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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时起时伏，宛若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第六个波动周期。
第一个波动“周期”（1989年6月—1992年初）：1989年6月5 日和20日，布什政府宣布对华五项制裁措施，中美两国关系跌入建交以来最低潮。但中苏关系发展对美所形成的牵制和美国在解决海湾危机、实现柬埔寨和平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使布什政府又开始对华交往和接触并推动两国关系改善。1990年11月30日至12 月1日，外交部长钱其琛正式访美，受到布什总统接见。这是1989年6 月以来，中国高层官员首次访美。1991年11月15日，美国务卿贝克率团访华，为两国关系改善打下了良好基础。1992年1月31日， 李鹏总理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首脑会议，在联合国总部与布什总统会晤，标志中美关系改善达到第一个波动“周期”的“高潮”。
第二个波动“周期”（1992年初—1993年底）：1992年为美国大选之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为迎合美国反华舆论，捞取更多选票，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猛烈抨击，主张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为应付反对党和国会的挑战，维护布什和共和党竞选利益，1992年初，布什政府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改产品“出口”以及纺织品“转口”贸易等多个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强硬政策，导致中美关系产生“摩擦”。 9月，布什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强烈抗议公然允许对台出口150架F—16战斗机，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 为兑现总统竞选期间对华强硬政策的承诺，进一步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政策措施，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到反对北京市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决议案，直至制造“银河号事件”，致使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危机”。
但美在“银河”号事件上失败后，很快认识到继续恶化两国关系不利于美对华“人权”政策的推进；不利于发展对华经贸关系，开辟中国市场，振兴美国经济。9月，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莱克提出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并约见中国驻美大使，通报美准备同中国“在广泛的问题上加强联系”。10月16日，美农业部长访华。这是克林顿上台后第一位内阁官员访华。10月31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弗里德曼访华，双方一致同意重开“6·4事件”后中止的两国军事对话与交流。11月19日，江主席应邀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同克林顿总统会晤，从而完全打破了“6·4”以来美国政府对中美高层往来的禁令，标志中美关系改善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三个波动“周期”（1994年初—1994年底）：1994年初，中美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剧烈“摩擦”。3月， 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压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让步，满足美方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的人权条件。4月28日，美总统、 副总统分别会见达赖。中国驻美使馆公使就此约见美助理国务卿帮办并提出交涉。同日，美国会通过《1994年和1995年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声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及基于上述的政策等”；鼓动美内阁官员访问台湾，并要求美国总统采取步骤明确表示在双边关系上和在美国是其成员的多边国际组织中“支持台湾”。该法还公然把西藏称为“是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的代表是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等。4月30日， 美国总统签署该法案。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9月7日，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决定对美台关系进行调整，包括：美国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进行必要的过境；允许来自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国高级官员访台；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一些其他不要求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同意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9月10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奉命就美提升美台关系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美政府宣布提升美台关系标志中美关系已经达到这一周期内的“危机”点。
10月，钱其琛外长与美国防部长佩里互访，实现了两军关系的恢复，标志美政府1989年6月实行的对华制裁最终被打破。11月14日， 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届非正式首脑会议时，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第二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在会晤中提出了建立新型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得到克林顿总统的认同。中美关系又走上了改善的轨道。
第四个波动“周期”（1995年初—1995年底）：1995年上半年，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权”、台湾等问题上再次发生“摩擦”。5月22 日，美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劝告、交涉，公然允许台湾李登辉于6月3 —11日访美。 为向国际社会昭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中国采取了召回大使等一系列强硬措施，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潮。
8月1日，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文莱会晤。8 月25—27日，美副国务卿塔诺夫访华，就如何消除李登辉访美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后果同中方进行磋商。在会晤和磋商中，美方都表示充分认识到了此类访问对美中双边关系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今后将把这类访问严格限制在私人和非官方的范围内，使其符合美台关系非官方的性质。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同克林顿总统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和两国间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同意应从战略的高度和21世纪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随后，陪同江泽民主席参加中美首脑会谈的李道豫大使返任。11月16日，在大阪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前来出席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中美高层会晤标志两国关系在经历了5个月的低潮后走出低谷，走向改善。
第五个波动“周期”（1996年初—1998年底）：1996年3月， 台湾实行所谓“总统”直选。为进一步打击台湾当局的“独台”气焰和“台独”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美国向中国台湾附近水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向中方炫耀武力。同时，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国应帮助保卫台湾”的决议案，鼓噪美国使用武力“保卫台湾”。在这种反华氛围下，中方被迫推迟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4月对美国的访问， 中美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受到影响。
5月，美国内对华政策辩论进入“高潮”。 “遏制中国”与“接触中国”的政策主张激烈交锋。美政府领导人相继发表对华政策讲话，表示重视两国关系，反对孤立、遏制中国，主张对华实行“建设性接触政策”。7月初，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访华， 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美对华“接触”的政策。稍后，我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访美，推动两国关系改善。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时在马尼拉会晤。双方商定1997年、1998年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国事互访。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 江泽民主席对美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11月24日，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首都温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时再次实现会晤。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访华。 两国首脑宣布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决定首脑、内阁、次内阁级别官员互访定期化和建立两国首脑电话热线等。11月16日，江泽民主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会见了代替克林顿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的美国副总统戈尔。中美两国首脑实现国事互访并多次会晤，是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六个波动“周期”（1998年底—至今）：1998年6—7月，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美国内反华、反共势力对此极为不满，想方设法制造事端，恶化两国关系。6月， 美众议院成立“与中国贸易和军事交流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所谓中国自1979年与美建交以来一直以“间谍”手段“窃取美国高科技和核机密”的情况，并在1998年12月底完成所谓“调查报告”（“考克斯报告”）。10月，美国会相继通过“1999财年国防授权法”、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和“综合拨款法”等多项干涉我国内政的决议。11月，美能源部长访台、达赖访美并与美领导人会见等。进入1999年，两国关系“摩擦”进一步加深。1月， 美少数议员和政客鼓噪将台湾纳入亚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月， 美国防部发表所谓“台湾海峡安全形势的报告”，散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导弹威胁”；3月，美媒体虚构并大肆炒作“李文和间谍案”、 美参议院发起“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等。至4月初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夕， 中美关系已很不正常。但为了维护自1996年11月以来得到极大改善和发展的中美关系和增强信任、减少摩擦、缩小分歧、加强合作，我国政府毅然决定朱镕基总理按期访美。这是中国总理15年来第一次访美。中国总理的美国之行，不仅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传达了我国珍惜中美友谊的声音，坚定捍卫了我国政府在处理双边关系和其他矛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以灵活的方式就中美长达13年之久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表达了中方的诚意，而且还就所谓“中国间谍案”、中国“窃取”美国核心军事机密等问题进行避谣，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高度好评，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年初以来围绕“考克斯报告”而极度膨胀的反华情绪。
不料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强大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抗议浪潮。中国政府于5月8日和10日，连续两次就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向美方严正交涉并提出四点严正要求。5月10日， 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随后美反华势力又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5月25日，美众议院正式发表诬蔑中国20 年来“大肆窃取”美国核心军事机密、“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考克斯报告”。同日美众议院、27日美参议院通过所谓纪念“天安门事件”10周年的反华决议，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6月8日，美参议院通过“2000财年国防拨款法”及其涉台修正案，公然要“对台湾和大陆中国之间现有和将来的军力对比中的所有差距”以及“美国防部执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有关条款的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估”。7月初， 美少数议员又提出要求美政府和国会将每年7月10日宣布为“世界西藏日”的议案等。6月16日，美总统特使、副国务卿皮特林访华，向中国政府通报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调查结果时，仍称是“误炸”事件。这一结论无法令中国政府和人民信服，更无法接受。
7月初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对华示好。如7月11日，克林顿总统致信江泽民主席祝贺中国女子足球队在女子足球世界杯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并在中国女足队员休息室接见了她们，同她们合影留念。7月12日以来， 美政府不断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赞成7月9日李登辉分裂中国、将两岸关系定位于“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错误言论。7月18 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通了热线电话，重申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7月25日，应美国务卿的请求， 唐家璇外长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与她会见。美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立场并就导弹袭击我使馆事件再次表示道歉，表示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7月30日， 美国就导弹袭击我使馆而致死的3名记者和27 名伤者的赔偿问题与我国达成协议，决定赔偿450万美元。
然而，要真正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仅有这些“友好”和“善意”的表示还是不够的。美方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不再做损害中国主权、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当前，美国内反华舆论和情绪仍然高涨，在日趋激烈的2000年总统选举战中，各路有意角逐总统职位的候选人，为迎合反华舆论，捞取选票，又大放反华厥词，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估计美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将十分有限，而且难以保证不出现屈服于反华势力，采取恶化两国关系行动的可能。8月初， 美又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及零部件。看来， 中美关系改善还有待时日。
二
90年代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合作为主导的关系，也不是冲突和对抗为主导的关系。中美间合作与冲突并存，一定范围内的关系改善与关系倒退相伴。中美关系发展不断作“周期”性运动，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中美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差别利益。就双方共同利益来看，主要有：经济贸易领域，美国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离不开美国的市场；美国需要中国在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领域合作，中国对美资金、技术等有需求。地缘政治领域，中美两国目前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稳定；美国需要中国在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南亚核军备竞赛升级、防止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和复发等多个问题上提供合作，在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和目标实现上，需要中国作出贡献。国际层面上，美国需要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毒禁毒、打击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合作，在联合国改革、地区和世界新秩序建设方面予以配合等。中美之间的差别利益包括：人权冲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美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上的冲突、美国霸权主义与中国主持国际正义和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和国际新秩序上的矛盾。在经济贸易领域也存在利益摩擦，如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纺织品贸易和中国“复关”以及后来“入世”上的矛盾和斗争等。在两国共同利益和差别利益排序中，至今都没有一种或几种可以盖过其他各种利益、从而成为两国关系主导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多年，由于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防止所谓“红色中国的扩张”和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曾经盖过两国间所有其他利益，分别占据了美对华政策和中国对美政策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两国对立、隔绝将近20年。70年代初，在美国实力地位严重削弱和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处于不利状态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认识到美中两国间存在着重大的、可以实现战略合作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共同反对苏联对两国安全的威胁。自那以后，联华抗苏，一直被美视为中美关系中最优先的课题。中美在其他领域里的分歧，如制度差别、意识形态不同、经济贸易摩擦、台湾等问题上的矛盾，都从属于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不复存在，“联华抗苏”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消失。目前尚无取代“联华抗苏”、从而稳定两国关系、盖过两国差别利益的“共同战略利益”出现，也没有可以导致中美对立、盖过两国共同利益的、超越一切的差别利益存在。
中美两国间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差别利益，且没有一种利益可以“统率”、“主导”其他利益的特点，使得美国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够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有选择性地强调两国关系中的差别利益或共同利益。反华、反共利益集团往往抓住两国差别利益和冲突利益大作文章，强调对华“人权”攻势和“遏制”。美国在华有投资利益或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大公司、企业集团和为他们服务的政治集团，以及了解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通”们，则更强调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主张对华“接触”和“交往”。究竟哪种政策主张能够左右美国政府的决策，取决于这些利益集团力量的消长和为控制舆论、影响国会而进行“较量”的结果。美国政府和国会为迎合舆论和选民，维护其官僚政治利益和竞选利益，经常在二者之间取其一或搞平衡，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忽左忽右。一时“摩擦”，“危机”；一时“改善”并达到正常化。
（二）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特点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动荡。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旧格局已经崩溃，新格局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旧的世界格局崩溃，意味着两极格局结构中，中美关系的架构和定位已经消失。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建立，表明中美关系新的架构和定位还未确立。90年代，中美关系不得不处在寻找新的架构和定位的艰难“旅程”之中。况且，旧的世界格局崩溃是一种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结果，也是新一轮国际战略力量重新组合的开始。新的国际格局建立的最显著标志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实现了新的平衡。但整个90年代，世界一直处在美国试图建立其单极霸权与中俄法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多极世界格局的激烈斗争之中。大国关系普遍没有定位，国际战略力量的重新组合也没有确立。谁是新的世界格局中自己国家利益的坚定合作者、支持者，谁是自己国家利益的障碍、破坏者这个主要问题并没有搞清。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两个主要角色：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必然不能确定。双方也只能从维护各自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在冲突的领域进行磋商、较量，甚至抗衡。
（三）美国内党派政治、府会之争空前激烈，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动荡。90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事实证明，每逢选举年前后，中美关系就更加动荡。199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及其政党对共和党总统布什及其政府对华政策的猛烈批评，促使布什总统为其竞选利益和共和党利益竟置美国国家利益于不顾，破坏中美关系，在许多双边关系领域都对华采取了强硬政策并公然批准向台湾出售大量的先进战机。1994年为美国会中期选举年，美少数议员为显示自己，引起选民注意，频频提出反华议案，发表反华言论，导致两国关系风波不断。1995年美国总统选举序幕拉开，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频频发难，指责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断通过反华议案，尤其在台湾问题上连续掀起反华鼓噪，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结果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5月、1996年3月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关系险些破裂。明年又逢大选之年。今年初，选战序幕刚刚拉开，美国会就迫不及待地抛出“考克斯报告”并不断通过破坏两国关系的决议，致使中美关系愈益恶化。90年代初以来，共和党政府、民主党国会和民主党政府、共和党国会，府会相互制约，争夺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也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虽然对外政策制订的大权在政府手中，但国会可以凭藉就对外政策提出议案、通过决议和举行听证会等多种管道制约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和实施。90年代以来，美国会不断通过反华决议、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和对政府对华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等多种方式制约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但是，也应该看到，中美关系既存在“摩擦”和“危机”的底线，也存在“改善”与“合作”的最大限度。中美间共同利益的存在制约两国关系的“摩擦”和“危机”。在当前情况下，美任何政党和利益集团，都还不敢冒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乃至与中国为敌，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风险。这决定中美“摩擦”、“危机”是有限度的，不是任由其发展的。中美关系“危机”的底线是不达到两国关系的对立。中美之间差别利益的普遍存在，又决定两国关系“改善”的程度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长期维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水平。两国关系“改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中国问题上的又一轮政策之争，从而引发中美间新的“摩擦”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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