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的相对收益问题——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评析与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合作论文,收益论文,主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理论家们往往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某些关键性要素，建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套符合逻辑的演绎和推理，创建理论体系。其中，最为基本的步骤是将复杂的问题（事实）简单化，这是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然而，“简化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1])(P11)。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①，这种代价就是它们在研究国际合作问题时，由于在体系层次上探讨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问题而导致其研究视角的局限和解释力的欠缺。
本文将通过梳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相对收益的基本观点，指出它们对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的局限性及其解释力的不足，进而引入国内政治的研究视角，提出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新框架，从而更深入地探讨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作用和影响，弥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不足。
一、西方主流学派相对收益的基本观点及其修正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都涉及相对收益问题。两派理论关于相对收益问题的不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各自理论体系对国际合作问题的演绎和推理过程，进而影响它们对国际合作问题的结论。
结构现实主义虽然关注相对收益，但是认为，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对于对方相对收益可能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担心和恐惧，导致国家间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实现国家间的合作是困难的；即使国家间进行合作，也是有限的。华尔兹认为：“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展开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要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2](P105)米尔斯海默更是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3](P29)。
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相对收益问题，强调国家因为关心绝对收益，所以可以进行国家间实质性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个体是以绝对收益的提高为依归的，对绝对收益（我们都能获益吗？）而不是相对收益（我们能得到多少收益？）的关注”[4](P11)。因而，国家间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
在两派理论的基础上，一些美国学者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试图弥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不足。其中鲍威尔(Robert Powell)、施奈德(Duncan Snidal)、葛里格(Joseph M.Grieco)、格拉泽(Charles L.Glaser)和马修斯(John C.Matthews)等人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相对收益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并建立了各种模型，试图解释相对收益在国际体系中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他们对相对收益的理论贡献如下：
1.鲍威尔的相对收益模型和体系约束力
鲍威尔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绝对和相对收益》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分析相对收益的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新自由制度主义注重绝对收益和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相对收益两个方面的内容。鲍威尔多次强调这两个方面是这个模型的特殊形式，在不同的体系运转中，不同的方面会凸显出来。鲍威尔还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变量：体系约束力。他认为，在体系中，影响国家合作的重要因素在于，国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越大，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而且，国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与发动战争的代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鲍威尔的基本观点是，在不存在可能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国家更多关注绝对收益，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相符；但是在存在使用武力可能性的情况下，出于对合作方将来会将收益转化成对抗自己的力量的担心，国家将会更多关注相对收益，这一点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致。进而，鲍威尔指出，该模型在分析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华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够解释合作中的变化因素；二是无政府状态与缺乏合作并不呈现必然联系，但是无政府状态与体系中的限制力会导致合作的困难。[5]
2.施奈德的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模型
施奈德在《相对收益与国际合作模型》一文中，认为在参与合作者的数量只有两个的时候，双方会特别关注相对收益，从而阻碍合作的进行。但是随着体系中合作成员的增加，相对收益问题对合作的阻碍就会相应减少。在《相对收益最大化中的国际合作》[6]一文中，他认为有两种情况阻碍了国家间合作：第一种情况是在两极结构体系中，联盟内单元间合作的增强，合作方的收益不会对自身产生威胁，相反可以增强联盟对抗另一极的实力。因此在联盟内单元不关注或者较少关注相对收益问题，因而促进了联盟内单元间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果将造成国际体系中独立单元的数量减少，从而导致行为体更多考虑相对收益问题，进而阻碍国家间的合作。第二种情况是在国际体系中，只是少数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是相对收益的寻求者。但是，因为少数国家寻求相对收益，导致其他所有即使原本没有这样考虑的国家也不得不考虑相对收益的问题。这样，便阻碍国家间的合作。施奈德的结论是：在达到合作均衡后，由于多数国家会继续彼此间合作并报复不合作者，相对收益最大化者一般都不能推翻合作。相反亦然，如果体系形成不合作均衡时，只要有足够多的合作型国家，也会促使相对收益最大化者加入合作的行列之中。[7](P701-726)
3.葛里格对“囚徒困境”合作模式的修正
葛里格认为，现实主义的“囚徒困境”分析模式由于没有考虑相对收益问题，并存在忽视国家偏好等因素，因而缺乏解释力。他对囚徒困境模式做了修正。在葛里格的修正模型中，他把国家偏好、相对收益等因素考虑进去，强调相对收益在国际体系中对国家间合作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忽视相对收益问题的缺陷。[8]
4.格拉泽和马修斯的“累积性效应”
在分析相对收益问题中，格拉泽和马休斯共同提出一个重要术语“累积性效应”。所谓“累积性效应”，是指一个国家在当前获得了相对收益，并且利用该收益在随后与另一个国家交往中增强自身权力和财富。这一因素在持续合作模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当收益可以累积时，当前博弈回合中产生的相对收益极其重要；当收益不能累积或者不明显时，当前博弈中的绝对收益变得更为重要。在该模型中，他们强调一轮次的博弈对于下一轮次或者更长远的博弈的影响。[9](P186-197)
总之，上述学者都看到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相对收益论述的缺陷和不足，都试图完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相对收益的理论。但是，他们的研究范式仍然没有超越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视角，其贡献也只是在这一视角下的修补和添加。鲍威尔的研究模型是在综合运用两个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的。施奈德的模型建立在两极—多极的基础上，研究体系中参与者的数量对合作的影响。葛里格只是对原有的博弈模型加以修正，所不同的是将相对收益、国家偏好等因素考虑到模型中去。格拉泽和马修斯虽然提出了“累积性效应”问题，但“累积性效应”仍是在体系结构范围内进行的。也就是说，上述所有这些对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模型和论述无一不是在体系结构的视角下进行的，都突出和强调了体系结构因素对于相对收益的影响和作用。
二、体系结构视角的优点与欠缺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是整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们假设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在此基础上研究处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国家行为主体的不同对外行为。这种研究方法把国家行为主体看做是“黑箱”，不考虑其内部因素，只考虑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主体行为的决定或者影响作用。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分配结构对国家行为主体行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国际制度因素对国家行为主体行为的影响和约束作用。
华尔兹说：“创建理论需要构想一个模式，在其中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理论的诸要素则可以确切识别，从以事实研究为基础的对因果联系的思考，转向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事实的理论阐述，要实现这一转变，其间所面临的困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同的。为此，我们需要简化。”[10](P330)一个简约的理论是通过省略现实中某些要素和变量，突出强调那些在理论建构中所需要的关键变量，并找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出在此理论体系中符合逻辑的理论。这样构建的理论虽有因简化而表现的优点，但也会付出代价。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也是如此。
这种简约式的理论构建的优点在于：将其他变量作为既定的因素或不予以考虑的因素，从而突出了核心变量对于国际体系运行的影响力。这样，就能够对于国际体系中某一特定领域或特定时期特定问题的解释具有独到的见解。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忽略了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国内制度等因素，或者将这些因素看做是既定的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不予以考虑。这样便达到了突出权力因素在体系结构中对于国家行为主体行为的作用和影响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在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清晰地看到在体系结构中国家行为主体行动的逻辑。华尔兹认为：简约的结构定义，使人们能够设计出一个只拥有少数变量的说明性理论体系。如果增加更多变量的话，那么解释模型就会变得较为复杂，敏锐的理论就会被大量的描述所代替。[11](P330)
然而，简约理论的欠缺是明显的。上述学者对相对收益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就是最好的说明。特别是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不像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只有某一个关键变量在起作用，而其他变量是既定的、不变的，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认为既定的、不变的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有可能对于国际体系运行的影响力比某些理论家所设定的核心变量更能对体系或对体系中的重要单元起重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因素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如果忽略不计，简约理论的解释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因此，相对收益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的限制。其最主要的限制是，它们对相对收益问题的分析忽略了国家内部因素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从而导致解释力欠缺的问题。这种欠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收益理论的假设和结论解释力不足，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国家间广泛合作的事实；二是体系结构的研究视角单一，忽略了国家中次国家行为主体对国家间合作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关于假设和结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相对收益问题是一个总体的、假定的、笼统的、简单的结论性分析，两派理论把相对收益或者绝对收益作为国家行为的偏好，并相应简单地推论出理性的国家因为对于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的不同偏好，而对合作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而造成不同的行为结果。结构现实主义的结论是：国家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的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结论则是：国家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的合作。
事实上，上述两派观点都不能合理地解释当前国家间广泛合作的一些事实。以中美关系为例，如依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中美根本不可能进行几十年的合作，更不可能在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依然持续进行相互间的合作。依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国家间只注重绝对收益而忽视相对收益问题，就难以解释中美之间如此多的贸易摩擦、军事猜忌等情况。因此，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关注相对收益的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家更多关注绝对收益问题，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在现实的国际合作中，国家不可能只关注相对收益，而不与他国合作。国家也不可能只关注绝对收益，而将相对收益问题放置一旁。因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或者说有所欠缺。
其次，关于研究视角的局限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对相对收益问题的研究视角是体系结构的视角。这一视角下的研究突出了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相对收益对于国际合作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在它们那里，国家行为主体是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而事实上，国家行为主体并非一概如此。由于研究视角的原因，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相对收益问题的分析，忽略了国家内部各要素之间互动的事实，特别是国内政治中各种力量互动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毫无疑问，体系结构的研究方法可以突出体系结构之于相对收益问题的重要影响，但是同时也忽略了以国家内部因素为关键变量的相对收益问题的研究，这也是目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内政治研究视角的介入
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主体运行的机理基本上是这样的：体系结构作用于国家行为主体，国家行为主体实施对外决策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国际体系再作用于国家行为主体……如此反复无止境。很明显，在相对收益对于国际合作关系影响的问题上，目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着重强调体系层面或者国家互动层面上的动因。换句话说，体系结构因素是自变量，国家行为主体是因变量。在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主体的互动中，它们所忽略的问题是：国家行为主体是怎样根据相对收益做出决策，从而对体系产生影响的。在此问题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采取的方法是把国家“黑箱化”处理。这样，便导致了上面所指出的结论解释力不足和研究视角局限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将从国家内部运行机理的角度来探讨相对收益对于国际合作的影响和意义。
从经验事实来看，国家内部通过一系列博弈形成的决策直接作用于国际体系，直接而迅速；相反，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间接的、缓慢的。针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相对收益问题研究的欠缺，有必要把国内政治结构与过程作为自变量，把国内政治结构与过程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作为因变量，在单元层次上从国内政治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寻求解析相对收益问题未能阻止国家间合作的原因。
在对相对收益问题的研究中，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是把相对收益作为统一的、理性的国家行为主体的偏好。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行为主体的偏好在于在合作中获得相对收益，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做出相应的修正，认为国家行为主体的偏好在于在合作中获得绝对收益。如果延续这种思路，继续讨论国家的偏好到底是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国内政治研究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国际合作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国家选择与他国合作的决策越来越普遍。在国家内部，虽然政府是对外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但是国内政治和社会中各种力量互动的诸种因素对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对收益或绝对收益的观点已经难以解释许多国家选择与他国合作的现实。
对此，多元论者批评说：影响国际体系的种种对外决策并不是由民族国家（被认为是理性的单一的行为体）做出的，这些只是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抽象的东西。相反，各种决策是由个体和群体在复杂的政府官僚体系中做出的。各国政府用国家的权威行事，并且常常由于政策观点不同而在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12](P192-193)在这里，多元主义明确指出了被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即国内因素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的重要影响。
多元主义者的批评启发我们，在研究国际合作的相对收益问题时，仅仅探讨体系结构层面上的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国内层次上探求相对收益问题对于国家间合作的影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较全面而准确地把握相对收益对国家间合作的意义。对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大师基欧汉也认为：“我们需要更好的关于国内政治的理论……使我们可以以系统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许多关于外在的已定的外交政策事实的数据添加到理论上更严谨的国际结构模式分析中，来弥补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13](P155)因此，引入国内政治视角来探讨相对收益对于国际合作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
以国内政治视角作为出发点去分析相对收益怎样影响国家间合作，以及如何影响国家间合作的研究就是华尔兹所说的还原主义方法（分析性方法）。所谓还原主义的方法，就是“将整体还原为分离的个体，然后检验各部分的性质和彼此间的联系。对整体的理解是通过对处于相对简单状态的各要素的研究以及对其联系的观察得来的。……诸多因素被结合在一个方程式中，并成为陈述某种因果规律的变量。这些被分离、并就其简单状态被加以理解之后的各要素被重新合并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分析性方法”[14](P39)。据此，在引入国内政治视角研究相对收益问题时，应该找出国内政治中哪些因素是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政府决策，进而探究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国家间合作的。
从国内视角来探讨相对收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和意义，不仅是对相对收益问题做进一步的理论探究，而且也打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行为主体“黑箱化”的处理。进而，将研究对象从统一的、理性的国家行为主体转到更为具体的、复杂的诸如政府、政府机构、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上。这也正是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所建议的：“为了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例如和平的可能性、冲突的根源和国家间的合作的可能性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必须将国内政治分析系统地带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15](P141)当然，采取这样的分析视角必须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主体的假设做必要的修正或削弱。因为，修正或“削弱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假设可以导致新发现的产生”[16](P148)。
四、国内政治研究视角研究框架的构建
当确定了从国内政治视角探讨相对收益问题对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影响，寻求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中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对国家选择是否合作的影响后，就需要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构建研究框架。其构建的步骤如下：
首先，将国际层面或者国家间互动层面的因素视为给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系统层次的影响不存在或是异常微弱，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分析性方法才是充分的”[17](P39)。因此，在新研究框架的构建中可以把国际层面的因素视为给定的不变因素，而且可以假设国家间互动层面的干扰性因素的影响很小。
其次，寻找国内结构与过程中影响国家决策的相关要素。在国际层面上的因素被视为给定的不变因素后，国际合作相对收益的研究框架就放在了寻找国内结构与过程中的相关要素上。所谓相关要素，是指那些对国家行为主体的对外决策产生影响，并对该国选择是否与他国进行合作产生作用和影响的要素。在复杂的国内结构中，政党、社团、领导人、利益集团等要素都可能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选择哪个或哪些要素是这种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过多将会面面俱到，不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而且会因为要素过多而陷入混乱，导致解释力的不足。对此，“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则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奥卡姆剃刀原则指出，除非必要，勿增实体。人们应该选择尽可能简单的解释。”[18](P25-26)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在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影响国家决策的最主要的一对关系。因此，国内政治视角的研究选择这对关系作为相关要素构建研究框架。
再次，确定影响国家决策的核心要素。所谓影响国家决策的核心要素，是指其对国家间合作关系所起的作用在国际体系中其他任何要素都不可能替代的要素。同时，该要素体现了国内政治的运作并决定着国家是否与他国合作的选择，以及该国与他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据此，国内制度安排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影响国家决定国际合作与否的核心要素。国内制度安排由两个主要要素决定：国内制度和政府，它们属于国家层面上的要素。利益集团是典型的社会力量，是社会层面上的主要行为体，属于次国家行为体，它是作用于国家层面上重要的社会力量。虽然国内制度安排和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对于国家行为主体选择合作与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是国内政治视角研究相对收益问题的主要内容。
需要指出，把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是非常必要的。其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力量。虽然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活动能力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利益集团。无论其能力强弱，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家决策，并不同程度地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无论采取何种政体的国家都存在利益集团，它们都在以各种方式设法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同的只是各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能力、范围、深度不一而已。可以预见，随着各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利益集团对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和作用将日益增大。
最后，确定研究的基本框架。基于上述对利益集团作用的确定，以及政府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的主体作用，国内政治视角对国际合作相对收益分析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路径就得以确定。这个基本框架和研究路径是：首先探析利益集团与追求国家利益的政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随后考察它们对待与他国合作的可预期的相对收益的态度，接着研究它们如何协调、取舍与权衡相互利益，进而探讨其对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从而说明它们对国家间合作关系影响的问题。
在上述国内政治视角分析框架下研究国际合作相对收益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国家决策是否与他国合作的问题上，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政府与利益集团这对核心要素的互动和博弈，在某些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家间是否合作的选择，并非单纯地出于如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是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或是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言的是对绝对收益的考虑。
注释：
①由于这两个学派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代表，本文将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称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或西方主流学派，其理论也称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