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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主题——寻根?
国内学者在归纳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主题的时候，最为流行的看法大莫过于“流浪”、“漂泊”、“寻根”了。许多国内的批评家认为，华裔作家既然属于远在异国他乡的华夏之子，其创作就一定是在维护、传播和弘扬祖先的文化。如有研究者认为，华裔文学试图“反映海外华人在异乡它国的生活，描述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史，展现了海外华人丰富的情感生活……从而表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性”。也有学者认为，华裔文学反映了华裔文化在认同中的挣扎及危机，甚至反映了一种为中华文化而斗争的历史，他们从拒斥、疏离到理解、接受，继而寻根探源，挖掘祖先的文化宝藏，将其与西方主流文化相结合，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动人经历。
华裔作家真的是在流浪、漂泊吗?他们真的在寻根吗?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华裔作家有两类，第一类原为中国公民，后在美国生活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可以称为“新移民作家”；第二类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后裔。这两类作家的创作主题、体裁甚至连创作手法都有所不同。
在“新移民作家”中，他们有的自幼在中国大陆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的自幼迁移美国，有的在成年后移居美国，因此大部分人对中西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用英语写作，或以中国为背景，或完全就是写中国。他们讲述中国的故事，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其表现手法也比较中国化。这些人的创作或可称为“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现象在各国都存在着，不夸张地说，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现象吧。在美国，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为哈·金(Ha Jin)、安琪·闵(Anchee Min)等。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是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中长大，对中国文化较为隔膜，其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创作似乎回荡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矛盾和痛苦中的混响。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其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国人或其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这些作家占据了华裔作家的大多数。如马克辛·洪·金斯敦(Maxine Hong Kingston)、艾米·谭(Amy Tan)、吉什·任(Gish Jen)等。他们的创作，用安琪·闵的话来说，属于“中国故事美国书”，在我看来，他们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也就是一个题材甚至是素材而已。
比如，《喜福会》透过难以交融的母女关系，实际反映了许多中国移民家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即如何在“两个世界”之中生存的问题。应该说，移民的第二代常常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困扰。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出令人无可奈何的抉择。在这部小说里，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女儿们代表了现代的美国文明，作者在这里所关注的是“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小说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当作母亲的想支配女儿或是提出要求时，作女儿的总是极力反对或者不从。而母亲们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时，对女儿们同样也毫不留情。作者对此的关注，并非要说明一种流浪或漂泊者的心态或生活，而是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话题——男女平等的问题。在这里，中国文化只是语境、参照物罢了。
文化认同——中国文化?
在华裔文学研究中，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美国华裔文学是对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认同。比如，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曾理在《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一文中，探讨了艾米·谭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和金斯敦的长篇小说《顽猴爷的赝书》。他认为，两篇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海外华人共有的问题，即“文化认同”问题。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与大陆新文学传统具有相同的文学品格和文化特质”，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历史的叙述说明“华裔文学作家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感”。
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不是个小问题，它牵涉到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在评论华裔作家的时候，应该区分或者说至少不能混淆前述两类作家的认同感。在我看来，对于一些新移民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中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其中一些人很认同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同时也希望中国同行能够认同他们。但对于华人后裔作家来说，他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吉什·任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人》写的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的经历，但她的小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这是一个美国故事”。吉什·任从不认为她所描写的是一个同美国文化大不相同的题材。在一次访谈录中，她就指出过：人们往往以为“你是一位异族作家，所以你写的一定是人们奋起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写的并不是如人们所猜想的东西。这“表明她‘所建构的不是华裔美国人划一的文化身份，而是华裔美国人的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这就是说，她想像中构建的共同体是多元文化的美国，在这个共同体里，亚裔/华裔、其他少数族裔和白人都是美国人，是同等的成员”。
金斯敦在一次采访中曾极力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她说：“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
格斯·李(Gus Lee)曾说，“我认为我的小说是一部多种族的小说，其中糅合了亚洲的、非洲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美国人的成分。”
我认为，金斯顿等作家把自己定位在美国文化之中，从他们本身的经历来看，是在情理之中。他们都属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一代。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只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不仅对自己家族的历史所知甚少，而且不会用中文来进行交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一个文化上的“他者”。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上。比如在金斯顿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中的中国，神秘而闭塞，充满了神仙鬼怪，显得既粗犷剽悍，又飘渺悠远，但又那么令人神往。实际上，作者是借用中国传统故事去表述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在这里，中国成了一个作家用来反射自身思想的对象物。
据《文艺报》2002年7月16日第4版消息，说旅居法国50多年的华裔法籍程抱一荣膺法兰西学院文学院院士称号。在接受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的仪式上，程抱一表示：“感谢法国给了我一个如此美丽的语言。当我选择以法文写作时，这语言成了我真正的祖国。”安琪·闵(Anchee Min)也曾说，“当我的书出来以后，我告诉编辑说，别把它寄给任何中国人，因为他们会批判它的。”
视野不应禁锢于固有模式
我有时总以为，国内学者在研究华裔作家的时候，是否有些一厢情愿，甚至是自做多情呢?
当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作者已死”的时代，批评家已经不再在乎作者说什么了，但我想，当这么多华裔作家在说着一种极其类似的话语、表达一种极其类似的观点或者观念时，这种现象就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深思。
在我看来，作为学者，无论对什么研究对象，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是对自己的同族文学也不例外，更何况是对这些生活方式变了、思想观念变了、语言变了、已经加入美国籍或者生下来就是美国人的作家呢?
华裔文学发展到今天，随着新一代作家的出现，其主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认同的范畴。比如在吉什·任的作品里，已经开始表现各式各样的文化并让其自由对话和交流。其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中所提出的“谁是真正的美国人?”就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她在启发读者去审视对家庭、美国梦以及典型的美国人的看法。吉什·任的《梦娜在希望之乡》更是明确超越了文化认同的主题。其所提出的“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的观念，就是对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拨。
美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各种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华裔作家所具有的一种世界眼光，而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视野禁锢于固有的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