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职工要求什么样的退休保障制度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障制度论文,职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退休保障制度，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然而，职工作为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的直接承受者，对于这一制度的改革有什么看法呢？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又为政策制定者所需要。为填补这个空白，这篇文章将报告各类企业职工对城市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1998年6月， 广东商学院师生通过配额抽样方式，收集了广州市500 位职工对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收集不同性别、年龄和企业职工的意见，其配额矩阵规定，男女各50%，国营、合作（包括股份制）、外资、合资、私人企业各20%。五个年龄组，29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以上，各20%。我们用卡方检验考查了组间差异。下面是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关于改革的方向
当问及“您认为我国退休保障制度应该改革吗？”82%的职工表示同意。退休保障制度改革对不同的企业职工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国营企业职工来说，改革意味着“铁饭碗”不仅是从就业的角度，也从退休的角度被打破。对于外资及私营企业职工来说，改革为他们带来机会，使他们有可能参加社会退休保障系统。然而，我们没有发现不同企业职工的组间差异。但是，职工在自报健康状况和期望寿命方面存在差异。例如，自报“身体很好”的职工有89%支持改革，而只有77%的“身体一般或不太好”的职工支持改革。自认“寿命”越长的职工越倾向于支持改革。91%的“期望寿命超过80岁”的职工支持改革。相比之下，只有75%自认“寿命不超过71岁”的职工支持改革。
我国传统道德是“养儿防老”，家庭和个人为养老保险的主要负担者。当职工被问及“有人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和东方文化的特点，养老责任应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当起来，您同意吗？”只有26%的职工同意，表明城市职工在这一点上已远离传统道德。显示组间差异的有职业和住宅类型两个因素。销售／文秘人员（31%），操作工／劳工／服务员（40%），和“其它”职业者（29%）以及自己拥有住宅的职工（31%）更倾向于传统的养老方式。另外一个问题也强调个人责任，但是从与政府责任对比的角度：“有人说，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退休基金，劳动者应自己对自己的退休基金负责，您同意吗？”只有33%的职工表示同意，企业类型和家庭收入显示了差异。外资（39%），合资（38%）和私人企业（39%）的职工和家庭月收入超4500元的职工（46%）更倾向于同意这一选择。当问及“有人提议我国应由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者共同承担养老重任，您认为对吗？”77%的职工表示同意。其中，男性（82%）以及自认期望寿命70岁或较短的职工（87%）更倾向于同意这一观点。
我国退休保障制度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第一是“现收现付”模式：国家统一向职工征收社会保障，职工退休后按数年平均工资比例从政府领取退休金，如同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是完全积累模式：职工按法律定期存入一定额工资作为退休基金，并有权管理这笔基金的投资方向，政府则主要为职工自己的储蓄行为提供指导和帮助，智利改革后的模式即为此类（详见参考文献3）。 第三种模式是“部分积累”：企业和职工均贡献退休基金，政府统一组织退休基金的管理和投资。我国许多城市（包括著名的上海市）目前的改革就采用这样一种模式（参考文献5、6）。为行文方便，我们分别称这三种模式为美国模式，智利模式和上海模式。关于美国模式的问题是：“在有些国家，劳动者依法将工资的一定百分比交给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税。退休后，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基金得到一份退休金， 您认为我国也应学习这种制度吗？ ”64%的职工表示同意。年龄、期望寿命和企业类型显示了差异。越年轻的职工越倾向于同意美国模式。例如，78%小于30岁的职工同意美国模式，而只有57%大于59岁的职工支持美国模式，自认期望寿命短于81岁（67—69%），在国营（68%）、合作（78 %）以及外资企业工作（67%）的职工较倾向于美国模式。 关于智利模式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必须储蓄一定百分比收入作为退休基金，劳动者有权自己决定选择银行或投资公司对这笔钱进行长期投资。您认为我国也应学习这种制度吗？”64%的职工表示同意，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显示了差异。教育程度越高的职工越倾向于同意智利模式。 例如， 72%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支持智利模式，而只有23%的小学教育程度的职工表示支持。家庭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职工（69—74%）更倾向于支持智利模式。更多的职工支持上海模式。当问及“有些城市开展了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措施。以职工工资为基础，规定职工和其所在的企业分别缴纳一定百分比，记入职工个人账户，供职工作为养老金用，您认为别的城市也应采取这项措施吗？”75%的职工表示同意。职工的教育程度和住房类型存在差异。例如，中专（79%）和大学教育程度（82%）的职工表示同意的百分比高于平均数，同时，高于平均百分比的单位有住房（76 %）或租房借房（89%）的职工表示支持上海模式。
关于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许多学者提出应该修改法定退休年龄，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一种建议是推迟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或男女均65岁），因为这样更符合当前情况。目前使用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年代初制定的，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参考文献4、11）。另一种意见是提前退休年龄至少五年， 这种建议是基于劳动市场的压力（参考文献7）。那么职工的反应呢？ 当问及“有人提议法定退休年龄推后，男性推迟到65岁，女性推迟到60岁，您同意吗？”只有35%的职工表示同意，职工的年龄和性别没有显示差异。然而，其它一些因素，如期望寿命、公司类型、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示了差异。例如，48%自认比较长寿的职工（可以活到超过80岁）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在外资企业工作的职工最倾向于（48%）支持延迟退休年龄，而私人企业的职工最少支持这一提议（28%）。较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职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明显更倾向于（45%）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家庭收入在这个问题上有明显的正面效应，家庭收入越高的职工越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建议。例如51%的家庭月收入高于4500元的职工支持这一建议，而只有27%的收入少于1501元的职工表示同意。在调查中，我们还要求职工填写他们认为合适的法定退休年龄。关于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19%的职工认为应提前到“50—58岁”，48%的职工认为应保持不变，仍为60岁，而有33%的职工认为应该推后到62—70岁。下列因素显示了组间差异，期望寿命、企业类型和家庭收入，自认期望寿命长的职工以及家庭收入高的职工更倾向于同意推迟男职工的退休年龄。合作、外资和合资企业的职工也更倾向于同意男职工推迟退休。当问到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应该是多少时，28%的职工认为应提前到48—54岁，38%的人认为应保持不变，仍为55岁，而34%的职工认为应该推迟到57—80岁。职工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期望寿命、工作年限和家庭收入显示了组间差异。结了婚的（36%）、身体很好（41%）、期望寿命超过81岁（51%）以及家庭收入高于3501元（35—49%）的职工更倾向于同意女职工推迟退休。为现在企业工作少于6年（41%）或已工作11—15年（45 %）的职工也更倾向于同意推迟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对比职工提出的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可看出几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更多的职工相信女职工应当提前退休。19%的职工认为男职工应提前退休，而28%的人认为女职工应该提前退休。第二，大家提出的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段比男职工的长，女职工可能的退休年龄为48 —80岁，而男职工的可能年龄为50—70岁。第三， 更多的职工认为男职工应该保持退休年龄不变。48%的职工认为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仍应60岁，只有38%的职工认为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仍保持55岁不变。
关于退休保障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处于改革阶级，在职职工不免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有所考虑。当问及“您担心您退休后家庭收入不足吗？”61%的职工表示担心。下列因素显示了组间差距。年龄显示了倒U字效应，30 岁至49岁的职工（68%）最担心退休收入不足，结了婚的（63%）、身体不太好的（67%）、受教育程度低于高中（62—77%）以及家庭收入低于3500元（66—77%）的职工更担忧退休收入的不足。从职业的角度讲，比较担心退休收入不足的主要有工艺技术工人（76%），操作工／劳工／服务员（77%）和“其它”职业者（65%）。当问及“您认为养老金不足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73%的职工表示同意。期望寿命、健康状况和企业类型显示了组间差异，期望寿命短于80岁（75 —78%）以及健康状况较差（81 %）的职工比较担心养老金不足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有企业的职工（83%）最倾向于认为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合作制企业（62%）的职工最少同意这一推测。当问及哪种企业有最好的的退休保障计划时，有80%的职工认为是国有企业。职工性别、期望寿命、总工作年限和家庭收入显示了组间差异。女性（83%）。期望寿命短于71岁、工作年限超过20年（84—86%）以及家庭月收入低于3500元（82—93%）的职工更倾向于同意国有企业有最好的退休保障计划。当问及哪种企业有最差的退休保障计划时，有73%的职工认为是私人企业，15%的职工认为是外资企业。下列因素显示了组间差异年龄、期望寿命、职业、企业类型、工作年限和受教育程度。值得指出的是，相比而言，私人企业的职工最少倾向于（65%）认为私人企业有最差的退休保障计划，而外资企业的职工最少倾向于（8 %）认为外资企业有最差的退休保障计划。这说明职工也许对其它类型的企业的退休计划安排不太了解。我国的改革不仅改变了社会经济系统，也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某种意义上，个人作为新制度下的消费者和职工，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为适应改革后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教育成为必需（参考文献9、10）。对于退休保障制度改革也是一样。 如果职工个人对自己的未来的退休生活费用负有一定责任，他们就应具有一定的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知识，以便作出明智的决策。当问及“为帮助普通劳动者理解储蓄和投资对养老保险的意义和有效地为退休目的而储蓄和投资，您认为我国应该开展关于投资和储蓄教育吗？”90%的职工表示支持。职工的职业、工作年限和受教育程度显示了组间差异。比较其它职业者，高于平均百分比的行政管理人员（94%）、销售／文秘人员（95%）和工艺技术工人（93%）表示同意。工作年限呈U字型效应， 有5年或更短（91%）和16年或更长工作年限（95 %）的职工更倾向于支持这一建议。超过平均百分比的上过中学或大学（91—93%，不包括中专）的职工表示支持。当问及“如果有接受关于投资和储蓄教育的机会，您会参加吗？”78%的职工说会参加，职工的婚姻状况、期望寿命、总工作年限和现时工作年限显示了差异。没结婚的职工（86%）以及期望寿命短于71岁的职工比较倾向于参加储蓄和投资教育。参加工作时间较短（80—87%）的职工也比较倾向于参加储蓄和投资教育。
几点结论
第一，大多数职工对退休养老保障改革持赞成态度。在被调查的职工中有82%的职工赞成退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不但被认为是退休保障计划最差的外资、私营和个体的职工赞成这项改革，就连被认为有最好的退休保障计划的国有企业的大多数职工也赞成这项改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较为一致的态度，可能与以下几种情况有关：一是在1996年全国的“三资”、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职工中，处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高达98%。谁都知道，工伤、疾病也许有人能够幸免，但衰老却无一人能够避免。因而，这些企业的职工自然会很关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希望通过改革将自己置于养老保险网之内。二是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虽然具有最好的退休养老保障计划，但由于经营效益不高，亏损面逐年增大，难以支持巨额社会保险费用，拖欠现象严重，基金收缴率大幅度下降，许多企业的社会保障已是自身难保，因而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们也希望通过改革摆脱困难。三是在60年代以来一连串的社会保障改革中，各类企业的大多数职工已经认识到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的弊端，意识到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对其采取其认同态度。
第二，乐于接受国家、企业和个人多方负责的退休保障制度的人数较多。对于“现收现付”、“完全积累”和“部分积累”这几种退休保障模式，较多的职工乐于接收“部分积累”模式。有75%的职工赞成“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上海的退休保障模式。大多数职工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可能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退休人员迅速增加、企业保障已难堪重负这一实际情况有关。1952年， 我国只有退休职工2万人；1978年达314万；1983年达1300万；至1996 年光参加社会统筹的职工就已达2699万人。1952年， 全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为400∶1。至1997年，广州市区城镇从业人员为197万；退休人员有50多万（并且继续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从业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为4 ∶1。在这种情况下， 单靠“文革”中确立的企业保障或个人积累显然是不够的。
第三，职工对退休保障中的医疗保障较为关心。调查资料显示：职工的身体状况和预期寿命与退休保障制度改革的关联度较大。越是认为自己身体好、寿命长的职工越是倾向于支持改革。这也属情理之中的事。一般地说，“年老”则易多病，即使无病的老人也需要保健。社会越是发展，人们越是重视健康。鉴于此，退休养老保障改革中，应把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考虑。
第四，在退休年龄问题上虽有三种（保持、推迟、提前）不同意见，但认为应保持不变的较多（48%）。这也许是考虑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就业压力加大这两方面情况所采取的一种折衷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比较倾向于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当说，这是在体制改革中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在同一退休年龄上，博士毕业生要比高中毕业生少工作10年；而培养博士生的投入一般相当培养高中生的几十倍。因而，这种源于50年代的整齐划一的退休制度（在50年代大学教授也是例外的）不仅在工作年限方面不合理的，同时也是一种很大的人才浪费。
第五，被调查的职工普遍认为退休金不足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一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导致的退休人员的骤增；二是我国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退休待遇水平过高，大多数地区国有企业的替代率在80%—90%之间，有的高达110%左右。这样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在世界各国也是罕见的。 此外，还可以看出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例如：有80%的职工认为国有企业有最好的退休保障计划，75%的职工认为私人企业的退休保障计划最差；有90%的职工认为应该开展投资和储蓄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在退休养老保障体制改革中应加以注意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方面，由于改革实际上造成了多元利益体，导致利益多元化，因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同一问题所持的态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体制改革又给大多数职工带来实惠，同时也使大多数职工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因而赞成改革的职工占较大比例。这就要求我们在退休养老保障改革中，既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注意实际调查和深入研究，又要坚定改革的信心，加快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