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演变谈世界格局转换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格局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世界格局几番转换为特征而载入史册。世界格局的转换与苏联的兴衰存亡紧密相关，乃至苏联解体成为人们在多极化问题上看法分歧的源头。如果撇开苏联，20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便无从谈起，可见苏联在整个世纪中的显赫地位和重要作用。
本文拟围绕苏联演变与世界格局转换的相互关系，着重就人们感兴趣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争议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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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世界政治局面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十月革命成功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冲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若干新兴资本主义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中国、苏联等国家在亚洲战场，打败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通过雅尔塔协定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分割世界的新格局。二战后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后来又在美洲出现了社会主义古巴，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并存的崭新局面。继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1955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日趋激烈。在此过程中，走向联合的西欧、经济腾飞的日本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等昂然崛起，成为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开始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多极化进程非但没有终止，相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新的特点和新的形式继续发展。
在上述世界政治局面的重大变动当中，从世纪之初的资本主义单一体系到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并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从二战结束到形成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两极格局乃至80年代开始呈现多极化趋势（主要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走向终结到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条件下的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堪称世界格局的变化。从中可见，苏联的诞生、兴盛、衰落和消失，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一条主线。苏联的演变决定了20世纪世界格局的模式。
这里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
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有历史学家（主要是西方世界）对十月革命持批判的、否定的态度，但是并没有构成有多么强大冲击力的“反十月”气候。在原先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具有全局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和平运动内部，应该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于“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这个结论是认同的、接受的。苏联解体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否定十月革命的浪潮“应运而生”，空前活跃，来势汹汹。这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戈尔巴乔夫为标榜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带头掀起了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以揭发、批判往昔的错误为时尚，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像“倒苦水”一般反攻倒算，把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和苏共历史描绘得漆黑一团。这就为“反十月”浪潮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从外部原因来看，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之后，反共、反苏势力无时不在精心策划，窥测时机，试图搞垮苏联以及随之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共产党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不是说“民主化”和“公开性”本身就不对，苏联也确实有深刻教训，要在发扬民主和增强社会透明度方面克服严重缺陷，而是说苏联国内当时那种片面的、走极端的煽动性搞法，给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还是那句老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反十月”浪潮之所以甚嚣尘上，内部原因是主导性的、诱发性的。
应该指出，有的人对十月革命持怀疑或批评态度，是由于探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根源引起的。他们在两个问题上迷惘了：一是关于十月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二是关于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容歪曲”；“历史不惩罚胜利者”。这两句话我认为是常青的。关于十月革命产生的条件及其影响，我想不妨用一段简短的话加以概括：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进程中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产物，是在俄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业已基本具备而不是人为杜撰的情况下发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破天荒地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成了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无疑是一次成功的飞跃和伟大的壮举。它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和提供的斗争经验，经过实践检验，业已载入史册，那就是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推动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促使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说，十月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小农占绝大多数的俄国，这是违背规律的历史“超前性”，因而是错误的。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其实，列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关于不放弃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尔后利用政权来创造社会主义前提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不仅被俄罗斯的国情所接受，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恰恰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唯书、只唯实”，不拘一格创新的精彩之笔。至于十月革命进程中在组织领导或执行政策方面的欠缺之处，自可研究总结，但当另作别论，不应以偏概全。
有人说，斯大林模式弊端的根子在于十月革命。这更是牵强附会。斯大林模式并不是1917年“十月怀胎”的产儿，十月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提出和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所谓斯大林模式，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外部资本主义世界重压之下，经过多年的党内斗争和实践探索，于30年代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模式的成就或失误都不直接属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本身。至于斯大林如何违背列宁的遗训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具体过程，本文就不赘述了。
第二个问题：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苏联解体伊始，这个问题就在我国和国际上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关文章和书籍纷纷问世。人们的基本共识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涉及理论路线、经济政治体制（特别是党的作用）、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诸多方面，是综合性的。不过，论述各有侧重，见仁见智。国内争议的焦点，如今渐渐集中到苏联剧变的体制原因与路线原因孰主孰次的问题。
笔者历来认为，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共领导的路线政策错误，在苏联剧变过程中相互作用，前者是基础因素，后者是决定因素，很难截然分割。体制弊端源于社会发展的错误理论，而错误理论则伴随着执政党“左”的思想和路线而产生。苏共选择和培育了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而在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所犯的种种错误，又都与这种体制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所以说，苏联改革失败导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领导者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这些原因在深层次盘根错节。其中，执政党及其领导者长期“左”的错误与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织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这里就有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团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993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评论俄罗斯改革时，宣称叶利钦的改革“确实已经失败了”，因为“自1992年6月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没有政治方向的情况下随波逐流”，“叶利钦选择的道路不是真正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道路”。这岂不是戈氏的自我写照吗？
有人说，苏联模式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注定了的。如此说来，改革与不改革何异？改革失败的领导者又有什么责任？新中国建立初期，鉴于当前的历史条件，也曾经引进了苏联模式。随着在实践中（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对这种模式优劣点的体察和检验，随着对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一步步加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持续不断地对这种管理模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壮大，雄辨地证明了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是可以改造的，其弊端是能够痛加革除的。因此，也可以说，苏联的改革失败并非注定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划上等号。否认对苏联模式加以变革和改造的任何可能性，无助于从苏共领导和错误中吸取教训。苏联模式弊端确实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但绝对得不出“不可救药、改则必败”的结论。在中国便树立了将原先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改造得比较成功的范例，这正是邓小平之所以伟大所在。
有人说，解体后的苏联各成员国必然要走西方的道路。结论未免为时过早。事实业已证明，苏联解体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成员国政府，凡硬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者无不频频碰壁，造成混乱，到头来要么成为政治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要么被迫改变初衷，开始重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从普里马科夫到普京，都深感照搬西方模式教训之深刻、代价之惨重，严厉批评错误，切实端正路线，明确指出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并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的极端重要性。如今的普京正在努力探索和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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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消失，世界格局跟着变化。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仍是一个军事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中保持一定的份量，但其总体实力、作用和影响大为削弱，不复与苏联相比。当然，忽视俄罗斯的存在，特别是低估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也是错误的。如果用“一超多强”来描绘当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那么俄罗斯便是从当年苏联的“超”，降格为今天的“强”。
在苏联这个主要对手消失之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贪欲倍加强烈。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凭借的无非是强大的高科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它竭力宣扬当今世界应是由它领导的“一极世界”或曰“单极世界”，蓄意将“超级大国”与“单极世界”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多极化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炮制“战略新概念”，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恣意狂轰滥炸79天。这一事件发生后，更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认为既然美国可以为所欲为，那不是单极世界又是什么？于是对多极化的提法越来越产生疑问，围绕世界格局问题的争议也就多了起来。
“科索沃危机”确实说明了“单极世界”对多极化的巨大冲击，但是绝对掩盖不了，更是改变不了多极化的趋势。
这里引起争议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多极化趋势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经常读到一些文章，说是冷战结束后出现多极化，似乎多极化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产物。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讹传。
关于多极化发端的时间，学术界看法虽不尽一致，但多认为是在冷战结束之前，而不是之后。有人分析60年代便开始呈现多极化，理由是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逐步解体，美苏的盟国纷纷向各自的盟主闹独立性，第三世界开始形成，新的世界政治力量——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发展冲破了两极体系，终于导致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瓦解。如果说这个论断是基于多极化萌芽状态的话，那么认定80年代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朗则是无疑的，因为这个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明显下降，第三世界的作用日益上升，多极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邓小平从80年代中开始，多次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份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完全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1990年3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我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称：“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俄罗斯、法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发表过承认、赞同和推动多极化的言论。
第二个问题：既然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那为什么不是“一极世界”？
“超级大国”与“一极世界”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内涵迥异的概念。美国作为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在多极化中占有特殊份额，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作用突出，但并不是它一家可以说了算。所谓多极化，是指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不是由某一种力量，而是由多种力量所主导。多极化的“化”，系指一种趋势、过程，并非说已经形成多极世界。多极化是由各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极”和“准极”构成，如果说美国是“极”，那么其他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如西欧、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可称“准极”。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领先地位，但其他重大力量同它的差距是在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科索沃危机”发生后出现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美国强大的一面，而忽视其本质虚弱的一面。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靠伙伴们出钱打仗，至今伊拉克“压而不服”；美国对南联盟轰炸也是结伴搞的，结果骑虎难下。普里马科夫也曾说过：“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当今世界惟一的一极”，不应“把超级大国与一极世界两者混同”。
有人说，美国要搞的“单极世界”也是一种多极世界。理由是美国主张的单极世界，是“由一超伴X强”共同建成，说这是“美国式的多极格局”。这是将美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混为一谈。美国当局从来都是宣称它的目标是要领导整个世界，建立“美国新秩序”，绝无建立多极世界之意。美国联合一些伙伴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往往是在力不从心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步骤，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而不是分享领导权。美国甚至还想把中国和俄罗斯纳入它所期望的轨道，这也正好说明其本质是要建立由它主宰的“单极世界”。如果把美国妄图建立的单极世界解释为一种多极世界，就会混淆同我们主张的本质区别，也会忽视美国与“X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而导致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误判。
这里顺便再谈一点。多年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就世界格局的态势，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提法。这是一种较为形象的比喻，沿用许久，说明有它的合理性。有人说，“一超多强”的提法不对，是搞“列强政治”。这未免言重了。在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中，既然有“超级大国”与非超级大国之分，那么总该有个说法吧！说什么“一超多强”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强”之列的中国不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吗？说什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在70年代初便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一超多强”有步其后尘之嫌。姑不论“一超多强”与“五大力量中心”的差别，我们对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合理见识也不应一概加以排斥。说什么印度等国的学者对“一超多强”没把印度放进去有意见。这就更不成其为理由了。谁也不能排除印度有朝一日成为多极化中的一强。
毋庸讳言，作为称霸与反霸斗争的一种表现，“单极世界”与多极化之间的较量将是旷日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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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既然随着苏联的变化而转换，那么很显然，原苏联地区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仍不可等闲视之。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热点层出不穷，其中最令人关注、不确定因素最多的还是原苏联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俄罗斯自独立以来，经过八年多的艰难转轨，政治上获得空前广阔的自由度，经济形势却每况愈下，国力衰颓，极少数人成为暴发户，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叶利钦时代”在人民的一片怨声中终结，普京于今年3月当选第三任总统。普京接手的是一个乱摊子，面临的是一大堆治理任务。人民把期望寄托在新一代领导人身上。俄罗斯进入了一个由乱而治、逐渐走向复兴的新的转折时期。
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一个“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实体”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多年来，独联体风风雨雨，蹒跚而行，“独”与“联”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它既不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马上散伙，也没有如许多人所愿变成一个邦联甚至联邦。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加以离间分化。独联体各成员国经过反复协商和争执，终于肯定了经济一体化的共同方向，又都承认在维护安全与和平方面的共同需要。如果没有独联体，原苏联大地上的混乱局面将是不堪设想的。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动向，备受全世界的关注。这里引起争议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前景？
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形势不断起伏变化，令人难以捉摸。经济问题是症结，国内政局和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形势。
俄经济持续下降数年之后，1997年一度出现了微弱增长的可喜兆头。可是，在金融危机冲击和频繁更迭政府等不利因素影响下，1998年之后经济再度出现滑坡，直至1999年底才又略有回升。俄经济没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远因来说，苏联时期留下的沉重遗产——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工部门过于庞大，转产艰难；苏联解体后各成员国经济联系断裂，造成的损失至今未能得到弥补。这些不利因素仍在继续起作用。就近因而论，休克疗法失当，管理不善，资金短缺，影子经济猖獗，政局波动，腐败严重，社会秩序混乱，最根本的是俄政府多年来奉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批评的那样，“听信西方国家错误的改革建议”，结果使俄距离建立有效的市场和稳定的政府的目标越来越远。欧盟外长会议也承认，西方国家自1991年以来对俄推行的转轨政策“完全失败了”。现在，振兴俄罗斯的重担落在了普京的肩上。
有人说，普京还将沿着叶利钦的路子走。此论令人存疑。从普京对苏联和俄罗斯时期的严厉批评来看，他将力戒错误重犯，决意找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今后普京的内外政策尽管不会脱离其前任的轨迹，但又必然要具有新时期的特点。其政策走势，在国内方面，强化政权体系，加速法制建设，整顿全国秩序，统一人民意志，团结社会力量，协调党派关系，调动科技潜力，健全市场并加强宏观调控，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在保持政局稳定的条件下尽快将经济搞上去。最重大的任务是向贫穷宣战，向腐败宣战，向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宣战。在对外方面，更新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调整外交政策，提高核遏制潜力，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增强大国地位，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以建立多极世界。可见，普京吸取了包括俄共在内的其他政治组织的一些受到人民欢迎的合理主张。
有人说，俄罗斯二三十年起不来。这未免过于悲观。诚然，俄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矛盾，尚需较长一段时间方能缓解。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将经历“破、乱、治、兴”的过程。叶利钦“破”了原先的苏联管理体制，造成了延续多年的“乱”的局面。普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治”，估计在他本届总统4年任期内，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治理，尽管“治”中有“兴”。如果普京在2004年连任总统，甚至将任期改为7年，那么这个“兴”才有可能在普京手里逐步兑现。近期态势大致是：政局趋于稳定的因素增多，但还会有波动，最复杂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车臣问题；经济增长渐成主流，但还会有曲折，最难对付的是掌握经济命脉的工业和金融寡头们；对外关系将有所改善，但还会有麻烦，最棘手的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涉。俄拥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科技基础非常雄厚，人口压力也比较小。俄罗斯民族又是一个性格顽强、文化科学素质甚高的民族。俄潜力大、后劲足，迟早要振兴和腾飞。新政府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至少增长5%的长期发展战略任务。今后十年是关键。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独联体的命运？
独联体前途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宣告散伙，要么经过改革使之成为在经济与安全方面加强协作的有效机构。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和全球霸权主义以及各种民族、宗教极端势力的威胁，独联体各成员国领导人理智地选择了后者。
独联体曾几次出现过危机，但又都平安地度过，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正如1993年12月24日在土库曼斯坦首都举行的12国元首全体会议《阿什哈巴德宣言》所说，各国元首都主张保留在几十年的共同历史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和个人交往方面把独联体各国人民联在一起的所有好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崭新的合作。宣言还指出，独联体会促使每个主权国家根据本民族的民族特点实现自己的选择；其成员国“总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潜力是完成我们各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强有力保障”。
俄罗斯的态度对于独联体的存在至关重要。从叶利钦到普京，俄领导人都决心维系和强化独联体。为确保独联体的生存和发展，俄罗斯针对各成员国的不同发展情况，提出了“多速度、多层次、多形式”的一体化构想，得到普遍认可。目前独联体内形成了多层次结构，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是一体化的“最高模式”；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克克斯坦五国关税联盟是“次高模式”。哈、吉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成立了中亚联盟。在俄方倡导下，还成立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具有战略性质”的三国集团，合作重点放在政治合作方面，目的是抵制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独联体在磨合过程中出现两国或多国联合体，反映了客观现实的需要和多样性。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对独联体的补充，且互为示范。至于哪种合作形式更为切实有效，更富有生命力，则要由实践检验，最终是优胜劣汰。独联体仿佛仍是一件“半成品”衣料，将来究竟会变成一种什么款式的服装，有待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剪裁加工。
有人说，独联体早晚要垮。此话听说多年了。独联体从它出现伊始，便具有形成必然性、历程曲折性和前景不确定性的特点。独联体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经济一体化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成立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国经济委员会。由于立法不健全，合作协定缺乏约束力，加之海关和税收政策的无端限制，一体化在宏观方面未能产生预期效果，但通过成立金融工业集团、跨国公司、银行和合资企业，一体化在微观方面还是取得了某些进展。安全方面的合作，如部分国家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条约》、建立联合防空系统协定、治安领域合作互助条约、关于加强边防合作的决定以及成立了独联体参谋长委员会等，成效更为显著。外交方面，尽管各国都把发展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优先选择之一”，但是，几乎无例外地又都把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称作“首要目标”。独联体并没有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破裂，在独联体问题上玩世不恭的领导人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
独联体一直处于松散状态，主要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问题掣肘，合作中存在许多难点，俄罗斯又未能名副其实地担当起强大经济中心的角色。既然“盟主”俄罗斯在经济方面满足不了它们的要求，那它们就只好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和其他周边国家，积极发展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多边合作，包括一些国家与之共同开发里海石油资源。美国等则借机离间它们同俄罗斯的关系。由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成的“古阿姆”（五国名称的第一个俄文字母拼成），颇有与俄和独联体拉开距离的倾向。看来，独联体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欧盟是其榜样。在俄经济振兴之前，独联体虽难有多大作为，但它还将以多边或双边的不同方式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个问题：如何衡量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过：“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也曾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我国经过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如今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马列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继承和衔接关系的真谛，也应该更审慎地看待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遭受挫折之后所进行的探索和斗争。
有人说，俄罗斯共产党已经社会民主党化。此说实不公允。自苏联解体以来，俄共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开始一度被禁止活动，打入冷宫，处境十分艰难。后来，经过艰苦的斗争，恢复合法性。进而，又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嬴得遥遥领先地位，成为左右杜马的主要政治力量。久加诺夫则在第二任总统选举中几乎与叶利钦平分秋色。在年前的第三届杜马中，俄共的席位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第一大议会党团的地位，俄共领导成员谢列兹尼奥夫连任杜马主席。这次总统选举久加诺夫的得票率高于人们预想的20%左右。这一切足以说明，背负着当年苏共沉重历史遗产的俄共，在缺乏经费和舆论工具的不利条件下，8年多来经过适当的政策调整和大量的群众工作，非但没有丧失活力，相反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俄共的成就来之不易。俄共现在两面受压。右翼势力竭力将其与当年的苏共等量齐观，横加谴责和诋毁；极“左”势力和人士则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不惯俄共的政策调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化。普京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退休养老金，又在一些方面采取与俄共合作的态度，甚至将俄共的一些合理主张拿去，结果在总统选举中从俄共候选人那里夺走10%—15%的选票。现在，俄正在酝酿修改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放弃选举按比例制度，实行单席位选区的多数制选举，这对俄共将大为不利。这样一来，俄共的社会基础可能还要受到削弱，今后的工作更加难做。但是，只要俄共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行事，讲究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以适当方式促进俄罗斯的发展和繁荣，嬴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就必定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仍会大有作为。
有人说，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都变质了，走社会民主党的老路；也有人说，原苏东地区都成了资本主义。关于这两点，笔者曾多次阐述了个人的不同意见。
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原苏东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治力量所做的艰辛努力。对于共产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和工党），要做具体分析。这种情形是在原先的执政党失去人心的条件下发生的。新出现的社会民主党是以背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为特征，这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党以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为前提。它们走社会民主党的老路并没有前途，它们改变名称和口号既表明其观念在变，也带有明显的权宜性和过渡性。
再者，由共产党转变并易名而来的社会民主党，与老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如果只看到共同点，那就只能导致民主社会主义一种结论；如果既看到共同点，同时又看到差别，那就会承认其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本国特色社会主义”。苏东剧变以来的事实表明，更改共产党名称的党，搞的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而保留共产党名称的某些党，搞的也未必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在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时，要有一个衡量姓“社”还是姓“资”的尺度，但这个尺度不应是苏联模式条件下的理论和实践，而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些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一番话值得我们认真领会。2000年7月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获胜，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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