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以quot;合作quot;为主线的新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主线论文,经济学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经济学精神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人以最大化追求作为经济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竞争为基础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其实，重视竞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合作”一直以“竞争”的另一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构成人类经济关系的另一道风景线。在未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合作”极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学的一条主线，导致经济学的革命。而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经济学的创立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又有赖于中国学术界的艰苦努力。
本文就如何领悟经济学精神，如何把握和判断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经济学精神的真谛
什么是“经济学精神”？我理解的经济学精神就是“节约、互利、均衡”。迄今为止的任何经济学流派，无不以此作为终极的价值追求。是的，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为什么？因为资源在任何特定时空条件下，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都是稀缺的，所以需要节约。所谓优化配置，就是物尽其用，不浪费，也就是节约。放弃了或失去了“节约”，经济学就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就是“节约”的科学。“节约”是针对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的。所谓“互利”，指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它既是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也是经济学本身的一种追求。经济现实中“互利”是普遍的。不同经济主体虽然有各自的利益，但是，不同主体的行为客观上互为条件。例如：市场供求主体之间就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当然，经济现实中，也有互害现象。经济学的追求之一，就是提出政策主张或制度设计，尽量把“互害”转化为“互利”或尽量减少“互害”。经济学的“均衡”不仅狭义地指市场供求相等（这当然是一种均衡），作为经济学精神的“均衡”，包括经济关系中相关方的妥协、公平，大家都能接受或过得去，没有大的冲突或矛盾，经济的和谐和平稳等，还可以引伸到和平。经济学的“均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例如：市场供求均衡；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平等交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经济往来；同代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及代际之间公平等。另一个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均衡，例如：如何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等。经济学既描绘经济均衡的图画，又不断地揭示失衡的现实。而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既有均衡的一面或实现均衡动量，又总是有许多因素导致失衡或阻碍均衡的实现。经济学的一切理论研究、政策主张及以此为依据的制度设计及其变革，都是追求经济“均衡”。可以说，经济学把“均衡”视为一种经济伦理，视为一种美。即使经济学揭露矛盾，揭示非均衡，也是为了实现“均衡”，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为什么”最大化追求不是经济学精神？这可能是有些人会问的。我的理解是：它虽然是迄今为止经济学较通用的基本人格假设，但是并不是经济学精神。一门科学的假设前提不能算是这门科学的精神。经济学承认人的经济理性，承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普遍性，但是并不赞赏和鼓励这一点。而是在此假设前题下，有更高的追求——节约、互利和均衡。“最大化”倒是与马克斯·韦伯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更接近，当然二者不相等。
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科学（是不是科学，由于科学划界标准不同而有不同结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作为一门科学，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认识、解释经济世界、参与经济活动的工具；而作为一种文化，对于人来说，是完善、美化自身、提高文明程度的因素。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必须不断文化自身，才能不断扬弃其动物性，变得文明起来。现代人的文明包括众多方面，拥有经济学知识，崇尚经济学精神，是现代人文明的重要内容。崇尚节约、力求互利、向往均衡，不是一般的功利，而是一种文明。假如社会上多数人都崇尚经济学精神，多一些经济学文化，我们的经济世界中将会减少许多浪费和相互损害，增加许多和谐。这正是现代文明人所应该追求的。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崇尚经济学精神，是人自我完善的内容，是人生本身的价值构成。
对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
从目前来看，经济学发展有两个主要特征或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模型越来越复杂，也使经济学越来越精致或精细化，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具体（包括宏观和微观的具体问题）。某个经济学家在某个具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往往被视为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或突破。另一种趋势是经济学的对外扩张或称“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也就是把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即古典和新古典的方法延伸或扩充到原来不属于经济学界区的领域中，从而导致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公共选择理论、新家庭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等都是对外扩张的结果。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都会有助于经济学的完善或扩大其影响。但是能否导致经济学的革命或重大突破呢？不可能。经济学需要数学，但不是数学，这几乎是人们的共识。把经济学无限度地变成数学，显然是走进死胡同，那些逻辑优美、复杂的数学模型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连经济学家自己都难以看懂，又能有什么用？经济学是实用性科学，不能解决或解释经济现实问题，其科学价值何在呢？显然，朝着数学化的方向不会导致经济学的革命。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不是说中国经济学界的数学水平已经太高了，高到了要走进死胡同的程度。我们离这一步还较远。在此是从经济学发展或创新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经济学的对外扩张也不能导致经济学的革命。尽管它的每一次扩张都让人们感到新鲜和兴奋，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相应的经济学家，相当一部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所谓“对外扩张”，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已有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确切地说，是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新的领域，尽管其作用不可轻视，但是就经济学本身而言，没有任何进步或突破。这种扩张是有限度的。还能扩到什么领域、扩大了又怎么样？套一个不确切说法：这是经济学的外延式发展。
什么是经济学的革命？由于标准不同，回答也不一样，对经济学说史的认识也不一样。我认为：既然是“革命”，必须是整个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或改变。它首先必须有经济学基本方法或其哲学基础的改变，然后是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对经济世界基本判断的改变。对某个具体总是的重新解释，某个基本原理的修正或具体方法创新是不能叫做革命的。如果说，对一个数学模型的某个环节做了改变或增加一个、两个变量也叫做“革命”的话，“革命”的意义就失去了。我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说史，能够称得上革命的只有那么几次：第一次是“斯密革命”，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创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第二次是“马克思革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创立了独立而完整的解释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变的经济理论体系；第三次可以说是“新古典革命”，从庞巴维克等的边际革命开始到马歇尔终结，创立的是“新古典理论体系”。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不是一次与其它几次革命并列的革命，只是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精确化。第四次是“凯恩斯革命”。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革命。它的哲学基础发生重大改革，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前者与“集体或集团主义”相联系，着眼于社会全局，后者与“个人主义”相联系，着眼于微观。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一个以宏观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完整的理想体系。新的一次革命还没有发生，尽管有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是他们的名字没法与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相提并论。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哲学基础，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
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的危机，没有看到哪个理论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但是，同时也预感到已经到了经济学革命的前夜。下个世纪的经济学必将发生革命，当然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对于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子来说，实在是挑战，也是机遇。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西方的，它也不能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既从科学发展，又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经济学的本土化”不仅仅是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来，而应该是中国人独创的经济学，确切地说，是创建“本土化的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这当然不是指建立起一个封闭的、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只具有中国意义的经济学，而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特征、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当然，它必须起码对解释和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有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理想前景是：在21世纪，由于有了革命性的贡献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中心或中心之一。这是有可能的。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迅速增长和发展。由此提出的问题也很多、很深刻，对传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挑战性。而经济学的革命和发展，根本上来说是由问题导向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学革命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扬。这种复兴和发扬必将推动经济科学和经济学文化的发展，甚至革命。所以，“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的。
迄今为止，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却没有产生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这本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的头脑。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也不是中国缺乏产生经济学的文化根基或哲学基础。因为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许多因素不仅不排斥经济学，而且为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营养。例如：道家文化的自然观，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法家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可以包容多派的经济学。谈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中，揭示了法国古典主义经济学（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为什么中国本土没有产生经济学？有些人认为是缺乏一种产生经济学的激励制度；有些人说是小农经济延续的时间太长，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而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些分析虽不同，却都有一定道理。我也有一种解释：中国长期在经济上领先于世界，过去确实是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稀缺问题，因而对经济学缺少强烈的现实需要。经济上出现困难往往是战争造成的，战争一结束，经济自然恢复，经济学文化水平低，军事文化很发达。到了18、19世纪，中国走上衰落之时，应该说，现实很需要经济学的产生，但是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西方既成为经济中心，也成为经济学中心。中国已失去了创建经济学的资格。所以，中国有资格创建经济学时，没有足够的需要或动力；有足够需要时，又失去了资格。
不过，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可以说，中国既有创建经济学的资格，也有强烈的现实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和判断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不能盲从，也需要审视和适应经济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经济学创新的突破口，从而做出革命性贡献。回顾经济学说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竞争为主线的，几乎所有主要的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竞争”这一轴心来构建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充满竞争气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同的生产者之间，供求主体之间等都是不同经济人之间为“最大化”而竞争。这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错了或不妥，因为经济现实中，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的经济学已充分揭示和解释了这些竞争，这正是它的贡献。但是，没有或没有来得及给予人类经济现实中同样重要的一面——“合作”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当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有论及过合作，没有任何理论研究，斯密曾经关注过合作，从分工的角度论述过合作的必要。现代的博弈论也论及了合作博弈。但是，这里所指的对合作的忽视，是指没有足够的理论研究，没有像揭示和解释“竞争”那样揭示和解释“合作”，更没有建立起以合作为主线的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其实“合作”与“竞争”作为人类经济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样重要的，却有不同的图像。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是以“合作”为主线的，这一主线的改变或研究重点的转移可能导致经济学的革命。这一转移可能性是人类经济关系中合作更多、合作的客观需要更强烈所决定的。竞争无疑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当然包括经济的进步的强大动力，但是合作也能起到同样作用，而且更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更能实现许多通过竞争所要实现的目的。不过单靠已有的经济学是不能完全解释“合作”的。“合作”能产生剩余，避免两败俱伤，这些部分地可以用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假设来解释。“博弈”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有限的工具。但是不能全部，甚至不能根本上解释。我们需要修改整个经济学的基本人格假设。“合作”不仅为了功利意义上的剩余，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或表现人性的另一面。“竞争”和“合作”，或者“好斗”和“好和”是人的本性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存一体。经济学应该，也可能从人的“合作”性出发，以此为假设前提，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要构建新的体系，需要人格假设的创新，从而必须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即哲学基础的改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更多地具有“和”、“合作”、追求人性和谐的因素。“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等思想，其实就是“合作”的思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文化基础。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不过，不能简单地把相关思想直接套用到经济学中去。经济学家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一些成分，再转化成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这一转化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修炼过程。
当然，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哲学基础，创建中国经济学，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经济学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的丰富。而且，必须吸收和运用已有经济学的一切成果。经济科学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中国经济学家需要认真地学习和理解已有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严肃、客观地对待所有经济学流派。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刮风”、“一边倒”，对待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也是这样。原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唯一科学，西方其它经济学，一概予以批判和否定。近几年又走上另一极端，极力推崇当代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关键的是这种“否定”或“肯定”并非建立在认真研究、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创建中国经济学还有大的障碍或困难的话，就是这种思维方法上的“走极端”、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