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时间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形态论文,哲学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10－05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既指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用古汉语表述的传统哲学，也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用现代汉语思考和表达的一切哲学思想。由于这两种概念的意义不同，有必要区别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是传统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条件下，当今之中国已不可能有纯粹的“传统中国哲学”，有的只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即使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也是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现代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属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马和西马于一身，这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在今后若干世纪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温故而知新。让我们认真总结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经验，自觉地承担起继续发展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使命，踏踏实实地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
一、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经验
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是相对于古代形态而言的。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中国哲学”概念合法性的种种质疑是没有根据的。但应该承认，传统中国哲学的确是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形态。如果说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那么传统中国哲学就是“弘道”之学。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是Being，而传统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则是“道”，儒释道三家各有其道，道不同而共相谋。中国历代哲人“志于道”，以“闻道”、“知道”为人生目标，以“弘道”、“得道”为终极关怀，开创出一个与西方哲学的传统平行发展的、可与之相媲美的哲学传统。当然，中国哲学在古代并不是独立的科目，哲学思想散见在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古籍之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开始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
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可与先秦诸子相媲美的黄金时代。虽然社会充满动荡和苦难，但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和融合，为思想创造提供了勃勃生机。不但在文史和哲学领域，而且在科学领域，产生了辉煌夺目的思想和群星灿烂的学术大师。在现代中国的舞台上，发生了一幕幕至今仍在震撼着中国人心灵的哲学场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讲授与传播，到“中国哲学史”这门独立学科的创建；从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冲突和较量，到外国哲学的传播译介；从新儒家的复兴，到佛教精义的现代阐发。由于这一系列的思想变革，中国哲学才具备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形态。我们今天回顾这一个个历史场景，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条承前启后的思想脉络。这就是，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创造出适应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中国哲学新形态。
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和哲学大师们开创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还只是处在草创阶段，在很多地方还只是大致的轮廓和初步的设想，如果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能够持续下去，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开拓新的视域和方向，那么，中国后来的哲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创立为后世所称道的、可与强势的西方哲学相匹配的新哲学。但历史不容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过早地结束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走上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警诫，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首先应当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和错误的理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僵化、极端化，或把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中国思想对外开放的产物，是把西方和俄国的革命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创举。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一创举当成终结性的胜利，把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理论绝对化为真理的顶峰，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代替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用政治性的批判代替学术上的争鸣，走上了闭关锁国的绝路，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劫难。
其次。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立起来的做法。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就否认它与西方哲学史的联系，否认它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可以和传统中国哲学结合。持对立观点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其他哲学理论彻底划清界限，就会丧失指导地位，甚至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驳倒、所代替。这一种观点曾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来源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P4) 据此，所有的哲学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唯物主义代表历史上革命的、进步的阶级，而唯心主义代表反动的、落后的阶级。改革开放之前写的哲学史著作，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几乎无一例外遵从“两军对阵”的模式。西方哲学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注脚，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供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靶子，中国哲学史则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见证。这种做法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受益于其他新思潮（包括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研究）的历史事实，而且违背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
最后，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国古代文人有盲从圣人、死读圣贤的教条主义传统。除了固有的“土教条”，又有新近的“洋教条”。我们上面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但也要注意到，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教条主义。比如，研究孔子的就要成为儒家，但又没有儒家的德行和修养功夫，只能充当孔教徒和卫道士。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洋教条”，研究某个历史上的哲学家，就俨然是这个哲学家的“二世”；懂了一点希腊哲学，就言必称希腊；看了几本现代西方哲学的书，就张口胡（塞尔）说，闭口海（德格尔）讲。哲学中教条主义的实质是定思想于一尊，离开了权威就不会说话。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建设。力戒教条主义，就要做到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2](P371) “唯上”是把上级领导当作真理化身的政治教条主义，“唯书”是盲从圣贤书的本本主义。现在还要补充一句，不媚俗；媚俗是从众跟风的文化教条主义。 “只唯实”就是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路线，而且是具有批判精神、实践理性和现实关怀的哲学的应有之义，是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须臾不可缺少的根本大计。
二、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现实障碍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30年来，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新的解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等新的方向；并以积极的态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吸收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哲学史界突破了日丹诺夫的模式，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总结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流派得到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得以复兴，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了学术的春天。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被中断的学术黄金时代并没有得到续接，对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家（包括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家），基本上还只是“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我国现在的学术出版物以不亚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大概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指标。但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少有国际影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的创新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大多数研究“成果”是闭门造车，自说白话；很多“成果”只是简单重复，文风浮躁甚至发展到抄袭成风的地步。这些还不值得我们深省吗？虽然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开放，但我们的学术群体的心态却在退步，变得封闭起来，不如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开放，甚至还比不上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社会心态开放。这种封闭的心态难以归咎于制度上的弊端，倒是需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当务之急是要通过克服浮躁封闭的学术心态，认清和克服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大势可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形容。20世纪初期，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中国本土思想也激烈地分化和变革，各派哲学蜂起，纷争不已。50年代之后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这三大学科，从“一体两翼”的格局转变为“三足鼎立”的状况。 “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的文本研究及其专业化的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也将步履维艰。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学科分立带来的思想分崩离析的痛楚，哲学界人心思合，大谈“中西马的对话和融合”。但是，“中西马融合”谈何容易？有感于此，我的一位朋友做了一副对联，曰：“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这是在嘲笑空喊口号而不潜心钻研学问的浮躁学风，而不是说“中西马”根本不应打通，或不能打通。相反，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但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学贯中西”、“史论结合”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大话，而是一个人要穷尽毕生的精力和才华，一个民族要经过世代的学术积累才能达到的目标。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3](P585) 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也是如此，要在前人创造的成果上进行。在现有条件下，“国学”、“西学”和“马学”是“中西马”交流对话的平台。但出于狭隘的“学科建设”的思维定势，有人仍然要把“国学”、“西学”和“马学”归属于三个相互割裂的学科，如果不能归属已有的“二级学科”，也要新建一些“一级学科”来强化三者的学科壁垒。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又有人在为国学的“一级学科”资格而奔走呼号。如果我们回顾创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落伍的。
早在80年前，“国学”的倡导者就已经认识到，“国学”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吴宓指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他还提出了如何贯通中西的具体方案：“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是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就新文化，……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4](P88－89) 他要用国学的“正道”打破了“中学”和“西学”的隔阂，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西学固然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但它传播到了中国，中国人研究它，思考它，用中文翻译它，表述它，西学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与“国学”并行不悖，而且两者相辅相成。
“马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传播时属于西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实践相结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双重性，不能因为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否认它也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5](P382) “要精，要管用”的马列是意识形态，“少数搞专业的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长篇大论，是“马学”，属于中国现代学术，“马学”中的马克思哲学则属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解读，既然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就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事实上，真正理解了贯通中西的“国学”，也就理解了中国的“西学”的精华所在；真正理解了“马学”的精髓，也就能在与“国学”和“西学”结合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未来展望
马克思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6](P220) 马克思的“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意义。
“一般哲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世界哲学”指一般哲学适用的普世范围。历史上和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哲学派别或学说只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立的特定体系”，相互对立的哲学体系是特定时期和地域的学说。根据“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辩证法，我们不能离开个别的哲学来谈一般哲学，不能离开国别或地域（如中、印、英、美、德、法，以及希腊、阿拉伯等等）的哲学来谈世界哲学。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意味着，哲学的某一特殊形态可以包含并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范围的哲学，而不是说，任何哲学形态都只有地域性，没有世界性，更不可能具备普遍性。
现代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否认任何普遍理论和普世价值的可能性。受此类思潮影响，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学”的观念，一些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人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些西学研究者习惯按照西方时髦学说看中国，如此等等。为了突破学术群体的狭隘、封闭心态，有必要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普遍性和普世性。诚然，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既然是中国的、现代的，因而必然是特殊的，但这种特殊的哲学形态不是与其他哲学形态相对立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是开放的，博采各国、各家、各派哲学之长，加以综合，发展出适用于现代世界的普遍理论和普遍价值。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方向。
有人要问：这是可能的吗？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普遍性和普世性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需诉诸康德式的先验论证，只需从经验世界的事实中寻找答案。人类思想史的事实证明，起源于某一地域或族群思想，只要能够改善任何相信它的人的生活和环境，并能够持续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环境，那么这种思想就能推广到其他地域或族群之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普遍性；在世界各地交通越来越便利的时代，越来越大的普遍性思想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普世性。西方哲学在罗马时代即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但那时的世界主义还只是地中海世界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后，近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随着西方人发明的数学和科学的普世化，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理性假定、经验检验的原则，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原则，已经渗透在世界各地的现代社会准则和个人思维之中。西方道德、政治和历史哲学的某些学说或观点，如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取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取得越来越普遍的共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要比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更加难以认可，经常引起更多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哲学思想虽然起源于西方，但西方人发现的不等于说就是西方人所独有的，西方人发现的也可以是全人类共有的。同样正确的是，中国人发现的也可以是全人类共有的，我们不但要全面地认识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普世价值，积极地向全世界推广这些普世价值，而且要虚心地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人发明的普遍思想。这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有百益而无一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时，被它的敌人认定为只是西方人和俄国人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国情；当它在中国取得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后，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度被歪曲，被禁锢，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具有示范性的世界意义。历史事实证明，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作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就成功、就发展；相反，任何片面、狭隘、封闭和僵化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歪曲和限制。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创立，同样离不开西方哲学世界化的学术背景。从冯友兰、胡适开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属于中西哲学的良性互动，不能算作“全盘西化”，因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其建立和发展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一参照系，对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大不一样。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一文中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7](P593) 其实，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间互补的地方还有很多；而且，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也有很多互补之处，需要我们去挖掘、比较、综合。一些外国学者在“世界哲学”的名义下，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哲学，从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思想。[8] 现在，世界哲学还不是成熟的学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状况从反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学者如果拒绝承认外国哲学中的普遍因素，就不能认识到自己哲学中的普世意义；而没有世界哲学的自觉，也就没有相应的普世理论。
现在，有些中国学者之所以拼命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不过，他们正确地看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盛行，而中国哲学却在西方世界被边缘化。为了抗议中西哲学交流的不平等，他们选择了特殊主义的保护策略：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特有领域，不容西方哲学染指：貌似普遍的西方哲学在本质上也是特殊的，理应回到它们自己的领域。本文不准备分析这种保护策略的复杂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但要指出造成中西哲学不平等交流的语言学原因。现代汉语中的哲学词汇绝大多数是从日文引进的，以汉字与西语的哲学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在汉译西方哲学原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系统。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中西马三大阵营都使用这种话语，因而能够大规模地翻译、介绍、评述西学、马学和汉学的著作，理解、研究和传播其中的思想。这本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活力和优点所在。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局面却是，中国哲学的中文成果中的绝大多数不为国际哲学界所知。从长远来看，西方哲学的单向输入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深入发展是不利的。为此，中国人的哲学研究的中文成果需要尽快走向世界。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工作语言翻译、推广中国哲学的中文成果；另一方面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的外国人使用中文学习中国哲学，不但使用古汉语学习传统中国哲学，也要用现代汉语学习和熟悉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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