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总体性论文,辩证法论文,理性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启蒙辩证法》一书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这部著作标志着批判理论的一个显著转向：从《启蒙辩证法》开始，社会批判理论“远离了时代的压力而转向静观的学术立场”，“党派色彩”愈来愈淡。批判理论更加突出强调理论的独立性，不再把无产阶级视为历史革命的主体或者自己理论的实践主体。与之相随，批判理论明确拒绝普遍性的理性概念，不再理所当然地假定解放启蒙的合法性，亦不再谋求调整科学技术的前进方向以完成现代性工程。这样，更为直接的人类学形式的研究和理性的自我反思代替了文化与价值批判①。批判理论发现，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与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发展的、开放的辩证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启蒙与神话之间具有共谋关系。这在启蒙思想中表现得相当显著：‘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这一主题在前言中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在主导论文中得到了阐述，并在对《奥德塞》的阐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1] (第123-124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共谋关系”可以描述如下：启蒙最为一个总体过程，神话与启蒙处于两端。控制神话力量的过程会在一个新的阶段唤起对神话的复归。也就是说，一方面，神话试图强行一种秩序确保人类控制外在自然的无理性命运以及人的内在自然的无理性冲动和本能。另一方面，启蒙对于神话的批判和拒绝，尤其就现代而言，其自身内部呈现出一种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向，反而去构建一种新的神话。由此可见，《启蒙辩证法》的确传达出法兰克福学派许多新的思想，并且，这些新思想“……改变了韦伯的著名命题：韦伯认为，在现代世界当中，古老的神灵已经失去了魔力，但它们从其坟墓中走了出来，以一种非人化力量的形态，要恢复恶魔间不可调解的争斗。”[1] (第127页)这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借助对启蒙辩证法的论述从根本上颠覆了启蒙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指出启蒙观念从神话中走出又走入了新的神话，启蒙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自己的产物，启蒙所张扬的理性重新让位给神话的无理性。
近代以来，人们抱有深厚期望的启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识的内在矛盾”？为什么“理性在最近的产品中——比如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专制统治”？[1] (第128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回答是这样的：“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1] (第128页)
批判理论从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那里借来了不少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理性”这个基本概念的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丝毫犹豫，就借用了韦伯的理性分类思想。仿效韦伯，他们也把纯形式的、纯客观的、与价值无涉的、把人类行动引向无理性之目的的理智能力叫做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把本质上是目的论的，在自身中规定了某些要在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中实现的目的或价值的理智能力，叫做价值理性(实质理性)。造成社会理性化过程之吊诡的理性，或者说造成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这种理性观念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在科学与伦理之间、在技术与人类应用技术的后果之间造成了一种分裂。因此是启蒙辩证法批判的主要对象。
通过《启蒙辩证法》传达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② 批判的核心是针对启蒙辩证法而进行的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处于解放意识阶段的早期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不同，《启蒙辩证法》对理性的反思已经沉入理性内部，变成理性对自身的一种自我检证，而不再外显为对工具理性异化之产物的单纯谴责，比如文化工业批判等。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自我反思时，使用了两个并非由他们自己创造发明，但却为他们所扩展使用的关键性概念：一个是卢卡奇的、与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 entfremdung)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物化”(reification)概念③，一个是为卢卡奇所创制而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所广泛使用的“总体性”(totality)④ 概念。霍克海默、阿多诺按照传统理论的基本设定，在使用总体化这一概念时是指现代启蒙趋向于将其知识和统治扩展到被物化的人类经验和社会存在的整个范围。这就是说，启蒙编织了一个严密的由必然相关的真实命题结成的认识论之网，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同样严密的由理性化控制和管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构成的总体性，而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将任何理论批判或实践对抗的可能性都视为无理性的而加以排斥。于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就从对启蒙理性的检讨继续前进，将批判的锋芒转向社会的非理性表现，并由此断定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在《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文中，哈贝马斯在概述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有关启蒙辩证法思想的讨论之后，指出：
读者如果不想被《启蒙辩证法》的修辞所迷惑，而想退而认真对待文本的哲学意义，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和尼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虚无主义所做的诊断一样，具有冒险色彩。
——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冒险。但一反表面现象，他们始终努力为他们的文化批判提供论证。
——不过，这样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抽象和简化，从而使他们所讨论的内容的可信性成了问题。[1] (第127页)
这三个印象，实际就是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的批评，它可以被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启蒙辩证法》一书的论点具有尼采式虚无主义的危险；第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了解启蒙理性危机，并想对其进行实质的文化批判，但是实质的文化批判过程却产生普遍化与简化的问题，反而会抹煞他们原先批判的可行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的研究过于强调启蒙与神话的共谋关系，而没能从工具理性批判角度分析启蒙自身的异化，因而也谈不上对工具理性的深入而正确的批判，这必然会大大消弱批判理论启蒙反思的力量及其效果。他指出：《启蒙辩证法》认为“理性破坏了它自身所激发起来的人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篇附录中，这一影响深远的主题的根据在于：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却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但这样认为并没有阐明，理性在其最近的产品中——比如现代科学、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等——臣服于目的理性的专制统治。”[1] (第128页)当然，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进行反思时，也提到了启蒙理性蜕变成工具理性问题，甚至给出了相关的论证。比如，他们明确指出，在启蒙之后，现代科学随着逻辑实证论的兴盛而走向偏好技术探测、忽视理论知识的道；结果科学的实证精神独自作大，在道德与法律的领域，起着规范准则作用的理性渐次被放逐，尤其是文化领域，大众文化随着技术复制方式的兴旺发达，受其冲击，艺术的创新力、批判力与乌托邦式的理想一一丧失。
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批判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他们错误地把工具理性批判扩大成为对全部科学的拒绝⑤；二是把工具理性批判惊人地简化为大众文化批判⑥。因此，“《启蒙辩证法》并未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并被并工具化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我这里所指的是推动科学以及科学的自我反思不断超越技术知识革新的理论动力，此外还有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它们在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结构以及个体主义认同模式当中也都有着体现，虽然这种体现总是受到扭曲，而且也不完整。最后还有审美经验的创造性和冲击力，它是主体性在摆脱目的行为命令和日常知觉惯例时从自身的解中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这些审美经验体现在先锋派艺术作品当中，体现在艺术批评话语当中，并在自我实现所特有的革命价值领域中发挥了一定的启示功能，至少具有一种有益的对比作用。”[1] (第131页)
那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失误在什么地方？哈贝马斯对此进行了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的基本思路就是“极端化”(radicalization)与“总体化”(totalization)了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把马克思用以对付意识形态基础批判的方式运用在整治理性基础，因此他们把启蒙用来对付神话的“解除神话”、“解除迷魅”之手段反过来用以对付启蒙本身。这样，在这种总体化批判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首先简单而粗暴地把“算计的机巧”(calculating intellect)当作理性，使得理性只具有一种属性：工具性。实际上，批判活动本身的依据就是启蒙理性。我们借用理性用以解除理论学说中不真的神话传说，因此是一种“解秘”(demythologize)，也是一种“除魅”(disenchant)。如果把这种活动看作是对启蒙理性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那么，它就可以把启蒙过程推向前进。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批判，启蒙第一次具有了反思意识。而启蒙完成自我反思，依靠的就是它自己的产物——理论。”[1] (第134页)
可惜的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却把批判对准了针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如此以来，“一旦意识形态批判本身被怀疑再也不能产生真实性时，启蒙的戏剧性就达到了高潮，这样，启蒙也就第二次具有了反思意识。于是，怀疑也就波及到了理性：意识形态批判在资产阶级理想当中发现了理性的标准，并且坚持这些标准。《启蒙辩证法》完成了这一步，它甚至使批判独立于自身的立足点。”[1] (第134页)这就是说，启蒙对理性的彻底怀疑使得批判理论不再相信理性。启蒙理性自身被怀疑成了权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它剩下的只是个空壳，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怎么能成为反思的基础？因此需要的不是基于理性的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而对启蒙理性进行总体性批判——从理性概念自身到使启蒙理性发挥作用的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传统的、心理的、精神分析的，乃至性的，等等。于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断定：对启蒙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变成总体性批判。这种总体性批判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理想的非理性功能，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本身的理性潜能，而且因此而波及到一种具有内在程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理性自身被怀疑成了权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结果，总体性的批判不但没有方向，更是丧失了理性依据。如此以来，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批判就滑向了尼采，他们对对总体性批判悖论的回避，“堪与尼采相媲美。因为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是启蒙第二次反思的伟大楷模。尼采把悖论结构推到了一边，用一种权力理论解释了现代性当中理性与权力的混同，而这种权力理论将自身再神话化，以审美断片的修辞要求代替了真理要求。尼采示范了如何把批判总体化的过程。”[1] (第138页)因此，对尼采彻底反启蒙观点的解剖，可以将总体性批判的尴尬暴露无遗。
在哈贝马斯看来，尼采主要从两个方面否定启蒙理性：一是主张所有知识陈述的真假、道德命题的对错取决于表达个人的主观趣味(taste)、喜好、美丑等鉴赏的价值判断；二是将意识形态批判转变成系谱学批判，并以其断定价值的高低优劣。
哈贝马斯指出，尼采对启蒙理性的否定在许多方面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相类似。“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主体性的源始历史’所设定的基础结构，在每个细节上都与尼采的理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尼采认为，一旦人被剥夺了他们的‘外在’本能，他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意识’，也就是依赖于把外在自然对象化和扭曲化的机器。”[1] (第140页)意识的作用就是“将外在自然客体化并予以操弄”，人被化约为思维、推论、推敲、协调因果等作用，本能与感情遭到压抑，结果造成外在大自然与内在自然(人性)的双重宰制，当此种宰制在道德与科学领域中被建制化，就形成“实证主义的客观理想与真理宣称、(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普遍道德理想与正确性宣称”。由此可见，“尼采的知识批判和道德批判也预设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用工具理性批判形式所阐述的思想：在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理想和真实性要求背后，在普遍主义道德的禁欲理想和正确性要求背后，潜藏着自我持存和统治的绝对命令。”[1] (第141页)
当然，也不能忽略他们之间的区别。“尼采用不同于《启蒙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现代性。”这个不同的视角是与审美现代性、解中心化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一视角告诉我们，为何客观化的自然和道德化的社会会堕落成同样的神秘力量(或者是颠覆性的权力意志，或者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1] (第141页)
尼采的审美现代性具有非凡意义，尼采认为只有艺术与美才能抵御道德与科学的宰制。尼采的论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任何主张之有效无效是在于肯定(正面)或否定(负面)的价值判断，所谓“某命题为真”、“某命题是对的”其实意谓着“我喜爱某命题”，因此真理、正义的真正价值是趣味；二是主张，趣味(taste)才是决定一切价值判断的准则，一切判断与准则归终于意志。所以，“尼采坚信，只有艺术——‘在艺术当中，谎言变得神圣，欺骗的意志也变得神圣’，只有审美恐怖，才不会被科学和道德的虚构世界所迷惑。”[1] (第142页)
从尼采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什么呢？哈贝马斯指出，尼采的“这一构架并非仅仅具有隐喻意义；它还具有一种系统意义，为一种充满悖论的批判留有余地，而这种批判摆脱了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启蒙思想。这即是说，对尼采而言，总体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他所谓的‘谱系学批判’。一旦否定的批判意义遭到悬置，否定的方法失去作用，尼采也就回到了源始神话的层面，它允许超越其它一切层面进行区分：在系谱链条上，老的在先，并更接近于源始。更源始，也就意味着更值得尊敬，更高贵，更纯洁、更纯粹——一句话，更好。出身与来源，成了界定社会地位和逻辑地位的标准。”[1] (第145页)
这样一来，真正陷入尴尬的不是基于理性的真正批判，反而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尼采的“总体化批判”。因为，尼采对科学命题真假、道德规范对错的解构，使得任何否定行为都失去了说明自身合理性的根据。因此，哈贝马斯断定，“如果他们(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尼采_引者注)不想放弃揭露的终极性，仍想继续进行批判，他们就必须保留一种标准，用来解释一切理性标准的堕落。面对这一悖论，批判在自我兜圈子过程中迷失了方向。”[1] (第147页)故，不管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彻底的批判取向、或是尼采非理性式的意志取向的批判，如果这个批判排斥理性，就毫无立足基础。这样的批判势必丧失方向。
哈贝马斯强烈谴责这种对启蒙的“反思”，指责其使世界丧失了理性与非理性区分，最后必然倒退到蛮荒(the barbaric)、远古(the remote)与原始(the primitive)，即使在科学与道德之中也纠缠着权力的阴影，起码我们总要有能够区分“值得尊崇的权力”与“该被贬低的权力”的权力理论，如果连这个能提供判别准则的基础理论都被一律排斥在外，世界只能回到神话，沦为各方权力角逐斗争的战场，永无宁日。哈贝马斯本人坚定的信念是：没有不要理性的批判，也没有总体性批判，因为一切批判都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使人从启蒙神话的纠葛中脱离出来。也只有这样，以理性为基础的批判就会变成为一种无止境的运动，但绝对不是一种纯粹、无基础、摆脱历史的活动。哈贝马斯本人这样说：
在论证过程中，如果在论证的交往前提下只有更好的论证能够发挥没有强制的强制，那么，批判与理论、解释与论证也就始终相互制约。但他们知道，或可能知道，这种理想也只是迫不得已，因为信念是在中介中形成和保持下来的，这种中介并不“纯粹”，也没有像柏拉图的理式一样脱离现象世界。只有承认了这一点的话语，才能消除神话思维的魔力，而又不会让保存在神话当中的语义学内涵失去意义。[1] (第150-151页)
关于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研究者的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哈贝马斯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不值得认真对待。“……哈贝马斯对阿多诺关于启蒙运动是自毁过程的哲学思维所提出的攻击，使用了不具合理性的残缺概念和短路式推理逻辑。”[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哈贝马斯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作的判断，至少是不够成熟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罗蒂的启发性交流计划仅仅代表了一种针对自我消解的‘启蒙辩证法’观念的解决方案。”[3]
我并不认为哈贝马斯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不认为哈贝马斯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不值得认真对待。实际上，这里的真正问题是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批评。是从哈贝马斯角度理解哈贝马斯的批评呢？还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的批评。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角度去理解哈贝马斯的批评，很容易得出与批评者相同的观点。从哈贝马斯角度理解哈贝马斯的批评，我们就会基本上同意哈贝马斯的批评。原因在于，哈贝马斯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理解的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在品质方面有着重大差异。
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单纯的现代主义者，而哈贝马斯是复杂的现代主义者。因此，启蒙理性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那里，和在哈贝马斯那里，就会呈现不同的面相。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那里，理性有两个维度：批判理性(价值性的)和工具理性，但这两个维度是不相容的，是单纯的否定关系。启蒙理性是矛盾的，它暗含着反对自身的另一面。正是因为暗含着的一面占据上风而导致启蒙理性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导致了对它作为现代性正面价值的否定与拒绝。因此，他们需要调动理性的另一面以与这一面相对抗，也就是促使理性反对自身。霍克海默、阿多诺悲观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基础上：理性的工具化发展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哈贝马斯也把理性看作是双重性的。理性有两个维度：工具性和沟通(交往)性。但它们却不是互相排斥，有着对立性质。相反，它们是理性的两个不同面相，是理性发挥不同作用的两种功能，它们与现代社会中两个并行且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相呼应，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补足。现代社会质的稳定性就恰恰建立在否定的两个理性维度保持有适度的张力，没有出现到向一方而使得平衡被破坏的情形。这种辨证性观点为哈贝马斯把批判理论作为规范工程来看待提供了理性根基。从对理性的双重解释出发，哈贝马斯强调理性的这两个维度是矛盾性的，但不是对立性的，它们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补足。现代性潜能的完全实现在于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平衡关系，现代性就是在科技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协调行动中充分实现出来，使人类在摆脱饥饿与劳累的同时，也摆脱奴役与歧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问题主要不是反思启蒙理性，而是检视社会整合。因为现代性作为启蒙未完成的计划，主要结症在于现代社会中遵循工具理性运作逻辑的系统(system)和遵循交往理性运作逻辑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之间出现了不对称性。即系统的运行逻辑侵入了生活世界，扭曲了生活世界的整合能力。批判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转变为；开掘生活世界的潜能，重建两者之间的平衡，扭转它们之间不对称性。这种分析视角的转变，“……就使得哈贝马斯可以将理性概念继续保留以作为他的理论和规范工程的基础。”[4] (第125页)
由此可见，依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视野，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就必然投入更大精力去注意“否定”环节，强调“非同一性”逻辑，在纯理论上强化具有典型时间性结构的现代性观念。
而依哈贝马斯的视野，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注意到的就主要是理性双面的“对立并存”，强调的是在理性的两个维度间保持“均衡”，以突现具有明显空间性结构的现代性计划。
于是，我们看到——
当哈贝马斯用自己理解的启蒙和现代性概念批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时，他自然会质疑：为什么只看到启蒙理性出现的否定向度，并且把这个向度夸大为对肯定向度的单纯否定，而看不到启蒙理性本身就有否定(工具理性)和肯定(价值理性)两个向度，且它们不是不可并存，而恰恰是必须并存且它们之间必须要保持必要的张力？为什么现代性必须是一维的(从现代性观点看，或价值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单向度进步或工具理性战胜价值理性而单向度退步)，而不能是双轨并行(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且两者之间有着良性的互动？如果对启蒙的反思需要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却证明理性必须退场，那么对启蒙的反思还有反思的基础吗？没有理性的反思如何可能？又如何避免虚无主义？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待启蒙辩证法的差异态度，缘起于他们对构成启蒙反思的基本概念——“理性”、“启蒙”及“现代性”等的不同理解与解释，这种基本立场方面的差异不可能得到弥合。这种状况决定了研究的出发点，即任何研究首先开始于对他们双方使用概念与方法的厘清，先经过一番预先对前提的批判，才能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对他们启蒙观和现代性理论的检视。单纯从哈贝马斯立场出发的批评，与单纯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立场出发的反批评一样，都会失之偏颇，而与从事研究的目的背道而驰。
注释：
①按照我的观点，早期批判理论是一种解放理论，其最大的特色是处处表明自己是通过文化及意识形态批判而展开的全面解放理论。它借助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露理性化现代社会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从事解放事业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之主体意识的遮蔽，认为，符合工具理性精神而得以建构起来的社会系统压抑了人性，使得人类丧失了自发性和自主性；指出，自然的统治和通过现有制度上的安排而造成的任何关于主体的认同都是值得怀疑的。早期批判理论拥护反思性主体(reflexive subject)以反对极权主义者和“享乐意识”；鼓吹实现启蒙的理想，谋求调整科学技术的前进方向，解除工具理性造成的异化以达到普遍解放的目的。
②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把工具理性看作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亦是一种思想逻辑或处理知识的方式。工具理性的价值是由对人和对自然的操纵、控制的程度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从工具理性角度看，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仅因为它是为一种目的(商业的、政治的、保健的、娱乐的或别的什么的)服务的。由此推断，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思想逻辑对待世界(包括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价值趋向和现实态度必然是：①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即把它的构成要素看成器具或手段，凭借它们可以达到人所祈求的目的，因此，它是工具主义的；②它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有用就是真理，一切以人或物的用途为转移，因此是实用主义的；③它分离事实与价值，所关心的是如何去做，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因此是片面性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以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确定功用目标，并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因而显示了一种与价值理性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取向与品格。我们可以把它的其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的标准化逻辑；2.预测和控制外部对象的基本旨趣；3.追求最优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维；4.人类物质需求相对于其它需求的绝对优先性。
③物化(reification)一词的本义原为使某种抽象的东西呈现为物的形式。在卢卡奇手中，它有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就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物化就是一种非人化；其二，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人。这两方面的含义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必然出现的这样两种相反而又紧密相连的奇怪现象：人的价值的丧失和物的价值的上升。因此，物化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化，就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所组成的物的世界，反过来通过“客观”规律来统治主体，使人对世界抱“静观”态度，失去主体性，顺从面前的现实。
④总体性(totality)范畴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创立的一个具有独特哲学意蕴的范畴，用以表达他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的一般认识。卢卡奇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同一性(identity)概念与韦伯的“总体性”概念相结合，引申出自己用于历史领域的总体性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看成是由各个相互作用、中介的部分形成的总体，从而将孤立的事实联成一体。总体性优于局部和个别，反对从单一因素出发考察社会(比如经济因素)，强调在总体相互作用中考察社会生活，或者考察在总体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现象。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使用总体性范畴，尽管这些哲学家对总体性范畴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强调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社会的总体变革、呼吁总体的人出现等方面还是表现出对总体性概念的一致性理解。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他们大都把总体性范畴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
⑤哈贝马斯明确指出：“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坚持认为，现代科学在逻辑实证主义当中形成了自我意识，它为了技术上的有效性而放弃了理论知识的要求。……早先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发展成为对整个科学的不满，他们认为科学已经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沿着《朱莉埃特》(Histoire de Julitte)和《道德的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这条线索，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试图进一步指出，理性已经被逐出了道德和法律领域，因为随着宗教——形而上世界观的崩溃，一切规范标准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科学权威面前都信誉扫地”。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28页。
⑥哈贝马斯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早期对资产阶级文化肯定特征的批判，上升为对所谓不可修正的反讽式公正判断的愤怒。因为这种判断使得早就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彻底成为大众文化。”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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