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都澳主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兼论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效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区论文,商埠论文,历史论文,效用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2）03－0071－08
一 三都澳商埠对外贸易欠发达的制约因素
三都澳作为近代福建唯一主动开放的对外港埠，开埠之始被寄以厚望，以期成为与福州、厦门齐头并进的区域社会经济中心，而随后三都澳对外贸易显得苍芜而难以发达。事实上，商埠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对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集商业、贸易和近代工业为一体的现代化城镇。个中原因固然很多。既有外部社会经济机制的限制因素，也有区域内部的不利因素。
限于篇幅，我们仅从商埠所处的区域内部方面来考察，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闽东北地处闽省穷山僻壤，相对狭隘的经济腹地严重影响了三都澳作为周围地区货物聚散中心地位，这是造成三都澳除茶叶等有限贸易外，其他进出口贸易发展极为迟缓的原因之一。
经济腹地的大小和腹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口岸贸易的繁盛落败。如海关报告所言，“惜三十年来代表本埠富力之出口贸易，尚依然如故，不能发达。考其原因，盖由于附近天然财源有限，人民困苦异常。”（P538）②闽东北地区作为三都澳港口贸易的依托，不足的正是作为腹地丰富充足的货源和活跃宽泛的市场消费能力。归根到底在于闽东地区农业落后，农产品单一、产量低下，必然导致市场狭小疲软，商业不兴旺，难以形成健全的区域初级市场。
三都岛特殊的位置，也造成贸易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削弱了三都澳港埠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福海关税务司欧森在谈到三都澳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原因时，就说：“这种极不平衡的发展，原因十分简单：三都岛的地点完全不适一般贸易，而它却被选来作为本口的贸易点。因为，虽然三都澳包括了整个三沙湾，海岸线长，面积有2，000多平方海哩，但货物的装卸地点都在三都。”（P454）②事实上，作为附近大陆的集散中心，三都岛在没有近代先进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土货出口和进口洋货的内销大受约束，很多贸易机会都因为货主考虑到进出三都的困难而改变了流向。三都岛的不利位置，致使三都澳无法或极少获得除茶叶外的普通贸易，必直接影响本埠对外贸易的扩展。
第二，闽东北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水运不甚发达，交通运输不便，是三都澳内外贸易一大障碍。
优胜劣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之一，时处近代的三都澳贸易作为附庸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分子，自然摆脱不了这种规律的支配。要在市场上处有利位置，纯粹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就要减少交易成本，三都澳商埠及其周围地区的贸易却受交通的困扰。交通运输是市场空间扩张的物质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交通就是开辟市场。开埠前，三都澳贸易屈指可数，有限的货物运输全靠肩挑和各式木板民船，根本谈不上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开埠后，交通与贸易关系密切，但是传统的民船运输是贸易的基础，而且长盛不衰，贸易的发展对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轮船运输提到议事日程，电讯邮政交通的建设也刻不容缓。事实上，近代交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制约了三都澳对外贸易和商埠发展。
第三，三都澳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仅有的新式银行根本尚未实现有机的业务经营，成为其内外贸易的“瓶颈”。
进出口和运输业务，需要对应的金融业务相配套才能顺利开展。反之，口岸金融业是否生成和发达，又是经济贸易活动兴旺与否的标志。纵观三都澳地区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史，金融业的创立和发展显得更为苍白。福建的金融中心在福州和厦门，其金融活动集中于福州省会和闽南地区，（P353—354）③对闽东地区作用和影响极小。
三都澳开埠后很长时间缺乏银行，无疑给有限的商贸带来种种不便。商贸活动中通行现金交易制度，1908年贸易报告说：“这里的所有交易都使用硬币。在我们的金银统一中，今年流入本口的货币只有81，000海关两。但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其余的都是为了节省运费而匿藏在旅客行李中带进，以免引起注意。仅轮船运来就达100万两， 更不用说由舢舨和陆路运进来的了。”（P480）②
正因为缺少地方经营的银行，加上近代中国金融币制固有的混乱，三都澳开埠初期，本地区货币市场也五花八门，混乱不堪。“由本省铸币厂生产的银元在市面很流行，一块墨西哥鹰洋或日本光洋可以兑换我铜板1，020枚。福州铸币厂铸造的小银角在当地钱铺打15％折扣使用。广东和香港的10分和20分银币在当地都十分流行。”（P157）④而没有一种绝对权威的流通媒介，币制的不统一，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不便，阻碍了商贸的发展。
银行业的建设直到民国中后期依然没有起色。福海关十年报告谈到金融时评价说：“本埠及东冲，各设有中央银行分行一处，但其职务，仅司收解关税，至经营普遍业务之银行，则未之有也。”（P578）②银行尚且如此，三都澳更无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理论上，金融业是经济调节器和“杠杆”，是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可对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三都澳没能形成地方性的金融市场，仅存的银行却无法取得应有的社会经济效应。相反，由于银行滥发纸币，更加造成市场的混乱，“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本埠并无纸币流通，近则银元票与角票渐见充斥，尤以角票为最，凡福州及宁德各埠银行所发纸币，无不通行。”（P578）②据海关统计，“本埠一带所用银币计有墨西哥、香港、日本、安南及民国三年、八年、十年旧袁像等数种。”（P540）②币制混乱比开埠初期过之而无不及。其必然损害三都澳对外贸易和经济的进步。
第四，闽东北地区商民经营意识不浓厚，社会商贸风气不佳，匪盗猖獗，又是三都澳对外贸易一大痼瘤与阻梗。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西方对华改造的影响自始至终在不断地起作用，19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的后果无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迁，包括与侵略俱来的管理知识、政治思想和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冲击。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是通过本地居民从思想到行为的涤荡来实现，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仰，同时提出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行动方式。（P314）⑤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条约口岸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此外大部分区域，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构造所受影响甚少，就连社会民众心理意识都还停留在旧的轨道上。三都澳及其闽东地区虽因自动开埠与外界发生较多的联系，但本地居民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和经营意识，在从事与外界商贸往来等经济活动中，表现过分迟钝，由此错失一次次振兴本地经济、把三都澳变成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通商口岸的机会。
本地商民经营意识淡薄，商贸风气不佳的问题，从史料记载可见一斑，在此不赘。从三都澳口岸本身看，仅有的数百个村民靠种地瓜勉强糊口，20多所房屋四散在海滨的三都澳，开埠之初没有一个商人，无一家值得一提的商店。主要原因在“居民麻木不仁，缺乏事业眼光，他们认为……只要红薯丰收，万事皆足，不愿做其他努力。”（P484）②这里既存在环境条件的制约因素，但更主要是作为三都澳港口核心所在地的居民缺乏经营创新意识，导致三都岛商业氛围较差。开埠之初，“许多建设计划在进行中，它们一旦实现，将促进本口岸的发展。”（P152）④但终于很多计划胎死腹中，原因之一是宁德、福安、福宁等地的商人“不积极参加与发展本口岸利益的有关活动。”（P152）④在外贸业务往来上，“三都澳缺乏与其他贸易中心进行联系的进取心。”（P497）②尽管三都澳的发展不是一两项因素所能决定的，但闽东北商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不可忽视，他们经营意识淡薄造成本地商业风气不佳，无论如何也是阻碍本埠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因子。
从闽东北地区社会环境看，近代闽东北地处一隅，政治等因素影响较少，但闽东北土匪猖獗，社会环境不安定，对商业贸易殊为不利。匪患危害商贸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据载1918年8月， 有股匪徒在三都澳湾活动猖狂，欲攻宁德县城，虽被军队击溃，但许多都、乡遭其抢掠。“至于海上商民，生命财产受此类损失者，更无记矣。”（P512）②而“沿海各处，匪气猖獗，福宁地方尤甚，内地亦因匪徒骚扰，致与古田一带之交通，殊感困难。”（P521）②闽浙交界之间，匪徒更是活跃异常。总之，匪祸之患，相当频繁，有的直接影响了三都澳对外贸易，有的对社会经济起着间接制约作用。海关税务司在当时贸易报告中就下结论：“三都地方，僻处岛隅，政治影响，素鲜所及，但内地匪患频仍，殊为本埠贸易之梗而以主要出口茶叶，生产及运输所蒙之影响为尤甚也。”（P577）②茶叶贸易尤如三都澳之“咽喉”，一旦受阻整个口岸贸易将陷于瘫痪。可见匪祸对三都贸易等经济发展产生多么大的负面作用。
其实，制约和阻碍三都澳对外贸易的发展，最终导致三都澳难以成为较有影响的现代化口岸，即使从内部因素考虑，也远非以上四方面，其它如税收上，常关贸易厘税无正当限制，货物多重征税等等，都不利于三都澳经贸的正常运作。从外部因素上看，更不能排除条约口岸制度客观上对自开商埠的消极影响，因为在有许多特权保护的条约口岸及其他既得利益地方，中外商人尤其洋商获利丰厚，自开商埠自然难以与条约口岸竞争，再者，从福海关统计来看，尽管子口贸易份量极小，但子口税制度对三都澳国内外贸易的消极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总之，在纯贸易经济发展的角度上，三都澳商埠的自动开放有违初衷，其中原因和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二 以埠际贸易为主的三都澳对外贸易是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缓慢发展的唯一动因
研究表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按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论，中国的大小经济区域大致可分两类：一为传统的经济区域。尽管近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已普遍出现，因对远离通商口岸的非口岸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很小，这些区域仍以农业生产部门为主导，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区位（区位指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层次）。二为现代成份较多的经济区域，即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条约口岸及其附近地区，这些区域已全部或大部分转化为工商业部门为主导的现代化工商业经济区位和对外贸易体系。⑥由此观之，三都澳自开商埠及其闽东北地区域则是从传统的经济区位向着现代成份较多的经济区位过渡或转换的类型。不幸的是，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和区域自身的问题，这种转型并没有实现。
经济发展的动因有诸多论说。就某一区域，或者偏重于经济发展历史性因素，或者偏重于经济结构关系，或者立论于经济要素数量与质量及其资源配置的分析上。理论上最基本的概括为：一是外部经济势力（市场，贸易，资本，技术等等）的挑战或渗透，引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变；二是内部经济要素和结构的演化、突变及重新组合，导致经济的增长和结构改变。研究者普遍认为，区域经济如果缺乏内部自我增长的机制，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外部经济势力的刺激和引发。⑥当然两方面同时具备更佳。
闽东北近代在三都澳开埠前，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几乎没有工业，区域间的贸易不成规模且纯属偶然，贸易商品市场发育外于原始终极状态，全系农产剩余产品的小市场交换。农户经济通过家庭内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可达到自我平衡，因其投入生产要素的获得与经济产出的价值实现无须通过也无须与外部区域发生交换即可达到平衡，并且区域内部资源流动与产品交换发生率亦很低。总之，闽东北经济的发展很难产生内部自我增长的机制。如前所述，闽东近代经济基础薄弱和缓慢发展本身又是造成三都澳对外贸易驱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既然闽东北区域内部增长因素不足，区域经济要得到发展只有依赖区域外部势力的带动及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其中能起到勾通区域内外交流的桥梁作用的只能是三都澳开埠后有限的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及其市场的扩大，来引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变，从而促进闽东北地区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贸易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它对区域经济的开放，区域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新产业的创立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等方面都起着决定和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三都澳对外贸易的严重局限使得贸易的这种作用在闽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十分有限。
三都澳区域所处的一般性国际经济环境，与整个近代中国的没有大的差异，此处无须再述。但三都澳商埠及其闽东北落后经济区域与这一国际环境接触程度、接触方式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所受影响方面，都显示出自身的弱点，可概括为：1，区域内始终没有国外资本的直接投资，亦无大型国外商业机构的设立，三都澳本身也没有形成口岸经济；2，区域虽然较早地与国外市场发生贸易关系（如茶叶贸易），但真正对外贸易是主动开埠后，然而这种贸易关系初期基本上表现为单向性质。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与主要几个国家和地区直接贸易比重的增大，国外工业品输入量和品种也有所增加，（主要是饮食品和烟草类消费品，原料及半制成品等生产品和轻工业制品。（P68－69表10 ）⑦贸易呈现双向性。但依然摆脱不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和品种的单一化境地；3，进出口贸易中，闽东北地区始终处于贸易出超状态，这种长期的顺差并非华洋商品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力状况低下的缘故。
那么，三都澳区域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关系中，对外贸易到底起了什么样或多大的作用？即闽东经济缓慢发展中，是否像其它经济区域（如上海、广州区域）一样，正如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论，对外贸易是经济的“增长引擎”，⑧或仅是发展的“辅助条件”⑨对此尚未须结合近代中国特别是三都澳区域对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作简单分析后才能确定。一般而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少有区域经济主体内部因素自我演化或由单一外部条件促进下变革成功而使经济迅速增长的事例，但存在着外部因素强制性侵入引起变革而增长的许多事实。（当然不排除全国内部区域各自创造外部经济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最后获得全国经济总体发展的可能性。）外部因素可能源于国外，亦可能源于国内其他区域，可能是政治与军事的，亦可能是经济与技术的。这种外部因素的侵入，在一些内部发展要素积淀较多的区域，导致了经济的成功变革和较高发展，但是在内部发展要素很不充分的区域，其传统经济则处于不发展或有限发展背后隐藏着许多负面效应的扭曲状态。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中，经济发展的动因可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必须使经济发展主体具有基本的内部要素的同时，还必须具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加以刺激。若按照动力而论，须具有双向动力。任何单一动力都难以使传统经济得到深度变革。即，若经济发展主体内部积淀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但缺少外部经济牵动力，经济难以由内部要素的演化而健康成长；如经济发展主体缺乏发展的内部条件，外部经济因素也难以促进引发其增长。根据闽东北地区的实际，就闽东北区域经济内部发展的要素而言，这种要素显然很不充分。三都澳开埠前，其经济类型属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这里同国内其它区域间的商品、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交往几乎空白，区域内部缺乏充分积淀的经济发展要素，惟其如此，开埠后有限的外部因素的渗透自然难以促进或引发该区域经济的正常生长。就此而言，三都澳商埠及其闽东北区域经济没能实现由传统区位到现代成份较高的经济区位的彻底变革正是缺乏双动力之故。
值得指出的是，闽东北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过程中，三都澳近代对外贸易确实起了“增长引擎”的作用，只可惜对外贸易几乎是该区域唯一的增长要素，用本来存在很大局限性的对外贸易作为增长引擎，又缺乏区域内其它经济增长要素和外部因素的推进，这种引发作用和牵动力也就大受阻碍和大打折扣。事实上，如果从纯粹的发展概念和现代化程度上理解，很难说开埠后的三都澳及其腹地区域进行着一种现代化运动过程。横向比较，以发展和成熟的任何一项标准来衡量，闽东北区域在整个近代都不具备太多太大的现代化内涵和规模。但从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向的纵向观察，我们认为三都澳开埠后的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它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三都澳口岸自身现代化和闽省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腥风血雨历程。
三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历史作用和效用——由三都澳商埠引发的思考与结论
三都澳商埠是晚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主动开埠通商的实践点之一。基于笔者此前撰文对商埠对外贸易的范围、强度及其显著特征以及商埠开放对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的考察，结合本文的相关分析，我们认为，三都澳商埠确如中国自开的其它口岸如河北的秦皇岛和湖南岳州等商埠一样，并不是成功发展的典型商埠（其实中国近代史上所有自开商埠都流于失败），这不仅表现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表现于区域经济结构及经济类型的无法顺利转型。总体而言，近代闽东北区域落后的局面始终未曾具有较大的变化，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最终完成。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区域内缺乏增长的基础因素，对外贸易虽然起着“增长引擎”的作用，但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现存的对贸易的不利条件，如国家主权的大量丧失、政治体制的衰败与吏治的腐败使经济的发展得不到政治的保护与支持等。
19世纪最后20年，世界处于“相对和平与发展”时期，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功与失败俱在。自开商埠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迫于形势与出于种种动机酝酿和主动开放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使得自开商埠只是政府自上而下寻求自保自救、力图摆脱困境的权宜之策，这注定近代自开商埠的实践模式承担不起中国晚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如果从动机与效果的二律矛盾角度看，由于前提的制约，近代自开商埠的总动机与总效果注定一开始就要发生背离。结果正是，有的自开口岸在酝酿阶段就沦为外洋操纵，或开放之初夭折，如上海吴淞；⑩有的命运虽好些，但发展历程却始终如履薄冰和步履维艰，如三都澳这样的商埠，因种种因素制约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结果在民族危机日重、地方经济日益受困的近代中国，有违倡导者的初衷；当然也有的商埠开放后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好的带动作用，如山东周村。(11)但总体来说，自开商埠在探索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它们的发展日渐没落而最终归于失败，这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结局。
对于中国近代自开商埠的悲剧命运，可以作如下反思：
首先，从自开商埠的前提条件看，它出现于中国近代后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国内条约口岸制度早已形成及条约口岸经济（P329）③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丧失主权和低开发与后进的国家里，在外人控制中国海关日重和享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复杂格局中，这些自开商埠的现代化的历程自然极为艰难，其有限的发展根本不可能改变“约开口岸”经济和国外经济势力强占中国的不利局面。怯懦的中国政府稍为动作，马上被淹没在自我惰性的束缚和外洋强势的汪洋之中。就自开商埠推行的目的而言，政府本想通过正常的贸易通商，利用市场机制中的竞争来振兴实力，挽回利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等等。但对于中国这个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国家，市场机制并非是只一视同仁的“无形之手”，还有列强不平等条约、剩余产品倾销、殖民地政策乃至武力威胁等种种“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掣肘。近代自开商埠既是中国民族经济被迫开放后的时势所造，又是资本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强力框定的产物。
具体而言，近代通商口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始至终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扮演的侵略者与改造者的双重角色的制约，侵略者的非正义性和掠夺行径显而易见，而改造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却扑朔迷离，令人误入迷津。然而不管侵略或改造，其结果总表现为对中国主权的吞食和掠夺，这便是问题的实质。在我们看来，正由于受中国主权不完整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和目标，不管是由列强以侵略方式直接通过条约口岸制度来推行，还是鼓吹由中国独立自主以自开商埠的实践为手段（固然两者性质截然不同，效果也迥异），终其后果，现代化的任务都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并激起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但是又竭力控制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掠夺原料、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目的。根本上，资本主义者在落后的近代中国实行侵略或改造的过程中，尽管为这一落后国家创造了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但他们“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P73）(12)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得不到改变。依此而言，中国只有获得完整主权和独立才能在资本主义入侵时期所激发起来和积累下来的资本主义化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意义上的本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途径之一的自开商埠实践缺少的正是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一政治前提保障，换言之，政治上的失败乃是解释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及其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尝试最终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就根本推动力而言，自开商埠的出现和增多，既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充分发展，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而是由于西风东渐、外来势力猛烈冲击的看似间接而非间接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形式上，近代对外贸易开埠通商是商品市场经济国家的客观需要。通常，借助对外贸易的桥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换，实现本国部分过剩产品使用价值，用本国部分产品在国外换取国内所需的另一部分产品，从而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以便发展社会经济。但在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直是两种社会制度冲突中的强势，列强取得的固定关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及口岸办厂制造特权，大大限制了中国政府对外贸易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中国再也无法阻止外国势力或货物的涌入。惟其如此，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对外贸易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的产物，而是更多的受到外来因素和国内政治软弱无能因素左右的畸形贸易。当然，政治军事上失败给经济所带来的后果并非全都是消极的，外来冲击对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外来冲击又把资本主义的样式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终于在推行重大改革方面犹豫不决的清政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把长期以来主动开埠通商思想付诸实践。（当然除此还把以往向外界学到的许多东西付诸实施。）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西方人以双重身份来到中国，作为侵略者，他们表现出征服者的狂妄，作为改造者，他们多少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气息。
根本上说，自开商埠及其区域社会经济卷入现代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自然发展产物（至少当时当地是这样），而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外来在华势力刺激和牵动的结果。并不主要是中国非条约口岸及其地区内在力量自然积聚生长和有意识的自我开拓，它们主要是一个由外部世界输入的被动接受过程。国家政权在此种半开放体制中只扮演着一个十分有限而又异常尴尬的角色，如国家满足于对贸易状况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却无力拿出宏观调控的管理措施。这样就使得自开商埠卷入现代化过程尤如一柄双刃剑，商埠及其地区社会经济一方面由此可能获得新的发展契机，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随时被动地承受“市场竞争”风险的后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得近代自开商埠无力把自身现代化的历史命运，这主要体现在，开放后商埠及其地区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虽有触动，但生产关系、生产力技术结构诸方面，传统的成份都占主导地位。即使相对于大多数条约口岸及其地区而言，其不仅在经济水平上，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也都显落后。退一步讲，它们比条约口岸及其地区更缺乏现代化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在此层面上，近代自开商埠及其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尝试又少了一个成功的因素。
再次，近代自开商埠扩大对外贸易的实践虽说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自然增长的产物，但并不等于说其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这是当时中国摆脱内忧外患局面的可行性方式。无论如何，近代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社会生产总量的缓慢增长和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这一内在要素的推动，利用对外贸易扩大对外经济交流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大势所趋。在正常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不仅取决于生产发展，反过来又对社会生产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而言，生产促进流通，但在某一特定时期，流通又有力地促使生产出现变动。在近代条件下，自开商埠作为近代对外贸易的媒介和途径之一，虽然不完全因生产力发展而滋生，但其产生后事实上扩大了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且对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还是起着作用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开商埠及其对外贸易又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地区资本积累贫乏、生产率低下、技术水准落后、以及前述条件恶劣（即不能离开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这个基本框框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等政治经济条件），使得自身发展实际上只是相对的，其予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来说是十分有限度的。
最后，从长期趋势和发展方向看，近代自开商埠毕竟对开埠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其对外贸易作为“增长引擎”成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助产士和催化剂。虽然这种效用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大受阻碍，但至少它使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因素传入中国更多地区，从而触动区域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嬗变。从此意义层面说，对外贸易仅仅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基础或前提而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必须指出这只是就其所起的助产士或催化作用而言，绝不能理解为这一生产方式产生的决定性条件。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近代自开商埠及其区域现代化的任务虽未最终完成，其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同时也应看到近代自开商埠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它把自开商埠的经济运作置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体系之中，结果作为外来作用力，国外资本势力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控制面越来越大，客观上使国家利益更大程度地受到列强的侵夺和支配，近代中国的发展从属于西方的发展，西方的利益凌驾于中国国民利益之上。
走出中世纪，追求现代化，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主旋律。开放是中外历史总趋势，而文明战胜落后乃是历史的必然。与开放密切相关的近代中国商埠及其区域现代化也是历史的趋势之一。问题在于，对外开放首要条件是建立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上，无此政治条件的保障，对外开放非但不能积极有效，反而会最大限度地损害社会经济的成长。据此，我们对近代自开商埠实践的价值判断是：既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出发看到其局限性，又从世界总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化的长远利益出发，分析自开商埠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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