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
关键词：企业职工；权威意识；管理行为；影响
一、现象与问题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A.Simon）曾强调权威在组织管理中的功能：“即便（组织内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它也能使一项决策得以制定和执行”。当管理者具备对下级的权威时，管理者权力运作的障碍就会减少，命令得到下级无条件执行的程度就会增大，管理的效率就会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导向是增强企业自主权和决策权，即将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对劳动产品的剩余索取权从政府逐步转移到企业。
二、企业职工权威意识的制度分析
权威指的是拥有控制他人行动的权力，如果行动者甲有权控制乙的某些行动，则行动者甲与乙之间就存在权威关系。权威是一种权力，但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力是比权威外延更广泛的概念，但权威一定是一种权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权威理论的开创者，他明确指出，权威的本质含义在于它的合
法性，合法性不是指符合法律，而是指一种让大家能够广为接收和认同的普遍价值观念。除此而外，权威还具有其他三种基本外在属性。第一，权威的服从性。恩格斯从社会活动的组织管理角度把权威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要素，“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第二，权威的制度性。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权威制度化在组织之间的层次上和决策一样，都可以看作是组织自身的功能。权威决定决策角色的义务，它是角色相互关系的制度化表现”。第三，权威的交换性。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权威起源于行动者之间权利的转让。如果权威关系的建立不是以行动者自愿转让控制行动的权利为基础，权威的施行就必须依靠强制力，即使在依靠强制力量维持的权威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具有权威地位的一方必须保证服从命令的下级在各方面的状况越来越好。
（一）国有工业权威结构
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国有企业权威结构是指若干权威主体（中央、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组织）之间的权力资源关系对国有企业组织或员工行为产生影响的宏观权威设置。在计划体制时期，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权威登峰造极，中央或地方政府几乎是国有企业惟一的权威源泉，整个国家如同一个企业，而不同的国有企业则如同一个个车间或生产组织。这一时期在国有企业中居于绝对地位的是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即一种国家经常通过在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强制灌输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来左右企业行为的权威。如此这般，计划体制下中央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神圣性权威”是至高无尚的，中央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项指示或一个命令都会成为国有企业存在、发展或消失与否的“救命稻草”。这实质是一种过度政治化的权威结构，国家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国有企业的行动逻辑几乎与政府的行动逻辑没有什么差别。计划体制下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在国有企业中全面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垄断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政府通过过相应的指导令性计划包揽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投资决策以及人事决策，国有企业仅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国家计划的执行者和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样，企业员工的行为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却与中央或地方政府某一项“指示”有关系，于是，企业组织或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首创精神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央或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扼制。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通过扩权让利和转变经营机制逐步向市场主体转变，在建立“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
从“身份报酬性权威”向“行为报酬性权威”转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华尔德是最早通过实证研究计划体制下中国工厂权威关系的学者。他用“新传统主义”概念来概括计划体制下中国单位组织（国有企业）的权威关系。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他认为，一方面，单位以拥有控制权和分配资源为特征，造成了个人对单位和单位领导的严重的政治经济依附；另一方面，在单位组织中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上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即一种在上下间（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建立的既包含“个人因素”，又夹杂着“非个人化道德信念以及正式的制度角色”的互惠交易网络。计划经济赋予了厂领导在组织生产和资源分配上的特权。厂领导有责任去动员广大职工，并且他们也需要依赖一些积极分子来为其特别工作；另一方面，普通工人也只能通过与这些领导建立和保持特殊的关系才能获益。这种融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特殊的互惠交易纽带，即“庇护依赖关系”也是一种带有交易性质的权威关系。由此可见，计划体制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权威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无权威依赖的权威关系。因为企业员工的工资标准、晋升工资的时间和条件、员工的主要福利项目和水平等，都是由中央或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一个人只要被招进工厂成为“固定工”，它就有了几乎不能剥夺的享受一系列资源的权力。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向单位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福利保障以及社会交往的合法身份，只要取得了“国有职工”身份，都享有大致相同的福利资源，这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企业内部关于员工行为的具体规定。由于企业管理者控制的“行为报酬”难以成为企业中多数人的行为目标，自然，它也难以成为管理者对多数人形成权威的资源。改革以来，随着“国有职工”身份变成了“企业员工”身份，管理者拥有了关于企业发展的决策权、人事权和分配权等重要权威资源，这些权威资源与普通员工的收入、晋职等“行为报酬”直接关联，深刻影响了员工在企业中的行为。
三、企业职工权威意识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市场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权威关系与权威认同变迁的“理想类型”及其制度基础。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市场体制下的国有工业组织权威一定比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加强或者弱化了。另一方面，也不是说随着体制转换，两种不同的组织权威是非此即彼的，二者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只是在不同体制下国有工业组织的权威结构、权威关系与权威认同的倚重有所不同而已。但企业职工权威意识的“理想类型”都具有其合理性的，都是特定“合法性机制”的产物。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具体来说，合法性机制是诱使组织采纳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制度力量，这一制度力量也称为社会承认的逻辑或合乎情理的逻辑中。具体而言，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企业职工权威意识的合法性制度基础。企业职工权威意识对市场化条件下的劳企关系（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受国家的委托，代表国家控制资源并根据国家的意志，通过“单位制”将其分配给企业职工，企业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企业职工也自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家做主”的“所有者”，理所当然从企业中合法获得各种利益。在市场体制下，随着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并以法人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企业管理者则以法人代表的角色行使着国有财产的支配权和经营权。企业员工与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二者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按照“劳动合同”结合一起。从此，企业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企业员工以“劳动合同“为法律依据从企业中获得各种属于自己的合法利益。但在国有企业内部，工会或职代会等
在制度设计上原本代表普通员工利益的组织，却往往没有真正成为工人向上反映合法利益的重要载体，普通员工向上反映合法利益的机制或途径实际上是缺失的。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组织权威的增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劳企关系，增加了普通员工通过非理性方式来集体维权的可能性。企业职工权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管理的低成本化思维。这种低成本化管理思维实质上延续了发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并在改革开放时期发挥到极致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的提高既要以企业管理者掌握的权力资源为基础，更要以从制度上保障企业普通员工基本的话语权、协商权、监督权与福利权等权利为依靠，这也是建构和谐劳企关系的制度基础。
结束语
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企业职工权威意识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参考文献
[1][蔡禾：《企业职工的权威意识及其对管理行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张军、王祺：《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3]李亚雄：《论国有企业的权威结构》，《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曾文奇，身份证号码：420103198303030012。
论文作者:曾文奇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8年第2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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