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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联解体，偌大的一个多民族文学成了历史。
经历了解体阵痛的俄罗斯文学，刚呱呱坠地，便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结怨极深的作家队伍彻底分裂，作家们反目成仇，分成对垒的两军，口诛笔伐。一时间，文学失去了读者，宗教、色情、暴力代替了文学，图书市场萧条，严肃文学杂志印数暴跌，过去一家杂志几百万订户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但是，有着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学很快便开始恢复元气，呈现出新的气势。
最先登场的是在前苏联噤若寒蝉、弃若敝屣的后现代主义。一部后现代味极浓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刚一问世，便摘取了首届俄语布克奖桂冠(1992)。其作者马克·哈里托诺夫(1937—)身居外省偏僻小城，面壁十年，独辟蹊径，在作品中追求的是一种大跨度的对人的命运作哲理思考的艺术品格。该作品涵盖了十月革命前后和70年代苏联社会两个重要阶段的生活，并通过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手法，使作品充满无序、荒诞、混乱、暗示、象征和寓意，造成一种扑朔迷离、模糊不清的叙述氛围，最终形成一个俄罗斯社会万花筒般的世界。一只神秘的小箱子和里面无数杂乱无章、写在糖果纸上谜一般的文字，隐隐约约引出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线。该作品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素以犀利的笔触挖掘人物内心世界、鞭笞丑恶灵魂的马卡宁(1937—)，1993年亦以一部后现代作品《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问鼎第二届俄语布克奖。作品中的一位老者，接到电话，让他翌日到那张审讯桌前接受审问，他吓得夜不能寐。长夜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意识如梦魇般自由跳跃，各种杂乱无序的回忆和内心独白，各种鸡零狗碎、捕风捉影的询讯和谈话，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涌现。恍惚中，老人深夜来到这张长桌旁，平生头一次坐在了审讯席上，欣喜若狂，瘁死在那褪色的绿呢子上。人生的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终极，告别狼狈的苦旅，告别审讯的恐惧，回归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琐碎和荒诞，但荒诞后面，是作品给予读者的强烈心灵震撼。评论将它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佳作”，是卡夫卡《审判》的变形。
作为对现实主义的反叛，后现代在俄罗斯文坛更受初出茅庐的中青年作家的青睐。1955年出生的索罗金，在苏联解体后的三四年间，一连发表了中篇《排队》、《四个人的心》、《达豪一月》和长篇《定额》、《罗曼》、《马琳娜的第三十次爱情》等后现代作品，成为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杂乱无序的叙述、毫不连贯的情节、荒诞不经的比喻、毫无关系的联想和五花八门的文体，来表现和嘲讽苏联社会的种种荒诞。
加尔科夫斯基(1962—)的巨著《无尽头的死胡同》(1992)更获好评。作品包罗万象，枝条错综繁冗，但基本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名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原始文本；二是对该文本所作的大量注释，以及对这些“注释”的注释和再注释。其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和各种人物与事件。作品受到广泛好评，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史诗”，并获1997年反布克奖。
后现代作品是俄罗斯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产物。作品在前，文艺批评和研究却相对滞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上的界定始终众说纷纭，大致上可将其归结为三性：内容上的荒诞性，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艺术上的反传统性。
二
这期间，被俄罗斯评论家称为后现代的作品中，不少都含有浓烈的荒诞派味道。
“荒诞派”早在俄国的白银时代便已涌现，并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米亚京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作品笔力老到奇崛，想象神奇丰富，象征、荒诞、寓言性的概括相依相融，将荒诞和讽刺幽默艺术推向了极致。七十余年后，“荒诞派”又卷土重来，但已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它与后现代有着交糅或互渗，如伊万钦科的《花纹字》，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德米特里耶夫的《沃斯科博耶夫和伊丽莎白》，祖耶夫的《黑匣子》，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的《黄鼠狼的生活经历》和《弗拉基米尔·奇格林采夫》，佩列文的《奥蒙·拉》和《昆虫的生活》，斯拉波夫斯基的《第一次基督的二次降世》和《一个吉他手之死》，韦尔尼科夫的《贾布利采夫，画家》、弗拉季米尔·沙罗夫的《一个跟一个》、《预演》和《我是否不该怜悯……》，维·叶罗菲耶夫的《最后的审判》，皮耶楚赫的《手臂》、捷列霍夫的《灭鼠战》等等。
阿列什科夫斯基(1962—)的长篇《弗拉基米尔·奇格林采夫》(1995)的荒诞在于杜撰出一则关于18世纪农民战争领袖普加乔夫的宝藏故事，并将一个家族的历史和他们子孙的命运神秘地联系在一起。而弗·沙罗夫的长篇《我是否不该怜悯……》(1995)则更为荒诞地杜撰出一部回忆录，作为作品的载体和基础，通过子虚乌有的回忆录作者之口，随意对历史、宗教、政治、农业集体化运动等等，进行荒谬绝伦的诠解。诗人捷列霍夫(1962—)的《人鼠大战》(1995)，看似一部科幻作品，荒诞不经的灭鼠战只是他运用的一种方式，表达的却是俄罗斯人的生存危机和对现政权的不瞒。
维克多·佩列文(1962—)，被视为“三十岁一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他三十岁时，发表长篇《奥蒙·拉》即出手不凡，那荒诞的情节，轻松随意的风格、幽默机智的文字和令人解颐的暗喻，尤为年轻读者喜爱。1993年是他的创作丰收年，他一连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蓝色灯笼》和三部中篇《上层世界的铃鼓》、《黄色箭头》、《昆虫的生活》，引起广泛关注。
《黄色箭头》描写的是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但情节十分荒诞。各色人物坐上一列名为“黄色箭头”的列车旅行，列车一天天飞驰，从不停站。人们在车厢里安然自得地谈生意，做买卖，摆摊设赌，卖淫，抢劫，酗酒，聊天，看电视，上餐厅，犹如一个个旅客。可他们从不关心列车开往何处，何时到站。车上有人死了，便举行简单的葬礼，推出窗外。车上的乘客有俄罗斯新贵，有外国人，有人乘高级包厢，有人坐硬卧，硬座车厢里人满为患……但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如“黄色箭头”一样的命运。
《昆虫的生活》更荒诞，更“后现代”，作品中的人物全是昆虫，可演绎的却是解体后俄罗斯光怪陆离的生活。一只母蚁叫马林娜，在潮湿的地下挖洞，进来一只公蚁叫尼古拉，少校军衔，邀请马林娜去听歌剧。剧场里人头攒动，一派节日气氛。听完歌剧，她筋疲力尽回到洞穴，待到醒来，惊恐地发现有颗蚁卵从她身子上滑落下来，她有了女儿娜塔莎。女儿不愿当蚂蚁一辈子在地上爬行，将自己变成一只美丽的绿头苍蝇飞走了。她爱上了专吸俄罗斯人血然后拿去出售的美国蚊子塞姆。可惜好景不长，娜塔莎粘在了粘蝇纸上，赴美终成泡影。作品还有蜣螂、螟蛾、瓢虫的故事，一组组，充满寓意与暗喻，对当今俄罗斯的状况作了辛辣讽刺。
三
到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现实主义再露峥嵘，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和顽强的生命力。
老作家列昂诺夫(1899—1994)拖着病体，以顽强的毅力终于在去世前完成了他倾注半个世纪心血和才华、长达一千四百多页的文学巨著《金字塔》，对俄罗斯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过的道路、所发生过的悲剧进行冷静的反思。
“战壕真实派”代表人物巴克拉诺夫(1923—)的中篇《通过狭门》(1992)暴露出前苏联文艺界的矛盾和争斗；中篇《于是强盗来了》(1995)通过对战时痛苦经历的回忆和现今生活的描绘，表达出对战争和现实的思索。
以《鱼王》闻名遐迩的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发表了战争题材三部曲《受诅咒和被杀害的》(获1995年俄罗斯国家奖)的第一部《鬼坑》(1992)和第二部《登陆场》(1994)，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和激烈争议。1995年他又推出中篇《真想活着》，作品的主人公是个西伯利亚孤儿，十八岁时应征入伍，经历反法西斯战争，复员后又经受战后生活的磨难，靠微薄的工资把女儿和小外孙扶养长大。可如今小外孙却不学好，成天只知同姑娘鬼混，墙上挂满裸体女郎和德国女明星的照片，这世道真是变了!中篇《快乐的士兵》(1998)写一个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战后生活的贫困与艰辛、不幸与变故。
以《活着，可要记住》获前苏联国家奖的拉斯普京(1937—)，1995年有四个短篇问世：《女人的交谈》、《比邻而居》、《在医院里》和《葬入同一块土地……》。《葬入同一块土地……》的主题依然是从前拉斯普京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人面对死亡。一个老妇人在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职责后死去。她的女儿，一个双腿有病、怀着身孕的女人，在食堂里干了一辈子，在如今宗教盛行的俄罗斯却无钱给她下葬，只得在山后的小树林里托人偷偷挖了个坑，将老妇人埋了。该短篇获首届莫斯科-彭内奖，该奖由众多读者向候选作者当场提问、当场打分决定，可见读者对他作品的认同。此后拉斯普京还写有《意想不到》(1997)、《新的职业》(1998)和《木房子》(1999)等短篇，并于2000年获第三届索尔仁尼琴文学奖。2002年，他又因“为祖国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获普京总统授予的四等祖国功勋奖章。
第六届俄语布克奖的获奖作，依然是部现实主义作品，那就是1930年出生的阿纳托利·阿佐利斯基的中篇《兽笼》(1996)。小说的主人公巴里诺夫是位数学家、生物学家，他来到这个世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虽悲惨却又无法回避的历史时期；他一生中一次次身陷囹圄，无数次面对死亡，但命运之神却让他一次次逃脱牢笼，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用各种假名和假身份证混迹于茫茫林海和城市人海中，过着最下等人的生活，却偷偷从事着最深奥的遗传学、染色体的研究工作……整部作品亦庄亦谐，情节怪诞不经，语言却调侃幽默，现实主义的描述总是与象征及寓言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的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1956—)，被评论界称为“当代最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写得很少，发表的作品更少。他曾经说过，对文本的美学追求不允许他写得很滥，很随意，也不允许他沉醉于同时代人文学创作上的矫揉造作和文字游戏。他的中篇《河湾》(1995)描写一个被人遗忘、与世隔绝的角落。那里，一座高山蹲在江河边，登临山顶，脚下江流浩荡，一道河湾通向迷蒙的大海。如此风景秀美的地方，谁能想到山顶上竟然会有座阴森可怖的收容所，收容着苏联解体后被父母或子女狠心抛弃的许多孤儿和老弱病残。作品低沉阴郁的调子，与高山、河湾、江流的宏大和强悍组成一曲怪异的生命交响乐；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隐伏于看似单调平静、死水一潭的生活中，隐伏于社会一角的污浊中。2002年，他的中篇小说《回头路》获格里高利耶夫奖。
四
80年代涌现的“新潮作家”，如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皮耶楚赫、波波夫、叶罗菲耶夫等人，在苏联解体后仍有作品问世，但对他们的作品已经无法用传统小说的写作形式、传统的创作原则、传统的富有人文精神和理想之光的美学概念来看待。他们可以用荒诞、梦幻、无逻辑的叙事、甚或体裁结构的随意性等等与众不同的写法，去表现一些小人物，甚或一些天生残疾、弱智或被生活扭曲的、失意的、压抑的人物的不幸与痛苦，他们那卑微浑噩的日常生活或内心世界。
女作家彼德鲁舍夫斯卡娅(1938—)的中篇《时间是夜晚》(1992)虽以一票之差未获俄语布克奖，但获得广泛好评。作品以写实手法，不厌其烦地记录下女主人公安娜的日常生活琐事，她的失意与痛苦，她的孤寂与挣扎。它没有连贯的情节，只有一段段长短不一、互不关连的文字。它记录下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在夜深人静中随手在纸上记下的心路历程，杂感，思绪，痛苦的叹息和一颗寂寞无助的女人心。生活对于她是个沉重的负担，没有欢乐，没有光明，终于于寂寞辛劳、忍辱负重、贫穷潦倒中撒手人寰。作品散乱无序，时序颠到，情节淡化，却强烈传达出社会气息和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是这群作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苏联解体后她将笔作刀，成功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1992年和1994年她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分别由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和德国福克和韦尔特出版社出版。1993年她的中篇《索涅奇卡》入围俄语布克奖，作品以契诃夫式的笔调讲述一个爱书如命的女人的故事。1996年，她的这部中篇获法国美第契外国作品奖。她还有短篇集《穷亲戚》(1995)、中篇《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1997)和长篇《欢乐的葬礼》(1998)、《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2000，获2001年斯米尔诺夫-布克奖)等。她的作品的主人公，常是俄罗斯社会的小人物，用她的话说是一些“灰色的人”、“平凡的人”。她用自己生物学家的目光和平常心态写他们，完全是一种自然意识的流露，娓娓道来，极富感染力。乌利茨卡娅的笔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形象，平凡，普通，与世无争，可是她又用显微镜和手术刀观察着剖析着这个社会和不同的灵魂，淡淡地悠悠地诉说着她的真诚和人生态度。
2000年，她平生头一次发表了一部长达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并最终摘取2001年度的布克奖桂冠。还是那样清新自然的笔触，还是那样冷峻细腻风格，用自己的笔，对众多性格各异的女性进行冷静细致的塑造，并寄于深切同情。与以往不同的是，她还着力刻画了许多男性形象，用手术刀和显微镜对他们作严厉的剖析。
五
曾因后现代作品获俄语布克奖的马卡宁，1998年推出了他的现实主义长篇《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作品立刻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获当年的普希金奖。作品中的地下人，便是主人公彼得罗维奇。苏维埃时期，他怀才不遇，张扬狂放的自由个性与社会制度格格不入，成为一个穷困潦倒的地下作家。苏联解体后地下艺术家们个个成了当代英雄，而他却在一幢筒子楼里靠给人看门糊口。后来住房私有化，他丢了这份差使，被赶出筒子楼，最后精神彻底崩溃，进了精神病院。马卡宁巧妙地让众多人物聚集在彼得罗维奇看门的那幢楼里，展现各色人物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不同命运与心态。作品在手法上既是写实的，却又结构随意松散，叙事错乱纷杂，过去与现时交错，还时常夹杂作者的主观想法和抽象议论。如果说，马卡宁在前苏联时期创作的作品，在描述“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滋生开来的种种毛病”时，还显得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当今这部作品便完全是“直将阅历写成吟”了。他的观点和立场很明确：既对前苏联，亦对当今俄罗斯的一些问题，表示强烈不满甚或深恶痛绝。
2000年，马卡宁又有两部中篇小说《爱情的成功叙述》和《字母“A”》问世。作家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将使他蓬勃的艺术更臻成熟。
另一位代表人物邦达列夫(1924—)，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1992—1994)，俨然是爱国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辞去主席职务后，潜心文学创作，1995年发表长篇《不抵抗》，描写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士兵战后的生活与遭遇。1999年底，他的长篇《百慕大三角洲》问世，作品是他“潜心创作”的结晶，充分表达了邦达列夫对苏联解体、叶利钦夺取权力和1993年10月“炮轰议会”事件的深恶痛绝。小说描述年轻记者安德烈和他的恋人塔尼娅，以及安德烈的外祖父，一个老画家在1993年“十月事件”至1996年10月这三年间的痛苦遭遇与不幸，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进行深刻批判和揭露，表达出他对解体后的俄罗斯所发生的“历史倒退”极其厌恶的情绪。他认为苏联解体后掌握俄罗斯命运的领导人，正在把俄罗斯这条巨轮驶向令人不寒而栗的“百慕大三角洲”，在那个神秘的地带停滞不前，打转，最终也将像海难史上所有船只那样在那里沉没。
六
年轻一代里有几位不俗的作家值得关注。
莫斯科大学教师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1963—)初涉文坛，便以中篇《生》(1995)获首届反布克奖。他用写实手法描写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的诞生。婴儿怪病缠身、历尽磨难。原本感情不和的夫妇精心照料孩子，竟致重归于好。小说还涉及1993年10月炮轰议会大厦的政治事件，传达出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气氛和人们的紧张情绪。作品文笔清新自然，故事朴实动人，但含义深刻丰富。俄罗斯人读后必会陡然一惊，从中体味出作者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傻瓜》(1996)的主人公杰兹金，只活了三十岁差三个月，但作者通过他短暂的人生经历，折射出苏联几代领导人统治时期的社会现状。作品语言轻松自如，所表述的思想却深沉含蓄，发人深思。他还著有长篇《雄鲑》(1995)、《乡村小屋》(1996)、《沉没的方舟》(1997)、《教堂的圆顶》(1999)等，既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又不拘一格，形式多变，意味深长。
1964年出生的米哈伊尔·布托夫，以一部长篇小说《自由》，获1999年的斯米尔诺夫-布克奖。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描写主人公“我”突然被辞退。他倒挺想得开，因为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再没有人来领导他，对他颐指气使。一部很随意很自由的作品，叙述零乱，时空跳跃，东拉西扯，却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苏联时期和解体后俄罗斯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故事所讲的一切，源于“我”的身不由己，源由“我”在向望自由自在的同时，很少琢磨人在人生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很少琢磨人为何活着，活给谁看。其实主人公活得并不轻松自由。
出生于莫斯科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希什金(1961—)，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当过小杂志编辑，做过看院子人，铺过马路。1992年他邂逅瑞士姑娘弗兰切斯卡，一见钟情结为伉俪，1995年偕妻子侨居苏黎士，但始终用俄语写作。1993年他发表短篇《书法课》，同年又有长篇《等待大家的是一个黑夜》问世，引起评论界和读者注目。1994年他的中篇《盲音乐家》问世，开始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1996年至1998年，他在异国他乡潜心创作《攻克伊兹梅尔》，1999年在《旗》杂志上发表，并夺得2000年俄语布克奖桂冠。
伊兹梅尔，现为乌克兰敖德萨州城市，城内有苏沃洛夫纪念馆，在历史上是个著名要塞，16世纪为土耳其要塞。1787—1791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率俄军攻占该要塞。1812年起伊兹梅尔归属俄国。希什金将作品起名为《攻克伊兹梅尔》，并非意欲描写这场战争，而是以此作为借喻，意指主人公战胜自我和平庸生活。小说中的伊兹梅尔只是座玩具模型，攻克伊兹梅尔的只是一群米老鼠。作者在荒诞中叙说着人生的苦涩、艰辛与痛苦。
比以上这些作家更为年轻的奥列格·帕夫洛夫(1970—)，18岁当兵，曾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草原上的内务部队服役，执行过看守和押解劳改犯的任务。处女作中篇《老一套的神话》(1994)和长篇《草原杂记》(1998)，记录了他这段痛苦的人生体验和经历。短篇《米沙的粥》(1996)、《逃兵伊万》(1998)、《世纪末》(1999)，以严峻的笔触描写小人物的辛酸生活和悲惨遭遇。他被看作俄罗斯文学的“希望之星”。2002年，帕夫洛夫终于获第十一届俄语布克奖，获奖作《最后时日的故事》，依然是他熟悉的军营和劳改营中的生活。
七
必须指出，上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荒诞派”、“现实主义”、“新潮作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只是有着某些创作上相同点的作家群。每个作家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他们的创作是自由的、独立的，没有传统，没有师承，没有旗帜，没有团体，没有纲领，没有标签，没有样板，只有他们自己的独特世界。他们又时时受着媒体、市场、读者等非文学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有着优秀传统和辉煌历史的俄罗斯文学，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其深刻而重大的一点变化，是作家们已经不再担当“导师”和“灵魂工程师”的角色，来教导读者，启迪读者的心灵，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亦没有谁来规定他们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消解了经典，消解了崇高，惟求真善，使社会审美结构得以改变，使读者内心产生能动，产生独立的自我。这样的作品应该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在思考，在探求，在创造，虽说眼下它还有些稚嫩和纤弱。
一个民族，倘若它的文学在思考，在创新，而不是停留在匠艺上、说教上，那它的复兴便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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