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公众对教育满意度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样本论文,公众论文,满意度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1）08－0013－04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是教育政策绩效的衡量标尺。日前，教育部党组在学习中央纪委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指出：“要着力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制订教育政策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建立畅通无阻、运转协调、规范有效的民意反映机制”[1]。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首开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先河以来，各地政府出台教育政策都先倾听民意，来自草根的话语已成为教育决策的重要依据。201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也首次将“教育舆情研究”列为议题。教育舆情有不同的分布形式，其中网络、报刊、电视、信访等舆情是主要载体，来自专家的学术舆情是政策科学“精英模型”的重要表达方式。另外，规模性的问卷调查，亦是获取公众舆情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就是从公众满意度的视角出发，对浙江省基础教育舆情分布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教育满意度的策略。
本研究编制了《浙江省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分别探讨公众对教育收费、教师素质、教育腐败、应试教育、校园安全、家校合作、教育差距、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的看法。研究分别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贫困地区，选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层级样本，并对每个层级样本进行农村和城镇的划分。这样，研究共选定样本单位18个，每个样本单位中再以不同年级的家长为被试。此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160份，回收1894份，回收率为87.7％；其中有效问卷1379份，有效率为72.8％。研究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度系数α为0.719，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从问卷人口学变量上看，被调查者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稍多；被试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40岁（62.6％）；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占57.8％）；职业分布以私营业主比例最高（23.9％），接下来依次是其他（20.3％）、专业技术人员（19.5％），工人（10.7％）、农民（9.2％）、外来务工人员（7.2％）、公务员（6.7％）。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符合浙江省民营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多、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特点，其调查结论能够反映出当前浙江公众（尤其是家长）的教育舆情。
一、教育舆情分布现状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发现，当前教育舆情分布状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公众对学校内部满意度较高，对教学质量和学校安全相对不满
鉴于公众（家长）最了解、最关心的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我们首先选取了舆情类目中的“学校管理”维度，此维度包含校园安全、教学质量、学校信息公开程度、教师素质、家校合作、学业压力、学生身心健康7个范畴。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其满意度从高到低（分值为1～6分）依次是：教师素质3.09（均值，下同）、学生身心健康2.85、学业压力2.83、学校信息公开2.49、家校合作2.45、教学质量2.14、校园安全2.05。
通过对上述数据及后期访谈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经过连续6年的教师培训，特别是通过2008－2010年浙江省、市、县三级的富有特色的“领雁工程”培训，教师素质，特别是农村教师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家长目前对教师素质的评价相对较高。深入分析，公众对教师素质的满意度又依次分为教学方法、班级管理和引导学生发展。可见，教师最令家长满意的方面是其教学水平，而在引导学生发展方面还有待强化。但从信息获取渠道上看，教师教学水平又恰是公众最难得知的，属于“舆情黑箱”部分。而公众对学校教学质量满意度较低，恰恰印证了公众在此信息上的矛盾性。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得知，从教师专业素质构成上看，中小学教师提升最快的是本体性知识，即学科知识结构，提升最慢的是课程开发知识和有关学习者的知识。这说明教师素质尚不全面，其提升空间还很大。
自2005年8月浙江省开始推行“轻负高质”教改实验以来，浙江省已经连续十几次颁布“减负”政策，仅2010年颁行“减负”政策就有5项。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主要是小学）的课业负担确实有所下降，公众对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满意度为2.85，趋于分值的中间位次，但分值仍不是很高。在信息公开与家校合作方面，家长的态度趋于消极。他们表示，家校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且形式大于实质。学校对于一些家长想要了解的信息，如学校收费、分班信息、“三好学生”评比等，公开得不够也不及时。
与教师素质调研结果相矛盾的是，公众对学校教学质量意见较大，有近64.4％的受访者要求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也就是说，公众理解的教师素质多是倾向于教师个体的，而教学质量则是倾向于对学校整体工作的问责；教师素质倾向于教师爱心与责任感等方面，而教学质量则倾向于教学结果。这表明，家长对孩子成绩的期望与孩子实际的成绩尚有差距。家长评判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准是孩子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这与教育行政部门考评学校是同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既可以促进学校强化自身绩效管理，也会影响学校素质教育与特色建设。
调查结果表明，家长对“校园安全”问题最为不满。自2010年以来连续发生的校园凶杀案，加之金华市和宁波市最近的教师绑架（杀害）学生案，这些负面信息使学校公信力下降，也致使公众对学校安全意识与安全能力期望值的下降。调查中，有近66％的家长对学校安全投了“不信任”票。
（二）对教育公平的满意度有所上升，但形式公平大于实质公平
教育公平维度包含义务教育均衡、入学机会、学校硬件条件、择校问题4个范畴。通过对均值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公众对其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学校硬件条件（4.23）、义务教育均衡（3.80）、择校问题（3.11）、入学机会（2.91）。
上述数据表明，在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及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教育政策的绩效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义务教育均衡这一维度进行差异性分析发现，小学生家长与高中生家长在满意度方面存在着显著性差异（F＝3.544，p＜0.05）。具体分析，小学阶段教育均衡的水平还不令公众满意，同时也说明了“小学就近入学，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政策与“集中办学，寄宿学习”政策决策之间的两难。而在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择校问题和入学机会问题方面的调查结果也不乐观，分别有48.2％和61.5％的家长对之表示不满意，特别是处于经济和社会弱势地位的公众，如农民工子女、中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满意度较低。也就是说，在教育公平维度上所体现出的现象是形式上的公平，其主要体现在政策比较容易解决的办学条件、城乡学校布局调整等方面。对于实质公平，哪怕是实质公平的初级表现形式，如在入学机会和择校机会等问题上，虽然政府的力度有所显现，但离百姓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至于更为高位的实质公平，如教师均衡配置、选拔录取机会公平等方面，就更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
（三）教育乱收费投诉率下降很快，但治理教育腐败仍是公众主要的诉求
教育腐败是所有腐败中最影响民心根基的，是阻碍教育优质快速发展的最大障碍。此次调查单独将“教育收费”列为一个维度，其他腐败现象另归为“教育管理腐败”维度。“教育收费”主要是从家长认为学校收费的合理性、可承受性、学校收费是否公示、学校是否有额外收费等方面进行调查；而“教育管理腐败”主要是从校长钱权交易、教师有偿家教、收受“拜师礼”、招生考试公平性等方面来进行考量。
调查显示，公众对教育收费的满意度较高，其均值为4.54，而公众对教育管理腐败的满意度均值仅为3.14。在教育收费问题上，有83.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对学校收费的相关信息都很了解，学校每次收费都有明确的说明与解释，都会开具正规收据。另外，他们还表示学校现在的收费比以前少了。在教育管理腐败问题上，有46.4％的被调查者表示学校在招生考试中存在“走后门”现象。有63.3％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有偿家教现象依然存在，虽然他们表示教师对孩子进行有偿辅导更有利于提高孩子学习成绩，但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有违师德的不良风气，有损教师形象。而对于教师收受家长礼物，家长的看法分化比较明显，有的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有的认为这是腐败。多数家长反映，教师节给教师送些小礼品无可厚非，若是平时，特别是有利益纠葛下的教师收受礼品让他们很反感。但作为一种教育的“潜规则”，如果不送，家长又怕影响孩子在教师心中的位置。因此，在这方面，公众的怨言最多。在教育管理腐败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家长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1），其中高中生家长的满意度最低，教育腐败现象在高中阶段相对严重。这些腐败主要体现在“有偿家教”“加分”“推荐”等与升学和考试密切相关的选项上。
（四）不同年龄段的家长对应试教育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家长年龄越大，他们对应试教育越表现出乐观的情绪，越相信学校的行为是较为合理的。三个年龄组（30～40岁、40～50岁、50岁以上）在该问题上呈现出极其显著性差异（F＝5.354，p＜0.01）。其中，30～40岁家长对应试教育的不满意程度较高，而这一部分群体占到了被调查群体的62.6％。目前这部分家庭中的孩子多数还处于小学阶段，家长受新教育理念的影响，对孩子如何成才有自己的理解。虽然新课改、各种“减负”政策都缓解了应试教育的压力，但孩子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形成，学生课业负担已经由学校主导演变成家庭主导。家长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好，但强大的从众心理让他们别无他法。40～50岁家长的孩子主要集中在初中阶段，这部分家长对应试教育的态度较30～40岁家长稍有缓和。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学习的目标较为明确，即为了升入重点高中。于是，家长将矛盾点主要集中在中考上，但横向与其他学生家长攀比的心态相当明显，这在无意识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多压力。故总体分析，应试教育在家长意识中仍根深蒂固。
（五）在家校合作维度上，各利益群体差异最为显著
在家校合作问题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长对家校合作的满意度逐步升高。通过两两对比我们发现，30～40岁家长与40～50岁家长对其态度有显著差异（F＝3.420，p＜0.05）。小学阶段学生家长的满意度要低于初中和高中阶段。影响家校合作的因素除了家校沟通渠道是否顺畅、有效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家长的意愿与时间问题。另外，小学阶段学生家长对孩子较不放心，因此希望学校主动合作的意愿更强。
同样，不同区域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从整体上来看，乡镇中心学校学生家长对家校合作的满意度最低，而城市学校学生家长满意度最高，位居中间的是农村学校。这表明城区学校在家校合作方面提升得较快，农村地区则由于家长自身的期望值较低、对政策的执行效果容易接受、家长对家校合作不敏感等原因使其对此也呈现相对满意状态。
在家长职业与家校合作差异性检验中，笔者同样发现，公务员对家校合作的满意度最高，而农民群体的满意度最低。而从家长年龄、学校区域两个维度综合来看，对家校合作不满意的群体主要是乡镇小学学生的家长；从家长职业这一维度来看，则主要集中于农民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镇小学中的农民家长对家校合作最不满意，这同时说明了随着农民群体公民意识的提升，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而当下的矛盾是，虽然这部分群体参与的意愿很强，但是其参与的能力却十分有限。
二、提升公众教育满意度的策略
（一）有效学校建设是推进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有效举措
基础教育改革26年来，量的扩充已基本完成。自2005年以来，对公平的诉求成为基础教育政策的主要价值取向。《教育规划纲要》则将未来十年基础教育发展定位于公平与质量的提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及“公平”的词频为零，提及“质量”的词频为20次，而《教育规划纲要》提及“公平”18次，提及“质量”48次。可见，国家教育战略方向已由量的增长转向了质的提升，由又快又好进入了又好又快又和谐的发展阶段。前述调查可知，公众对教育公平满意度主要体现在形式公平上，他们对实质公平，如学校内部质量建设的差距，还相当不满意。浙江省在对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教育的硬件投入上已初显成效，但有效学校建设的5个标准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多数学校办学缺乏中长期规划和愿景，没有强有力的学校领导。因此，各地应该加强有效学校建设，真正办出让人民满意、社会放心的教育。
（二）遏制教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规约
调查表明，“教育管理腐败”使教育失去了公信力。经过几年的治理，让教育蒙羞的乱收费现象已得到遏制，公众对其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学校招生、评奖、考试加分、择班、有偿家教、代收费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金钱交易的暗箱操作。通过对不同层级学校的差异性分析笔者发现，这种现象在初、高中阶段较为明显。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消除腐败土壤在于改革制度与体制。[2]因此，根除教育腐败关键也在于制度规约。浙江省应该成为全国较早实现“零择校”的省份，通过集团化办学促进学校均衡发展和教师有效流动，达到校际均衡；将重点高中招生名额更科学地分配到初中，实行动态调配，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小升初考试；在高考加分问题上，要强化社会监督，坚持“保持特色与保证公平”两条腿走路，实行高考加分复试政策，规避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利用各种竞赛弄虚作假的现象，彻底实行“阳光加分”；各类学校目前的“择班”现象要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加以规制，让家长参与学校分班，实行“电脑派位，随机产生”的办法；在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政策后，要做好“中小学教师教育公务员身份”的试点，坚决杜绝有偿家教和收受红包现象，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强力规范教辅市场，避免中小学教育市场化现象的蔓延。另外，学校不但要公示所有教育收费，还要通过银行代收，并要有教育监管部门确认函，以从源头上彻底清理教育乱收费。
（三）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有差异性的家校合作
调查显示，在家校合作问题上，城乡和不同层次学校、不同职业的学生家长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满意度较低。家校合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校的引导和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当学校能从家长满意角度对自身进行考量时，学校就不会满足于自我改革，而会换位思考，针对不同家长群体的特点，进行不同的家校合作设计。
首先，学校应经常开展家长需求调查，按其需求提供必要的帮助；其次，学校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长开展不同的教育指导与培训，并充分利用家长的社会资本，开展家长志愿者活动，选举家长委员会，形成家校共治的局面；最后，强化校内外信息互动，通过书信、校讯通、微博、校园开放日、亲子教育、书香校园等方式与家长进行互动，并且实现校务公开，赢得家长的信任，建设“学校公民社会共同体”[3]，把学校建成没有围墙的地方，特别是没有心理上的围墙。
（四）建立公众与学校责任分享机制，形成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
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公众土壤的教育就是封闭的、僵化的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公众舆情对教育泄愤时，正是教育利用社会力量乘势而上的最佳时机。无论是学校“减负”，还是学校安全、师德师风建设、家校合作，都要形成教育行政、学校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共享、共治和责任共担机制。社会支持系统建设要从法律法规、行政政策、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教育习俗和教育信仰等维度入手，形成教育治理的互联网，避免教育的“短路”与“断路”。浙江省应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校制度”方面先行先试，为《学校法》的出台提供地方实践，办全体人民满意的公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