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斋书录解题》看陈振孙的经学思想
孙 伟 鑫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分类方面，吸收前代目录学著作之长，结合学术思潮发展的状况及图书存目之数量，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之藩篱，取得前代未有之成就。陈振孙不仅为目录学家，亦是造诣精深之经学家，然其经学著作早已散佚，唯从《直斋书录解题》中窥见其经学主张。陈振孙治经注重源流，明辨真伪，推崇创新，引援精博，反对繁碎穿凿之说，亦反佛、老之异说。在特定之时代与学术立场之下，表现出崇朱贬王之思想倾向。陈振孙经学思想，融汇汉、宋，表现于既重视训诂小学，又注重文献辨伪，实则博采两学之长，开宋代后期学术风气之取向。
关键词：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经学思想；经学分类
陈振孙为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其《直斋书录解题》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我国私家目录学双璧。(以下简称为《解题》)。《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书籍众多，周密云：“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1]与晁公武不同，《宋史·艺文志》无陈振孙之学术著作，仅在清人《宋史艺文志补》中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2]实则陈振孙与晁公武一样，不但著有学术著作，且经学上成就颇高。(1) 参见何广棪《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对陈振孙著作有全面考述。 宋人周密于《志雅堂杂钞》中云：“直斋所著书有言《书解》一册、《易解》、《系辞录》、《史钞》。”[3]今人何广棪考陈振孙著作认为其：“偏及经、史、集三部，尤以经、史为多。”[4]622同时认为陈振孙：“虽以目录学蜚声于时，然其一生亦勤治经学，著作颇富。”[5]5清人王先谦对晁公武及陈振孙的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之评价：“自宋晁子止井刃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总仰止。”[6]四库馆臣认为：“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7]730《解题》中记载经学的著作众多。目前学界《解题》之研究主要着眼于陈振孙生平研究、其目录学、文献学、书目考证、学术价值及《解题》版本研究[8]，在其学术思想研究之诸多研究成果中，对其经学思想研究以及原因研究不足，故而笔者以《解题》为本，梳理陈氏经部解题之文字，以助我们深入了解其经学思想及学术方法，揭示其形成之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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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斋书录解题》的经部分类贡献
周密认为《解题》 体例上是模仿《郡斋读书志》而作，云：“倣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1]然通观《解题》与《郡斋读书志》，其不同之处甚多。不同之处在于，《读书志》有总序，将所著录书目按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分类，有各部大序，各部之下分类又有小序。《解题》无总序及大序，小序仅有十篇。陈振孙之《解题》分类并无经史子集之分，四库馆臣认为：“虽不标经、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经之类凡十，史之类凡十六，子之类凡二十，集之类凡七，实扔不外乎四部之说也。马端临《经籍考》惟据此书及《读书志》成编。”[7]730察《解题》经部之编排，陈振孙将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语孟类、谶纬类、经解类、小学类十类。为更好理解陈振孙对经部分类之独到之处，笔者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以及《解题》中关于经部分类之具体细目列为下表。
表1 经部分类比较表
中国古代之图书分类，大致有七分法与四分法之差。七分图书之法，肇始于刘歆之《七略》。《汉书·艺文志》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9]175四分之法，始创于荀勖之《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云：“魏秘书郎郑默，始创《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10]906陈振孙之《解题》，依荀勖四部之分无疑，然据上图，传承以外又有其独到之处。《解题》与诸目录之书，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小学》之七类之上，虽排序次第之上偶有异同，然其与彼之六书之间传承之关系，由此可知。察《解题》与彼六书之异，可知陈振孙对经部目录分类之贡献大凡有四：其一，增设《语孟类》图书。《解题》将《论语》《孟子》放置于一类。考此前目录学之分类，皆将《论语》与《孟子》分列二类，如《汉书·艺文志》将《论语》置于《六艺类》，将《孟子》十一篇置于《诸子略》。再如《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载：“《论语》十卷。《论语》九卷。《集解论语》十卷……”[10]935然《孟子》置与卷三十四子部之中。又《郡斋读书志》将《论语》单列为一类，而《孟子》放于子部儒家类。逮至南宋尤袤之《遂初堂书目》，始将《论语》与 《孟子》合放一类，然《孟子》《孝经》附于《论语》类中[11]1。陈振孙《解题》增设《语孟类》，乃此前史志以及目录著作所无。陈振孙于《语孟类》前之小序叙述其编排之缘由：“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于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12]72此处陈振孙陈述增设《语孟类》之目的，一则为孔、孟并称已久，二则为南宋开科取士以《孟子》为经，三则为解孟、注孟之书逐步增多。实则与宋代以来之“孟子升格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孟子由子入经，地位不断升高。此变化自唐肇启，在多种力量驱使之下，至振孙之时代已基本完成。然此前之目录著作，如《郡斋读书志》，仍将《孟子》放置于子部儒家类之中，陈振孙其举反映了正确的学术观念，此后目录著作，皆从此举，成书“四书类”之前身。
其二，取消《乐》类。由上表可知，《汉志》到《读书志》，皆设《乐》类，然陈振孙将前代本属经部之《乐》类置于子部之后，亦有其考虑，陈振孙认为：“刘歆、班固虽以礼、乐著之六艺略，要皆非孔氏之旧也，然《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秦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窦公之《大司乐章》既已见于《周礼》，河间献王之《乐记》亦已录于《小戴》，则古乐已不复有书。而 前志相承，迺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今从之，而著于子录杂艺之前。”[12]399观此小序，陈振孙以为“乐类”之书早已散佚不存，“影响不复存矣”，然后世则选取乐府、琵琶等音乐类书籍以充“经”之部，已非“孔氏之旧也”，故而陈振孙于经部取消乐类，体现其纯粹之儒家学术观。反观晁氏《郡斋读书志》之《乐》部，虽然他认识到：“古之为国者，先治身，故以礼、乐之用为本。”[13]91将“乐”放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然他将《羯鼓录》《琵琶故事》《教坊记》等书放置此部，不免有滥竽充数之嫌，与“经”之目的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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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云：“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18]257陈振孙于治经一道，追寻引据精博。然陈振孙治经非仅追溯汉学考据训诂之道，其治经反对繁碎，在《解题》中例子在在皆是。如其与《诗学名物解》条曰：“知枢密院莆田蔡卞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说》。其目自《释天》至《杂释》凡十类，大略如《尔雅》，而琐碎穿凿，于经无补也。”[12]37琐碎之考据于经无补，故陈振孙认为，欲就琐碎之弊病，需以简明之态度治经。陈振孙于《春秋传》条下云：“……所解明正简切。”[12]61又于《石鼓论语答问》、《孟子答问》条云：“……其说切近明白，故朱晦翁亦称其近道。”[12]77由此可见，陈振孙谓之“明正简切”与“切近明白”二者，正是挽救治经之琐碎之弊。陈振孙一方面在治经上强调引据精博，吸取汉学训诂考据之长，然亦反对宋儒“六经注我”，为阐发自身义理所造成之“穿凿”学风，形成了兼具二学所长之治经观念。
其三，存《谶纬类》之书。《崇文书目》与《郡斋读书志》皆无此分类，《崇文总目》将纬书各录于各经部末，晁氏因之为例。究其缘由，正如晁公武与《经解类》小序所言：“今谶书盖鲜，而杂解《七经》系之《论语》为未安，故从《崇文录》，并谶纬。”[13]91晁公武认为谶纬类之书数量过少，已无法成单独一类，故而遵从《崇文总目》之例，将谶纬之书置于各经书之末。陈振孙尤立《谶纬类》，不明其故者，往往批评陈振孙思想之退步。然陈振孙有其自身之考虑，在《谶纬类》末尾陈振孙梳理“七纬”之书，叙述谶纬书籍兴衰历史，认为“隋唐以来，其学寖微矣。”[12]80故而陈振孙并非不知谶纬之学式微，谶纬之书逐步减少，其又云：“先儒盖欲删去之，以绝伪妄矣。”[12]80因此，陈振孙肯定前人对谶纬之书的定位，但同时他又注意到南宋之时，《易纬》《易稽览图》《易通卦验》等书尤存，不好将其与纯粹之经书进行同类归并，故而恢复《谶纬类》之分类。故而陈振孙云：“使所谓七纬者皆存，犹学者所不到，况其残缺不完，于伪之中又有伪者乎！姑存之以备凡目云尔。”[12]80
书之有伪，由来已久。自汉代以来，迄至两宋，辨伪之作，蔚然成风。南宋朱熹于经书辨伪数量上，实为个中翘楚。梁启超评价两宋为学之方法：“他们能别出心裁去看古书，不肯墨守训诂，不肯专取守先生的态度。”[22]39故而两宋期间，在疑古的风潮影响下，辨伪的作品越来越多。陈振孙治经追循朱子，故其于经书一部立辨真伪，彰显其纯粹的经学思想。如在辨《正易心法》中即以朱子、王炎二家之说辨其伪：“旧称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宁间庐山隐者李潜得之，凡四十二章。盖依托也。朱先生云：‘南康戴主簿师愈撰，乃《不唧
留底禅》《不唧留修养法》、《日时法》。’王炎曰：‘洺山李寿瓮侍郎喜论《易》。’炎尝问侍郎：‘在当涂板行《麻衣新说》，如何？’李曰：‘程沙随见嘱。’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扑钱背面喻八卦阴阳纯驳，此鄙说也。以泉雨为阳水，以泽未阴水，与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两语佳。’炎曰：‘岂非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不当于周、孔脚迹下盘旋耶？然此二语亦非也。无周、孔之辞，则羲皇心地，学者何从探之？’李无语。李名樁。”[12]15此处陈振孙援引朱子及王炎之语，道出《正易心法》实则为戴师愈所撰，乃托名麻衣道者所作。
除重视授受源流以外，陈振孙对经学家之师承、授业及所学派之本末亦有论述，《解题》中探讨甚多，如卷二《书类》“《拙斋书集解》五十八卷”一条中云：“校书郎三山林之奇少颖撰。从吕紫薇本中居仁学，而太史祖谦则其门人也。”[12]32又《春秋经解》十二卷、《指要》二卷一条云：“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龙撰。……季宣博学通儒，不事科举。陈止斋师事之。”[12]65再如《息斋春秋集注》十四卷条下云：“礼部侍郎鄞高閌抑宗撰。其学专本程氏，序文可见。”[12]64此三例可管窥陈振孙治经时对经学家的师承、受业情况的关注。
二、陈振孙治经主张
皮锡瑞云：“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古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18]257马宗霍云：“宋儒治经，不惟喜新好奇为异于前也，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经，其一曰改经。”[19]124此二言道出陈振孙之时代宋学之特点。宋人重义理，好心性理命之学，至振孙之时代已居思想之统摄。《宋元学案补遗》列陈振孙于景迂学案吴棫附录之中，云：“袁清容《序龚氏四书朱陆会同》注释有云：‘书别与今文古文，晋世相传，驯致后宋时，则有吴棫氏、赵汝谈氏、陈振孙氏疑焉。’有考过千百年而独明者，盖宋时能疑古文者，自先生始云。”[20]1577由此可知，陈振孙治经成就蔚然大观，然其书尽数散佚，不可得见其经学著作。《解题》虽非陈振孙专载其经学之著作，然尚可从其只言片语中中梳理其经学思想。
(一)注重经学传授源流
姜海军认为：“宋儒在明道的同时，注重传道，而传道本身依然没有离开对师法、家法与传承谱系的重视，或许这也与当时佛教的法统有一定的关联。”[21]2宋人传道时，极其重视家法源流，陈振孙治经，亦受此风气影响，在叙述图书的过程中，注重师承渊源及流派，此现象在《解题》书中，不胜枚举。如卷一《易类》载：“《皇极经世》十二卷、《叙篇系述》二卷。”[12]16振孙便对先天图传教之源流作了一番梳理：“处士河南邵雍尧夫撰。其学出于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长，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陈抟。盖数学也。”[12]16-17在《汉上易传》解题中，梳理出河洛图之源流：“具述源流云：‘……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12]18论及太极图之源流云：“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12]18在《传家易说》中载郭雍：“自言其父忠孝，受学于程伊川。”[12]20由此三书可知，先天图自陈抟始，经种放、穆修、李之才，传至邵雍；河洛图自种放，经李溉、许坚、范谔昌，传于刘牧；太极图自穆修，经周敦颐、二程，传至郭雍。此三书之解题，可得知北宋易学发展史，为研究宋代经学发展状况提供了参考材料。
凡此四类经部分类之创新，体现陈振孙严谨之治学态度以及其与时俱进之学术观念。相较《汉志》《隋志》等六书，陈振孙因时置宜，分类科学，相较前代及同带之目录学著作，发明远矣。《解题》中经部分类的分离取舍，体现了陈振孙对经部的创始思考，然后世之学者认为《解题》取自《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崇文总目》云：“按《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成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15]朱彝尊除称赞《解题》之目录方法以外，还认为《解题》受到《崇文总目》分类方法之影响。四库馆臣认为：“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志略》，始无虽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7]728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将《解题》与《崇文总目》分为一类，认为《读书志》与《解题》皆因循《崇文总目》之例，然据上文所见，此种说法显系偏颇。陈氏《解题·目录类》中载《崇文总目》《晁氏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目录著作，更毋宁官修目录，如其认为《读书志》：“其所发明有足观者。”[12]235又如其认为《遂初堂书目》：“藏书至多，法书尤当”[12]236。武秀臣在对比分析了《读书志》与《解题》，认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图书分类上几乎看不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什么影响，在图书著录体例方面，也没有受到晁《志》的直接影响。”[16]359周佳林亦认为：“陈振孙受《中兴馆阁书目》、郑樵的理论和《遂初堂书目》的影响较深，反而是众说《直斋书录解题》的‘仿晁志’的观点却看不出太深的痕迹。”[17]28此二说良是。可见周密及四库馆臣所见有所偏差。总而言之，通过分析陈振孙经部分类情状，可知陈振孙是在吸收前代大量目录学著作的基础之上，又有创新与改造，总结前人目录分类之不足与创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囿于一家一类之学，形成了其对于经部类图书分类的新观点，具有创新性。
陈振孙既主张“自得”，故而陈振孙认为只有发前人所未发，而才能成为一家之学者，如《春秋分记》题下云：“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说伯刚撰……时有所论发明，成一家之学。”[12]68又《七经小传》条云：“刘敝撰。前世经学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经，著书行世，自敝倡之……”[12]82由此可见，陈振孙推崇刘敝、程公说、赵汝谈等诸经学家，可见其力主经学需有自创一道之治经之法。
陈振孙对经学类书籍成书过程的考求，亦可窥见经学源流的传授。如卷二《书类》“《书义》十三卷”条目云：“侍讲临川王雱元泽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雱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近。八年，下其说，太学颁焉。’雱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12]29此条振孙载王安石、王雱父子之《书》学，由此可知，王雱之《书》学实则为王安石之学，父子相承，脉络清晰。再如同卷《礼类》“《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条云：“外府丞长乐黄榦真卿撰。榦，朱侍讲之高弟，以其子妻之。自号勉斋，因妇翁廕入仕，为吏亦材称。始晦庵著《礼书》，丧、祭二礼，未及论次，以属榦续成也。”[12]42在此陈振孙述黄榦的《礼》学乃师承朱熹，朱熹《礼书》中丧礼、祭礼为其所续成。其余如《春秋集传纂例》等，皆同此类，书中例子在在皆是。
陈振孙治经重视源流学承，应是受《汉书·艺文志》所启，今观《汉志·六艺略》与载录书目之后，皆有各经书详细源流来历。笔者以为，目录学家治经，其目的在“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非仅仅探求经学之义理与训诂，陈振孙亦是如此。
(二)明辨经书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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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孙对经书显系后人伪托，亦或后世谶纬附会之书，振孙一一给予指正，或是直接斥责其伪，如其对《易纬》评价：“汉郑康成注。其名曰《稽览图》《辨终备》《是类谋》《乾元序制记》《坤灵图》。其间推阴阳卦，直至唐元和中，盖后世术士附益也。”[12]79又见《乾坤凿度》：“一作《巛凿度》，题包羲氏先文，轩辕氏演籀，苍颉修。晁氏《读书志》云：‘《崇文总目》无之，至元祐《田氏书目》始载，当是国朝人依託为之。’”[12]79陈振孙对谶纬之书，即指出其附益及伪托，又斥责其虚伪妄造，其对谶纬之厌恶之情，可见一斑。除此以外，陈振孙对经书真伪未能确者，皆采取存疑之态度，如对《春秋繁露》之点评：“……今乃楼攻媿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和，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辨详矣……然古书存于世者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12]55此种做法，体现了陈振孙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陈振孙对经书的辨伪，即体现其疑古、不尊古的态度，亦有严谨认真的治经主张。
(三)主张创新，发前人所未见
陈振孙治经，推崇有一己之见，发前人所未发。表现为《解题》中对多出新意，不循旧说的赞扬，如其对《南塘易说》评道：“礼部尚书赵汝谈履常撰。专辨《十翼》非父子作。其说亦多自得之见。”[12]25“自得之见”即是独有新意，能脱古人之陈见，陈振孙对这种富有新意的书籍褒誉有加。再如对《禹贡论》之评价：“程大昌撰。凡论五十三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其于江、河、淮、汉、济、黑、弱七大川，以为旧传失实，皆辩证之。淳熙四年上进。宇宙广矣，远矣，上下数千载，幅员数万里，身不亲历，耳目不亲闻见，而欲决于一心，定于一说，乌保其皆无牴牾？然要为卓然不诡随传注者也。”[12]31陈振孙认为程大昌之书，虽有矛盾错讹之处，然其能够不落古人陈见，于治经一道有所创新，故而赞其书“卓然”。
2.3 医务人员院感知识认知现状 被调查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知识总体认知平均正确率为74.68%。其中医务人员对操作相关知识认知正确率最高，为93.59%；对消毒与灭菌认知正确率最低，仅为46.04%，见表1。
本期净流出的个股共有616只，其中有6只个股净流出额过亿。上海莱士（002252）、安信信托（600816）、嘉化能源（600273）分别以1.59亿元、1.43亿元、1.30亿元的净流出金额排名前3位；农业银行（601288）、中国建筑（601668）、宏达股份（600331）分别净流出1.15亿元、1.14亿元、1.09亿元，位列第4-6位；方大炭素（600516）、赣锋锂业（002460）、康美药业（600518）、国新健康（000503）净流出金额分别为9851.20万元、9795.98万元、8444.49万元、7837.06万元，位列第7-10位。
(四)引据精博，反对繁琐
陈振孙治经，推崇引据精博，然精博不代表着繁琐，陈振孙在力主援引精博之前提下，反对于经无补烦琐之弊。其在《毛诗补音》条下云：“吴棫撰。其说以为《诗》韵无不叶者，如‘来’之以为‘厘’，‘庆’之为‘羌’，‘马’之为‘姥’之类。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始定为《释文》。《燕燕》以‘南’韵‘心’，沈重读‘南’作尼心切。德明则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扬之水》以‘沃’韵‘乐’，徐邈读‘沃’郁缚切，德明亦不载。颜氏《糺谬正俗》以傅毅《郊祀赋》‘禳’作而成切；张衡《东京赋》‘激’作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据精博，信而有证。朱晦翁注《楚辞》亦用棫例，皆叶其韵。”[12]38陈振孙对吴棫“援据精博，信而有证”的治经方法极为赞许，虽此八字为评价《毛诗补音》一书，然笔者以为，此八字亦为陈氏治经之准则。故而陈振孙评叶梦得《石林书传》为：“博极群书，彊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详。”[12]30评张九成《无垢尚书详说》为：“礼部侍郎钱塘张九成子韶撰。无垢诸经解，大抵援引详博，文义澜翻，似乎少简严，而务欲开广后学之见闻，使不堕于浅狭，故读者亦往往有得焉。”[12]31由此可知，陈振孙以此二人治经方法为宗，虽于经学之道精深博大却不流于表面，狭隘浅薄。
因此，陈振孙对简陋狭隘之书有严厉之批判，如其在《国语补音》一条云：“丞相安陆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近世传旧《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盖唐人也。简陋不足名书，因而广之。悉以陆德明《释文》为主，陆所不载，则附益之。”[12]55陈振孙谓唐人所撰《国语音》过于简陋，故其认为“不足成书”。除对简陋之书进行批判外，陈振孙对经书之中穿凿牵强，怪异迂僻之书亦持否定之态度。如陈振孙认为《易筌》牵强：“每爻各以一古事系之，颇多牵合。”[12]10又认为《周易意学》穿凿：“其说多异先儒，穿凿无据。”[12]10认为《书辨讹》虽然叙述广博，然主观怪异：“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洽闻，然颇迂僻。”[12]30认为《春秋尊王发微》求证严谨然过犹不及，看似可信实则似是而非：“明复居泰山之阳，以《春秋》教授……颍川常秩讥之曰：‘明复为《春秋》，如商鞅之法。’谓其失于刻也。”[12]58-59陈振孙对这种刻意追求考据之法，深不以为然。
其四，对《小学类》之调整。陈振孙于《小学类》前小序云：“自刘歆以小学入《六艺略》，后世因之，以为文字训诂有关于经艺故也。至《唐志》所载《书品》《书断》之类，亦廁其中，则庞矣。盖其所论书法之工拙，正与射御同科，今并削之，而列于杂艺类，不入经录。”[12]85《新唐书·艺文志》将书法类书目列于《小学类》，如其载：“褚长文《书指论》一卷。……荆浩《笔法记》一卷。二王、张芝、张旭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14]1451故而晁公武认为：“故予取射决、画评、奕经、算术、博戏、投壶、相牛马等书，同次之为一类。”[13]679此种分类之法亦有感于《唐志》分类之偏颇，陈振孙因之，将属文字、训诂及音韵之书独分一类，进一步限定《小学类》之范围，对于后世之目录学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五)反对佛、老之异说
宋代儒者多从佛、老之中汲取思想养分，然宋儒多将佛、老视之为异端。朱熹云：“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22]39又因张九成与僧人宗杲游，朱熹认为其：“特求夫圣贤之意者，则在此而不在彼尔。若夫外自託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学者之心。”[23]陈振孙治经宗旨学于朱子，故其治经亦力反佛、老，将之视作异说。如其对《周易注》之条云：“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象、占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后世宗之，余家尽废。然王弼好老氏，魏、晋谈玄，自弼辈畅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于道阙焉。况其所谓辞者，又杂以异端之说乎！范甯谓其罪深于桀、纣，诚有以也。”[12]1陈振孙赞王弼治《易》能以扫汉代谶纬附益之说，然批其好言老氏，致圣人之道蒙缺，故而借范甯之口，谓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可见其对反老氏之心。又如《乾生归一图》一条云：“英州石汝砺撰。嘉佑元年序。取‘乾’为生生之本，万物归于一也。有论有图，亦颇与刘牧辨，然或杂以释、老之学。其所谓一者，自注云：‘一则灵寂。’其《玄首》篇论道，专以灵明原注：‘灵’字恐误，或当作‘虚’。无体无生为主。又曰：‘因灵不动，而生寂体。’岂非异端之说乎？”[12]13此处陈振孙评石汝砺治《易》能与刘牧之说相互辨明，然其说掺杂佛、老之说，故而其说为异端。
除经部以外，陈振孙于子、集二部亦有对佛、道二教之批评，如其对《颜氏家训》之评价：“古之家训以此为祖，而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于儒家。”[12]305]颜之推系南北朝大儒，然陈振孙认为《颜氏家训》书中颇多佛学思想，故将其列于子部。又如陈振孙于《忘筌书》条下云：“本已见儒家，而《馆目》寘之杂家者，以其多用释、老说故也。今亦别录于此。”[12]313此二书皆因多用佛、老之说，不纯于经，故而将其置于子部。陈振孙在《鱼玄机集》条下云：“……余尝言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12]585又于《梁补阙集》条下云：“唐右补阙翰林学士安定梁肃敬之撰。崔恭为之序，首称其从释氏，为天台大师元浩之弟子……然则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独以为师从释氏者，何哉？”[12]474由此可见，陈振孙经学思想中，对佛、老二说极为排摈，以排佛老之“异”，彰其经学之“纯”。
从表2看出，在8个主要性状中，除穗粒数外，全生育期、有效穗、株高、穗长、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全部与产量呈不显著正相关，其中，有效穗、结实率、实粒数与产量相关性较大，说明容易通过增加单位面积有效穗而增加最终产量。
选取我院50名护理人员作为本次研究主体，时间为2016年1月—2018年1月，根据护理人员到院工作时间的奇偶性将全部护理人员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25名），对照组护理人员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采用循证护理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2～32岁，平均年龄为（26.58±3.25）岁，对照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1～31岁，平均年龄为（25.99±4.13）岁，两组护理人员上述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1）工作时间不超过1年；（2）患者年龄不超过30岁；（3）均自愿加入本实验。
(六)崇朱贬王
陈振孙大略生活于淳熙五年(1179)至景定二年(1261)。(2) 陈振孙生卒年有多重说法，笔者从周佳林说。参见周佳林.略论陈振孙对目录学的贡献[D].湖南师范大学，2008:9. 大略活动于宋理宗时期，宋理宗尊崇程朱学，朱熹在此时影响较大。《宋史》载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24]789陈振孙之祖母乃永嘉学派代表周行己之女，然陈振孙之家学虽源于永嘉一派，却极尊朱熹，具体之表现有二。其一为著录朱熹之著作尤多，多达四十余部，就数量而言，在《解题》中居全书之冠。其二为陈振孙对朱熹之评价，如在评《晦庵书说》一书中将朱熹称为：“非有绝识独见不能及此。”[12]32在《孝经刊误》一条将朱熹评为：“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后学所不敢倣傚，而亦不敢拟议也。”[12]71又《楚辞集注》条目中称朱熹为：“可谓高世绝识、毫发无遗恨者矣。”[12]435由此可见，陈振孙对朱熹推崇备至，不吝溢美之词。
陈乐素认为陈振孙在《解题》中：“界线分明地推崇朱熹，贬黜王安石。”[25]683在《解题》中值得注意之现象即陈振孙对于王安石“新学”之攻诘。如其对《熙宁日录》之评价：“本朝祸乱萌于此书，陈瓘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其彊愎坚辩，足以熒惑主听，钳制人言。当其垂死，欲秉畀炎火，岂非其有心亦有愧悔欤！既不克焚，流毒遗稿至今为梗，悲夫！”[12]210-211由此可见陈振孙对王安石之愤恨与不满。再如《盐铁论》条中云：“呜呼！世之小人何尝无才！以《熙宁日录》言之，王安石之辩，虽曰儒者，其实桑大夫之流也。”[12]271将王安石比作桑弘羊，斥其为小人。于经学一道，评王安石所撰之《周礼新义》云：“其序言：‘自周衰至今，历载千数，而太平之遗迹，扫荡殆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撰，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为难，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尤难也。’新法误国，于此可推其原矣。”[11]44靖康之耻，宋室南迁，故南宋人每言新法，即思及亡国之痛，故而厌恶王安石。次则，王安石之新学，亦有其自身漏洞，最终为理学所取代。故而从政治观点及学术立场上看，陈振孙对朱熹之“崇”与对王安石之“贬”，皆在情理之中。
刘克庄评陈振孙为：“具官某，其文秋涛瑞锦，其姿古柏寒松。早号醇儒……”[12]676陈振孙有“醇儒”之名，故其与治经一道，造诣实深，然祗以文献不足，无法更详考其学所自来，亦无以考证其教受。惟今观《解题》一书，得以窥见其治经成就一二。陈振孙经学思想之成就体现于其目录分类之创新以及治经之主张之上。于目录分类，陈振孙敏察学术风气之变化，将《孟子》由“子”升“经”，正确反映学术变化，取消乐类，复立谶纬反映其严谨、精深之治经态度。于经学主张上，陈振孙对书籍之品评显示其对经学学风之反思与主张，其重视渊源学承，为“考镜源流”；其明辨真伪，为纯粹经书，反对穿凿；其贵自得之见，重援引精博，体现其对经学学风之新思考。而其反繁琐、反佛老之异端，亦是其对经学学风之建构。陈振孙不囿于汉、宋二派，融汇二者所长，即重视考据小学之道，亦重视义理之说。从此角度看，陈振孙之经学实达融通众家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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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ensun's Confucian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olving Problems in the Records of Zhizhai Books”
SUN Weixin
(School of Liter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Chen Zhensen-sun's Zhizhai Shulu Jiepu absorbed the merits of previous bibliographic work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trends and the number of books in the catalogue,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previous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and achieved 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Chen Zhensun is not only a bibliographer, but also a well-educated scholar of Confucian classics. However, his Confucian classics have been lost for a long time, and his views on Confucian classics can only be seen from the book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Records of Zhizhai Books". Chen Zhensun emphasized the origin, distinguished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praised innovation, quoted extensive, opposed the theory of fragmentation and piercing, and opposed the theory of Buddhism and old differences. Under the special time and academic standpoint, it shows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worshipping Zhu and belittling Wang. Chen Zhensun's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t, which integrates Han and Song dynasties, is manifested in th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hen Zhensen-sun; Solutions to Problems in the Records of Zhizhai Books; Confucian Thoughts; Classifi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收稿日期： 2019-07-16
作者简介： 孙伟鑫，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23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9)04-0101-09
(责任编辑：刘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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