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领导的社会工作机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_社工论文

高校教师领导的社会工作机构生存现状与发展前景_社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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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24(2013)03-0010-03

近年来,学者对于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困难与出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大家针对的只是机构面临的问题,对于机构的发展前景并没有太多探讨,而发展前景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一身二任的机构负责人在管理者和教师两重身份中疲惫地奔波不可能是长期状态。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现代公益事业的迅速发展,专业经理人、社会企业管理者必将应运而生。高校教师领办的社工机构必将回归社会。了解这一点,我们对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的责任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现状

所谓领办,就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以促进社会工作发展为目的,积极承办的社工机构。这类社工机构虽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但均是在当地民政部门推动和院校对社会工作专业积极支持下成立的。如中山大学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华南农业大学的北斗星社工服务中心、广东商学院的羊城社工服务中心、广东工业大学的阳光社工事务中心、广州大学的粤穗社工事务所、深圳大学的鹏星社工服务社等。目前全国这类型的社工机构大约有100多所,广州最多,有一所高校办了十几个社工机构[1]。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批依托高校成立的社工机构,是因为:“政府部门希望高校教师能以自身的专业优势带动社工机构较快的走上正轨。” “大学教师具有较高的热情,认为这是一个把教学、研究、实践和专业倡导结合起来的好机会。”[2]一些高校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投身于社会福利事业,创办社工机构。南方的广东、深圳、上海创立的社工机构较多;北方地区亦有高校社工机构,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支持的助人社工事务所,中国建筑工程学院支持的悦群社工事务所、山东工商学院创办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太原科技大学教师创办的草根社工机构——心灵画卷:童书馆。这类机构以高校教师和学生为主要工作力量,以社会服务为主要任务,兼做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训工作。

相比较由街道办或者社区创办的社工机构来说,高校教师创办的社工机构更具有民办性。其本身具有的特点是:

第一,机构由高校教师出资注册。

第二,能够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高校丰富的硬件资源,如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观摩室等,就可以被机构充分利用。这些硬件资源,往往是任何一家民间社工机构都不可能拥有,也无法凭借自身的条件创建的。因此,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所办机构,天然地拥有着民间普通机构所没有的专业条件做保障。”[3]

第三,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服务占到社工机构资金来源的80%以上。吸纳社会捐赠、基金会支持的能力非常有限。

第四,人力资源基本上依靠社工专业的教师与学生的志愿服务。社会志愿者的支持很少。创办者个人是主要的工作者,无偿奉献的人。

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要求,但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必然面临着双重身份的问题,既是教师,又是机构负责人,这类社工机构的生存处境就难得多,需要在多重关系中博弈,求得生存。

二、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生存处境

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一方面面临当地政府发展社会工作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要面临学校实习实践、培训人才的任务。社工机构的负责人奔波于当地政府与本校领导之间,一是要促成社工机构与当地民政部门的合作,一是要促成高校领导对实习基地的支持。如果遇到促成该社工机构创办的政府领导调离,或者高校领导的不理解,则更加困难。苏巧平在《高校专业背景之社工服务机构运作策略》一文中,以北斗星为例分析了高校背景的社工机构的服务策略,也即生存方式:“服务购买方与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并重,直接服务与社会倡导并重,服务专业性和管理规范性并重,开展实务与进行研究并重。”[4]实际上就是既要完成政府部门的要求,也要兼顾社会影响和院校的实习要求。从这一点来说,高校办的社工机构生存难度很大。因为它们本身不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是有限的,高校亦不愿投入太多资金,资金问题始终是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主要问题。

以山西省某草根机构心灵画卷童书馆为例。高校教师田某投资了4万元在社区办起了童书馆,目的是引导儿童英语学习兴趣,改变传统英语教学方式。两个月之后,发现自己的时间被完全地占有了,而且书发生了损耗,玩具也出现了坏损。长此以往,将无以为继。于是她奔波于当地民政局,希望民政局孵化这个组织,民政局同意了,只是明年才能入壳孵化。童书馆今年的生存就十分艰难,无奈之下,开始实行会员制,凡是来阅读的会员均办卡,一个卡400元。一些家长不理解,说:你收钱,还算公益的吗?

田某说:我收费也只是补偿书和玩具的成本,我个人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我投资4万,一个卡400,十个卡也只有4000,不足十分之一,怎么能不是公益?再说了一个大学教师讲一个小时的课,多少钱?少吧,不得50块钱,我每个星期天在这里讲课,都不收费。家长听后有所理解。田某非常委屈,认为自己只是想引导孩子们在外语学习上不走弯路,可有些家长宁愿给孩子买1000多块钱的玩具,买几十万的车,也舍不得给孩子花些钱看点书。孩子没有阅读的习惯,没有听的习惯,就在那儿死记硬背,背过就忘了。就这么走弯路,他们也不知道。现在资金虽然困难,已经干开了,不想放弃。最发愁的是:这里的工作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没有时间把事情做得更大一些,把这个理念向更多的人传播。

这个案例典型地反映了高校教师创办的社工机构的生存处境。得不到支持,自己付出太多,还不被人理解。正如创办深圳第一个社工机构鹏星服务社的易松国老师所说:“没人关心我投入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做出了多少,相反,包括我最亲的亲人、最好的朋友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赚多少?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不赚钱的事情你会干吗?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甚至找出做事不想赚钱的理由都很困难”,“当为机构大大小小的事情亲力亲为时,我像一个苦力;当把家里的钱拿出去给机构使用时,我像一个小偷;当四处向同事和朋友借钱给社工发工资时,我像一个乞丐。”[5]这种生存处境是几乎所有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现实处境。

为了克服资金困难,一些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开始结合自身的优势开展一些收费项目,如启创的家庭治疗服务、星空的心理咨询服务等。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开展服务项目是机构运作的一项稳定的资金来源,可以占到机构总经费的20%左右,比如说广州成立较早的非营利组织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其向特殊孩子家长收取的费用是其机构运作的重要经费来源。这方面收费可以开拓,但在收费时要注意社工机构的非营利性质,对有需要、经济又特别困难的家庭,进行减免。每一个社工机构的受益者都应该为公益事业做一些回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形成一个大家支援公益事业发展的机制,这样才能让社工机构持续发展下去。彭善民认为社工机构必将“渐进市场化”,“由政社合作向企社合作拓展”[6]。

三、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前景

对于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问题,目前国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反对的,如《中国红十字报》登载王瑞鸿的文章《让社工机构回归社会》,就把社工机构分为三种,即行政性、学术性以及社会性的。对于学术性社工机构,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目前,许多地方涌现出了一股高校社工系专职教师兼职创办社工机构的热潮,其中潜在的假设就是,社工系专业老师可以办好专业社工机构!其实大谬不然。首先,出来创办社工机构的社工系专业老师几乎都是兼职,高校自身的教学研究工作已经非常繁重,经营一个全新的社工机构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这对社工专业老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其次,精通助人的社工专业知识和实际管理一个专业社工机构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道理很简单,如同你不可能叫一个经济系教授出来兼职创办一个企业一样,社工系教授兼职创办社工机构终归只能是一个过渡。”[7]作者主张或者高校教师从高校脱离专门做社工机构,或者转归民间来办。

一种态度是赞成的。2012年8月份在郑州召开的“高校教师办社会服务机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海南琼州大学的方礼刚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相较而言,社会工作走的是不同的一条道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国家走的是‘实践—教育—实践’的模式,即他们的社会工作产生于实践,是先有实践后才升华为理论,然后反过来影响实践。比如美国的霍尔馆就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先驱,其开展的活动也成为美国社会工作的雏形。而中国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再走‘重建霍尔馆’之路,只能是,并且已经是从引进西方社会工作教育资源开始创建中国的社会工作体系,所以,中国的模式是‘教育—实践—教育’,也因此,有了高校办机构这个新生事物。从教育开始,通过机构培养人才,输出服务,惠及社会大众,为社会人士兴办类似机构提供示范效应,这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人士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现阶段的发展特点……”[8]

就这两种态度来说,笔者承认第一种态度是冷静理智的分析,也是未来中国社会工作必然要达到的状况,第二种态度则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两种态度尽管不同,但都承认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是中国社会工作现阶段的特点,这殊途同归,归结到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条路径。在中国社会工作快速发展过程中,高校教师先学先试,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样板和示范。整个社会需要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广泛建立社工机构,培育社会力量。当社会工作发展起来之后,高校教师则会退出社工机构的领导工作,专注于教学与科研工作。正如三家社工机构的创办人易松国老师所言:“建议在创办初期着力在内部培养机构的管理队伍,在机构步入正轨以后,教师逐渐退出机构的管理。”[9]

认清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前景,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责任所在。高校教师领办的社工机构倡导社会风气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促使政府以制度建设的方式发展社工机构,是它的使命。正如易松国老师所分析的那样:“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一是配合政府的社会工作试点,二是为了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三是作为教学的平台和未来的准备。”[10]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社工机构由谁来创办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发展得好,实现它服务社会的宗旨,让整个社会看到社工机构的作用,让社工机构能够遍及各地,社会服务能力能够得到提升。这是它的目标所在,价值所系。每一个领办社工机构的教师都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体力甚至财力的支持,全社会都应该关心这些机构,让这些教师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至于这些机构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回归社会,那发展一段时间后,自然会有办法。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中国社工机构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没有高校的先行先试,社会工作的发展将难以展开。从这点来说,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行为。学界先学先试,起到社会倡导作用,应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民间社工机构的大量举办,社会工作人才、岗位的大量产生,学界与实务界形成联合关系。

高校教师领办的社工机构如同星星之火,能否呈现燎原之势,与整个社会的扶持和呵护有关。建议中国政府迅速形成制度化的购买服务办法,大量的社会工作机构必然应运而生,专业的社工机构负责人会成长起来。而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现象将会成为一段历史,成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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