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期——90年代的德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年代论文,转折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君特·格拉斯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对长期以来遭到痛斥的德国文学 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个乏善可陈的阶段的结束。世界的目光终于投向了它——然而， 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这意味着德国文学1945年以来最重要 的代表之一得到荣誉，然而，他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靠的是他的已属于逝去的年代， 即战后年代的一本书，这本为作者赢得了世界级荣誉的《铁皮鼓》出版于1959年，即作 者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前四十年。
而当代德国文学又是如何呢?很久以来，人们读不到多少可喜的作品。随着1989年“柏 林墙的倒塌”，一个文学(注：这里指的是德国文学)的时期似乎也被打上了终结的烙印 。这是一个总结评述的时刻，其结果本来不应该得到这样低的评价，不该是这样毁灭性 的。前东德知名作家如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德德文学之争”中不得不面临着以前写作 的道德合法性这样一个难堪的问题，而在西方似乎也出现了相似的真空地带。重要作家 如亨里希·伯尔、彼得·魏斯、乌韦·约翰森等在80年代相继去世，随着他们的离去， 文学似乎变成了对社会而言的必要的回忆性工作。贬义的“意识美”这个词流传开来， 同时，在媒体文化中，文学的边缘化急速膨胀。博多·施特劳斯在《明镜》上发表的散 文《日益响亮的山羊之歌》(1993)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它体现了以下两点：对电子文化 主流的排斥和对德国战后文学的攻击，他们的“世俗转世论”已经像“某种派别对世界 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一样崩溃了。
评论家们在回答“德国文学将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时，像对待“德国文学还剩下什 么”一样的悲观。大多数年轻一代的作家们的作品已被证明在质量上是有所欠缺的，遭 到了否定，被认为不具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有的特征：趣味、反映作用、真实。成功的 作家如帕特里克·聚斯金德被指责为“逃避现实的邀宠文学”。“这样的作家，”文学 理论家海因茨·路德维希·阿诺尔德写道，“剥离了文学的基础，而且没有补充进任何 自己的东西(……)他们像自鸣得意的主妇擦拭柜子上小摆设的灰尘一样，满足于打磨肤 浅阅读的填料。”
在90年代末期，对德国当代文学的攻击明显减弱了，因为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喜的多 样性——尽管像克里斯塔·沃尔夫、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博多·施特劳斯、 君特·格拉斯和马丁·瓦尔泽这样的“大人物”持续为文学市场供货，但过去这十年的 文学史并不完全是由他们的作品构成的。瓦尔泽的长篇小说《保卫童真》、(1991)、《 跳动的泉》(1998)和沃尔夫的《美第亚》(1996)无疑当属这十年中最重要的长篇，但在 1990年前还藉藉无名的尤迪特·海尔曼、尤迪特·库卡茨、费利西塔斯·豪波、阿诺德 ·施塔特勒、英格·舒尔策、汉斯-乌里希·特莱歇尔和马修·拜尔等其他一些新秀的 写作主题和写作方式都是异彩纷呈的。因此，用前二十年用于给文学作品定位的“新主 体主义”、“世界末日灾难文学”或后现代派来给他们分期或大致区分派别是远远不够 的。80年代的末日情绪已经飞逝而去，后现代的阐释批评这一课也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共 同财富。
关于90年代的德国文学，我们至少可以形成这样一个观点，在所谓的“转折”，即德 国统一后这十年，德国文学再次转向“社会现实”，转向了八十年代许多批评家认为丢 失了的东西。但是，它的发生并不像某些文学评论家所希望的那样。当文艺副刊徒然地 期待着如黑格尔所言“在思想中抓住时间”的“伟大的转折小说”的时候，无数令这种 小说变得多余的文本出现了，因为它们向德国(欧洲)的现实和历史敞开了一个多元化的 、崭新的前景，且并未因此而创建“意识美”的新形式。在90年代的德国有各种各样的 诗歌环境，从正统的赠诗到以美国的流行剧为模板的“抨击诗”(Slam Poetry)。当格 莱夫以战争、暴力、思想与接受的普遍同步为主题的诗歌不断出现在视听媒体上的时候 ，我们在托马斯·罗森罗歇、凯尔斯丁·汉泽尔、库尔特·德劳沃特或是鲁茨·拉特诺 夫的作品中发现了东德的讽刺而怀旧的回顾，以及对“德国马克式生活”的冷嘲热讽。 转折后东德作家创作的诗歌证实了处于新的经济、福利和传媒框架条件下作家群的困境 。伏尔克·布劳恩的诗《财富》清晰地引用了毕希纳的话：“我还留在这里，我的国家 走向西方/向茅屋宣战，给宫殿和平/我自己向它踢上一脚/丢掉自己和那破烂的饰物/冬 天过后是欲望之夏/而我则离得越远越好。”
在过去这十年中，戏剧对社会的剧变也作出了反响，主要是对转折期和全球化这两个 主题——以悲观的论调——做了深入的探讨。弗兰茨·夏沃·克罗茨在剧本《我是民族 》(1992)中探讨了“仇视外国人、新纳粹、贫穷和懦弱”，汉纳·米勒的剧本《日耳曼 妮娅——死人身旁的幽灵》(1996)取材于统一前后的德国，以一个个漫画式情节构成了 一幅拼贴画。作品共同的中心更多的是这个世纪的历史给德国人留下的心理和道德上的 扭曲变形。如果说这些作品以打破幻想的方式讨论的是乌托邦式的目标的覆灭，尤其是 社会主义变为压迫性意识形态的畸形发展，那么博多·施特劳斯在1996年发表的剧本《 伊塔卡》则一反当时的主流，以讽刺、荒诞的手法反映了传统的丧失和精神危机，塑造 了一个代表公正和实现价值的秩序的奥德赛的形象。他反对“无国王”的无政府生活状 态，赞同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和谐、保守的乌托邦制度。
我在这里还要提出的其他重要作家有：唐克莱德·多尔斯特、莱纳尔德·格茨、迪阿 ·洛尔，以及格奥尔格·塔罗毕，他的描写大屠杀的作品对八九十年代德国戏剧的影响 几乎可说是任何剧作家比不了的，尽管他不用德语写作，但他获得了1992年的毕希纳奖 。
这一例子和生活在美国、其长篇小说《继续生活，一代年轻人》(1992)当属描写大屠 杀的最重要的自传体作品、并在德国获得数项重要文学奖的鲁特·克吕格一样，表明了 不仅德国与整个德语文学脱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证明整个德国文坛清晰地显现出了 全球化的趋势。90年代，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以背井离乡为主题的作品问世，其中最著 名的埃米娜·谢夫吉·奥兹达玛的散文已被评论界盛赞为“以德语写作的世界级文学作 品。”
在90年代，德国本土作家也讲述了他们的根的故事，对关于已灭亡50年的纳粹的讨论 起了重要作用。在表现这个主题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贝恩哈德·施林克的那部 登上欧洲许多国家畅销书排行榜的长篇小说《生死朗读》。它讲的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子和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数年后，男主角在一次审判中与她重逢 ，此时她作为集中营看守被指控。这部作品的新颖之处在于反映了两代人的纠葛，在于 受害者和凶手出自不同的回忆视角所表现的重心。与施林克不同的是马修·拜尔同样于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飞狗》。它将希特勒法西斯制度描写为一个利用技术和心理的 制度。一个受命于戈培尔的声学专家卡尔瑙通过全面记录各种语声和声响对人类语言和 灵魂的本质作出技术分析，通过他的强迫性幻想再现了媒体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对其观 念的全盘接受，以及其强迫人们达到意识形态统一的目的。
和施林克的小说，我们在90年代还可以读到无数自传体的一样品。它们是战后的一代 对怎样从内部来描写历史所作出的诊断，也是对这种探索的贡献。当彼得·施奈德在长 篇小说《交配》(1992)中描绘出“68年一代”的讽刺自画像的时候，F.C.德里乌斯的《 我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星期天》(1994)描写了一种处在权威控制下的童年困境。1954年 6月，在黑森州的一个小庄里，11岁的小爱国者从收音机里收听足球世界杯德国对匈牙 利的决赛。克里斯托夫·海因的长篇小说《一切从头开始》(1997)也勾勒了相似的氛围 ，尽管故事发生在德国的两个不同的部分，在这些故事中，每个部分都像神话一样出现 。90年代重要的自传体短篇小说还有汉斯·乌里希·特莱歇尔的《消失者》，它以讥讽 的口吻讲述了东普鲁士一个难民家庭的故事，尽管他们也参与了西德在五六十年代的“ 经济奇迹”，却无法摆脱被驱逐的噩梦。比尔吉特·万德贝克的短篇《牡蛎餐》(1990) 和《和平年代》(1996)讲述的是德国家庭从东部到西部的经历和“战后”的故事。
在前十年中，对德国历史和写作现状争论的激烈程度在年轻一代作家们的作品中表现 得更加清晰。凯尔斯丁·汉泽尔的短篇《运河旁的舞蹈》(1994)讲的是社会主义东德一 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故事中的“我”不但在处理家庭事务上失败，同时也由于这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的公正概念，她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失去了学业，成为 强奸犯的牺牲品，从而又失去了别人的尊重。凯瑟琳·施密特的长篇处女作《古纳—莱 纳弗森地区探险》(1998)，以艺术化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世纪的家庭传奇和编年史，以荒 诞的手法描写了原东德的日常生活。作者因其天才的女性视角犹显出众。托马斯·布鲁 西克的《像我们这样的英雄》(1995)是前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它讲述了国家安全部 一个工作者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家庭和国家机器联手使他的性格在“真正存在的社会主 义制度”中被扭曲。
一部这样的小说必然会引起评论界的不同反响。它和君特·格拉斯的《辽阔的原野》 以及托尔斯腾·贝克的荒诞小说《美丽的德国》同样并不怎么成功地获得了“统一后的 优秀长篇小说”的荣誉称号。贝克以2048年回顾的视角——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 欧洲被两大强国中国和巴西瓜分——讲述了昂纳克回到柏林的奇妙故事。而英格·舒尔 策则致力于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他在1998年出版的《简单的故事。东德各省 的长篇小说》由小故事组成：29个关于东图灵根一个小城的居民相互交织的插曲。与那 些没人会再写的“优秀长篇小说”相比，这些插曲更能让人体会对前东德人民来说意味 着历史性转折的1990年。
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一年，阿诺德·施塔特勒获得了德语文学最重要的奖项——毕希 纳文学奖。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不能归类于上一世纪的任何一个主流题材，因为他的创 作是以讽刺的口吻围绕着他本人的经历、他在南巴登地区的家乡来进行的。除施塔特勒 和上一世纪的其他文学新人之外，在千年之交，德国战后文学的重要作家再次处于公众 关注的中心：格拉斯不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准时在2000年推出了故事集《我的 世纪》。这本书可说是有很好的机会，至少可以节选一部分，将作者提高到“学院古典 派”的等级。还有马丁·瓦尔泽于1998年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仪式的致辞引起很大争 论，由此而引发的文学论战再一次涉及的是我们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在大众媒 体中，“我们的耻辱在持续”的观点使这个问题的讨论达到高潮，瓦尔泽指责媒体把奥 斯维辛工具化，使其成为“道德十字架”。关于这个问题的持久争论表明，在下一个世 纪，文学与历史的矛盾还在继续，也必然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