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扫描（专题讨论）——4.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热点论文,法国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对于法国左翼思想界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人们既纪念了四十年前那场红旗漫卷、抗议如潮的“五月风暴”，同时又见证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如何演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批判”和“反思”这两个本来就内在于左翼思想界的特点更加突出地成为其几乎所有研究的主旋律。而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关于“五月风暴”的反思、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考察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两个主旋律。
一、“五月风暴”40周年之反思
在纪念1968年“五月风暴”40周年的日子里，铺天盖地的评论、回忆、调查、论文和著作，将那场撼人心魄的社会运动再现在人们面前。当年摇旗呐喊的斗士，许多已成为今日法国左翼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如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达尼埃尔·本萨伊(Daniel Bensa
d)等。这些思想家坚持“五月风暴”的彻底批判精神，以毫不妥协的独立姿态赢得了世人的敬重。难能可贵的是，年青一代法国左翼思想家秉承了这种批判传统，也积极参与到广泛的社会和思想批判之中，并对“五月风暴”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综观整个“五月风暴”40周年纪念活动，法国左翼思想界实际上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回顾，也不仅是讨论该事件蕴涵的意义和价值，更是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和合法性进行了一次反思。
“五月风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运动最初的导火索是在校园发生的“南泰尔事件”，随后发展为全国性的罢工，但并不存在“学生的五月风暴”和“工人的五月风暴”两个“五月风暴”，两者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表里的。雅克·吉古和雅克·瓦涅斯泽坦由此认为，1968年5月的运动并非对过去革命的重复，也不是将来革命的预兆，而首先是一次有独立意义的事件，这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将迄今为止仍然分裂的两种运动即对国家机器和个体责任的批判以及对于劳动的批判合二为一。①与此相呼应，让-皮埃尔·勒高夫(Jean-Pierre Le Goff)也呼吁公允地评价“五月风暴”的历史地位②。勒高夫认为，“五月风暴”并非如某些意见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化”的，也并非如另一些意见所认为的那样是“反现代化”的，其实这场运动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双重的，它徘徊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它断然拒绝一个正步入自己历史新时期的现代民主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决心告别落伍的过去。
“五月风暴”留给人们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起了什么作用？这场运动又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什么冲击？贝尔纳·布里朗(Bernard Brillant)认为，在“五月风暴”中，知识分子遭遇到了一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③。本来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就是守护其话语权利，但在“五月风暴”中，这一权利本身成为受到挑战的对象。这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挑战，更是针对那种建立在等级制度和知识、个人、责任分类基础上的冷冰冰的社会理性的挑战。在这场危机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尴尬处境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比如，萨特就公开呼吁知识分子为自己寻求新的合法性。对知识分子来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追问：如何能通过新的道路找回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这也正是福柯所认同的知识分子的“介入”活动的意义之所在。皮埃尔·格里米庸(Pierre Grémion)分析了社会学家们在“五月风暴”中的作用以及这一运动对社会学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之后指出，“五月风暴”对于社会学家们自身也有着重要影响：在这场运动中，作为“揭发者”的社会学家们不自觉地揭发出自身的脆弱性，即对于国家机构的依附性以及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抽象化和批判性维度的缺失。④
二、意识形态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一个受到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今日马克思》杂志社组织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论者们或从现实与历史出发、或从思想与文本出发，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对于法国左翼思想界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无法不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论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来看，还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演进历程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更是后世研究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是，弗兰克·费舍巴赫(Franck Fischbach)却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还要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为后者蕴藏着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由以建立起来的主要要素。⑤在费舍巴赫看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中隐含的前提是社会生活和意识生活的“对应”，以及生活的物质条件的生产过程与观念形式和被认为是意识的虚幻的和不充分的意识形态表象的生产过程的“对应”——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这种意识形式必定伴随着狭隘的和有局限性的社会生活而出现；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的意识形式复制与生产的物质条件相分离的社会生活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历来有许多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涉及这一概念的内在困难，而另一些批评涉及意识形态形式的历史演进。埃玛纽埃尔·雷诺(Emmanuel Renault)分析了一种被认为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观点，即从描述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以取代从合法化的角度理解的意识形态。⑥在雷诺看来，与其说这种观点克服了意识形态，还不如说它改变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不过雷诺承认，尽管很难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已被颠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概念的确应当得到相应修正。
究竟应当如何在当代社会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当代发展和最新形式？人们对此分歧较大，莫衷一是。欧里维耶·瓦奥尔(Olivier Voirol)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回避意识形态概念在社会理论中的用法的转变——从文化主义视角对该概念的界定⑦。瓦奥尔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内在地包含三个观念，即现实的扭曲、统治的合法化、经由“意识形态批判”而实现的“松绑”。而在当代社会理论中，这种意识形态概念逐渐被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所取代了，而后者是建立在当代认识理论基础之上的。在瓦奥尔看来，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必须首先面对一种针对自身的内在批判。而哈埃尔·亚埃吉(Rahel Jaeggi)则指出，意识形态批判有两个自相矛盾之处，其一（如阿多诺所说）是意识形态“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其二是意识形态既有规范性维度又有描述性维度，如果以黑格尔的内在批判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两对矛盾都能消除。⑧雅克·比岱则拒绝以黑格尔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他立足于其独特的现代社会元结构理论，界定了两种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对的“现代”意识形态类型。⑨第一种类型出现在以内在于阶级结构中的无法消除的冲突和差异为特征的“元结构领域”的特定范围之内，出现在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式的批判。第二种类型是“系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是现代性的另一个（即国际的、帝国主义的、殖民的和后殖民的以及野蛮的）维度。比岱认为，现代社会斗争与传统形式的意识形态、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和系统的意识形态都有着内在关联，因此，现代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
三、卢卡奇思想研究
卢卡奇思想充分体现出当代人生存的焦虑感和危机意识，因此，它一直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感兴趣。近年来，对于卢卡奇思想的研究逐渐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理解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意义，另一个是如何理解卢卡奇晚期思想的意义。
“物化”理论曾给青年卢卡奇带来巨大声誉，但这一理论往往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耀眼光芒所遮盖。吕克·文森蒂(Luc Vincenti)通过考察“物化”理论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发现卢卡奇关于物化的思想是在对费希特哲学的解释和批判的基础上得到的。⑩如果将费希特哲学看作由康德哲学所开启的批判哲学的终点的话，那么按照卢卡奇的思路，这种彻底的批判哲学是有可能表达出物化思想的。但正如文森蒂所指出的，要实现这一目标，批判哲学本身就必须实现多重转变：因为在这种哲学中已成为主体之必然性的认识仍然把客体排斥在自身之外，而对于这种根本性的排斥，发生学的解释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通过非理性的间断予以承认。在卢卡奇那里，上述间断将在与朝向实践的世界相遇后被取而代之，而这个被改造的世界只有在无限的过程终结后才能真的成为主体的世界。卢卡奇将批判哲学的“思辨”认定为与面对实践理想的责任伦理相当的东西，认为这种批判哲学代表着当代理性主义的雄心，但其结果却是走向了自己所期望的目标的反面。文森蒂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而言，这种产品与生产者的对立并不难解释：产品只是一种映像，是“对现代社会的逻辑的和方法论的构建”，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所生产的产品如同“第二自然”般和人相对。要理解自身创造的产品被剥夺这一现象，就要借助“物化”概念，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剥削和与这种状况相应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体现出中介性概念的全部意义：我们将某些东西带到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也远离这个世界了，我们自己生产出与这个世界的分离。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之重新受到“发掘”，与当代著名思想家霍耐特对该理论的阐发和批判有着密切关系。在《认识和物化》(11)一文中，樊尚·夏尔波尼耶(Vincent Charbonnier)试图讨论霍耐特对卢卡奇的批判。对于霍耐特来说，卢卡奇在两种解释策略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是“功能主义的论证”，即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内在于商品交换的行为模式所控制；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解释，即该进程导致理性目的论的诉求扩张至此前一直由传统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领域。在霍耐特看来，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是互补还是互相矛盾是不清楚的。霍耐特批评卢卡奇从客观物化“推论”出主观物化或主体的物化，这就是说，源自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机制中形成的商品形式的统治和扩张、将主体或每个个体都置于其下的作为客观现象的物化，被卢卡奇推广开来了。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将物化等同于非人化，但实际上在交换领域中人并不会失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的性质，也不会失去人的本体论的尊严。霍耐特将物化概念收缩至主体领域，将物化视为主体自身的事情，即“先在之认识的遗忘”：物化意味着在理论、方法论和实践层面的整体性的遗忘，意味着在“死去的内在性的枯骨堆中”由历史性的概念所界定的整体性（比如人类全体）的构成要素的被孤立。
与以“物化”理论为代表的卢卡奇早期思想相比，卢卡奇晚期思想迄今未能引起世人足够的研究兴趣。尼古拉斯·泰尔图利安(Nicolas Tertulian)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卢卡奇晚期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13)，认为这一对比可以获得许多丰富的结果。比如，可以将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思想和卢卡奇的本体论的实在主义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卢卡奇的主客辩证法的卓越概念和海德格尔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颠覆以及他对于“主体的主体性”的全新理解进行比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的本体论分析的意义，以及他对海德格尔思想加以解构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在对卢卡奇与海德格尔或恩斯特·布洛赫或尼古拉·哈特曼进行对比阅读的时候，如果不只是注意到他们的不同或对立之处，会发现这些思想家有着不容置疑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每个人都试图在20世纪的特殊条件下建立一种本体论。对我们来说非常明显的是，界定人之人性的特殊性，以及在某种本体论水平上、在和其他类型的存在者的关系中确定人之存在，像中轴线一般贯穿了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反思。我们能在卢卡奇在《美学》中提出的“世界”概念或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章节中提出的“日常世界”概念与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它呼唤着与此在不可分离的“生存”）找到某种相似性吗？在各种本体论差异中，我们能找到的比较基础就是主客体关系和“世界”概念。在泰尔图利安看来，如果我们还记得海德格尔对“普遍逻辑理性”的批评以及他对“今日所显露的启蒙精神和共济会的领地”的不屑，我们就能理解，由卢卡奇以及克罗齐在浪漫主义传统和某种现代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反普遍主义之间建立的联系是有根据的。从这一点来看，卢卡奇思想和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对立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通过这一对比，卢卡奇晚期思想就将自身展示为人的具体性的一首赞歌。
注释：
①Jacques Guigou & Jacques Wajnsztejn:Mai 1968 et le Mai rampant italien.L'Harmattan,2008.
②Jean-Pierre Le Goff：《Mai 68:la France entre deux mondes》.
③Bernard Brillant：《Intellectuels:l'ère de la contestation》.
④Pierre Grémion：《Les sociologues et 68.Notes de recherche》.
⑤Franck Fischbach：《L'idéologiechez Marx:de la〈vie étriquée〉 aux représentations〈imaginaires〉》.
⑥Emmanuel Renault：《L'idéologie comme légitimation et comme description》.
⑦Olivier Voirol：《Idéologie:concept culturaliste et concept critique》.
⑧Rahel Jaeggi：《Qu'est-ce que la critique de l'idéologie》.
⑨J.Bidet：《Court Traité des Idéologies》.
⑩Luc Vincenti：《Fichte,Lukács et la réi fication》.
(11)Vincent Charbonnier:《Reconnaissance et réi fication》.
(12)Nicolas Tertulian:《L'ontologie chez Heidegger et chez Lukács:phénoménologie et dialect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