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的产物——论现代经济哲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物论文,学科论文,哲学论文,趋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合理性。现代经济哲学作为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部生长起来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它的产生是当今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从学科发展、演进这一特定视角，探究经济哲学产生的成因，对于进一步搞清它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其功能，把握人类思维发展变化的轨迹，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一、当今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
纵观人类认识发展史，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浑沌不分的关于自然的整体图景。这种浑然一体的认识集中反映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整体自然观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门具体科学都统摄、包容在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之中。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还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即使到了神学统治一切的中世纪，学科发展的这种浑然一体的整体化趋势也未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各门具体学科不是统摄在哲学之下，而是包容在神学之中，哲学和经济学也成了神学的婢女。这就是说古代的理论是浑沌之学，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划分，当然也就无所谓学科综合的问题。这是与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类思维水平低下的状况相适应的。
学科的综合是以学科的分化为前提的。而学科的分化是从15世纪哥白尼“日心说”的问世开始的。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动摇了“天界是神圣的，而地球是不完善的”宗教迷信，给神学宗教以致命的打击，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天文学、力学和数学等科学纷纷从神学中分化出来。从此自然科学步入了搜集、整理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分析研究、继而大发展的阶段，分析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分化。然而学科的分化孕育着学科的综合。随着经验材料和实证知识的大量聚集，人们的认识也在一天天的深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工业化大生产的推动和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相继面世，引发了一系列“综合效应”，为人们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而迎来了第一次学科综合发展的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第一次学科综合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学科综合发展的同时，学科的分化有增无减，科学分工日益细密，推动着分析的思潮滚滚向前。
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引发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流，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之间的交叉、渗透，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逐渐被人们所揭示，这一切导致了以系统综合为标志的学科大发展时期的到来。特别是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问世，整个科学世界的图景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处，中介地带，冒出了许多新的知识生长点、学术兴奋点，这一切昭示着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学科综合发展时期的到来。这次学科综合不仅与古代的浑沌之学不同，也与第一次学科综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基础之上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学科发展的这种综合化趋势，使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面学科大量涌现。据统计已达2400多种。这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学科群的形成，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整体化和系统化趋势。哲学作为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相应的也必然与这些具体学科形成相融合、交叉的新学科。现代经济哲学就是这诸多学科中的一种。它的兴起，正是这一交叉、渗透、融合的产物和表现。
二、哲学与经济学结盟的必然性
经济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运动过程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它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渗透、交叉作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结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这两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从总体上研究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理论，是关于“形而上”的学问，思辩性强，抽象程度高。而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运动中经济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同哲学相比它是具体科学，是关于“形而上”的学问，属实证科学。然而，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制约而发展的。哲学虽然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知识的体系，但它深厚的基础依然是在社会的经济沃土之中的。而且哲学再抽象，它总离不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结合他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深有体会地说，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高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方面很需要得到哲学界同志的帮助。我国著名理论家张闻天对哲学与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作过评论。他说，经济学是建立在哲学原理和原则的基础上，而哲学则在经济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成。
经济学虽是实证的具体科学，但它内在地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作合理性、科学性的论证及说明，即要上升到哲理性以便更好地说服人心。即是说，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有着内在地升华、抽象的渴求。正如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中指出的：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很难和政治经济学分开家，哲学和经济学是分工不分家的关系。可见，哲学与经济学的结盟恰好实现了抽象与具体、思辩与实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机统一，相得益彰。
哲学和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二者结盟的必要，而这两大学科要摆脱困境，实现自我发展也必须结盟。哲学的贫困世人皆知。哲学陷入困境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困境，关键是要走出思辨的“象牙之塔”，加强与现实的联系，扎根于经济的深厚土壤之中，从中寻找充实自身的素材，挖掘向前发展的潜能。而高居“象牙塔”的哲学怎样才能实现与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联系呢？要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由此达彼”的桥梁，把这二门学科贯通起来，融哲学的哲理性与经济的现实性于一体，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优势，而这正是经济哲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及其特色之所在。
哲学贫困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学也不会有真正的繁荣。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迅速拉大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与现实实践的差距，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从国外引进的西方经济学，又从理论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全面冲击，致使中国经济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表现在：一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现实情况和原有理论提供的结论处处矛盾；二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而成了发展和改革的桎梏；三是经济学长期作为应用经济学理论基础地位的格局受到威胁和挑战。
面对来自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冲击，一些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正在努力寻找出路。有的在原有理论体系中揉进市场经济理论，但原有的理论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出发点的，这种牵强附会的努力，使得原有的理论体系更加不伦不类。有的干脆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传统的经济学，这种全盘照搬的作法忽视中国的国情，忽视市场背后的制度、信仰、道德、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实践证明这也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规范市场的机制和方法等，为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就是说，经济学和哲学的结盟，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有助于经济学摆脱困境，走向繁荣。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无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学，只是在自身领域内兜圈子，做文章，是难于摆脱困境的。而实现二者的结合、联姻则不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哲学和经济学要摆脱困境，实现自我发展需要二者的联姻，而现代社会发展也要求各学科进行协同研究。现代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一系列热点问题，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进行各学科协同研究。比如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哲学问题，对它需要作“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这一战略的实施，也需要有超前意识，而且深化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关系的理性思考，这也不是哪一门学科解决得了的，需要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联合攻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全方位变化也要求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推动着哲学和经济学的结盟和联姻。
三、哲学和经济学结盟的历史考察
哲学和经济学在现时代的结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首先，经济学和哲学这两大基础学科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有着特殊的功能。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最深厚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和统治着广阔的社会生活。“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的领域中。恩格斯指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结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要解决社会中各种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在经济生活中去寻求答案。而真正的哲学又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虽然它不能给人们以具体的答案和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穷根究底地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给人们观察事物、认识世界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启迪。发挥这两大基础学科的优势，就能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其次，哲学和经济学结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学科发展史上经济学和哲学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早在经济学未取得独立理论形态以前，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就把经济学包容在自身之中了。即使经济学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独立理论形态之后，经济学和哲学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依然保持着，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的鼻祖”，他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对哲学又有很深的造诣。据说斯密的哲学观受一本《蜜蜂的寓言》的小册子影响。在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中，他敏锐地发现人类社会也像蜜蜂王国一样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他大胆地引入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从而构建了一所标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辉煌殿堂。
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已为人们熟知，而他在此17年前即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简称《道德论》）却鲜为人知，也许是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巨大建树，湮没了他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实际上这两部陈列在人类不朽之作的殿堂的科学巨著，奠定了他在经济学史和道德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斯密在他的《道德论》中，论述了利他主义的道德哲学思想。而在《国富论》中则阐述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因此，自斯密的这两部著作发表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常常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道德论》的出发点是人的利他心；而《国富论》的出发点是人的利己心。斯密在伦理学上所称颂的道德变成了经济上的非道德，于是有人赞誉《道德论》，有人赞誉《国富论》，由此形成了所谓“斯密难题”。
事实上，斯密在这两部著作中研究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他所研究的道德世界和经济世界并非相互背离、相互反对，而是和谐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说，斯密的《国富论》作为一面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是在经济领域为现代生产方式开辟道路，那么他的《道德论》则是在人的行为规范上，为反对封建意识，建立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道德机制开辟道路。所以，《道德论》和《国富论》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和谐的。完全可以说，《道德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而《国富论》则是斯密的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展开、运用和体现，二者是融为一体的。
与亚当·斯密齐名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与作为学者型的斯密不同，他一开始就以政府行政家的眼光注视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多年的政府工作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从一个新的、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经济生活，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经济学家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他意识到经济生活中宏观和微观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微观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宏观上的合理，宏观不是微观的简单叠加，这种思想蕴含着系统论的深刻哲理。在这种系统哲学观的指导下，他提出了闻名于世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政府不应该对经济生活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利用政府政策的力量，改善经济的运行状态。凯恩斯经济学不仅仅是开出了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政策良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第一次从政府（宏观）的角度对经济生活的把握，并把政府行为引入了经济活动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是凯恩斯理论最有力的证明。凯恩斯也由此成为经济史上一位划时代的重要人物。可见，凯恩斯的理论成就也是以他正确的哲学观为前提的。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理论成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联系。经济学家的哲学观，虽然以个别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为载体，它实质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的进步轨迹。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必然是以其正确的哲学观为理论前提的。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哲学传统
经济学和哲学的这种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经积淀为一种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时起，经过列宁、毛泽东、一直到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保持着这一经济学的哲学传统（或曰哲学的经济学传统）。
马克思本人，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一身兼有“两家”的学识和品格，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孕育、形成、诞生之日起，它就植根于经济事实中，产生和发展在人们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实践活动之中。经济和哲学有着分不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它们始终是依存、渗透、交织、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三部经济学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宏篇巨著《资本论》，都是在其哲学的催生下产生的，“没有哲学，我便不能向前迈进”，这是马克思的至理名言和理论实践的真实写照。他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这使他能够在哲学上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创立唯物史观为标志，实现了哲学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高度融合的代表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虽然阐述的是资本运行的逻辑，同时又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中应用的典范。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5页。），而且也是最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没有直接冠以“经济哲学”的佳作流传于世，却有实为“经济哲学”的世界经典名著《资本论》留给了人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资本论》的实际运用中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哲学和经济学在《资本论》中被熔为一炉。《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确切地说，它首先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著作。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其学说时起，哲学和经济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因为他们内在地把哲学和经济学高度地统一了起来，不仅使他们高于前辈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也远远超出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唯物史观。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哲学传统的体现和结晶，也是这一传统的重要里程碑。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在这部著作中，他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关系，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绝对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关于“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的卓越运用。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发表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而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材料大部分是在1914—1916年这时期撰写的。列宁的两部重要著作几乎同时问世，这决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着经济学和哲学的内在逻辑上的一致。列宁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和革命危机已经成熟的时代，十分注意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研究。由此可见，列宁这一时期发表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其它著作，都是和《哲学笔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研究和对新的历史时代的深刻的科学分析，是列宁伟大发现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哲学笔记》中对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阐发，就不可能揭示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作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等科学论断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传统过程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也发生过严重失误。
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及文化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坚持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并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来研究，蕴含着系统论的深刻哲理。
特别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要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的思想，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第15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经济学的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贡献和发展。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作了经典的论述。毛泽东则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他在《矛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20年后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中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
他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纲，成功地指导建国初期对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改造中，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深化了列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他还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纲，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其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在总结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所阐发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建设理论，特别是以社会基本矛盾分析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尝试，都是以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所阐述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这些成功的尝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两论”等哲学著作作理论基础，就不会有“以社会基本矛盾分析为纲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论断，以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的探索。在探索中之所以出现了严重失误，也正是由于他背离了他在“两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坚持这一传统的极端重要。
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大大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其突出标志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长期以来，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尊重实践的权威，没有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的勇气，是不可能超越这一观念的。在批判“两个凡是”， 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1979年，邓小平根据他多年的观察和冷静思考，突破传统观念和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没有书本可借鉴，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此邓小平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注：《中共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页。）这是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思想的生动体现。这就从党的基本路线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及时总结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深刻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新情况、新特点，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更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束缚，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转化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行动。
由此可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之上的。它既集中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又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在现时代的高度统一。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重要谈话等重要著作的问世，就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概而论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哲学传统，表明哲学和经济学的全面、系统地融合、交叉、综合，使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系达到唯物史观经济化和经济理论哲学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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