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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5
一、新经济及其特点
“新经济”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刊载的文章the Triumph of New Economy：“由于美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取得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不但重新获得了全球竞争力，而且整个经济现在正向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迈进。”[1]此后，新经济一词使用十分频繁，且经常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因特网经济、虚拟经济等名词混用。虽然说法不一，但实际上是大同小异，它们所描述的都是经济运行方式等正在和将要进行的革命性的变革[1]。因此，所谓新经济，是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言的，是指当今经济运行方式受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它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以信息产业为依托，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它在不断地催生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竞争结构，并推动了社会的变革[2]。
新经济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它在经济结构、组织和运行上都进行了一些调整，从而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或者传统经济理论无法加以解释的新特点[3]。其一，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特别是网络产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二，高技术和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依托于信息化和网络化，以计算机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以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行业为代表产生了一系列新兴服务业，并改组了传统服务业。其三，一些精干高效的小型企业兴起并获得超常发展，同时引发了一些大企业的重组和并购。因为新兴小企业的竞争力令传统大企业望而生畏，出现了“小胜大”的现象。其四，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以其实现高投入、分担高风险、共享高回报的特点成为新经济的催化剂，抢占与争夺市场、顾客是投资创业成败的关键。其五，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是新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才有可能同时出现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美国《商业周刊》主编谢波德从现象上概括了“新经济”的有关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4]。这些特点似乎明显突破了传统的费利蒲斯曲线理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方向相反）和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可以说，新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在高新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进程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新经济的特点在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的程度和发展水平是不同的。现在断言经济周期可能失效、费利蒲斯曲线可能被超越还为时过早。客观地分析美国经济近10年的快速增长，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有什么变化，而是由于高新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生产力的新特点，进一步导致了资本主义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投资方向和社会需求的调整，再加上美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和措施的务实性、灵活性，从而使经济发展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预言的一些新特点。事实上，新经济的典范美国经济自2000年第三季度起，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势头，增长速度从第一、二季度的4.8%、5.6%急剧降到2.2%，第四季度又下降到1.4%，为近10年的最低点。2001年第一季度按照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估计可能是零增长。美国《商业周刊》悲观地估计，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1%～2%[5]。国际货币组织也把美国2001年经济增长率从3%调低到1.7%[6]。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已经连续10年接近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同时，经济学家还指出，新经济包含着许多隐患，如大量的经济泡沫成分、通货膨胀率被低估等问题[7]。
二、新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新经济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它通过生产力的新发展，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过程；通过生产的知识化、信息化调整了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分化；通过经济全球化调整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格局，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关系；同时，对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首先，新经济是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相伴随的，同时，又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新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和全球在线人口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新经济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上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发展；新经济成为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2]。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促进生产力提高的重大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迹和局限性。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管理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过程。新经济在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网络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经济系统的一体关系，增强了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规模越来越大的商品生产必然依赖于愈来愈大的市场和愈来愈大的购买力。但新经济发展的实际后果却表明，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比过去加剧。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有效需求必然会落后于高科技商品的有效供给的增长，从而深化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其次，高新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由于技术创新推动，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无须增加任何新的投入就能使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1995-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2.25%，而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提高1.4%，1972-1995年平均每年提高1.7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8%，大大高于80年代的41.7%[8]。同时，由于企业通过和互联网进行交易，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在虚拟的市场上打交道，省去了许多中间商，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降低了成本。企业不需要提高物价就能为消费者生产更多的东西。
再次，由于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物质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使一些高科技企业以惊人的速度占据了市场，争取了消费者，也创造了高利润率，必然引起众多企业新一轮的激烈竞争。其他企业纷纷仿效高科技企业，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生产，从而引起发了新一轮固定资产更新。这种更新进一步刺激了信息产业的快速增长。1990-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几乎增长了1倍，从3470亿美元上升到6828亿美元。其中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了近1.5倍，从597亿美元上升到1520亿美元。2000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只占GDP总量的8.3%，就业人口只占总就业人口的6.3%，但在经济增长中的实际贡献率却在30%以上[9]。这就刺激了风险资本更多地投入到新兴的高科技企业。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讲师安德森等提供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在纳斯达克股市上市的许多市值最大的公司是由风险资本资助的高科技企业，如微软、思科系统、戴尔和康柏计算机公司等。而一些老牌跨国公司也纷纷通过风险资本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新兴高科技企业，这包括西门子、英特尔和太阳公司等大企业。这种资本流向的调整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1998年，美国投向新兴企业的风险资本约为36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55%，而1999年投向新兴企业的风险资本几乎等于过去3年投入的总和。牵动这种投资风潮的诱因是高回报。据调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所投资的价值在1999年上升了279%[10]。
第四，网络和数字化等技术提高了市场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从而提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和合理性。如通过网络预定商品、航班、客房等电子商务，可以避免供求中的盲目性，优化资源使用率。但同时，网络一体化也加强了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发展不仅依赖本国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同时也依赖世界范围内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国民的收入有所提高，成长起来了一部分知识型富翁，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从全球范围内看，在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中占有最大份额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新经济增长效应最明显的是美国。因为从信息和网络技术成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看，美国已处于新技术的成长阶段，因而国内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提高；在西欧，这种效应还不是普遍的；而在日本，最近10年经济的停滞表明，新一轮技术创新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尚未显示出来。总的来看，近10年内全球财富分配中的两极分化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世界最穷国与最富国收入差距已从10年前的69:1扩大到现在的80:1。这一世界性贫富悬殊的鸿沟，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动荡和地区冲突的根源，而国家间的信息差距更是突出。全球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全球因特网用户的93%，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口只占全球因特网的0.2%[11]。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信息产业也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但新技术尚处于开发向起飞过渡的时期，信息化还没有扩大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第五，从微观经济基础看，信息化、网络化不仅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并购与重组，使制造业通过和信息业的结合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同时，中小企业也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化、网络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生存发展空间。信息革命的成果使企业的张力突破了时空界限，对网络和信息需求的快速增长激活了灵活多变的中小企业。在企业管理中，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逐步被改革为扁平化的、高效率管理，中间层次减少，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12]。企业的结构改革必然导致制度创新。传统的交易方式和消费需求实现形式通过网络和信息化而实现革命，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必将发生深刻变化。高效率、多变化的市场加强了企业对信用制度的依赖性和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依存性。同时，网络经济还创造了新的竞争模式。风险资本为新技术开发所作的前期投入较大，不能指望在新产品投入市场后的短时期内就能得到高回报，他们对投资的预期必然高度重视，对企业的连续创新能力和人才环境给予高度重视。在企业面临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跨国界管理要求企业有更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13]。
第六，新经济还引发资本主义就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在新兴产业中新增加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属于智力劳动型工作，传统的蓝领阶层从事的工作日益下降。据统计，2000年美国硅谷劳动力比1999年增长3%，其中，计算机软件业占新增劳动力总数的75%，其次是半导体和生物科学的高技术公司。在整个劳动大军中，原来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已经下降到20%左右，而知识劳动者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他们中的多数人属于中等收入者，即中产阶层。由于在新经济发展中采取鼓励公司员工优先认股的管理方式，股息分红和高科技股股票价格超常上涨，一部分员工很快成为百万富翁。在新兴产业中崛起的亿万富翁中，有不少人是凭借自身的知识技术资本而后来居上的。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榨取隐形化了，其方式是通过连续技术创新所造成的技术差以及对创新技术的垄断权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美国微软公司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1998年，美国通用等三大汽车公司市场赢利率仅为9%，而微软公司的市场赢利率却高达52%。这不仅要求从理论上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真相，而且要形成包括知识劳动者在内的劳动者阶级新的联盟。
新经济的出现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着重大调整，仍具有较强的应变力、改革力、创新力和生命力[14]。这种调整反过来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新经济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带有趋势性，但象美国经济近10年这种持续性的发展并不是普遍的，更不是永恒的，股指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新经济的“晴雨表”。2000年，纳斯达克股指从其历史最高点跌到2000点关口，累计下挫59%，市值缩水3.1万亿美元[5]，引发了人们对新经济的疑虑，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和消费者的信心。2001年初，美国民间结构会议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从2000年的142.5高点滑落至2001年2月的106.8点，为4年来的最低点[5]。可见，我们对新经济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必须正确认识，既要高度重视，认真加以研究，同时密切关注它对社会主义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客观地估价它的意义和作用。
三、新经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使得我们也可能抓住有利的机遇，应对严峻的挑战，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新经济的发展。
首先，新经济所酝酿的观念变革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新经济的发展启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经营观念上，要从以物为本的经营观念向以人为本的经营观念转变。在经营者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上，经营者要长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身在市场上的地位。在经营者同竞争对手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信息资源既具有垄断性又具有共享性，要尽可能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在企业经营者同劳动者的关系问题上，企业拥有的创新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经营者必须把培养、吸引人才放在首位。这些新的观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焦点有了新的认识，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的认识。
新经济大大激发了创新观念。从新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看，可以说新经济就是创新经济，既包括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了理论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方法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这就提醒我们要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她本身是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同时也呼唤着创新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
新经济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观念，扩大了交往的视野，变革了交往方式。在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交往观念和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说：“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5]“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5]伴随着新经济而出现的网络经济和网络交往方式使人们交往的空间和速度空前提高，从而有效地打破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采取的孤立、封锁、制裁、遏制等政策，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接触政策，这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新经济有力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冲击了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由于在现代生产中，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包含的一般性质劳动大大减少，而创造发明，运用先进技术对价值的贡献率大大提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创新劳动在发展生产力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这些价值的创造，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金钱万能”价值观念的一种深刻的否定，引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回归。
其次，新经济引发的产业革命和企业制度创新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启发。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在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一次深化改革、建设先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机遇。江泽民同志说：“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国有企业老企业多，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与技术老化，要摆脱困境，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必须不断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抓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个关键环节。”[16]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既缺乏创新的活力，又缺乏横向竞争的压力，长期游离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难以分享世界市场开放化提供的发展空间和技术、产业、资本、人才、信息等运动转移带来的实际利益。人们往往只看到开放化、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渗透可能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种格局从经济、科技等方面谋求国际化发展的可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在开放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依靠科技进步、体制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以获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持续动力。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的，这些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同时也应看到，经济文化落后蕴藏着社会需求增长的巨大潜力，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力发展的渴求更加迫切。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变革更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拥护和参与，这就成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就成为社会主义后来居上，最终超过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性。
社会主义在同发达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中，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利用开放的市场，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管理，利用跨国公司生产经营国际化的潮流，实现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九五”期间的发展证明这种发展思路是切实可行的。5年来，通过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3%，而物价年均上涨1.8%，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我国经济的这种运行特征使我们坚信，新经济所实现的经济持续增长在较低的技术水平上也是可以实现的。其直接因素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性、灵活性、务实性、高效性；通过激发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淘汰无效生产和消费；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提升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经济的调控空间等等。
再次，新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和现实途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新经济减少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转而主要依靠高科技知识和信息资源作为原动力。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偏少的国家来说，无疑为向发达社会过渡提供了一条最切实的技术道路。新经济促进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衣食等物质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教育、文化、卫生、保健、旅游、休闲等精神消费会上升较大。而这一方面消费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层次，提高科技意识、环保意识、创新意识和资源替代意识，从而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精神动力。
新经济提高了全球经济的开放度，有利于我国经济摆脱对本国自然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引进本国短缺的自然资源，弥补这些资源保护强化后造成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条件，提高本国企业的集约化规模和跨国经营能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新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人，而这个问题正是制约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只有把我国人口资源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才能真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16]美国近10年新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过去200年间不遗余力地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改革，重视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建设。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成果大部分来自美国，正是这种长期建设的效益。
目前，新经济虽然不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它所包含的新特点、新规律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和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代表当代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只有这样，她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引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利益而不懈奋斗、追求，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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