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庙会戏曲演出的发展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庙会论文,戏曲论文,演出论文,晋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祠位于距太原市中心西南方向25公里的悬瓮山下，其具体创建年代不可考。创建初衷为祭祀受封于唐的周武王之弟——叔虞。叔虞封唐以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叔虞死后，人们为纪念他的功绩而兴修祠堂以表怀念。叔虞之子燮因境内有晋水，而更国号为“晋”，祠堂遂定名为“晋祠”，并沿袭至今。 虽然晋祠原本是为纪念唐叔虞一人而建设的祠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个祠堂被赋予更多的意义，逐步发展成一个多功能的祭祀建筑群体，所祀神灵也由当初的唐叔虞一个人而发展成为祭祀叔虞之母邑姜、汾河之神台骀、关羽、水母、鲁班、药王、黑龙王、尉迟恭、土地爷、太上老君等神灵。相应地，祠内也建起了他们的祭祀庙宇，尤其是明清以来，该祠庙又经过多次翻修扩建，晋祠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祭祀建筑群。晋祠内附属的庙宇也依据传统习惯分类祭祀，或游神、或上香、或抬阁、或演剧等内容不一，可谓中国神庙祭祀的集大成者，是三晋传统神庙文化的集中代表，其演剧传统也成为山西民间演剧的典型代表。 清末至民国的晋祠庙会演剧 冯俊杰先生已有文章《太原晋祠及其古代剧场考》，清晰地论述了晋祠古代剧场的发展变迁，文中所述明清两代建起的两座戏台、两处卫星剧场和两座小型献殿成为当时演剧繁荣的明证。①然，对于清后期及民国时期晋祠演剧的继承与变迁同样值得关注。恰巧当地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记录了当时大量演剧内容。 刘大鹏生于清朝末期，饱读诗书，曾求取功名，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次年又到太原崇修书院读书，1884年中举人。之后1895年、1898年、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不中。他的人生经历也十分丰富，曾经入太谷县商人的家中任私塾老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太原后，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管理过小煤窑，并亲自领着自己的子女耕种于田野。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多生活在晋中农村，对下层社会接触、关注较多，曾募捐集资修建晋祠殿宇和附近道路，兴办过水利，在当地较有名望。因此他在日记中记录的乡民生活和晋祠举办的活动当真实可靠。 根据《退想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可知，刘大鹏于34岁(1891)时开始写日记，一直记到1942年七月十四日(为保持与祭祀日期的一致性，文章均采用农历纪年)，刘翁于1942年七月十九日仙逝。日记跨度时长51年，其中不见1899年、1900年、1909年、1910年、1911年、1912年、1920年、1924年、1925年、1935年的日记内容，1905年、1906年、1907年的日记中不见演剧内容。因此，除却以上这些年份，刘大鹏的日记中有38年均涉及了晋祠演剧的概况，当然，其中有些年份记录详细，有些年份则略记，甚至漏记。但根据日记的记述，我们仍然可以窥见清朝末期至民国期间晋祠50多年的戏剧演出概况。 首先，从共时性的横向视角看晋祠及其附近村庄祭祀演剧的繁荣程度。 据刘大鹏的《晋祠志》卷七、卷八相关记载，我们知晓晋祠演剧历史悠久，且每年都有9个月的演戏活动，全年祭祀演剧15个台口，演戏时间达50余天。详情如下(表1)：
将《日记》与《晋祠志》中的记录做比较，我们发现一些祭祀演剧情况在《日记》中有而《晋祠志》无，前者记录的活动次数大于后者，且《日记》中记述的演剧活动不仅包含晋祠庙内举办的，而且还涉及晋祠附近村庄的赛社演剧。如有关纸房村的演剧，有三月三日祭祀真武演剧，也有三月二十日祭祀蔡伦的演剧活动，因为纸房村人“资耕作者十之一，资造纸者十之九，凡造纸之家，岁以暮春之月演剧报赛，祭祀汉之蔡伦于兰若寺”②。但是在《晋祠志》中只记录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另外，《日记》中还记录了晋祠周围村庄小常村、南席村、明仙峪村、花塔村、小站村、北大寺村、古城营等村庄的演剧情况，以及一些节日和发生一些特殊事件时的演剧内容。如1919年五月初五日“晋祠演剧，庆贺端阳，往观之人异常众多，而所演之戏较前加倍，风俗奢华，年甚一年矣”③。1915年八月初八日“今日袁总统世凯之诞期，本县李知事演剧以祝嘏”④。1916年九月初五“今日吾晋省城省议会开幕。晋祠演剧赛会起”⑤。1927年二月初五，晋祠景清门前唱傀儡小戏，其原因是因为村中瘟疫盛行，且有几个小孩伤亡，故唱戏以祭瘟神。除此之外，晋祠附近别的村子到晋祠迎神，举行社火、秧歌等民俗活动更是常事。 由《日记》得知，刘大鹏一年中少则记述一次演剧活动，多则记述达17次祭祀演剧，时间从正月初三至十二月初八，全年都有活动，演出形式有唱戏、演傀儡、演文明新戏等。可见以晋祠为中心的区域戏剧演出频率极高，演出形式多样，故而推断当时该地区祭祀氛围之浓厚，其演戏风尚之浓烈的程度。且作者提道“每逢庙会演剧之时，亲朋走动，蒸糕溜饭，犹如过节，好不热闹”，这些演剧活动还具有全民性，是亲戚朋友沟通感情、交流议事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演剧已经成为根植于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次，从历时性的视角看，这一时期，晋祠庙内及其周围村庄的演剧活动，既呈现出固守的延续性，又出现了不得已的变化。 在如此频繁的演剧活动之中，仪式隆重且呈现出延续特征的要算正月初八日的开市演戏、六月十五的晋祠、纸房、赤桥三村共同举办的祭祀水神的演剧活动以及七月初四的圣母迎神抬阁演剧活动，故取其为例进行阐述。 (一)开市演剧 晋祠不仅是乡民祭祀神灵的集聚地，相应地，由于长久以来的庙会形成的贸易场所，促成了晋祠商铺票号的云集。每年正月初八是晋祠镇商民祭祀关帝的日子，“演剧凡三日，开市贸易。是日五更烛炬辉煌，鼓乐喧嗔，绅商士庶均肃衣冠，跻殿拜祝，钧天乐台唱戏一出”⑥。而由附录表1我们也看到，晋祠开市是一项较为隆重的活动，且有较大的号召力，能够带动其周围村庄的商户也随之一同开市，邻村纸房村的开市活动就经常受其影响。纸房村部分村民以造纸为业，长期以来依靠造纸生活、发财，每逢晋祠开市，他们也跟着晋祠商户一起开市，以讨吉利。可见开市活动的已经突破区域限制，向晋祠周边辐射。 同时我们看到，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晋祠开市的局面已经大不如前，正所谓“世道陵夷，发财者甚少……今日开市不过放几个炮……气象远逊于昔日”。1912年2月12日，满清覆亡，全国混乱，该年正月初八晋祠的开市戏停演。1913年以后，逐渐恢复，似乎有复兴迹象。但在战争频仍的大环境里，人心惶惶，民生疾苦，至1927年，奉军围困山西，晋祠的开市日期遂推迟至正月十五，之后延续两年，1930年又恢复至正月初八，且亦显繁荣，但这种景象在乱世中犹如昙花一现。1933年“炮声甚稀，各商号开市概不热闹……今日开市者不过半数，可见商业之凋敝无发达之数矣(演剧情况见附表1)”。 显然，开市戏是受当时、当地的商业发展影响的，事态严重之时，可以择日而演，甚至不演。此时唱戏虽言祭祀关帝，但其本意却寄托着百姓对于生意兴隆，一年有个好开头的期盼。因此，清末至民国，开市演戏虽受社会动乱、商业凋敝之影响，但在已然形成的晋商活动圈内，并没有停止，而是表现出艰难的固守，并大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 (二)祭祀水母演剧 晋祠祭祀水母的日子主要在农历六月初一至七月初五，达一月余长。主要是晋祠总渠甲和四河各村渠甲在晋水之源祭祀水母的活动。一般情况，祭祀水母之时必祭圣母，祭祀之日，水镜台演剧酬神。六月十五之前是晋祠周围的村庄祭祀，十五为晋祠镇、纸房村、赤桥村渠甲合祭水母，此次活动演剧三天。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之间仍由晋祠附近村庄祭祀，一直持续到七月初五。可见水母祭祀是晋祠祭祀诸神中最隆重的活动之一，因此这时的演剧活动一般情况是雷打不动的。《日记》中没有在此期间不演戏的记载，而且还记述了1939年六月十五因故正日未演戏，而于六月二十日经研究“三村之村长副决定要唱戏于祀晋水神，虽正日无戏，亦必逾斯(期)补唱，今日晚间戏自省城接来，翌日起唱”⑦。足见这一活动在当地民众心中的重要性。同时刘大鹏在《日记》中也指出了“晋祠、赤桥、纸房等三村借祀晋源水神，按亩起费，从中渔利，饱其私囊……”⑧“戏价每日一百二十元，另加‘十四红’之每日二十六元……苦哉农民，凡种总河之田者每亩派摊大洋六角五分……”⑨可见当地长官还利用祭祀活动彰显权利，实行摊派，渔利乡民，即使是在乱世之中，也不可避免，并大肆铺张。 祭祀水母活动历史悠久，并密切关系到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是乡民信仰中重要的一部分。信仰的力量使得当地百姓无论是因祭祀活动而受盘剥，还是在社会战乱时期，食不果腹，依然能够摊派戏资，进而促使祭祀演出活动延续下来。 (三)祭祀圣母抬阁演剧 晋祠七月初二的赛会是祭祀圣母的活动，具体内容包括演剧五日酬神、抬阁圣母出行等，是晋祠一年赛会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活动时间从七月初一持续至七月初五，演剧亦然。根据刘大鹏记载，七月初二的活动在晋祠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每当此时，“县人抬阁，远近观者甚多，其间一带村庄，家家户户安排酒饭以待戚友，妇孺均换新衣，俗谓之过大时节也……”⑩可见在晋祠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仅次于春节的全民性重大活动，不会轻易停止。据刘大鹏记录，“城内抬阁迎神，一二十村庄皆过佳节，迎戚待朋，此数百年之习惯也……传言自明洪武年已行此俗……于自少时至今，二次停止，光绪庚子(二十六年)义和拳乱停止一年，上年壬子叛乱又停止一次，今岁又行”(11)，可见尽管在荒年乱世，酬神活动依然坚持进行。 然1937年，因为北平沦陷于倭寇，是年停止。1938年，有简单的抬阁活动举行，但“赛会之期，人亦不多”，气象萧条。1939年七月初八，补行赛会。1941年，日军统治晋祠，摊派演剧，连唱五日(详情见附录表2)。可以看出，在乱世中，七月初四这样重大的祭祀演剧活动，出现了迫不得已停办，但又迅速恢复的艰难固守。也可以说这与祭祀水母演剧一样，是乡民信仰的力量使得这种活动克服种种困难而得以延续。 总之，清末至民国，山西晋祠的祭祀演剧活动名目繁多，尤其是重大的祭祀活动更突出了全民性和狂欢性质。尽管在遭受旱灾、旗帜频易、内乱外扰的环境下，这种长久以来的寄托着民生美好愿望的传统活动依然努力地坚持着，虽说这种活动不乏透露出地方性的倚强凌弱现象，但这种现象被民众对神的虔诚信仰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希望而默默掩盖。当地乡民对这些活动的心理认同与积极参与，让戏剧活动在祭祀酬神活动中兼具强者借机敛财和弱者寄托美好愿望的双重性质，基于此，这一活动才表现出顽强而戏剧性的坚守与变通。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祠庙会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很多庙会被取消，戏台被销毁。但由于当时晋祠民众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为祈求风调雨顺、子嗣繁荣、生活安康，晋祠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扮演着庇护功能，晋祠庙内的神灵祭祀也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时兴时淡。 首先，受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晋祠的祭祀演剧频率锐减，民众的参与力度降低。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晋祠自古以来由于其风景秀丽且拥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成为历代名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晋祠被定位为旅游开发区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晋祠旅游业迅猛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型产业。当地乡民依托晋祠或者当导游、或者卖小吃、或者照相、或者开旅馆等，晋祠旅游给他们带来的第二职业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成为其谋生的主业。 1998年以后，晋祠划入晋源区管辖范围，列入城中村的重点改造对象，规划为重点旅游开发单位。2001年，晋祠被誉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04年8月，为整治晋祠环境，晋祠村民整体搬迁，退出晋祠庙宇周边的居民实现了农转非。自此，晋祠村民的生活劳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晋祠众神的乡民不再依赖自然生产，转而依靠晋祠旅游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这种改变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们对晋祠诸神的朴素崇拜也开始渐渐消解，晋祠原有的民俗生态遭到塌方式破坏。 在晋祠历史上一年内大大小小的祭祀演剧活动，如今只剩下了二月十九南门外的白衣庵庙会演剧、六月十五祭祀水母演剧、七月初二祭祀圣母演剧三个重要的祭祀演剧活动。但这三个活动均发生了变化，白衣庵戏台在“文革”中被拆除，水镜台由于保护建筑文物原因，已长期搁置不用，届时的演剧活动，全部在庙外搭建临时草台演出。 今天看来，这些活动中继承传统最好的要数六月十五的祭祀水母，活动内容包括迎神抬阁、官方祭祀晋祠内的诸神、晋祠南门外搭建戏台演戏5天等，但这一活动多成为了一种人们闻名前来观看和研究这一当代留存不多的民俗仪式，而缺少了本地普通民众参与祭祀水母的乡民崇拜意识。同样作为晋祠重要祭祀活动之一的七月初二之祭祀圣母赛会，如今已然没有了抬阁祭祀仪式，而仅剩临时搭台演剧5日。总之，“赛”的成分大大削弱，“演剧”成为此项活动的主要标志。(12)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晋祠庙会演剧的发展契机。 晋祠的庙会演剧传统久远，在农业时代，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都有乡民的朴素信仰和对晋祠文化的潜意识认同支撑着这些活动的延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文明开始挑战人们的原始信仰以后，这一民俗传统开始显得弱不禁风，由原来全年祭祀演剧15个台口、演戏时间长达50余天而缩减为现在演出3个台口，总共演戏10天左右了。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承载着丰富而深邃文化内涵的晋祠庙会在当代日渐衰退，没有了往日的魅力。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鹊起，七月初二的晋祠庙会于2006年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内容为：“1.开展普查工作，了解庙会的历史沿革。将普查所获资料整理、存档；2.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工作，并把研究成果编成文本予以出版；3.指导村社建立庙会组织，结合实际，建立组织、制度，联系当地历史文化，恢复举办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统庙会活动；4.纳入当地历史、社会等学科的授课内容。”(13)保护的五年计划为：“1.收集、整理有关庙会的民间传说、历史资料；2.编辑出版《晋祠庙会》一书；3.给掌握传统祭祀仪式的老师傅以生活补助，上养老、医疗保险；4.恢复传统的庙会祭祀仪式，并录音、录像；5.召开‘晋祠庙会暨传统文化’研讨会，组织人员进行深入研究。”(14) 晋祠庙会申遗成功7年以后，根据笔者2013年的调查发现，时逢庙会，晋祠庙内并没有恢复原先的“晋祠附近百姓齐到圣母殿跪拜叩头，上香祈福，从晋祠庙内至晋祠村大街小巷高棚林立，人山人海”的景象，即便是在庙外，也没有民众参与的祭祀活动。有的仅是在镇政府前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唱戏曲。保护之后，也没有见到相关的文本资料面世，录音、录像是六月十五祭祀水母活动的，而并非是七月初二的庙会活动。由此可以看出，申遗成功后的保护力度是有限的，当地民众参与更是缺失的，庙会的民俗环境没有被重建，相反是大大削弱的，唱戏成为这个庙会的主要标志。在与当地民众的访谈中也得知，好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演戏，而是觉得每年都这样，该唱戏了。可见传统的民俗演剧已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商演之趋势。 我们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晋祠开发与保护之路。在新中国成立后，晋祠庙内众多的古建筑得以修复和保护，甚至还修建了很多新的仿古建筑，使得这一庙群能够完整而富有气魄地开门迎客。但一开始，晋祠的旅游开发就与当地的民众生活和民间的民俗信仰相互割裂，某种程度上，对它的开发保护，导致了当地乡民退出对晋祠所祀神灵的精神崇拜，导致了本应该是晋祠文化传承主体的当地民众转而成为晋祠文化的经营者，这个巨大的转变直接淡化了晋祠的民俗祭祀功能并削弱了晋祠的民俗生态环境。至于戏曲，在这里是依附于神庙祭祀传统而存在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也不得不怀疑，寄生于此的戏曲活动将来会以什么样的名义成为庙会的一部分，甚至怀疑它是否会有停止的一天!因此，对晋祠的开发也好，保护也好，我们应该综合评估其文化价值，更应该尊重当地村民的信仰，重视民众的参与，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与当地人们生活的和谐共生关系，进而维系好晋祠的民俗生态环境。唯其如此，才能解决旅游急速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 综上所述，晋祠庙会演剧受当地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期，人们靠天吃饭，对晋祠供奉神灵虔诚的信仰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即便在改旗易帜、战乱频仍的环境下，晋祠庙会活动也会延期补上，固守前行，相应地，依托于此的演剧活动也没有间断。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晋祠以开发旅游的现代文明方式进行转型以后，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信仰圈急剧缩小，乡民由祭祀演剧活动原来的参与者转变为了如今旅游文化的经营者，其结果直接致使晋祠庙会及其演剧活动数量减少，活动内容简略。社会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许不可避免，但晋祠作为晋文化的重要代表，我们有责任将这种冲击降至最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登台也许是个契机，但保护的结果绝不仅仅是贴标签的问题，而是要深入民众生活，加强民俗生态保护，而依托于此的演剧活动才可能有出路。 附录： 1.《退想斋日记》中正月初七、初八开市演戏情况表
2.《退想斋日记》中七月初二晋祠祭祀圣母抬阁演剧情况表
注释： ①冯俊杰：《太原晋祠及其古代剧场考》，《中华戏曲》第33辑。 ②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③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78页。 ④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17页。 ⑤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36页。 ⑥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第163页。 ⑦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545页。 ⑧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484页。 ⑨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546页。 ⑩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234页。 (11)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第185页。 (12)笔者于2013年8月8日(农历七月初二)考察晋祠庙会并访问晋祠村村长王福忠。王福忠：1955年出生，初中学历，1993年任晋祠村村长，连续七年组织晋祠庙会活动。 (13)晋祠庙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申报书，2007年6月。 (14)晋祠庙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申报书，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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