，顾净缘因著名将领唐生智之请赴长沙主修法会，自此留湘从事文教和弘法事业，同时成为唐生智的老师。正如《海潮音》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在1930年代中期，“顾净缘居士以密法摄湘中军政各界，渐及于鄂”。“顾虽宏密，亦重教理”。后来，他又在长沙重新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四众兼收，将近三百，可云盛矣”。(14)
在出家寺僧中，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法尊、超一、能海、谈玄等对近现代中国密教文化的复兴都先后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大勇最先赴日学密，并最早发起和带领汉僧赴藏学密，成为近代内地僧人最早赴藏求法的先行者。
1919年，已在四川军政界任职的李锦章在上海依释太虚剃度出家，得法名传众，字大勇。1921年释太虚应邀到北京为各界讲经，大勇随侍听讲，但他不满足于遍及各地的净土念佛法门，而发愿学习密乘。当时，日本密教僧人觉随来北京弘法，想邀请太虚赴日学密，为太虚婉拒，大勇却愿为一试。到日本后，觉随态度有变，使大勇不得不回国筹措留学经费。次年，大勇筹得经费后，邀持松一道赴日学密。他们到高野山密宗大学，从金山穆昭等学习。1923年秋，大勇学得金刚、胎藏二部曼陀罗大法及受传法灌顶，并受大阿阇黎位后回国。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开坛传法灌顶，受到热烈欢迎。不久应邀到武汉太虚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等处弘密，掀起了武汉学密之风。⒂但是，大勇“觉其所习日密之有所不足，因发大愿，欲以藏文为工具，入藏求密”。(16)同时，他还觉得“西藏佛化，不但密宗一派形神俱完，相用兼备，即其现所保存之经籍及医方、工巧二明诸书，以视吾华所已译出者，乃多至百倍或数十倍不等，且均承传不绝。”。(17)他在武汉名流居士汤铸新等人的支持下，于1924年10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吸引了法尊、观空、超一等相继入学，并于次年6月改组成“西藏学法团”，不久即西行往藏地求学。求法途中多次遇阻，大勇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向大格西杰尊等修学藏文经论和研究密法，并受藏密阿阇黎位。不过，大勇因病于1929年突然示寂于甘孜。大多数学法团成员也或因病丧亡，或因阻不得不留西康学习后而折返。
大勇过早逝世及赴藏学法团的遭遇，是近现代密教复兴运动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现代僧伽》杂志称之为“‘中国密教’前途已受了很大的损失”，“‘新中密’的光明已暗淡至极了”(18)。追随大勇往藏学密的能海、法尊、密严、超一等，深感大勇的逝世“实于中国佛法，亦大减色”，发愿“能遵其(大勇)遗嘱，专志研学”(19)，并克服各种困难，继续前往藏地求法学密，最终都成为沟通汉藏、弘扬藏密的一代高僧。法尊后来主持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超一后来主持无锡圆通寺，使无锡成为江南弘密重镇，而能海1935年回到内地，先后在上海、五台山和成都等地开办道场，主持法会。1936年，上海佛教界隆重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显密无碍，解行精严”(20)的能海应邀修法讲经，开示菩提道次第。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佛教会在成都举行大规模的护国息灾法会，能海又应邀主法。1940年，能海率领弟子多人再度赴藏学法，次年回到成都，开始了在各地建立金刚道场，弘传格鲁派密乘的使命，为内地藏密的弘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释持松于1916年毕业于月霞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他对日本要求派僧来华传播佛教非常不满，但又感到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或亦不无可采之点”。1922年冬，他在大勇的鼓动下一同赴日学密。(21)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在高野山依金山穆昭得阿阇黎位。1924年春，他继大勇之后回国，在上海、杭州等地传法灌顶，不久应家乡湖北善信的邀请，出任武汉首刹洪山宝通寺住持，开坛传法灌顶，很快将武汉地区社会各界的学密气氛推向高潮。正如后来评论者所云：“持松法师回国后，驻锡武昌洪山宝通寺，萧前督军为建密坛一所，一时发心请法者，轰动武汉三镇，洪山蔚为密宗中兴之区域矣。”(22)
1925年冬，持松随太虚大师所率领的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他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日本从东密权田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次年，他又到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后再至高野山随金山穆昭传授口诀，兼学梵文，从而成为当时中国僧界同时弘传日本东密和台密的第一人。1936年，上海各界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尽习野泽三十六流台密十三流”的持松应邀担任东密主座。同年，持松第三次东渡，与日本佛教学者广泛接触。回国后，他驻锡上海圣贤寺，专事日本密教的讲经和研究，多有著述，成为行解精深的一代密教文化大师。1942年，上海《佛学半月刊》相继推出两期“真言宗专号”，由持松主编并主笔，力图廓清当时教内外有关“大日经教主”、“释摩诃衍论之真伪”等问题的诸多误解，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密教文化复兴中的重要地位，被称作继唐代密教大师“惠公(果)而后之一人”(23)。
释太虚在谈到上个世纪20年代密教复兴之趋势时说：“全国缁素既知密教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伙。先则粤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但此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教复兴之责者，亦唯其三人耳。”(24)这里提到的显荫，法号大明，自幼聪颖过人，1918年17岁正在师范讲习所就读的他，到浙江鄞县投名僧释谛闲出家，就读于观宗学社，深受谛老器重。1920年毕业后，他在社中研究经藏，并经常随侍谛闲到各地讲经说法。1921年著名佛教大居士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出版，年仅20岁的显荫应邀为之写序，成为佛教界和文化界之美谈。次年，显荫又应邀到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任林刊编辑部主任，声誉日著。1923年初，扬州长生寺可端方丈邀请显荫主编《佛光月报》，得到教内外高僧大德、学者名流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誉。同年秋，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显荫等作为中国佛教救济东京震灾会的代表赴日，随后他就留在日本，到高野山学密，直到1925年2月获得阿阇黎法位后才回到国内。不幸的是，因身染沉疴，三个月后示寂于上海。(25)被称作“天才比丘”和“我们佛教中的法炬，人世间的明灯”(26)的显荫，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在国内开坛传密，但是他对于当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1924年太虚发起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正是得到显荫在日本的大力鼓吹和联络，才促成木村泰贤、佐伯定胤等日本佛学界和僧界一批著名人物莅会。他回国时，受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搜集和提供了一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
显荫和大勇的相继示寂，对20年代刚有复兴迹象的中国密教文化事业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为了更积极和更完整地传入日本密教，1934年初夏，释太虚特别派遣就读于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研究部的谈玄法师赴日学密，特别是研究台密。到1935年12月，谈玄“在日本整整学了一年半。其所学而得者，有台密全部传法灌顶。在日本修学密宗的中国留学僧，自民十年以至现在，十五年来，有大勇、持松、显荫、又应、纯密、谈玄诸师，而得日本台密东密两大支流的密教传法灌顶学位者，惟谈玄法师一人也”。谈玄在日本不仅勤奋修学密法，还很注意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搜集日本密教文献及相关研究作品，归国时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带回了数百种两千多册日密重要图书，并在上海举办了日本密教图书展览会，引起轰动。(27)时人对谈玄回国给予了很高的期许：“今谈玄师者，于教相先有甚深之研究，于中国之禅，亦有甚深之心得，于时代环境，亦有清明之认识，今复学得日本两支密法，得其全盘灌顶学位，其体质与学力，实足以重敷日密之两部曼陀罗，重敲日密之锣鼓，重舞日密之铃杵，而计及根本的日本密宗之建立，亦即为中国密宗之复活建立”。(28)不幸的是，谈玄回国后不久，也因病早逝。释太虚《恸谈玄》诗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29)从这里不难想见，继显荫、大勇之后谈玄的过早逝世，对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重建中国密宗之文化事业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它使得近现代中国密教文化复兴运动又一次遭受重要挫折。
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之初期最受到关注的，是日本密教的引进，并因大勇、显荫和谈玄的相继过逝而遭受重大挫折。就“在日本密宗回到中国复活得最热烈的当儿，中国密教现状起了一种变化，其变化维何？即西藏密宗之开始传播也。日本密宗的传播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而及于全国。藏密在十三四年因班禅(藏)、白普仁、多杰(蒙)等集于北平，故以北平为中心，十五六年渐及鄂、湘、赣、江、浙、川诸省，遥遥与日本密宗对峙。其时日密之大变动因之而失利者，厥为民十四年大勇之弃日密而学藏密。藏密之势，渐渐雄占上峰，及今而普遍风靡于全国者，斯亦一因也欤？”(30)
民国时期对藏密在内地传播最有力的推动者，是1924年从藏地来内地的九世班禅。(31)正如释法舫后来所说：“西藏密法，在中国现社会中宏扬，近数年来，突飞猛进，班禅大师被迫亡居内地之后，其个人与门徒大宏藏密，政府为治边陲，不阻止蒙藏佛教，而近一二年来又极提倡，这是藏密宏传极盛大时的一个原因。其次就是一般藏僧——喇嘛——的向内地宏传密法，起初为久居北平的蒙古白普仁喇嘛，以金光明法会曾来西湖及江南各省，盛宏一时。次为西康的多杰觉巴格什上师之赐也。此外，北平有‘密藏院’，主讲者为蒙僧名辛制嘛，二十一年与本年之‘时轮法会’主动发起者，即为该会会员。由密藏院至班禅建‘时轮法会’，为藏密在中国社会中宏扬最盛之一阶段。蒙藏喇嘛近在内地传法者，尚有安钦那拿等，亦皆传授仪轨，摄引学人。吾人之观察，白普仁之‘金光明法会’，为内法的藏密宏传之胚胎时期。从十三年之北平‘藏文学院’、‘西藏学法团’到民二十一年重庆成立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再从北平‘密藏院’而到今日的上海‘菩提学会’，已走入教理之研讨、文献之翻译，吾人认为是藏密宏传的萌芽时期，大盛时期，尚待来日！”(32)
藏密在内地的传播固然需要大勇、能海、法尊等汉地高僧入藏学习，同时也需要班禅大师、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等蒙藏喇嘛到内地亲自弘传，从而更直接地带动内地学习藏密风气的兴起。九世班禅大师来到内地后，受到从中央到各地军政绅商和民众各界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接待，仅杭州一地举行的浙江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军政商学各界数千人参加。这实际上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
白普仁喇嘛于民初居住在北京的雍和宫，常修药叉大将法，以护国息灾，信众甚多。九世班禅来京得知白普仁的道行，特赐其堪布法位，白普仁因此更受各界信从。1926年，北洋军政各界叶恭绰、徐蔚如、曹汝霖等数十人在天津发起金光明法会，白普仁应邀主修，极一时之盛，开启华北大型藏密护国息灾法会之先河。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北方军政各界要人段祺瑞等发起在雍和宫举行金胜陀罗尼息灾道场，白普仁和荣武活佛等率百零八僧众修法四十九天，盛况空前。由白普仁主修的这两次华北地区大型弘法利生法会，凸现了藏密在内地度亡利生息灾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有力地推动了藏密在内地的传播。
班禅来到内地后在弘传藏密方面最有影响的，是1932年和1934年由他分别在北京和杭州主持的时轮金刚大法会。时轮金刚法会是藏传佛教中最盛大庄严的法事活动之一。1932年北京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在故宫的太和殿传法灌顶，典礼隆重庄严，规模盛大，当时各报刊如《威音》、《海潮音》、《佛学半月刊》、《大公报》等都有许多报道，法会还出版《时轮金刚法会撮要》广为流通。1934年在杭州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不仅是由民初政界要员段祺瑞、戴季陶、褚民谊等积极发起的，还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委员长的赞可。对于此次规模盛大的藏密法会，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报道评介，上海《佛学半月刊》还出版了“时轮金刚法会专号”。以上在北、南两大中心城市先后举行并由九世班禅主修的时轮金刚大法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推向高潮。
九世班禅的东来虽然主要由于政治性因素，但是，他到内地后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大勇、显荫、谈玄等因英年早逝而对内地密教文化之弘传所带来的缺憾，也改变了国人在民初对日本密教的过度崇尚之风。正如当时论者所说：“中国佛教徒之行门，向修净土禅宗，在生活表现者，为素食。近年之趋势，则由净土禅宗，而趋向于密宗。而密宗之所以能突起应世者，盖有其特殊之因缘，其始由于本刊(《海潮音》)之提倡东密，继则喇嘛藏密之传入。而藏密之宣传，势力更大。”“因有藏密之宣传，国人对于东密，近几无人着眼矣。西藏红黄教之宣传，于国民影响颇大，此亦有其应化之机感也欤？”(33)应该说，九世班禅和蒙藏喇嘛以及能海、法尊、超一等汉地法师对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为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从清末桂伯华留日学密，民初王弘愿、释太虚等大力提倡和推动复兴中国密宗，到日本权田大僧正和藏传佛教九世班禅先后来内地灌顶传法，再到大勇、持松、能海、谈玄和顾净缘、黎乙真、程宅安等在各地的大力弘传，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挫折，但是，中国内地失传千年的密教文化仍然呈现出复兴的景象。这不仅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34)
注释：
①④(24)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海潮音》第6年第8期(1925年8月)。
②已出版的相关作品除了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利用了有限几种民国佛刊和部分日文资料外，其他诸如(美)霍姆斯·维慈：《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等著述极少采用、甚至完全不涉及民国佛教报刊等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③太虚：《汉藏教理融会谈》，《海潮音》第18卷第12号，1937年12月。
⑤《海潮音》第1年第7期(1920年7月)(扉页)。
⑥《海潮音》第1年第9期(1920年9月)。
⑦《欢迎谈玄法师归国》，《海潮音》第17卷第2期，1936年2月。
⑧《汕头密教重兴会导师王阿阇黎入寂后再志》，《佛教日报》第665号，1937年3月20日第1版。
⑨郑国藩：《东游吟草序》，《密教讲习录(上)》第1年(1926年1月初版，1931年再版)，《缵槐堂集·东游吟草序》，第1-3页。
⑩王弘愿：《敬告海内佛学家》，《海潮音》第4年第11期，1923年11月，《附录》，第1页。
(11)《密教重兴欢迎会简章》，《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5期，1924年，《专件》，第6-8页。
(12)参见王弘愿：《震旦密教重兴纪盛》，《海潮音》第5年第10期，1924年10月。
(13)《学密司南——密教讲习录》，《世灯月刊》第1期，1934年7月。
(14)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流行之变相》，《海潮音》第16卷第1号，1935年1月。
(15)孙厚在：《大勇阿阇黎传》，《海潮音》第11卷第4期，1930年4月。
(16)(18)记者：《大勇之死与中国密教》，《现代僧伽》第2卷合刊(1929-1930年)。
(17)《大勇阇梨覆显荫法师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7期，1924年9月，第304页。
(19)密严、法尊等：《大勇法师示寂》，《海潮音》第10卷第11期，1929年11月。
(20)《丙子息灾法会缘起》，《佛学半月刊》第6卷第9号(丙子息灾法会特刊第1号)，1936年5月。
(21)南亭：《安徽佛教学校欢迎持松法师讲演纪略》，《海潮音》第5卷第7期，1924年7月。
(22)《中华密教之勃兴》，《佛化策进会会刊》(第2辑)，厦门，1927年2月。
(23)赵朴初：《持松上师五十寿序》，《觉有情》第4卷第25、26号，1943年9月。
(25)嘿庵：《显荫法师传》，《海潮音》第6年第7期，1925年7月。
(26)寄尘：《对于显荫法师涅盘之感想》，同上载。
(27)《谈玄法师日本归国密教图书展览会》，《日华佛教汇报》第1卷第2号，1936年1月。
(28)《欢迎谈玄法师归国》，《海潮音》第17卷第2期，1936年2月。
(29)《太虚大师全书》(第63册)，《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台北：善导寺，1998年，第220页。
(30)《欢迎谈玄法师归国》，《海潮音》第17卷第2期。
(31)《九世班禅大师事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475-484页。
(32)法舫：《1930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134-136页。
(33)大悟：《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之动向》，《海潮音》第16卷第1号，1935年1月。
(34)限于篇幅，这里难以详解。仅举一例：曾赴藏学密，后来长期主持著名的汉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师，不仅培养了许多沟通汉藏的优秀人才，并将大量的藏文重要佛教经典《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翻译为汉文出版，还将《大毗婆沙论》等汉语重要佛教经典译成藏文，更在新中国成立后受中央委托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和《社会发展史》等释成藏文出版，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文件和《宪法》藏译本的审核工作。他于1956年参与创办了中国佛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主持教学工作，直到1980年12月逝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现代佛学和僧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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