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1)12-0030-06
近年来，社会思潮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但是，在出版的几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注：同一书名的论著有3部：黎仁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瑞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吴雁南等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论著中，都没有把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作专项考察。就发表的论文来看，也没有人专门论述这一社会思潮。事实上，它是五四之后激进主义思想潮流的一支，深入地探讨这一思潮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全盘西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早在19世纪末就产生了。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士易鼐认为，中国要自立于五洲之间，要使列强平等待我，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注：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1898年第20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77页。）当时的樊锥也曾说：“一切繁礼细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注：樊锥《开诚篇（三）》，《湘报》1898年第24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93-94页。）这是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思想倾向，最早见之于文字。但是从易鼐和樊锥的总体思想来考察，所谓“悉从泰西”与“唯泰西者是效”，并“非废我教而行彼教也”，（注：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1898年第20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77页。）他们都还有一个前提即“保教”。
五四运动时期，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更为浓厚。陈独秀明确提出要“欧化”，“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5卷1号，第3页。）鲁迅主张“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钱玄同则指出，中国之救亡，“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注：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4卷4号，第354页。）这时，他们连“教”也不要了，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西化论者，大都着眼于用西方的“文明”来批判东方的“野蛮”，重在“破”，带着一种强烈的恨中不如西的情绪色彩。尽管他们的主张十分激进，但大都停留在中西比较的层面，而没有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五四之后，激进主义思想潮流分解演变为两支：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全盘西化”论。
1929年，胡适在英文刊物《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同时使用了两个词汇：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潘光旦认为，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是“全盘西化”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报刊上。有人就此断定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注：周溯源《“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3月4日，第2版。）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一则在胡适看来，这两个词语并没有什么差别。二则当时胡适并没有有意地去主张，更没有形成一种理论。直到1935年，胡适在看到陈序经写的《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后，才表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142号，第24页。）
“全盘西化”论的最早提出者应该是陈序经。早在1925年他就萌生了这种主张，“自民国十四年到美国读书之后，对于这个题目尤为注意。同时，因为友朋之中谈及东西文化的既是不少，而身处西洋，东望故国，感触良多。”（注：陈序经《〈南北文化观〉跋》，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显然，他所感触的是中不如西的反差。由于早已有这种关注和感触，到1928年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演讲时，便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差不多二十年前（笔者注：1928年），卢观伟、陈受颐两先生与我已坚决的相信中国要全盘西化，不过，在名词上，我们最初所用的是‘全盘采纳西洋文化’或是‘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字样。”（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这是在中国最早不折不扣地提出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
1931年，陈序经在《社会学刊》2卷3期上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文中他首次采用了“全盘西化”的表达方式，“到了民国二十年间，我开始用了‘全盘西化’这个名词”。（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事实上，此前他并没有见到过这个词，“‘全盘迎受西洋文化’的字样，在我们最初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时候，我既没有发现这些字样已经有人用过；而十余年来流行最广的‘全盘西化’这个词却是我用得最早，至少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人用了这个名词是较我为早的”。（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1933年，陈序经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在书中他从研究文化学理论入手，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全盘西化”论。
二
到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者，“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即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陈序经、陈受颐、卢观伟、沈昌晔、吕学海、冯恩荣、张佛泉、张熙若等。其二，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了《“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意义》、《全盘西化的辩护》、《趋于“全盘西化”的共同信仰》等文章，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等专著，编纂了《全盘西化言论集》、《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全盘西化言论三集》。这些文章和著作影响了相当一批人。其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并不仅是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并不仅是鉴于对中西文化的浅层次比较，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全盘西化才由几个人的主张，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然而，这样一种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一，30年代的中国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1934年2月，蒋介石倡导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要人们以“礼议廉耻”作为生活准则。11月，国民党中常会又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这期间，国民党政要戴季陶、陈立夫相继发表谈话和文章，鼓吹“复古”的合理性。戴季陶强调“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注：转引自李新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陈立夫则赞誉传统文化“光芒万丈，无与伦比”。（注：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月刊》1934年1卷1期，第3页。）与此同时，各地军阀也极尽“复古”之能事。广东最为恶劣，早在1933年，陈济棠就令各学校恢复读经；同时宣扬“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注：天贶《文化论战中的广州》，《华年》1934年3卷12期，第233页。）在这种气氛下，学术界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人在陈立夫办的《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倡导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其用意昭然若揭。一时间，“复古”的空气弥漫了全国。
第二，日本入侵中国，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行了改订条约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外国势力仍然严重束缚着中国的发展。旧患未除，新患又起，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得寸进尺，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侵占热河，1935年又染指华北。这样，救亡的主题再一次突显在中国人民面前。
第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20世纪以来，连年的战争使中国几乎没有进行建设的机会。南京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它坚持以发展官僚经济为主，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忽视农村的严重问题，由此使人民生活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每况愈下。生存问题，成为30年代中国的最大社会问题。
“全盘西化”思潮，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由于广州的“复古”开始得较早，因此，这股思潮最初以中西文化论战的形式出现于广州。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又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这样，由论战缘起，在全国就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作为“本位文化建设”对立面、作为挽救民族危机及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全盘西化”思潮。
三
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其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持论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由对它进行了论证，即使在观点表达上也形形色色，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胡适策略上的“全盘西化”。尽管胡适不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创者，但他仍可以算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所谓的“全盘”，是“充分”、“尽量”、“全力”、“一心一意”、“死心塌地”（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142号；《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21日；《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160号；《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的意思。这种主张主要有四个理由：第一，他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6页。）第二，认为由于在“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6页。）因此，所谓取长舍短是根本办不到的，不可能有什么用来取舍的“科学方法”。第三，是他关于模仿与创造的原理。他认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6页。）所以，“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7页。）第四，是他的文化惰性论。胡适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38页。）是有惰性的，“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这种“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7页。）一个民族即使尽全力、一心一意去学习他民族的文化，那么到头来本民族的文化也是不会完全失掉的。
可以看出，胡适的“全盘西化”是一种态度、一种策略，是鉴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的道理。那么在客观上，“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142号，第24页。）由于胡适的社会影响较大，也由于后来在名词上把“全盘西化”改成了“充分世界化”，比较易于接受，所以，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二）陈序经彻底的“全盘西化”。陈序经所谓的“全盘”，“既可以当作弹性解释，也可以当作硬性解释”，所谓硬性解释，就是全盘含有100%的意思；所谓弹性解释，是在99%或95%的情形下，还可以叫做“全盘”。（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陈序经所谓的“西化”，“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须知所谓西化，是要像放入自己的肚子，而能起了消化的作用。照搬的运过来，只能叫做运，不能叫做化，运过来而不能化，其危险也许还要甚于不运，正像食了东西若不消化，就会生病，就会致命。”（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下）》，《岭南学报》1936年5卷3、4期合刊，第80页。）陈序经所谓的“全盘西化”，是“在消极方面，扫除固有而不适时境的文化；在积极方面，努力于彻底西化之途”，（注：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出版，第103页。）“全盘西化在根本上是要把西洋创造文化的精神吸取过来。有了这种精神，当然不只是能创造人家所能创造的文化，而且可以创造新文化。所以，全盘西化就含有创造新文化的意义”。（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来源于他的一套文化学理论，即“文化圈围”理论（注：参见张太原《陈序经的“文化圈围”理论》，即将于《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刊出。）、“文化演进”理论（注：参见张太原《略论陈序经的“文化演进”理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45-50页。）和文化“一致与和谐”理论。（注：参见张太原《陈序经的文化“一致与和谐”理论》，《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第72-78页。）这三种理论在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理论根基中，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
“文化圈围”理论，实质上就是文化整体论。文化作为“人类为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具，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即使为研究的便利而分成若干方面，它们也是密切联系而相互影响的。因此，对西方文化不采纳则已，要采纳就必须全盘采纳。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全盘”问题，证明文化折衷的路走不通。“文化演进”理论，实质上就是文化进化论。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品，是按一定原则不断进步的，进步又是分为层累的，大致是由宗教时期→政治时期→经济时期→伦理时期。由于西方文化每个方面都比中国文化进步快，并且所处的“层累”也比中国高，因此，中国在每个方面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西化”问题，证明固守传统和复古的路也走不通。既然两种路都走不通，那么什么样的道路才可行呢？“一致与和谐”理论，便揭示了中国文化出路的必然趋向。这个理论指出，两种高低不同的文化接触以后，其结果必然是趋于低者被高者代替的“一致”。在陈序经看来，东西文化一低一高，它们既已接触，从发展趋势来看，东方文化必然逐渐成为陈迹，西方文化必然逐渐伸张为共有，而“全盘西化”正好符合这一趋势。“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向彻底西化的途径。”（注：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出版，第105页。）
陈序经的这种“全盘西化”论，是“全盘西化”思潮中最极端的一种。但是，当时也有相当一批人附和这种观点，如陈受颐、卢观伟、沈昌晔、吕学海、冯恩荣等，他们各自也都有文章发表。
（三）张佛泉和张熙若的接近“全盘西化”。张佛泉认为，“在基本文化单位方面是无所谓长短的，如果我们以西方社会为理想，我们便必须对这些单位全盘接受。”（注：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1935年12卷12期，第2页。）不过，他所说的全盘接受是指“根本上和实质上”的。“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或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有许多皮相与枝节问题，如是打桥牌好，还是打麻将好，我以为可以不专去讨论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西式的头脑。由一个《论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同时我们有许多基本观念传入我们的脑筋如此之深，它们已成了刻入而固定的条纹、沟渠。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已整个被这些沟渠给限制住，我们不动则已，一动便滚入这些沟里去。我们若不彻底从根上改造，我们是永远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的。……我深信从根本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注：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1935年12卷12期，第7-8页。）
张熙若则主张中国应该“大部西化”，“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注：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1935年12卷23期，第9页。）
以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中的几种代表性主张，尽管论者在使用词语上有所不同，在具体观点上也不尽一致，甚至互相指责，但是它们在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反对折衷调和，都主张中国应该以西方为绝对标准，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
四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正是“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产生的，显然，它也具有“相当之价值”。
首先，它是对复古思潮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评价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应该把它和8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分开，应该历史地去认识。在30年代，相对于复古思潮，“全盘西化”思潮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趋向。复古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不同的，复古者盲目地要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企图利用旧有的、人们所习惯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文化保守主义者是理性地试图从传统中发掘走向现代的资源。30年代，由国民党政府和各地军阀倡导的“读经祀孔”，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复古行为；“本位文化建设”的宣言是文化界对国民党复古倾向的附和，《宣言》首次在陈立夫办的刊物上发表，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全盘西化”思潮正是作为“本位文化建设”的对立面出现的。如果说近代文化的实际发展是由合力来推进的，那么“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无疑是作为向前的积极有益的一种张力来参与其中的，尽管这种张力有所偏颇，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为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创新担当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正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者无暇顾及“本位文化”的倒退倾向。因此，“全盘西化”论者便充当了反对这种逆流的主要力量。从要反对的对象来说，“全盘西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致的；从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全盘西化”思潮消解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也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而且，一些“全盘西化”论者把马克思主义也看作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尽管他们所要“全盘”的着眼点还是资本主义，但也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某种向往。（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这种思想认识致使一些人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上，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大陆，并表现出服务社会主义的热情，如陈序经等。
其次，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希图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其着眼点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想潮流是以“破”为主，其着眼点是猛烈批判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那么，五四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想潮流则以“立”为主，其着眼点是强烈要求全面输入西方的先进文化。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潮流又分为两支：一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一是“全盘西化”思潮。前者以革命的形式而不断取得胜利，形成一股激进的现实斗争力量；后者以论战的形式而不断扩大影响，形成一股激进的思想斗争力量。两者的态度都是鲜明的、坚决的、彻底的、急切的，其出发点都是要改造当时问题重重的中国社会，其目标都是要把中国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强国，（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下）》，《岭南学报》1936年5卷3、4期合刊，第107页。）因此可以说，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当时中国人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同一愿望。
然而，这样一种思潮毕竟不是当时最进步的思想趋向，因为当时已经兴起了马克思主义运动。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以西洋文化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准和目标，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由于东方文化在与西洋文化的交锋中处于劣势的地位，致使一些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以西洋文化为价值标准的思想倾向，“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地根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诚然，西方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向西方学习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这种学习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系统的。但是西方并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更高意义上的标准和目标。如果中国仅仅是以西方为理想和目标，那必然会从一种困境走向另一种困境。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是不能彻底抛弃传统的。一方面，学习别国的东西，需要传统的嫁接和支持，如果没有经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学来的东西是不会入地生根的，对此，林毓生曾说过：“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另一方面，传统中也存在着可供现代社会利用的资源。如果完全背弃了传统，就会缺乏后劲和原动力，就会陷入形式主义。
其二，仅局限于文化讨论领域，没有形成和找到实践这一主张的现实力量。一方面，作为社会现实的批评者，“全盘西化”论者明显地表达了对当政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希望当政者能够改弦易辙，采纳他们的主张。他们试图通过舆论宣传和文化论战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主张，从而使社会按照他们设计的轨道即全盘西化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全盘西化”论者根据程度不相等的文化接触后发生的“规律”，认为“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在趋于“全盘西化”。既然如此，在他们看来，中国实现“全盘西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一种主观幻想。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习惯势力的深厚，尽管近代中国在形式上变化异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头脑中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却始终没有经过理性的洗礼而达到自觉；“全盘西化”论者也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武力决定着一种改造方案的命运，在武力的争斗面前，即使怎样美好和妥当的方案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尚且“全盘西化”这一方案本身还有许多问题。因此，“全盘西化”仅是作为一种文化主张或理论形态为一批人所宣扬，它从来都没有在中国真正地实行过。即使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只是昙花一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也就“渐至于衰熄”了。
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这种特殊形势造就了“全盘西化”思潮的生存空间，并使它能够兴盛一时。然而，即使在30年代，这一思潮的实际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它既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也没有形成一股能够产生实际作用的现实力量。林毓生说，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传统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无论是优秀的，还是劣质的，都从未中断过，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环境的作用，不同的一面在起着主要作用。中国现代化的迟滞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外，主要不在于传统的断裂和“全盘西化”的提倡，而主要在于当政者以武力作为维护政权的手段，反对力量又不得不以武力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结果使中国常常处于战争的旋涡，而没有获得能够完全投入建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