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康乾江南思想文化概略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理学论文,概略论文,江南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乾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各种文化思潮发展势头迅猛，撞击激烈；统治思想之钳制亦空前严密。这些特点于江南地区，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因此在盛世江南经济、文化发达的大背景下，产生各种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地域思想文化之花结出的硕果。
一、崇理学与反理学
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与正统思想，自南宋以来，统治者皆视之为控制黎民思想的工具。有明一代，理学甚盛，故理学被称为“宋明理学”。明代前期二程与朱熹之地位极高，除孔孟之外，无与伦比。陈鼎云：“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广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注：《高攀龙传》，见《东林列传》卷二。）统治者对程朱理学之推崇可谓不遗余力。然理学自身亦并非铁板一块，早在朱熹倡导客观唯心主义理学观之时，即有陆九渊创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观，与朱熹相抗衡。待到明代中叶，又有王阳明承“心学”之遗绪而发扬之，倡言“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观点，一时成为显学，程朱理学则盛极而衰。但陆、王心学于明末亦因其“空谈误国”而走向衰微。
清初战乱平息之后，统治者开始重视文治。在面临采用何种思想工具以巩固封建统治的选择时，乃钟情于程朱理学。如清圣祖康熙“夙好程朱，深谈性理，虽宿儒耆学，莫能窥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享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非后世所能及也”（注：昭梿：《啸亭杂录》。）。康熙帝对朱熹的地位如此抬高，对理学经典如此传播，关键在于他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注：《清圣祖圣训》卷十二。），而且“非此（按：指《朱子全书》）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一家”（注：《御纂朱子全书》序。），即把朱子理学视为治国治民的万灵丹方。逮至乾隆帝同样极力崇尚程朱理学。因为御史谢济世注《四书》，多与朱子不合，且有诋毁朱子之语，乾隆帝即为之龙颜大怒，上谕云：
朕闻谢济世将伊所著经书，刻刊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羞……尔等可寄信与湖广总督孙嘉淦，将谢世济书中，有显与程朱牴牾，或标榜他人之书，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注：《东华录》卷四。）
乾隆帝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对批评程朱理学的思想言论严加制裁，则从反面说明了程朱理学乃统治阶级控制“人心”的法宝。
盛世最高统治者之尊崇理学，得到了一批所谓“理学名臣”的支持，他们推波助澜，更使程朱理学显“中兴”之势。
康熙朝初期有后升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汤斌。此人师从理学家孙奇逢。孙奇逢的哲学思想是调停程朱、陆王两派。汤氏受其影响，于康熙八年（1669）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学院，“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注：《志学会约》，《汤文正公全集》。）。虽然他不废姚江王阳明心学，但其思想实乃以程朱派为主。汤氏门徒甚多，广有影响。
此外官至礼部尚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则只是崇奉程朱理学，“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注：杨明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碑传集》卷十三。），著有《大学古本说》《中庸章段》《朱子礼纂》等理学研究著作，此人品格卑劣，曾贪功卖友（陈梦雷），属于“伪道学家”。他之崇理学乃是逢迎上意，曾吹捧“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自朱子以来至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无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注：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十三。）为康熙倡导程朱理学大吹喇叭。
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初期则有被雍正帝称为“礼乐名臣”、官至雍正朝礼部尚书的张伯行。此人为官清廉，人品亦刚正不阿，是真理学家。张有《道学源流》《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理学著作。张伯行独尊程朱之学，故抨击陆王心学，称“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注：《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于程朱理学思想，他尤其标举“主敬”观，所谓“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注：唐鉴：《张孝先生》，《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张伯行关心教育，在多处建立书院，并亲自讲学，对于程朱理学之宣传不遗余力。张伯行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六日逝世前，在遗疏中还吁请雍正崇尚“正学”即理学，可见其于理学崇奉之至。
但是盛世的理学名臣并未对理学进行实质性的理论开拓发展，只是老调重弹而已，因此清代并未出现真正理学哲学的繁荣，亦未崛起卓有建树的理学大师。程朱理学与陆王理学发展到清代都已是明日黄花，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住内容的苍白空虚。清代毕竟是汉学的时代。
清代哲学真正具有见解的思想却是反理学的理论。
清代反理学思想并不自康乾盛世始，早在清代三大儒的著作中既已开反理学之先声。如顾炎武既对即阳明学派之讲“良知”，言心性，清谈误国，予以批判，谓“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注：《答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六。），又抨击程朱理学，称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注：《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口耳之学”（注：《亭林全集·与任钧衡》云：“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脱理实际，闭门修养。但顾氏于程朱理学的批评锋并不锐利，只“略加诽诋，亭林即自谦为‘僭’，不敢如其诽諆阳明之大胆敢言”（注：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61页，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王夫之主张元气本体论，认为宇宙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物质实体，否定虚无之说，旨在“辟佛老而正人心”（注：《正蒙注·太和篇》。），此乃针对理学唯心之论而发。他批评陆王“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注：《正蒙注·神化篇》。），与佛教本质无异；又批“朱子之说反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注：《正蒙注·神化篇》。）。在人性论上，王夫之标举“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以批驳朱子“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黄宗羲哲学思想亦认为宇宙乃物质元气所充塞，而“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注：《薛敬轩学案》，《明儒学案》卷七。），为此批判程朱“理在气先”说，称“世儒分理气为二，而求理于气之先，遂坠佛氏障中”（注：《王南塘学案》，《明儒学案》卷二。）。三大儒多认识到程朱理学与佛老的唯心本质相同，可谓直捣黄龙之评。
但是真正对康熙朝理学泛滥进行拨乱反正，作出全面而激烈的批判的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颜元堪称是清代反理学的重镇。
颜元年轻时先信奉陆王心学，后因读《性理大全》，又崇尚程朱理学。但他从康熙七年（1668）34岁为养祖母刘氏守丧期间开始发现“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侵淫，非正务也”（注：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崇理学思想已发生转变。康熙十二年（1673）39岁养祖父朱翁卒，他由河北蠡县养祖父家回到出生地河北博野县北杨村，继续参加农业劳动， 生产实践使他重视实用实行。 康熙三十年（1691）57岁南游中州，结交河南各地儒士，对程朱理学之为害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如其所述：“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注：《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又称“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对程朱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颜元批判理学，采用的是打鬼借助钟馗之法，即借圣人与孔孟之名攻击程朱，或曰将程朱之学置于孔孟之学的对立面，以剥去其“正统思想”的伪装。他指出程朱“与尧舜、周孔判然两家”，“孔孟、程朱判然两途”，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孟孔”。（注：《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这一批评方法自有其时代局限，但亦不必苛求。后来袁枚批判程朱理学亦同样采用了这一方法。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本质上都是空谈心性、脱理实际的唯心主义哲学。颜元则继承了清初大儒经世致用的思想，又“尝躬耕畎亩之中，卖药开封之市”（注：《存学编》卷一。），身体力行，故针锋相对地倡导实学实行。钟陵《习斋言行录”卷下列颜元之论云：
今世之儒，非兼农圃，则必风鉴医人，否则无以为生。盖由汉、宋诸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若古之谋道者，则有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可以了生。又见孔子委吏，简兮硕人，王良掌乘可见，后儒既无其业，而又大言道德，鄙小德而不为，真如僧道之不务生理者矣。在颜元心目中，真儒决非坐而论道、空谈道德心性，而不务生理的“僧道”之类，而是懂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人，是具有经邦济世之实学的人。因此他批评程朱理学“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陆王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去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只知“静坐”闭门思过，脱离实践，于世事无补，故颜元指斥理学“分毫无益于社稷民生，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注：《存性编》卷一。），一言以蔽之，空洞无用，从而揭出了理学的致命伤。
程朱理学还鼓吹“理在气先”、理是第一性的唯心“天理”观。颜元则坚持认为“理气融为一片”，理气不能割裂，“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注：《存性编》卷一。）气与理之间则以物质的气为根本，此乃唯物的理气观。
在人性论问题上，程朱理学基于其理气二元论，分人性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前者禀于天理，故善，后者禀于气质，故恶，因此要“存天理，去人欲”，以获得“善”。理善气恶说是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理论的根基。颜元持论与之截然相反。他既然主张理气合一，故认为“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注：《存性编》卷一。），气质是人的根本，而善恶是从属于气质的第二性的道德问题。他还强调，气质本善，并不恶，故反驳气恶说云：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鸟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注：《存性编》卷一。）既然气质非恶，那么为何有些人却称气恶呢？此乃“引蔽习染”（注：《存性编》卷一。）所致，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颜元还认为，如果人的气质真是先天即恶的，则“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注：《存学编》卷一。），即将使人放纵所谓恶的先天本性，并视恶为合理的存在。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颜元以孟子的性善说批程朱的性恶说，仍未跳出唯心观的窠臼。
程朱理学家为抬高理学的地位，又大力宣扬“道统”之说。朱熹《中庸章句叙》说：“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地，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注：《朱子文集》卷七六。）《信州州学大成殿》又记云：“熹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使天下之学者，知皆有所响往而几及之。”（注：《朱子文集》卷八。）他显然是以承接“自尧舜以至于孔孟”，“自孟子以至于周、程”（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堂记》，《朱子文集》卷八。）之道统自命，后人亦称“道统之传，终归朱子”（注：华希闳：《白鹿洞讲学录序》卷首。）。颜元对宋儒道统之说大不以为然。他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指出理学之所谓“道”，并非孔孟之道。理学的主张实际上属于释道之道。朱熹虽曾辩解云：“儒、释之间，盖有所谓毫厘之差者。”（注：黄宗羲：《明道学案》，《宋元学案》卷十三。）实际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二程之学亦出入佛老，“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注：《跋胡文定诗》，《朱子文集》卷八一。），本与老释有不解之缘。如理学之静坐修养说，以及禁欲观，与佛学教义本无二致。颜元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进攻“道统”之壁垒的：
……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廷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话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质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等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则可；谓之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注：《习斋纪余》卷三。）此论将宋儒理学与周礼之儒学“正派”截然分开，道破其“集汉、晋释、道之大成”的唯心本质，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所自诩的得道统之地位。
颜元继承者李塨哲学思想与其师笙馨相应，亦标举理气一元论，提出“气外无理”（注：《恽民族谱序》，《恕谷后集》卷二。），认为物质的气是首要的，理含于气中，此乃唯物的观点。又认为“理见于事”（注：《论语传注问》。），理表现在世事中。为此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唯心、无用论：
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捕风捉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注：《论语传注问》。）李塨显然亦是从“用”即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抨击理学之脱离实践、于世事无补的空洞说教。进而，他反对宋儒之“静坐”说，赞同颜元观点，主张“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注：冯辰：《恕谷年谱》卷二。袁枚：《宋儒论》，《小仓山序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颜、李虽然不是江南人，但对江南的反理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故不能不论及。其后袁枚就公开站在颜李学派一边，赞同“我朝有颜、李者”对理学“侃侃然议之”即对理学的批判。其哲学思想乃是对颜李学派的继承与发扬。
乾隆时期江南反理学的骁将则为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他于自然宇宙观上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说，“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即包括物质性的气以及气之运动规律“理”，（注：戴震：《绪言》前言。）故又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注：《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前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有理则有气”（注：《程氏粹言》卷二。），“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注：《朱子语类》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本末倒置的唯心观，而且在道与理、气的关系上较颜、李有更全面的认识。
戴震反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反对程朱将理学与封建政治、伦理挂钩，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如理学鼓吹君臣之理、父子之理，以维护封建专治统治。戴氏认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古人所谓“理”，一是“明其区分”，如“肌理”、“腠理”、“文理”，是区分不同事物的概念；二是“以我之情洁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意谓合乎人情亦是“依乎天理”。而程朱之理乃“心之意见”（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是一种主观心性，并不合乎客观与人情，以这种“理”来评判是非曲折，则要祸国殃民。
程朱理学最蛊惑人心的是倡导“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观，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视“天理”即“无欲”为真正的人性（注：朱熹云：“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见《朱子语类》卷十三。），而视“人欲”为罪恶的渊薮。这种理欲之分，“造成忍而残杀之具”（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旨在扼杀人的基本的物质与生理欲望，显然是一种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戴震则针锋相对，指出人欲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它包括“声色嗅味”等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的需求，是人用以营养“血气”而生存的必需条件，所以人欲非恶。相反，人欲只要合乎自然之道即为善，亦即是“理”，所谓“理者存于欲者也”（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以此，反观程朱之“理”，就是残杀人性乃至人之肉体的工具：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注：《与某书》，《东原集》卷八，经韵楼本。）这是清代反理学的哲学家声讨程朱理学最犀利、最深刻的檄文，理学的本质被揭露无遗。
袁枚对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观亦有类似批判，或许言词不如戴氏激烈，但精神并无二致。
二、汉学盛行与反汉学
理学发展至清代已是强驽之末，如江藩所说，理学“逮及明时，讲席遍天下，而东南尤甚，至本朝，其风衰矣”（注：《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朝学术主潮或曰“清学”之出发点，乃“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清学取理学地位而代之。梁启超概括清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治学方法，“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称‘汉学’”（注：《清代学术概论》第56页。）。而汉学之发祥地正在江南。
前述曾论及清初大儒黄宗羲、顾炎武发反理学先声，其实此二人亦开汉学之风气。江藩认为：“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能为举世不为之时，谓非毫杰之士耶？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故将黄、顾二人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册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语，显然欲以“经学”即后之所谓“汉学”取代理学。黄宋羲云“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所谓“论训诂”、“宗汉儒”与其所谓“以六经为根柢”（注：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同义，即宗汉学。此外清初胡渭、阎若璩等皆为汉学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
汉学之真正确立主导地位而至兴盛，乃在乾嘉时期，期间形成了所谓乾嘉学派。最著名的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与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包括惠栋以及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皖派包括戴震以及乡里弟子金榜、程瑶、凌廷堪、胡匡衷、胡培翚、胡春乔等，以及京师弟子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此外京师权要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亦倾心戴震。（注：参见《清代学术概论》第5页。 ）阵容甚是强大，非理学家可比拟。
江藩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注：《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惠氏为儒学世家。惠栋祖父周惕、父士奇皆宗经学，有此家学，惠栋更发扬光大之。惠栋自幼即博览经、史、诸子、百家。学问该恰，尤善校勘，精审典籍，于古书之真伪，滆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尹继善、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年五十后，专心经术，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故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学术成果颇丰。钱大昕誉之为“先生所得尤深”，在汉儒之上。（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栋的治学重在考证，以复古为宗旨，其《九经古义·首述》所谓“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故梁启超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注：《清代学术概论》第29页。）惠氏于汉经师之古训尊奉如经，有盲从之嫌，故王引之批评惠栋“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注：《焦氏丛书》卷首手札。），堪称一针见血之论。惠氏崇汉学却不废宋学，惠士奇曾手书“六经尊服、郑，百法效程、朱”之联（注：《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惠栋正是遵从此旨，因此惠氏吴派之汉学受到当朝统治阶级的青睐，广有影响，亦是理所当然的。
皖派戴震自幼即有怀疑精神，当塾师授之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此种疑古精神与惠栎之从古意识自不可同日而语，实乃真正的清学时代精神，他论学云：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注：《答郑用牧书》，《东原集》。）“不以人蔽己”，则“志存闻道，必空诸依傍”，对“汉儒训诂”亦要承认其“有师承”，要认识到其“有时亦傅会”，（注：见《与某书》，《东原集》。）不可不辨。“不以己自蔽”，则要“不知为不知”，于所见要“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可“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注：《与姚姬传书》，《东原集》。）则又表现出实事求是，追求“真知”的精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戴震之倡汉学，是以反理学为旨归的。其《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即已超出考证学范围而兼论义理，唐鉴称“先生本训诂家，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注：《国朝学案小识》。），尽管语带讥讽，对此不以为然，但“诋程朱”则道出本质。可惜这部戴震自负为“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注：《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的杰作却不为世所重。但其思想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思潮，难能可贵。
戴震后学中与戴并称的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学成绩亦甚卓著。如段氏之《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之《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之《经义述闻》《经义释词》等，皆为清代学术之代表作，颇有见解，阮元评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5页。）
汉学之兴盛，甚至影响及诗坛，如经学家翁方纲等以考据为诗，连作诗亦如同训诂，而遭到袁枚的批判。由此可见，汉学之蔚成风气，非同一般。
汉学盛极而衰，于道咸之后终于走向衰落，既有其时代原因，亦有其自身原因。其实汉学于启蒙期与全盛期即已暴露出自身致命伤。但作为学术主潮，汉学在乾嘉以前很少遭到非议。具有反潮流精神对汉学进行批判的有识之士，可谓凤毛麟角。
但有识之士毕竟还有。批判汉学考据的学者首推颜元，他既反理学，又反汉学，陈登原称其“非特宋明以来之理学而反之，即当时新兴之考据学，亦一举而反之。颜学之所以其后不昌者在是，颜学之所以资人兴仰者，亦是欤”（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5页。）。 颜元之反汉学考据，乃基于其主张“实”与“习”及“有用”的实践观。在颜元看来，无论理学还是汉学都是“只以多读书为博学，是第一义已误，又何暇计问思辨行也”（注：《存学编》卷一。），是“纸墨之功多”、“习行之精力少也”（注：《习斋年谱》卷下。）。因此他不满汉学启蒙者顾炎武之“手不舍书”，黄宗羲之“乘夜丹铅”，恶其“玩物”而“丧行”（注：见《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8页。）。 他进而认为“汉之滥觞，宋之理学，皆伪儒也，必不得已，宁使汉儒行世，犹虚七而实三”（注：《习斋纪余》卷九。），所谓“伪儒”即“口头见道，笔头见道”（注：锺陵：《习斋纪余·叙》。），满足于寻章摘句之学，仍脱离实际，为痛误苍生之原。颜元弟子李塨同样既反理学，亦反汉学，称“汉儒之于圣学，驿使也；宋儒，使改换公文者也”（注：《颜氏学记》卷七。），“驿使”谓其于学只是传递而不能启用也。又称“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注：《颜氏学记》卷七。），与其师桴鼓相应。
颜学尽管“其后不昌”，但并未完全中绝。袁枚之反理学，固然是承继颜学；其反汉学，亦未尝不承继颜学。与颜元相比，袁枚在汉学全盛之时仍公开反潮流、反汉学，其胆识更加非凡。
顺便应提及的是反汉学者还有桐城派。如姚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恶、戴所学，不遗余力。（注：《清代学术概论》第61～62页。）尽管切中了汉学若干弊端，但其出发点是为程朱理学辩护，为已衰落的程朱理学张目，宗旨与颜、李、袁截然不同。
应该承认，汉学考据在古籍的校注和辨伪，佚书的辑佚，旧史的考证改写和补充等等方面，确实成绩巨大，亦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学人“避触时忌，聊以自藏”（注：《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的结果。汉学终于逐渐远离经世致用的正轨，而对其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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