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间“清流”三群体与在朝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清议论文,清流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流”是指对朝政实行舆论监督的政治群体，这种舆论又叫清议。晚清时期，人们对于清议大体上有两种认识。比如：（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上》中谈到，“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1〕，“给谏”也就是给事中， “侍御”即御史，可见，郑氏认为清议是出自科道言官类的京官，是指“在朝”的、也就是官方的舆论而言；（二）王韬在日记中论及，“予谓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2〕，可见，王氏认为清议是出自庶人， 是指“在野”的、也就是民间的舆论而言。实际上，两种认识互为补充，所谓清议正是包括着“在朝”和“在野”这两个部分的。
清议历史久远，晚明时以东林党人的清议为主体曾出现过高潮。但清前期的文字狱却使清议一度窒息，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状况。只是到了晚清，清议才又复苏。
如果说在朝清议是以科道言官和翰詹讲官的奏疏为其主要表现形式，那么，晚清的在朝清议明显有过三个颇具影响的活跃期。这三个活跃期，若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即为清流党清议、“后清流”清议和“三菱公司”清议。
一、清流党清议
清流党是一个主要由言官和讲官构成的政治群体。其首领是军机大臣李鸿藻，成员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澄、何金寿、刘恩溥、张观准、张楷、邵积诚、吴可读、于荫霖、李端棻、吴观礼、夏同善、陈启泰、邓庆麟等。该群体清议的活跃期，在1877年到中法战争结束。
然而，对“清流党”这一称谓，该群体成员并无一人以此炫耀。张之洞在给潘伯寅的一封信里曾提到过：“有清议然后有党祸。……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3〕这显然已道出时人是最忌讳被指为聚合成某某“党”的，因为随之而来，便将是“党祸”临头。就是戊戌年“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对“党祸”也是着实畏惧。他在一封从京师写给四川家人的信中谈到，自己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并旨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可也正是“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4〕。 这些都说明了，即使是到了晚清，也没有谁敢于以什么党人来自居的。倒是备尝清流党人攻击之苦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私人信函中将该群体率先冠上了“清流党”雅号，〔5〕而后来曾在张之洞幕府做过事的辜鸿铭的著述中也出现有“清流党”的提法。〔6〕
清流党的清议，主要是反映在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
就对外而言，一是针对着中俄伊犁交涉中的崇厚签约问题，清流党人强烈主张严惩崇厚，以对俄作战换来废除里瓦几亚条约。无论是张之洞的“必改此约”〔7〕，或是黄体芳的“重治其罪”〔8〕，还是宝廷的“召知兵重臣入朝”〔9〕，“以主战吓俄”〔10〕， 都完全左右了当时的舆论导向。李鸿章不满之中发表的“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局外清议挑斥多端”〔11〕云云，则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二是针对着中法越南交涉问题，清流党人一致主战。他们不仅力言“非出于一战不可”〔12〕，建议“厚集南北洋战舰，分拨出洋梭巡”〔13〕，并提出了“联德”“拒法”主张〔14〕，而且有的成员还“具折奏滇桂边防紧要，自请带兵前赴广西”〔15〕。特别是李鸿章曾在复李鸿藻函中亮明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日前幼樵（张佩纶）来晤。……鸿章于越事，初不敢力主进取，实见得各省戎备未尽精整，或至一发难收。今山西挫退，敌炎正张，我军已扎北宁，洵如尊旨，只有增军缮备，一意坚持，以待事机之转。”〔16〕这表明，清流党人的清议对李鸿章的对外态度一度由主和转为主战起了不小的作用。甚至清流党人自己也受命赴前线，在战火中实践清议主张〔17〕。可见裘毓鹿指出的，在清流党清议的带动下，“尊王攘夷之论糜漫全国”〔18〕，的确反映了实情。
当然，清流党人的主战清议中也搀杂着不切合实际的成分。比如，有说应该跨海东征日本〔19〕，有说应该既东讨日本，又西击法国〔20〕，这些言论太偏激了。曾国藩曾经指出：“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21〕曾国藩是在1872年逝去的，他并没有看到清流党人的活动，然而所言切中清流党主战清议的缺陷。时间进入90年代中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同样道出了曾国藩评说过的这番话：“寻五十年来，……清流进议者，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22〕“不深维终始，高谈战事”与“轻言战争”句异意同。康有为是耳闻目睹过清流党活动的人。显然，“轻言战争”是清议的一个通病。
就对内而言，清流党清议又侧重于治吏、恤民、重法。
（一）治吏
面对“吏治日偷”的社会现象，清议指出，各级官吏中长期存在着“诿卸因循”、“疲玩”、“敷衍支吾”、“偷惰”、“泄沓”等“旧习”〔23〕。不仅如此，更存在着种种腐败弊端。腐败丑态有：贪污猖獗，如张观准揭露各府县公款亏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24〕；贿赂公行，如黄体芳揭露各省索贿有“节寿到任礼”、“季规”、“新水”、“帮项”等各类名目〔25〕；鱼肉地方，如刘恩溥揭露地方官“无端藉公”“摊派民间”，“约加正赋数倍”〔26〕；偏私徇情，如陈启泰揭露“大员执法徇私”，何金寿揭露“各省督抚委差委缺大半皆徇情面”，张佩纶揭露“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27〕等等。真是一个贪官污吏的社会，贪官污吏的天下。
对此，清流党人主张：一要“即行罢斥”那些害国害民的“奸邪”、“官邪”，更重要的是，必须“重治其罪”，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课臣职”〔28〕；二要提倡修养思想，教正行为，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肃臣职”〔29〕；三要“遣使查办”，并“据实纠参”各地方、各部门中“荼毒百姓，欺罔朝廷”的违法乱纪大员，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惩劣员”〔30〕；四要“拔擢”一些“以廉为本”的官吏，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在于“奖廉吏”〔31〕。
另外清流党人还认为，冗员问题对治吏的成败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指出，“吏治坏于冗员”，提醒当权者，整肃吏治“必自省汰冗员始”〔32〕。
（二）恤民
清流党人的清议在“恤民者，荒政之本”〔33〕思想主导下，重点是关注于赈灾问题。
清议呼吁在赈灾——恤民过程中，必须围绕着“济民食”、“筹赈款”和“遣流民”这三件大事，去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济民食”，清流党人建议，应该采取“设局平粜”、“暂驰豆饼北上之禁”、“购买洋米”、“禁烧锅”、“多分粥厂”等措施〔34〕。针对“筹赈款”，他们建议，应该采取“节用”、“开捐”、“放款”、“贷银”、“向洋商借银”等措施〔35〕。针对“遣流民”，清流党人认为，或者用“资遣出边”的办法“延其出路”，或者用“资送回籍”的办法“抚恤助耕”〔36〕，总而言之，对流民必须“妥为安插”。
清流党人还指出，灾荒年恤民，政府还应该注意到“清冤狱”，认为只有“省刑”、“释冤”、“覆囚”、“平反”，以及“重惩劣吏”，才能防止灾民因饥、惩交加激变为铤而走险〔37〕。
（三）重法
清议抨击冤案叠起的现状，呼吁必须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才能“正天下之口”〔38〕。如陈启泰披露出河南王树文案“避重就轻”，张佩纶强调办案必须“按例议处，以协刑章”，不能让执法违法的承审官员“逍遥法外”〔39〕。如张之洞、张佩纶弹劾审理四川东乡案的各级官员对“人命重案”却违法“轻纵首恶”，强烈要求朝廷“再加覆核”〔40〕。王树文案的平反，东乡冤案的昭雪，显示出清议抵制弊政的作用。
从上述清流党人的清议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的清议曾左右了朝野舆论，对那个时代有过相当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时人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留下了“清流横甚”〔41〕之语。
二、“后清流”清议
“后清流”是较清流党晚些时而出现的又一个政治群体，首领是军机大臣翁同和，成员有盛昱、老锐、沈曾植、王仁堪、王仁东、黄绍箕、丁立钧、文廷式、王鹏运、梁鼎芬、李慈铭、安维峻、张謇等。这些人的身份也多为言、讲官。
“后清流”继承了其前辈清流党人的外交思想中对外强硬这一主流，他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抨击主和外交论调，坚决主战，再现10年前清流党的外交思想。
面临甲午战争风云，清政府内部主和与主战的争论异常激烈。主和派屈辱畏敌，遭致社会舆论的攻击。“纷纷奏章”以及“万口交腾”，都表示出“誓不从倭”〔42〕，成为主战派强有力的社会根基。“后清流”在翁同和率领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簇拥着光绪帝，充当了反对主和的舆论先导。一方面，他们集矢攻击李鸿章。如志锐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要求另行“简派重臣至津视师”〔43〕；丁立钧领衔联合翰林35人上《请罪李鸿章》公折。清议斥责李鸿章“主和误国”，中心内容即如张謇倒李鸿章折所言：“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谋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恐兵事一定，较论功罪，恩怨起于朝局，邪说祸及将来，此则迫切忧危而不得不为辨奸之论者。”〔44〕一方面，他们坚决主战，呼吁积极备战。清议不仅主张“速筹战事”，“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威慑日本使其“有悔祸之意”〔45〕，而且从各条渠道敦促：“明发谕旨，对日宣战”〔46〕。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清流”成员对采用以夷制夷外交手段的认识，要比清流党人普遍得多，而且他们是明确具体地提出来的。如沈曾植、黄绍箕、丁立钧等“申议联络英、德”〔47〕于前，文廷式等38人联名呈递《请密联英德以御倭人折》于后，这样，清议明确提出了“联英德御倭”的主张。“后清流”在奏折中指出：“闻倭人军械船支多由西贡拨来，则其藉兵法人，已属共闻共见。彼既私合他国以谋我，我何能以一国独受其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中、日双方各自外交上的优劣态势，认为“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藉端与倭开衅之态，兵船五十余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弃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驭敌。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48〕。在这里，“后清流”指出了英、日矛盾和德、法矛盾，并从英、德各自的切身利益考查，认为现实中已显露出中国与英、德联合的趋向。当时，志锐也上过奏折，主张“联英伐倭”〔49〕，这似乎带有只联合英国就可以对付日本的倾向。
“后清流”联英德御倭的外交主张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继承关系，这就是，前辈清流在中法战争中曾提出过联德拒法，此时“后清流”中的大部分成员也主张抵抗日本需要联合德国，显然仍是利用了德、法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后清流”在奏折中特别提到他们所敬慕的前辈清流健将张之洞已经参与了“联英德御倭”的实施。这完全表明了，前辈清流人物与“后清流”在利用“联英德御倭”达到以夷制夷目的问题上持有同一观点，从而使后辈清流人物在精神上获得重要的支持力。
后辈清流人物与前辈清流人物在甲午时期，对主战和以夷制夷持相同态度，就前辈清流人物来说，这在李鸿藻和张之洞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当时李鸿藻在军机处里始终坚持必须与日本一战决胜负〔50〕。至于张之洞，一直到中日议和阶段，也在坚持必须采用以夷制夷外交方针。他的奏折强调说：“此时总须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为什么要“绝不吝惜”地去联合“英、俄、德诸国”呢？张之洞的观点就是：“无论英、德、俄酬谢若何，去中国较远，总较倭患为轻。”〔51〕
如果从对内的清议方面来看，“后清流”似显得就不如清流党那么广泛、具体了。他们仅仅是涉及到了吏治和教育两个问题。而即使吏治，也无非是重复清流党就冗员和停捐纳二事的老调。比如，黄绍箕在遵奉光绪帝之命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签注评论时，批语指出捐纳与冗员的弊端：“捐例盛行，每省道府以下少者数百，多几逾千，有不营缺而营差者。有缺之冗员可稽，无缺之冗员不可稽，蠹国殃民，莫此为甚。”〔52〕文廷式也指出，“仕途拥挤，人品混淆，颇滋流弊”，他在强调“捐纳非经久之制”的同时，要求将捐纳“概行停止，以维政体”〔53〕。王鹏运则有侧重点地建议：“将捐纳实官一项全数停止。”〔54〕要说“后清流”对教育问题的清议，倒是带有点新意。比如，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55〕；黄绍箕主张“编辑课本力求翔实”，认为应当“就乡土编课”，也就是以“本省通志”、“府厅州县志”和“各处乡土志”作为“编纂之用”〔56〕。
耐人寻味的是，支持维新活动的“后清流”成员，竟有反对在中国修筑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者。诸如翁同和要求“停办铁路”〔57〕；丁立钧提出“特降谕旨，将中国开行铁路一节，永远禁止，明著为令，庶以利民生而遏乱萌”〔58〕，将“开行铁路”污蔑为“乱萌”；盛昱不仅坚持“铁路决不可行”，甚至在《书铁路述略后》文中，冥顽地断言，“今铁路已开六十年，再阅六十年必败，吾已死，不及见，吾以字必不灭，或有人收拾之，将服我之先见也”〔59〕。
相对而论，清流党的清议活动，是完全以其自身的力量；“后清流”的清议活动则不然，其真正震动了朝野的，是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并且是作为帝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表现出来。
三、“三菱公司”清议
所谓“三菱公司”，是指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这三人，他们“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60〕。细分析的话，人们把赵启霖、江春霖和赵炳麟呼作“三菱公司”，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霖”、“麟”、“菱”谐音，一是“三菱”商标中的“菱”的形状，能恰到好处地给人以三御史棱角显露的直观印象。如果是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看待，那么事实上“三菱公司”同样以军机大臣为其首领，此人即为瞿鸿
。该群体清议的活跃期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
“三菱公司”清议主要是“参劾官吏”。最出名的就是披露“杨翠喜案”。
案件与歌妓杨翠喜有关，但内幕却直接涉及到了当朝权臣庆亲王奕劻。先是候补道段芝贵用重金买下天津大观园戏馆歌妓杨翠喜，并把她送给了载振。因为载振的父亲就是清末最有权势的庆亲王奕劻，所以讨好载振，也就巴结上了奕劻。于是没多长时间，段芝贵便越级得到黑龙江省巡抚要职，由一个候补道竟坐上了封疆大吏的位子。得知这一丑闻，素不满于奕劻贪污劣行的瞿鸿，授意赵启霖，马上弹劾段芝贵，以清议摧折“劻党”的政治根基。
赵启霖的《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折》指出，“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竟然“交通贿赂”，“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特别是这件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61〕。完全出人意料，清廷却以“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62〕为词，把赵启霖给革职了。
这样，赵炳麟又上《请宽容台谏折》，抨击对赵启霖的处罚不当〔63〕。“劻党”则得寸进尺，上了个《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折》，指名道姓攻击瞿鸿 “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64〕，致使瞿鸿被逐回原籍。
表面上看奕劻集团是赢了，但是社会舆论都同情“三菱公司”，为清议的遭遇鸣不平。迫于“台谏为耳目之官，现议院未立，公论不彰，大小臣僚所以稍知忌惮者，惟在言官之举发。……激励言官，如有见闻，务期直言无隐，庶几壅蔽尽除，忠良日进矣”〔65〕等舆论。清廷最终不得不将赵启霖“开复革职处分”。
概括起来说，“三菱公司”清议参劾出的官吏不法行为还有，如吉林将军达桂的“徇私溺职”〔66〕；大理寺少卿刘若曾的“托人代递职名”〔67〕；道员黄锡铨的“徇私朘削”〔68〕等等。
当然，“三菱公司”清议也涉及到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围绕着“整理国政”，主张“统一财权”，提出“将国税、地方税划分两项，而统其权于度支部”〔69〕；围绕着以农、林业促工、商业，要求“推广农林”，并“由农工商部详定章程，实行提倡，荒者垦之，童者植之”，建议对“讲求农林”的绅商“保护以收其利”，对“游惰不事生业者”应该“强迫以归于农”〔70〕；围绕着“除毒害”以“图振兴”，强调“禁烟期于实行”，建议“于京师设立禁烟总局”，“于上海设禁烟总会”〔71〕；围绕着“使绅民明悉国政”，要求“设印刷官报局”，创办官报，将“朝廷立法行政”，“公诸国人”〔72〕；围绕着以“讲求政学”为“治平之道”， 提出“开会结社未可一概禁止”〔73〕；围绕着“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人员皆定终身官，令其久于职掌”〔74〕。显然，这些都是有针对性地评说了财政、农业、烟害、报纸、结社以及司法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清议所包含的中心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即为预备立宪摇旗呐喊。
这里我们也必须承认，清政府对于“三菱公司”的清议，大部分还是能够认可的。比如对赵炳麟呈递的《司法人员官阶终身按次升转片》，上谕就赞誉说，“意在收司法独立之效，兼以杜夤缘捷径之门，用意至为深远。”〔75〕
通过清流党清议、“后清流”清议和“三菱公司”清议的历史足迹能够发现，它们都产生于光绪朝，而晚清的在朝清议又多与党争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时人的慈禧始终在“以清议维持大局”〔76〕的论断，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注释：
〔1〕〔76〕《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第65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王韬日记》，咸丰九年四月四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
〔3〕《张文襄公全集·书札》，卷1页19，《致潘伯寅》。
〔4〕《刘光弟集》，第287页，《京师与厚弟书》， 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李鸿章的《复曾劼刚星使》提到：对于郭嵩焘这个人，“政府景、李、王诸公皆与不合，清流党又纷纷讥谤”。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23。
〔6〕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清流党》。
〔7〕《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2。
〔8〕〔9〕《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页9，卷22页2。
〔10〕〔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32，卷20 页52。
〔12〕〔14〕〔19〕《涧于集·奏议》，卷2页28，卷2页22， 卷2页59。
〔13〕《光绪朝东华录》，总1388页邓承修折，中华书局1958年版。同出于此书的资料——〔23〕总483、562、783、1472页宝廷、 黄体芳、张之洞、刘恩溥折；〔24〕总263页，〔25〕总607页，〔26〕总527页，〔27〕总1216、771、1474页，〔28〕总562、1628页黄体芳、张佩纶折，〔29〕总783、1472、556页张之洞、刘恩溥、何金寿折， 〔30〕总768、1629页邓承修、张佩纶折，〔31〕总1448页邵积诚折， 〔32〕总1522、1473页陈启泰、张佩纶折，〔33〕总532张佩纶折，〔34〕总510、491、551、560页何金寿、张观准、宝廷、黄体芳折，〔35〕总559、551、390页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夏同善折，〔36〕总560、 391页黄体芳、夏同善折，〔37〕总533、551、562页张佩纶、宝廷、 黄体芳折，〔38〕总1562页张佩纶折，〔39〕总1237、1562页，〔40〕总754、529页，〔42〕总3582页上谕，〔51〕总3587页，〔53〕总3424页，〔54〕总3916页，〔55〕总4108页，〔56〕总5370页，〔57〕总2552页，〔61〕总5660页，〔62〕总5665页，〔63〕总5668页，〔64〕总5681页，〔65〕总5692页陆宝忠折，〔66〕总5738页赵启霖折，〔67〕总5629页江春霖折，〔68〕总5336页赵炳麟折，〔69〕总5956页赵炳麟折，〔70〕总5602页赵炳麟折，〔71〕总5615页赵启霖折，〔72〕总5648页赵炳麟折，〔73〕总5810页赵炳麟折，〔74〕总5799 页赵炳麟折，〔75〕总5799页。
〔15〕《
斋自订年谱》，见《近代稗海》，第13册，第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第397页。
〔17〕参见拙文《论甲申易枢后清流党人任海疆三会办问题》，《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
〔18〕裘毓麟：《清代轶闻》，卷4页19，《清流党之外交观》。
〔20〕李鸿藻语。见《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第889页， 台湾清水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版。
〔21〕《曾文正公书札》，卷33页9。
〔22〕《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8页，《上清帝第二书》， 中华书局1981年版。
〔41〕《梦蕉亭杂记》，卷1页6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3〕〔45〕〔4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页30， 卷14页40，卷21页24。
〔44〕《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 《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
〔46〕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47〕〔49〕《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日。
〔50〕《清史稿》，卷436，《李鸿藻传》。
〔52〕转引自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第135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8〕《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第442页， 中华书局1982年版。
〔59〕《意园文略》，卷1。
〔60〕胡思敬：《国闻备乘》，卷4，《三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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