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经济的成功实践——解析“浙江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浙江论文,现象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人们对浙江经济，特别是对温州、台州地区的经济性质有多种议论：有的认为是个体、私营经济；有的认为是民营经济；有的认为在浙江国有经济仍居主导和控制地位，因而仍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对浙江经济的总体性质，既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是民营经济或个私经济，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是国有经济，更不能认为整个浙江经济已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本质上说，浙江经济是一种民本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民本经济。因此，它不但仍属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谓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众为本位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源之于民、创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经济。从浙江的实际情况看，民本经济主要有以下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创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平等竞争为基本出发点。
——以民间积累、民间所有、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制度适当、机制灵活、管理科学。
——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鼓励支持、监督引导、主动服务为强大后盾和基本保障。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为主要分配方式，以依法经营、勤劳致富、富民强国、共同富裕为基本准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民本经济
自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提出了种种看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等等。上述提法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但都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告诉我们：“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正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马克思不但在《资本论》中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阶级关系，而且还从劳动交换形式的角度划分了人类社会所要经历的三个形态，并一一揭示了人的活动的特性及其对应的生产力水平。马克思指出：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亦即自然经济形态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第二大形态亦即商品经济形态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第三个阶段亦即产品经济形态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民本经济，其中一个重要的涵义，就是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本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官本经济”。民本经济之所以与“人本经济”不同，主要表现在人本经济的“人”是指抽象的人，是只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人。民本经济中的“民”，则是具体的人，是劳动人民，是公私兼顾、既有私利又讲奉献精神的人。为此，发展民本经济，引导广大民众依法经营、勤劳致富，可能会出现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距，但如果目标明确、法制健全、引导得法，加之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人民间可能会有相互竞争、优胜劣汰的内部矛盾，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
民本经济与“官本经济”之所以不同，主要表现在官本经济难以真正激发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单有国家的积极性、政府的积极性、领导的积极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难以稳定持久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选择民本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也能够从实践上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活力、潜力之所在，从而有望解决一直困扰我们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效率不高、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体制，民本经济也是史无前例的经济。任何剥削阶级的统治者都不可能真正树立民本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建党思想指导下的共产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着想，从而才能够真正领导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民本经济。
民本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浙江全省“八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0.55亩，温台地区只有0.3亩，自然资源缺乏，没有任何丰富的矿藏，号称“资源小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一直都把浙江作为前线。从1952年到1978年，国家投资仅有77亿元人民币，按人均算只有41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浙江也没有更多的特别优惠政策。但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浙江的经济迅速崛起，很快由一个“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由全国的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收入仅居京、津、沪之后。那么，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浙江经济为什么在客观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发展得那么快、那么有活力、有潜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得益于民本经济的发展。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种子”好：广大民众有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
这主要是山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恶劣自然条件所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尾巴”也屡割不断，甚至“泛滥成灾”。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发扬“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抓住机遇，趁势而上，较早地从家庭作坊、外出打工、鸡毛换糖、长途贩运开始，人自为战、户自为战、村自为战，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从“点状经济”到“块状经济”，从粗制仿造，到技术创新、“质量立市”……。就是这样一个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低到高的自我创业、自主发展、自由交换、平等竞争的过程，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弹棉花的、修打火机的、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使一些原本是以小取胜、以量取胜、以贱取胜、以薄利多销取胜的小产品和小市场，成了国内名牌、世界第一。
2、“土壤好”：企业能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以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基础、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导向的、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
浙江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由家族企业或合伙企业发展起来的。家族制、合伙制虽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但在企业创业和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企业的规模小、人员少、产品单一、管理简单，这种企业制度不但是合理的，而且也是有效的。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管理关系的日趋复杂，企业又必须及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目前浙江的许多企业，包括一部分家族制企业、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相继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公司制度。
浙江的民营企业从一出生就不存在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在浙江许多地区，例如温州、台州地区，不但没有出现过下岗职工找政府的情况，也几乎找不到因下岗颓废而练法轮功的人。
3、“气候好”：政府开明，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不争论、不压制，对各种民间经济的发展，从允许鼓励到监督引导，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思想不断解放、任务不断明确、职能不断转变、工作步步主动，使企业有了一个宽松有序、自由发展的良好环境。
民本经济的成长和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还要有政府的引导、协调和监督，其中包括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交易行为、分配制度、用工制度、税收制度等要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目前，浙江各级党委和政府正在根据“十五”规划的要求，引导全省进行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的第二次创业。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民本经济的引导和监督，为了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十分重视民营企业的党的建设、团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了有效地处理民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浙江省的有些县市还率先在乡镇建立了工会组织。所有这些，都是民本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民本经济的不断发展，浙江省各级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在不断发生转变。为了尽快改变过去以直接管理为主的方式，浙江省的各级政府都大幅度地减少了审批项目。对于目前按规定必须由政府审批的事项，许多地区设立了行政服务窗口或行政办事中心，实行“一个门进出、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审批”。政府实行类似这样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看起来人员少了，办事效率却提高了；权力小了，政府的威信却提高了；具体的事管得少了，宏观决策的水平却提高了。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时间少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机会多了；上访告状和拉关系走后门的人少了，各项服务工作更加主动了，个人和家庭生活也更加潇洒自由了。
浙江经济发展的上述三条因素，也就是民本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推而广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能真正树立民本观念，切实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发性、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上来；把经济管理的理念由过去的“要你干”变为“我要干”，把“我要你干什么、怎么干？”变为让“群众自己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振兴。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加强民本经济的理论研究
中国走发展民本经济之路，就必须加强民本经济的理论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和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我们已经不能完全固守传统的理论观点。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最近的“七一”讲话中作了精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同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
加强民本经济的理论研究，首先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这些经典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都体现了鲜明深邃的无产阶级民本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是民本经济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出发，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无疑是民本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领导方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阐述，应当成为民本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和判断标准。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建党学说，创造性地、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建党纲领。同时，也把无产阶级的民本思想阐释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更加丰富。
实际上，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不但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纲领，而且也是发展民本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首先要立足于从根本上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进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因此“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大力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民本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实现形式越高，由此所决定的精神文明水平就越高，文化观念就越先进。当家作主、满足需要、共同富裕、国家强盛，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的最大愿望和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把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民富国强、人民自由全面地发展作为民本经济的最终发展目的。
加强民本经济的理论研究，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还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提供依据。如果用传统的理论来分析个体、私营企业，很难跳出“私有制”、“剩余价值”、“剥削”等圈子，对于为什么说我国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就难以理解。目前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也有许多难题。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过去一直从经济理论到改革实践上混淆了国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实际上，国有制自古就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此外，国有，也不一定是公有；过去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国有，实际上就是帝王家庭的私有。而全民所有，是指全体人民共有，它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也是民本经济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因此不能等同于国有制。强调这两种所有制的不同，绝不仅仅是概念之争，关键还在于对于这两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改革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和思路。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把国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当作“国有企业”来对待，这是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把二者区分开，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就可以按照民本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在不改变其公有制性质的情况下，跳出现在的一些绕不开的圈子，找到一条更加切实可行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