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平[1]2017年在《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发展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趋缓致使资源需求疲软,矿业勘查投资乏力。整体而言,矿业勘查行业已步入下行周期。受全球形势的影响,我国矿产勘查资本投入下降难以避免。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之下,稳定矿产勘查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的矿产勘查资金投入,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功能,高效利用有限的投资资本。然而,改革开发以来,尽管国内资本市场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但是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缺失,已成为制约矿产勘查行业发展的瓶颈。在当前较为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充分探讨发展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原因和具体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理解矿产勘查资本市场重要性的关键是认识其在矿产勘查资本配置中的重要性。为此,本文首先从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出发,采用Wurgler(2000)的方法对我国2003至2012年间矿产勘查投资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整体估计。并进一步从地区差异和时间演变两个维度对矿产勘查资本配置效率展开了系统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矿产勘查投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较低,而且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分别分析,本文发现矿业勘查资本配置效率低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扭曲性投资过度,而有效率的企业投资相对缺乏。尤其是,通过考察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矿产勘查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在矿产勘查资本配置效率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为我们加大力度发展矿产勘查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正面证据。资本配置效率已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在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诸多因素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尤为重要。因此,我国应着力发展矿产勘查资本市场,有效提高矿产勘查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促进矿业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本文的另一重点内容是仔细比较了国外矿业大国发展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并对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分析了我国矿产勘查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和机遇,并对发展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程鹏亮[2]2017年在《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制度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末,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已经达到23.5万亿,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和投融资体系的重要金融中介。近两年来,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启动和持续推进资产管理业务转型,最新版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将进一步加快转型进程。如何设计和实施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所涉及的重点问题包括:一是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如何通过转型去解决发展中积累的基础性问题,从而在新的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下进一步拓展业务空间。二是结合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本质和发展逻辑,在转型中如何设定转型目标,如何实施转型中的制度重构,如何解决转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叁是监管部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监督指导来引导帮助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进而推动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健康快速发展。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研究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中制度重构的原因、目标和实现路径,力求解决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中上述被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论文的最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分析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叁个关键制度问题,并提出了四项制度重构,解决了现有针对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研究文献缺少经济学理论支撑的问题,使本文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从经营绩效的概念出发,以盈利模式和大类资产配置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实际业务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两项实证研究,提出了经营制度重构的总体方向和具体建议。本文第一章首先对于资产管理业务和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进行了概念界定,明确了论文研究的边界。随后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在文献综述部分,重点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核心思想、理论及其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结合点,也对实证分析中涉及的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进行了概述。在第二章,论文对于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主要包括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开展金融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关于商业银行转型、综合化经营和资本约束的文献综述、关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政策、业务本质、发展趋势、经营制度、组织制度的文献综述叁个方面。第叁章梳理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叁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提出了现阶段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多项制约因素: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没有独立于银行传统业务、未形成适合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经营方式存在规范性缺陷和组织架构需要加强等。本章还研究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流程体系、风控体系的现状,从投融资服务、银行综合化经营、客户需求等实务角度分析了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意义,上述构成了后续研究的基础素材。作为对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第四章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大资管业态和宏观经济环境四项制度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变迁对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影响。首先,论文提出虽然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曾经是利率市场化的替代产品,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仍有较大市场空间,但也提高了业务转型的迫切性。第二,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也将逐步按照四种模式实现国际化,成为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组成部分。第叁,大资管业态下,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仍将保持行业龙头地位,但是非银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经验为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第四,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供给侧改革、人口结构变化和财富管理需求变化都会对正在推进的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和制度环境的研究,第五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研究转型。本章是全文重要的理论分析章节,首先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叁个关键制度问题:如何理解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脉络,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存在发展的原因是什么,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为何要转型。对于如何理解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脉络,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套利-监管约束-监管套利-监管约束—"的发展过程是制度非均衡推动下的连续制度变迁过程,银行获取制度非均衡的潜在利润和监管活动、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制度非均衡是这一连续制度变迁过程的动力,这一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宏观层面属于制度供给不足,缺少统一完善和边界清晰的制度框架。对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存在发展的原因,根本是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作为一项制度安排降低了社会投融资的交易费用。对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为何要转型,一方面是以基础性-强制性制度重构打破原有发展逻辑,解决总体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本章的第二部分本章结合前面叁个核心问题的分析和监管新规确定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四个制度重构:经营制度重构、组织制度重构、风险制度重构和流程制度重构。第六章研究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中的经营制度重构。盈利模式可以更全面的反映银行资产管理业务整体经营,可以作为研究经营制度的出发点。本章首先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盈利模式。实证结论表明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盈利模式仍然与赚取利差的传统信贷业务相类似。结合监管新规,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经营制度和盈利模式将面临很大调整。在第二部分,本文根据金融投资理论和实际业务运作情况,提出业务盈利的关键点是大类资产配置,现阶段大类资产配置转型方向是扩大资本市场类资产在大类资产配置中的占比,再通过基于实际业务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类资产已经逐步成为支撑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盈利的最重要资产,且相对于其他大类资产构成一定风险对冲,从而证明了上述结论。第七章研究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转型中的组织制度重构。本文首先比较分析了部门制、事业部制和子公司制的特征和优劣,海外银行和国内非银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独立性较强,也对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制度重构有参考意义,结合上述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本文提出组织制度重构的路径是在短期实现真正按照事业部制运作,成为利润中心;中长期设置专营资产管理业务的独立子公司。本章第二部分认为组织制度重构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特征,应把握好几个关键要素:一是业务独立经营是关键,要解决资产管理业务对于银行传统业务的依存问题。二是组织制度重构需要改变现有的横向和纵向业务链条,必须化解行内阻力,重构资产管理业务链条。叁是做好资产管理业务中后台安排。四是合理设置资产管理业务一体化的边界。五是需要关注组织制度重构的外部政策依据和政策障碍。最后,论文对于监管部门和银行及其资产管理部门分别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于监管部门的政策建议主要围绕监管新规的设计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对于银行及其资产管理部门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尽快把握业务转型的先机,通过资产端和产品端联动开展业务转型等等。
戴志敏[3]2004年在《国际风险资本运作、退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风险投资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的有效形式。一批高技术企业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脱颖而出,不少高技术企业成功地进入了国内或海外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风险投资的完整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一些风险资本正悄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他们已经成为引进外资中的一种独特而新出现的投资行为,其发展势头和影响不可小视。今后几年将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继续蓬勃并走向健康发展的关键年份,经历了波折的中国高技术风险投资业将会以全新的投资环境、人才市场、项目质量来迎接更多的资金。网络股的降温使得国际风险投资家变得理性,但它们并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退缩。国内外的风险投资者都必然看好这个市场并大施手脚。 对于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理论界和实际界已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但鉴于国际风险资本的特殊性,国内目前对于这种有别于一般合资模式的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以及对我国经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由于风险资本退出渠道的不畅通使得国际风险资本疑虑重重。这就使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调查分析、研究探讨。本文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资料搜集,指出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特征、原因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投资所存在的退出障碍,在评价海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与退出渠道后,对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的必要性进行了具体制度设计,并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制度环境。 论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的运作特征作总体描述(第1-3章)。 论文在从理论上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和运作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后。论文指出了国际风险资本在我国投资总体规模、投资的行业与企业发展阶段特征、投资区域特征。分析和比较了国际风险资本选择项目的依据及评价项目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也有其特殊性,论文对国际风险资本在中国的组织形式与投资策略也进行了分析。 二、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影响与成因(第4章)。 国际风险资本既然已进入中国,那么它们对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等方面必然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本论文分析了国际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的作用与影
钱美芬[4]2007年在《加速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现代经济的主要动力，是各国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加速科技产业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是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目前我国科技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融资难问题，造成融资困境的原因包括法律政策，投融资机制，以及资本市场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综合表现为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特点的科技企业融资渠道不多、不畅，融资成本、融资难度高。如何实现科技成果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已经成为关系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计划体系实施的重要课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加速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对科技企业融资困境进行分析时，应该从投资方、融资方两个角度切入，任何单方面的研究都是片面的。在资本市场上，只有投融资双方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资金的融通才能顺利实现，投资问题和融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一改以往主要从融资角度的研究为投融资相结合的多角度分析。作为融资方的科技企业由于其阶段性和行业性的特征决定了其风险程度、资金需求量和收益水平的差异，表现为融资需求的多样性；而资本市场的投资方由于资金来源、资金量、投资目标和策略的差异，决定了其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偏好的差异，投资需求表现出多样性。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和多样化的投资需求要顺利对接需要一个多层次的交易平台，于是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一种必然要求，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投融资问题的关键一步。然而，仅有交易平台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双方固有的矛盾(包括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的差异)在一个多层次的市场无法立即得到解决或缓和，激励相容机制为解决投融资矛盾指明了方向，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础上，建立激励相容的投融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的症结问题。本文在分析了科技产业的经济特征和投融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投融资机制应该包括的内容，并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总体目标框架。
樊五勇[5]2001年在《风险资本市场研究》文中指出风险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其运行遵循特殊规律。论文应用马克思资本理论、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发育、地位和作用、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全面总结国内外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目标模式及对策。论文强调：建立风险资本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筹集资金的过程，而是建立一种适合资金有效配置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论文的结论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效率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就内部环境而言，就是要有一条通畅的资金来源渠道，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一个健康的风险资本中介组织；就外部环境而言，则是指要有一个高效的风险资本退出市场和一个积极扶持风险资本的政府。
刘旸[6]2010年在《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是全球私募权益资本发展最早、也是私募权益资本最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已将私募权益资本投资到全球各大洲;与此同时,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管理模式,包括以有限合伙制为代表的基金组织形式、投资的操作流程和投资技巧等也迅速影响到其他国家。此外,随着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管理资金规模的日益庞大,在资本市场中的份额逐渐增加,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此,研究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主要特征和演进过程,私募权益资本市场与其他层次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初具规模的中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7章。第1章为绪论。本章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第2章为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特征。本章着重研究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自身的特点,从市场层面分析的角度考察了美国私募资本的市场主体、市场结构以及募资、投资、退出和绩效等各方面的主要特征。本章首先对私募权益资本进行了综述,明确了私募权益资本的定义、分类。美国的私募权益资本主要来源于高净值人士、金融机构和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私募权益基金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按照一定的投资流程,通过对项目的筛选、尽职调查、设计投资方案、通过各种审批实施投资、投资后管理以及根据合适时机和路径进行投资退出,形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投资流程。投资收益扣除相应的成本后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的规定进行分配。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整体投资收益率要优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但不同的私募权益基金之间绩效差异很大。风险、回报和现金流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私募权益基金的绩效。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结构和收益的设计从尽可能避税的角度来安排。而美国的税法也鼓励长期投资,对资本利得的税收比较优惠。第3章为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宏观经济效应。本章从市场层面分析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对其他层次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属于资本市场中的私募基金市场,它在资本市场中的主要功能是:第一,为资本市场开辟了新的投资领域;第二,弥补了资本市场的缝隙,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功能;第叁,积极投资的理念使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美国私募权益资本通过募资—投资—增值—退出—回报这一过程完成资本的循环增值。现金作为各类资本中流动性最强的价值表现形式,是整个私募权益资本循环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在运作过程中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且还在客观上具备了价值创造功能,即提高了被投企业的销售收入、就业、劳动生产率和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了企业价值,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将资本、战略、管理模式和资源输入到被投企业,通过被投企业的盈利增长、成本削减、资产利用率提高、融资渠道拓宽、公司治理和员工激励改善及财务结构变化形成了价值创造的结果。逐利性所产生的驱动力是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具备价值创造功能的根本原因。此外,目标企业的可成长性是价值创造的基础;私募权益基金的组织形式和盈利模式是价值创造的制度保证。企业价值提升会带动实体经济中就业增长、创新能力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资本回报率提高、金融市场基础扩大、资源有效配置及金融产品的创新与进步和金融市场的活跃;金融经济的发展又会给私募权益资本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本和技术来源,从而形成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宏观经济效应。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已经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机会,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低杠杆率、风险隔离措施以及长期投资性质,其自身并未带来系统性风险,而且力求对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带来价值提升。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对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4章为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制度分析。本章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私募权益资本投资者、私募权益投资机构和被投企业叁个制度主体及其在私募权益资本投资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和行为方式,共同构成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相关制度的基本结构。在促使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在各环节流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叁个制度主体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即私募权益资本投资者与私募权益投资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和私募权益投资机构与被投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前者又具体表现为私募权益基金中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两层委托—代理关系分别由有限合伙协议和私募权益资本投资协议这样的契约方式来规定,通过相关条款来较为成功地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要挟问题和逆向选择这叁个委托—代理问题。美国私募权益资本从产生到逐步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每一次重要的减税政策、新的退出渠道的开辟或经济周期进入景气之时,都会迎来私募权益资本新一轮规模上的增长和形式上的多样化。影响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发展的各种复杂的制度因素包括四个层级:第一,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层级的宏观经济周期、法律、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第二,PE投资者层级的资本供求、流动性、风险性、收益性和金融工具等因素的影响。第叁,PE投资机构层级的投资机构组织形式、机构和合伙人声誉、经验、资源依赖和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第四,被投企业层级的行业、规模、成长阶段、绩效、管理水平和代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层级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制度形成、结构和制度变迁。第5章为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案例研究。本章选取了叁个典型案例来展现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运作、特点和发展,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出发,在不同方面反映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逐利性、灵活性和收益性,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与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密切联系。第一个案例“美国黑石集团的运作模式”描述了黑石集团作为行业领先者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方向,及其在引起轰动的上市过程中,如何通过复杂的法律结构和巧妙的契约安排来保持私募权益资本的优势;第二个案例“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私募权益资本投资”说明了美国机构投资者如何通过选择投资私募权益资本这种资产类型来优化资产配置,从而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第叁个案例“凯雷集团的发展及在华投资策略”则体现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是如何在逐利性的驱动下,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其投资策略的。第6章为中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发展方向。中国市场是国际私募权益资本进行战略布局的重点地区,而源自中国本土的私募权益资本也迅速崛起。国际私募权益资本有着资本规模和经验的优势,但在中国市场面临着适应国情,灵活运用投资策略的问题;而本土私募权益资本虽然能够灵活地适应政策、把握机会,但运作不成熟,人才匮乏。更重要的是,中国私募权益资本相关立法和政策远落后于行业的发展。而美国私募权益资本注重对被投企业的增值服务、私募权益资本投资机构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灵活有效的投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在制度安排上有限合伙制的广泛运用以及为鼓励长期投资而对私募权益资本相对宽松的税收和监管政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如果能够发挥出私募权益资本对其他层次资本市场和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则对中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意义更为重大。未来,中国私募权益资本会有更充足的资本来源,外资及本土的民营资本会加大投资力度,而国内机构投资者是正待开发的沃土;从投资机会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人口规模带来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长期投资机会,而不同行业进行升级或整合的投资热点则构成了短期的投资机会;在退出渠道上将不限于目前的IPO路径,而向着并购和二级市场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发展;在法律政策环境方面,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成熟,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会不断地出台并加以完善。第7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第一,美国私募权益资本以其灵活性和收益性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在逐利性的驱动下,美国私募权益资本除了自身的循环增值以外还存在着对宏观经济的循环促进效应。因此,发展私募权益资本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第二,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在解决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有效的制度安排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要挟问题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影响美国私募权益资本发展的四个层级制度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制度形成、结构和变迁;第叁,中国私募权益资本市场中海外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已经开始发挥引导作用,而中国私募权益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在于建立有利于私募权益资本发展的税收和监管政策,营造有利于私募权益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
尹福生[7]2004年在《风险投资理论与中国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支持创业的创新投资制度—风险投资以其投资行为的独特性及其与高成长性企业的特殊关联性在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实践中得以迅速发展,与这种投资行为相伴而生的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形态即风险资本市场。这种由传统资本市场演进而来的旨在为成长型中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市场,有着迥异于传统资本市场的特点。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参考并合理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对此问题的若干研究方法及观点,系统归纳和分析与风险投资相涉的若干关联性问题,对风险资本市场自身特点及运行规律进行探究,借鉴国外风险投资发展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微观领域的先进经验,分析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多维度地寻求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价值定位、目标选择与发展路径。最后,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建议。 除导论(第1章)外,论述分四部分逐次展开的。其基本线索是:风险投资的宏观理论归纳(概念、内涵及运行机制)→风险投资的微观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双层委托代理、治理结构)→风险投资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模式选择和支持环境营造。 第一部分为风险投资的基础理论部分。第2章,风险投资的定义和内在属性。首先通过回顾和梳理中外学者和有关组织对风险投资的定义,从投资体系的角度给出自己的表述,即风险投资是一种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通过对具有高成长性的新兴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最终通过股权的转让获取高额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然后在分析风险投资与传统的产业投资异同的基础上,阐述了风险投资的内在属性和特征,指出风险投资是一种支持创建企业的创新投资制度,不仅提供企业创立和发展的资金支持,还提供增值服务,实质上它是与创业相联系的资本经营过程,是未来大企业的培育机制。 第3章对风险投资制度生成和演进进行了分析。风险投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这里我把这个过程分成生成和演进两个阶段。其中,风险投资制度的生成着重论述
李国庆[8]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陈凯慧[9]2003年在《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课题。对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化工业国家和地区,还是我国,都经历了一个不够重视到重视的过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过20 年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从一元化已转向多元化,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迅速成长,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但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中,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的矛盾不断发展,占据 GDP63%和工业增加值 74%的中小企业只取得信贷资产的30%,国有经济仍然占用 70%的信贷资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权益资产融资和债务融资两方面都存在着“缺口”,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失效。如何有效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消除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是目前有效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论文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第一个层面对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深入地剖析形成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层面便开始逐章针对融资困境形成原因进行相应的对策研究,形成系统的、立体化的可操作的金融支持体系。 论文从实证的角度界定了中小企业的范畴,并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困境。目前存在的融资困境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重大的瓶颈因素。形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共性因素即中小企业信用水平低,银企信息不对称所致的信贷配给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特有的体制性原因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国有金融垄断条件下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对中小企业债务和权益资产融资歧视性政策,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不足,政府政策支持体系如抵押担保体系缺乏等。 论文介绍了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特点,并利用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理论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为寻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在中小企业面临的整个金融缺口中,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整,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在寻求外源融资时主要依靠银行这一间接融资渠道,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收缩以及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金融缺口是银行间接融资缺口,因此本文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国 I<WP=5>有银行、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中小金融机构等方面的金融创新,建立系统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体系。目前,在发达国家,非正式权益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和“第二板块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外中小企业的资本缺口。因此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建立与中小企业相对称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资本缺口的关键。本章主要从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建立二板市场、区域性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等方面来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金融有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之分。在目前我国存在着严格的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非正式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正式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大量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正式金融。基于非正式金融的有用性和风险性的特点,如何实施诱导性制度变迁,使非正式金融从不规范到规范发展,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通过对信用担保的经济学分析,建立相关理论前提,并通过对各个国家信用担保体系的比较分析,寻求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对策。总之,要从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体系、构建和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改造和完善非正式金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放松利率管制等方面来消除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利率管制等制约因素,从而形成一个包括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和不多层次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复合型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
徐郑锋[10]2003年在《中国风险投资体系与二板市场研究》文中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知识创新推动发展，而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机制为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进而从根本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风险投资作为金融创新工具，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叁方面：一是能够创造一种风险投资机制来识别风险投资项目，并形成项目群进行投资，分散风险；二是风险投资是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机制，它是一种权益性投资而不是一种资金借贷，以股权形式进入，以获得超额回报为为目的退出；叁是风险投资是资金与管理相结合的的投资，风险投资人在向风险企业注入资金的同时，参与企业经营，关注经营的全过程，这也是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融资方式的独特运作体系。 我国在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再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明显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利用风险投资这种创新的金融通道，加快资本社会化进程，在传统的投资主体之外创立一种新的投资主体，进行资本运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及时、切合实际的金融支持。虽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已经有了1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但是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叁方面：一是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出现法律法规的“缺位”和“错位”现象；二是风险投资的投融资机制不完善，风险资本的“入口”和“出口”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板市场迟迟不能开通；叁是制度不完善、不成熟，高新技术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法人财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上述因素是我国风险投资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基于风险投资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风险投资体系和构建二板市场的设想，并提出建立“有限合伙制”为主导的风险投资基金及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有机结合，形成多元化的风险资本退出途径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矿产勘查资本市场发展路径[D]. 刘月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2]. 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制度重构研究[D]. 程鹏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3]. 国际风险资本运作、退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D]. 戴志敏. 浙江大学. 2004
[4]. 加速我国科技产业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D]. 钱美芬. 浙江大学. 2007
[5]. 风险资本市场研究[D]. 樊五勇. 暨南大学. 2001
[6]. 美国私募权益资本研究[D]. 刘旸. 吉林大学. 2010
[7]. 风险投资理论与中国应用研究[D]. 尹福生. 武汉大学. 2004
[8].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9].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支持研究[D]. 陈凯慧. 华中科技大学. 2003
[10]. 中国风险投资体系与二板市场研究[D]. 徐郑锋. 昆明理工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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