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苗族聚居区传统文化精神探析
⊙王静［毕节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 ：苗族传统文化的孕育，在黔西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历史文化积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下，拥有肥沃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土壤，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契合之处。本文立足黔西北苗族聚居区苗族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精神关联、显著特征、表现形式，探析苗族传统文化隐性和显性的积极性表达。
关键词 ：黔西北 苗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精神
从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从山地民族到平原民族，多样的民族发展过程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文学的驳杂性，其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表现的文化同生共在。苗族文化就是其中一个有着复杂变迁历程的组成部分：“苗族初至中国，住于河南，由河南迁至贵州，贵州而四川，四川而云南，云南而东京，东京而老挝。”《战国策·魏策》曾有记载：“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山海经·大荒水经》也有注释：“大戎以西，名曰苗民。”《国语·楚语》对其归类：“三苗九黎之后也。”历史学家王桐龄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中对苗族也有过划分：“现在四川之僚僰，贵州境内之苗，广西湖南之徭僮，云南境内之罗罗、野人，广西境内之黎蜑……皆苗族之后裔。”作为人口约占全国苗族人口一半的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黔西北作为清代时贵州首条贯穿毕节、威宁、四川的泸州大路的地区，聚居着十二个支系的苗族，西北的大花苗、小花苗各自分区域居住，中东部各支系交错杂居、小地域分支系聚居，呈现着支系繁多、分布面广的特点。
一、黔西北苗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精神关联
裴主事有些紧张：“华老板从地摊上收来一只旧香囊，绣工很精，说兴许是宫里流出来的，只是太脏太旧。老板让厨娘清洗一下，看看再说。厨娘将里面的残香倒出来，放在窗台上晒。黑咕隆咚的一小坨，也看不出好坏。”
在今天的文化版图中，苗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具有建立在历史因素上的共同文化基础，相互依托、彼此互动、相映成彰。
（一）黔西北苗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异曲同工 黔西北苗族文化哲学中有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生成难全古到今。”颇有月满盈亏、水满则溢的意味，“增多变好无不尽，人类前途最光明”，又表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历史的必然，事物都是曲折与前进的统一体。“千万事物同一理，事物生成共根源。”头等重要“搜媚若”（事物生成的能量），第二是“各薄港搜”（事物生成的物质基础），第三是“玛汝务翠”（事物生成的环境），三样缺一不得生。这与《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分为三”的宇宙观有异曲同工之处。“造成天在前（chud janx dad bald ghox doux） ，造成地在后（chnd jano dab dcus ghox cheit）”的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对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鬻熊就著有《鬻子》卷曰“有天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与自然万物发生、发展的认识有契合之处。在黔西北毕节地区的苗医，对病人进行感冒发烧治疗时，除了利用草药、刮痧等治疗，还要进行“念咒”的仪式，“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出门经，路上碰到李老君，李老君当堂坐，病人孩儿不用惊”，这些口头世代相传下来的语言，与传统道家思想的系统观相对应，都讲究“五行”观。黔西北一些地区贸易方式还受中国远古时代天象观测法的影响，按照天干地支划分贸易场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在毕节地区有鼠场、牛场、虎场、猫场、羊场等名称依次进行贸易，六天为一次集散，俗称“赶场”，12次为一个周期。这种被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称之为“固拉贸易交换”的方式“使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密切”，也是促进民族融合、增进交流的一种经济手段。
（二）黔西北苗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图腾的相通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开始兴起的信仰崇拜，苗族虽然一直保持着原始的农耕生活方式，图腾崇拜与传统文化却有相通之处。苗族信仰除了崇拜枫木以缅怀祖先蚩尤，崇拜蝴蝶繁衍子孙和生活富足之外，黔西北苗族还崇拜雷公公平判事和有魄力、崇拜牛干事踏实和劳动至上、崇拜龙祈雨降福和至尊之身、崇拜黑色寓意丰收和生存保障。中国上古神话有“玄鸟生商”的故事，苗族上祖神话虽有诸多版本，但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都描述了大虫生下龙、虎、蛇、雷、恩、媚六兄妹，苗族崇拜“雷公”是大神，每年春季打雷，都要举行“忌雷”仪式，农活要停止三天。黔西北毕节地区大花苗的婚礼多在冬腊月的农闲时间举行，原因即是苗族崇拜自然神灵，忌讳夏季电闪雷鸣的缘故。
老师笑眯眯地把手伸出来，我一瞧，顿时糊涂了。老师拿块砖头干吗？不会是用来拍脑袋吧？同学们开始胡思乱想了。这时，老师说：“今天我们玩吹砖头。”
三、黔西北苗族聚居区苗族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2.和谐：以和为贵 黔西北苗族聚居区大多以血缘、姓氏等为纽带，宗族血亲成为聚居区黏合的基础。虽然有像毕节地区燕子口镇大南山苗族家族一样没有一定形式组织的例外，但大部分地区如威宁、纳雍、赫章等地都是以血缘聚居为主，苗族家族观念非常重。苗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在天地、自然等事物的相处共容中，只有和谐才会产生生生不息的“和实生物”。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描述先民迁徙的现状，“老弱坐在河边等，强壮上山去找树……人多力气大”就能体现出团结互助和和谐共处的集体主义精神，苗族文化讲究家庭和睦、文明相处、和谐相待、集体至上的协同心理。《毕节县志稿》中记载黔西北苗族“盛食以马匙舀入口而食之，不用箸”，到苗族家中做客，必须要吃乘得很满的饭食和饮酒，表现苗族人民对客人的欢迎，劝酒劝饭，在酒席上轮换杯酒，从饮食习惯中可以看出苗族人民家族观念重，注重人际关系和谐。黔西北苗族聚居区的建筑也体现了人融于自然而生的和谐理念，先民刀耕火种的游牧生活经常迁徙无常，地理地势山高坡陡，地基不平整，不利于开挖，因此住房多以灵活的“吊脚楼”依山而建。住房取材本地，以树形笔直而防腐性又强的杉木、松树为主，结构往往由苗族建筑工匠设计制造，底层架空以预防潮湿，不费一钉一铆，在凸显族群仪式感的同时，蕴含着对自然环境的依仗与尊重，不随意砍伐、尊重自然的禀赋和追求和谐的心理。
3）出厂前管材检验：检验内容有20℃静液压强度（100h）试验、80℃静液压强度（165h）试验、80℃静液压强度（1000h）试验、断裂伸长率、氧化诱导时间、纵向回缩率。以上试验均合格后出具相应的试验报告，方能装箱海运。
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界定，它是苗族文化从传统转为现代、从民间传承转为自主创作的过程标志，它与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等“个体性”特征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苗族文字的诞生打破了原文化结构，由原来的功能性转为审美性。
3.公正：道德伦理规范 黔西北苗族在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多重锤炼下，形成了公平务实的价值观念，随之养成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崇古尚老的行为规范。在聚居区老人们口中流传着谚语格言：“讲正直，讲公理……讲坦率的理……老的正，小的直。”在社会生活中，维护公平正义有一种被乡民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不论是乡规民约，还是“老寨”，对族人的法律纠纷、婚丧嫁娶、理事争端等都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崇尚公平正义的思想，信守同族人相互援助、保护的原则，大到官司纠纷、小到市场买卖，都讲究平等、公正与法制。公正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家园，它倡导尺诫面前人人平等，违反社会道德规范与否是惩戒的依据，不论贫富；“老寨”的选用要遵循公道正派的原则，除了海纳百川各种意见，还要公平对待矛盾纠纷。每年正月间的“爬坡节”主导的婚姻自由等，都是公平公正思想的表现。
以往的除污器或Y型过滤器在排污或清洗滤网时，需要关闭前后的阀门、打开旁通阀门才可以操作。但未设旁通阀门时，只能停机操作。而在线排污的除污器在系统正常运行时，可打开下部的泄水球阀排出杂质及污物。这种排污器除实现了在线排污外，其独特的构造和滤网可以有效地捕捉直径50 μm以下的杂质；大容积的污物沉淀舱可以有效地收集杂质，对正常水流几乎无影响(而Y型过滤器往往会被污物完全堵塞)；与普通过滤器相比，清洗和补水的频率更低。应用于冷水管路上的除污器可选用带保温壳的产品，以防止表面结露。除污器上部接口可以安装自动排气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苗族文化元素的溯源 黔西北苗族悠久的历史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行为规范，它始终崇尚“爱国”“和谐”“公正”的文化元素，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在诞生之初就努力构建向心力的共同梦想，共同组成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构建起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沃土。
1.爱国：英雄情结的个人性到国家意识的集体性 黔 西北苗族史是苗族先民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和多次整合的历史，一方面，因历史原因或地域分隔形成了支系，另一方面，习惯的相似和精神的相互认同又黏合成了苗族的族群基础，在苗族口传歌谣《苗族古歌》《苗族史诗》等文学著作中都有所记录。远古时期，传统文化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绳，蕴含着明晰的家庭、国家观念，苗族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表达对“家”的向往，此时期的苗族文化强调“生存无患”，强调劳作和生产，形成“以术御灾”的文化风气；近古时期，情歌、理歌等揭示氏族的压迫和奔溃；直到近现代，清光绪二十一年（1985年），贵州完成改土归流；第二年，贵州人、礼部尚书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一篇奏折中，提议“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学中课程”，黔西北苗族“忠、孝、仁、义”文化日渐凸显；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苗族同仇敌忾，抵御侵略者，在偏远的山区维护着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苗族战士加入志愿军抗美援朝。此时歌谣不再单单是礼仪、规范或超自然来满足人们对现实的需求，真正成为反抗压迫和表达“爱国”的斗争武器。从民族英雄杨哑、杨鲁，到反清领袖张秀眉，从战争迁徙的历史印记，到上升的民族意识，苗族对本民族的热爱由萌芽、觉醒、奔突上升至国家意识，成为苗族文化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苗族人刚毅勇敢与坚韧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黔西北苗族祭祀“上刀山、下火海”等仪式中也可见一斑。
传统文化崇尚黑色，《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是对黑色的高度注解，黑色在农耕文明中象征夜晚的休养生息，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中，黑色与大地一色，象征着庄稼的丰收与生存的保障。《晋书》对苗族祖先的描述“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黔西北苗族崇尚黑色，在祭祀中有一个“阿捏当”，是“还钱”的意思，在母亲还钱时，全套女装一律青黑色。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十七大形成体系，再到十八大明确实践路径，到十九大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它的诞生具有时代性，建立在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开放的文化交融的基础上，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它的载体强调的是全部人类社会整体，在实现个人“小我”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与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辩证统一，它的内容涉及社会、国家和个人的不同层面，它是弘扬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一致愿望和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规范性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升华和凝练。勤劳勇敢、智慧非凡的各民族得以黏合的精神纽带和凝聚力基础便是多姿多彩的传统民族文化，它在不断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文化基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民族共同精神愿景等剥离，它们一脉相承，与时代共发展、与现代文明同进步，成为助推民族进步的积极动力。
除了“雷公”，苗族还有“牛图腾”。牛是古代先民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相传苗族的祖先蚩尤便是“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的装扮。苗族古歌中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阐述，把无文字的原因归结于大牯牛，相传祖先坐船过河，风高浪急将文字打入河中，在晾晒时被牛踩坏，从而导致了苗族无文字，只能通过口耳相传。黔西北苗族通过头戴牛角装饰纪念耕作史，例如七星关区燕子口镇大南山和大方长石等地的红线苗，女性在十一岁开始蓄发，20根各4尺的红线挽头一圈，出嫁当天，红线加倍为40根，并包一副2尺的头帕，掺以黑色毛线等挽成大发盘，有些装饰有长达50cm的木质牛角，或高1m的银质牛角，形如水牛角高高耸立。
二、黔西北苗族聚居区苗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元素的形成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苗族文化元素的溯源
（一）创建文字，文化意识的觉醒 苗族文字的创建过程曲折，清末民初苗族诗人石板塘借助“六书”的造字规律和汉字偏旁创建板塘苗文；民国时期石启贵利用汉字反切注音法创建“音符”；而真正苗文字的诞生，是由传教士李柏二氏和苗族杨雅各、王胜莫、杨芝等共同研求创造，他们将苗族昔时的象形字体，加以音韵及仿效英文字拼音结构，例如苗文声母“Y”，意为梨耙形“廿”；“J”字，意为谷作物在磨石中磨面的手耙；“T”字像打杵，意为劳动，苗族劳动力多为男子，因此“儿”字，即“T”为声母“Tu”。而纺纱形状似“十”字，因此“女”字为“十”作声母。直至1956年 10月，苗文由政府组织创造，专家组创立了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的苗语东部方言文字。这一切文字创造的努力，标志着苗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二）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文化意识的上升 1904年，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受到传教士博伯格里的影响，这一支滇黔川最荒凉偏僻山区的“大花苗”支系，第一次接受改良的变革，提倡医疗、改良猪、牛椎祭等，风气为之一变；1917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拉开后，“民主、科学”思想成为宏大话语；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战争捍卫国家主权，“西南苗人自闻息（抗战的消息）之后， 亦同仇敌忾，更有石门坎附近，一热心苗民教友陶自改者， 年已半百，务农为生，自闻倭寇侵略以后，终日祷告，乃至哭泣。一晨忽然晕倒于地”。这些都表现了民主、科学的思想上升到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民间信仰与现代科学相融而共存于一个文化体系中，例如黔西北聚居区苗医，治病时就采用“神药共管”的方式，除了常用的医学诊断，还会结合苗族祷告、祭祀等风俗仪式。但总体来说，民间信仰在苗民生活中的功能地位逐渐减弱，原来的苗族口传文学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例如古歌原功能在于信息传达、风习歌在于秩序规范、劳动歌谣在于记载时令与栽种、情歌在于爱意表达，如今这些题材更多转为对于审美性的表达，但贯穿其中不变的是爱国、和谐、公正等精神要义。
2.2.2 半开敞式景观配置模式。垂直面以乔木、花灌木或地被植物为主，不同高度、形态以及季相变化的植物组成的群落形成静态的围合空间，空间一侧与外界连通，即半开敞式空间。整个空间中常绿乔木、常绿灌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视线完全通透，具有一定私密性，适宜于游人休憩。这种植物配置方式易营造半虚半实、时断时续的景观效果，也是园林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植物配置形式。典型配置模式：①乔灌草型,黄山栾+红枫—凤尾兰—草坪； ②乔灌型,五角枫(三角枫等)—阔叶十大功劳；③乔草型,竹类+红枫(鸡爪槭等)—草坪。
（三）开放性：文化意识的增强 文化的多元开放性给黔西北苗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电视、手机在苗寨中普及，互联网突破城乡界限，家电家具进入消费领域，苗族人民享受到“地球村”带来的变化，年轻人到城市上学、务工等，苗族服饰逐渐被烫染发、流行服装所代替。在传统节日“踩花节”等，不再以芦笙、鼓舞等为主导，大量引入了流行音乐或相声小品。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如椎牛、穿花舞等被搬到旅游区节日活动中， 呈现出表演化、舞台化的倾向。即便如此，吸取、调试后的苗族文化形态，特别是语言文化等依然得以保存，例如口语方言的传承，在黔西北民间歌谣中大量存在白话口语，《三个石头支个锅》：“三个石头支个锅，客膝头上放缸钵。甑子抬来斗倒妹，要吃好多吃好多。”“客膝头”指膝盖，“斗倒”指近距离面向对方；《克了克了心不落》：“克了克了心不落，装疯转来找烟盒”，“克了”方言是“去”的意思，等等。
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由物质、生产、精神等方面长期积累发展而成，民族文化必然会有相对的“稳定”和除旧布新的“变化”。如今，苗族文化的呈现具有时代性，它正以自身的方式，围绕地方文化经济发展，以开放性的姿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中获取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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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毕节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基金项目《黔西北苗族聚居区传统文化精神研究》（毕社科联【2019】01号）
作 者 ： 王静，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育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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