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青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研究经过了数十年积淀，形成了累累成果，也产生了若干认识青年的视角，如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乃至哲学的视角；这些不断丰富着的青年意象，也驱动着青年不断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从而为青年研究再度展现出新的研究内容，这样，青年和青年研究实际上构成了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某种意义上，要了解青年，就需要了解青年研究的成果；而要了解青年研究，也必须了解青年。由于哲学为我们了解青年和青年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而现象学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哲学视角之一，它无疑可以为我们认识青年和青年问题提供若干新的哲学启示。
一、青年何谓：从传统视域到现象学
青年研究的起始问题就是“青年是什么”或“谁是青年”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青年学等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从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影响着政府对相关青年政策的制定和青年问题的解决。迄今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即使不能说汗牛充栋，也可以说众论纷繁。
在传统视域中，关于青年何谓，较为“权威”的解释是联合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布的一份有关青年状况的报告中的说法：青年是“一个从具有依赖性和不成熟性的幼年时代到具有权利和责任的成年人的过渡阶段”[1]。此外，国内学术界则有大量的关于青年本质的描述，比如“青年是处在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人格基本形成和社会自立初期阶段的人”[2]。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青年”一词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青年”指的是那些处于幼年期和成年期之间或等同于青年期的人；另一方面，“青年”指的是缘于特殊年龄阶段而具有一些独特性的人，比如有活力、有朝气而不成熟等特点。因此，就“谁是青年”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中的诸种不同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强调青年是具有某些特点的个体或群体，这里称之为“特点说”；另一种是处于某一年龄阶段中的个体或群体，这里称之为“年龄说”。
总结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等学科中的观点可以发现，所谓青年，指的是生理发展、心理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处于从不成熟阶段到成熟阶段之间的个体或群体。生理上的成熟一般是以性机能的成熟和第二性征的出现为标志，心理上则以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为标志，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个体社会化的完成，这时候以成家立业等事件为标志，个体完成了从青年到成年的转变。基本上，符合以上所描述的特征的个体或群体都被视为青年。
另一方面，由于研究青年所依据的学科不同，青年的年龄界限也因此出现不同的跨度。“生理学将标志生理成熟的青年期的年龄，限定于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之间”[3]。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则依据人在生命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的不同而将青年期的年龄限定于十二三岁到二十八九岁之间，其上限甚至更高。
此外，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政府出于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对青年的年龄界限作了明确的划定。比如北美大陆和日本青年的年龄界限是12-25岁，罗马尼亚是15-29岁，中国则是14-28岁。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青年”概念的界定可能由于不同学者、不同国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与传统视域不同，现象学为我们看青年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现象学是20世纪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狭义上的现象学包括由胡塞尔本人以及其早期追随者如海德格尔等人创立的理论，广义的现象学还包括种种受其影响的现象学原则和方法体系，本文的现象学指的是狭义上的现象学。关于现象学，在胡塞尔看来，由于哲学应该是“作为严格的科学”，即哲学应该追求真实的认识以接近实事，由此作为哲学的现象学的目的就是“回到事实本身”，或追求方法上的“明见性”。胡塞尔从其老师布伦塔诺那里继承了意识的意向性概念，认为“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句话同时意味着承认一个不受意识影响的自然世界存在。由于“意识”在胡塞尔那里是不同于世界中对象的主观相对存在的绝对存在，由此对对象和世界的追溯和还原就回溯到了意识的有动机的超越上，这样一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总体上就具有一种构造的特征。实际上，胡塞尔要描述的问题是：“本原体验的意识是怎样在它自己面前建立起对象的存在，这些对象而后又作为自在存在之物显现给它”[4]。胡塞尔晚年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引入其著作，使得现象学成为“探讨生活世界中的现象，就是探讨现象在生活世界背景下呈现给意识的东西”[5]。后来，在胡塞尔那里只是作为意识相关项的“存在”，却变成了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的起点。海德格尔反对胡塞尔那个超验的“自我”，“意识总是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6]。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了此人在世界中实际地生活着，“生活”概念也因此表现为人的操劳。
现象学认为，世界不单单存在，它还显现出来。从历史的角度看，“青年”概念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由于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个体从幼年到成年的转变过程也逐渐延长，因而在人生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即青年期，这就是青年概念的由来。“青年学”等学科对青年的界定和青年本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青年期人的生理心理等特征的分析，尤其是对青年期的时间跨度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人们对青年概念的一种“客观性要求”。在这种客观性的驱使下，人们根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乃至统计学等知识来分析青年。于是，青年成为一种“客观对象”，这种客观对象不仅仅存在，它还显现给人们。
但是，如果相关的青年研究者只是让这个“客观对象”自行显现出来，这个自行显现出来的青年毕竟只是一个空洞的现象，它存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因此，问题不仅仅是让青年作为现象自我显现出来，也在于让它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显现出来。于是，这个对象向各个不同的角度的映射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形状，人们也就发现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青年定义和青年学科。
然而，“青年”本身并不因为其本身在各个方向的显现而成为不同的存在物，这个“青年”始终是同一个青年。这个“客观对象”呈现给人们的那些杂多方式是否正是人们所希望它自身显现出来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就是研究者对青年的认识是否是研究者自身所乐于发现的，它使得我们对青年乃至其他对象的研究常常是主观愿望在先，认识成果在后。比如，那些持“年龄说”观点的研究者常常是因为相信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才认为青年的本质是青年本身所显露出来的与其他年龄阶层的人所不同的代际特征。然而，就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这个口号来说，它所主张的无非是要让人从显现的东西那里如它自己本身所是的那样去观察事物。这样一来，那种如人们所愿而“显现”出来的东西还是青年自身所是的东西吗?
要避免青年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并不容易，正如胡塞尔所说的， “任何一个空间对象都必定是在一个角度上、在一个角度的映射中显现出来，这种角度……始终只是单方面地使该对象得以显现”[7]。当那些从事青年研究的工作者试着从心理学、生理学等角度去研究青年的时候，他们那些已有的学科背景知识会不自觉地变为“上手”的工具，成为“解剖”这个对象的手段，他们的主观愿望、连同他们的其他知识背景成为研究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出发点。毕竟，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总是基于已有的对类似事物的联想，认知总会不完全是新的。所以，孔德才会认为青年科学不是一门特别独立的学科，因为“青年学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资源才能解决自身问题”[8]。
那么，一门独立的青年科学是否可以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使其自身的基本问题变得明晰、现象学对“明见性”的追求是否有助于弄清楚青年的本质?如果要让青年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显现出来，就需要把那些有可能影响其自身显现的因素“悬置”起来。“青年”一词本身就意味了老年和幼年等年龄特征的人的存在，同时作为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年龄阶段本身也意指了人的其他属性的存在。所有的这一切，连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大全”。尽管人们在观察青年的时候这个“存在大全”并没有作为“课题”全部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但它却作为一个地基在背后悄悄地起作用，影响人们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样一来，对这个“存在大全”的“悬置”意味着对这个基地采取一种“中止判断”的态度，这个“存在大全”并没有因为被“悬置”起来就消失不见，它存在着，但人们对它不置可否。这样的“青年”不但要放弃一切自然物的存在信念，还必须“悬置”一切有关某一现象的所有前认识和前理解。也就是说，对青年的界定将不考虑已有的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观点，也不与幼年和老年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人们研究青年就必须像第一次看到它们那样去考察和“看”它们，进而使“青年”能以新颖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发现其新的意义。如果这样，那么关于青年是具有某些特点的人这种观点应该被排除掉，同样的理由，青年是某某年龄阶段的人也应该被排除出去。
如果贯彻这样的观点，这时候青年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回溯到青年第一次对我显现出来的时候会对我有所帮助吗?毕竟，彻底的悬置只是一种可以看见却难以企及的美丽幻影，排除一切之后人们所认识的青年将不具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
胡塞尔后来的分析表明，某事物的本原的显现与感知它实际上是一回事。克劳斯·黑尔德在为《现象学的方法》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明确指出，相关性问题即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关于客观对象与本原的、主观被给予方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构成了胡塞尔思维的内在开端”[9]。“青年”这个客观对象只有在由它提及的东西、在它同某种东西的关系中，即在它的“相关性”中才变得明白可见。这样，“排除一切”之后显现给人们的青年重又成为人们所感知的青年，对青年的现象学还原实际上也是人们对这个“客观对象”的主观构建，它是一个被“构造”的、大综合的青年。
“构造”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使现象学获得了一种发生学的特征。人们对青年的研究尽管可以从各自所熟悉的学科背景出发来进行，但科学研究要求研究的方法和过程具有科学性，从而能确保结果的可信度，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紧紧地贴近青年来展开自己的研究。青年研究并不等于青年这个现象空洞的自我展示，因为研究必须立足于与其他东西的“相关性”来进行，所以青年研究与青年现象的自身显现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决定了人们只能从某一个固定的角度“看”青年，于是青年在人们的眼中就表现出一个个不同的“面”。至于其他的“面”，虽然人们不可能同时看到，但人们毕竟可以移动自己的身体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而且在每一个“面”的边缘都能看到其他“面”的边缘，这即是胡塞尔所说的“共现”。由于共现属于统觉，所以统觉为意识创造了视界，它使意识将有关对象变成被给予性的同时也使一个视域得以产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统觉实际上起着综合的作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表明，只要人们处在这个世界上，就始终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因而，作为现象学所要探问的对象的显现就必须放弃那种认为意识存在着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的观点，“悬置”只是表明了一种应有的方法；实际上，对事物的感知的被动的前提中就已经包含着主动性。这样，对构造性分析的研究表明：现象学实际上要求通过多种方式、从多种视角去认识事物。
由于青年这个“客观对象”不是个一眼就能透视的事物，青年问题的最初显现仅仅表明了以往所没有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对青年的认知有待于研究者通过对其各个面的“看”去发现。研究者需要认识的青年是一个整体的青年，不是只包含某一个方面的青年。因此当心理学诞生后，人们发现单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界定青年实际上是不全面的，青年还应该具有心理上的显著特征。正是各学科视野中的青年的总和，才组成了整体的青年。比如，F·马赫列尔认为“青年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价值、历史的综合实体”[10]。
这也是一种“补全”的视野，它是现象学方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研究者关注青年的心理、生理特征的时候，实际上有年龄因素在背后作为依据。所以，这个意义上的青年是特点说和年龄说统一的青年，特点说和年龄说因此也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每一种观点的背后都暗含了另一种观点作为支撑。
因而，尽管对“明见性”的追求要求人们“悬置”一切可能影响真理产生的因素，但意识对对象的原初感觉并不是纯粹被动的，这种行为包含着基本的主动性。换句话说，意识在感觉中并不是纯粹被动的填充物。现象学的反思发现，只有通过主体的切身活动，主体才能获得他所有的感性印象，被感觉之物借助于这种主动的被动性被人所解释和统摄。就青年概念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就像这一现象原初地显现给人们那样。但青年是什么，谁是青年，这些都是后来者基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对这一现象所作的联想，这些联想固然要与对象显现的多样性本身相符合，但它们同时也是一种主体的“原促创”，即人类意识的主动成就。研究者对青年的界定因而首先是根据自己原本所固有的关于其他学科和对象的知识在自己面前建立了青年的存在，而后这个青年又作为自在存在之物显现给研究者。这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建构。
以上的分析无非表明，传统的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着眼于代际关系和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从而从其他年龄阶层的群体去追问青年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和应有的规范。现象学眼中的青年研究则力图使研究者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否与青年本身保持了恰当的距离，选取的研究视角是否与青年本身具有相关性。然而，现象学要求让事物本身自行显现，青年研究的对象恰恰是一群能自行实践、表达自我的能动性存在，因而青年研究不能忽略青年本身的自我认知。
二、在生活中操劳：青年的自我认知
现象学一再强调让人从显现的东西那里如它自己本身所是地显现出来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的，“我不是决定我的身体或决定我的‘心理’的多种因素或关系的结果或交织，我不能把自己设想为世界的一部分，设想为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单纯对象，也不能不面对科学世界”[11]。换言之，青年不是带着所有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辨认”出所有特质的一个“生物”，乃至一个“人”或一个“意识”。青年的存在不是来自于成年和老年，而是支撑和走向他们。青年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影响其行为，这些行为又构成了研究者研究青年的依据，青年自身是青年研究的绝对的起源。
研究者们对青年的界定用的是“青年或者青年的本质是……”，而青年眼中的青年却是“我是……”，这两者之间该作如何妥协?胡塞尔的论证是，自我通过设想“我在那里”和“我可以在那里”构造出另一个实在的“陌生”的自我。这样，自我的经验世界得以被那些超越出我的原真领域的主体共同经验到，而这个自我的经验世界获得了一个客观上对所有人都有效的世界的特征。但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研究更多地表明，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本原地忘却了自身，只有当某一个个体从这种生活的共同性中脱身之后才会作为他者甚至他物互相照面。这就意味着，青年自身对自我的认知不会像研究者那样。如果研究者通过提问某个青年，使该青年认为自己是一个处于某个年龄阶段的人或者是具有某某生理心理特性的人，这种提问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提问的方式所提供给回答者的选择不一定是青年自身的原初体验。如果按照现象学的观点，可以提问的也许是“你为什么会认为你是青年?”对这一问题可能的回答包括：“我就是青年，我不是小孩了，但是也请你不要把我当成人看待”，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回应。这样的观点对研究者来说未必会认同，但现象学视域中的青年应该考虑青年对自我的认知。
借鉴梅洛-庞蒂的观点可以对这一点加以进一步理解：青年对“青年”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某种语言习惯的“先行规定”，是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性突出”。一旦青年需要运用语言来建立和他本人或他者的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时，这里的语言就不再纯粹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语言是内在的存在以及唤起我们和世界、我们的同类连接在一起的精神联系的一种表现，一种体现”[12]。这样，现象学青年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语境论的青年。那么是否可以说研究者们对青年的认识是青年对自我认知的成年化?或者说是青年语境向成年语境的转换?但是，难道青年语境的成年化不也意味着成年语境的青年化吗?由此看来，语境论的观点并不足以支撑只由成年人主导的青年研究的科学性。
就某个特定的青年来说，他对自我的认知始终以当下为出发点。这个当下的躯体是他能在这个世界中行动的中心，基于这个当下他可以回忆他的过去，也可以想象他的未来。个体所处的青年时期是个体的现实的“当下拥有”，对其幼年和老年则只能通过“当下化”来感知，但“当下化”并不等于“当下拥有”。在海德格尔那里，前面提到的相关性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相关性即“被践行，被经历的关系，而作为被经历的关系，要以前理解的方式为解释而进行谋划，并作为在前理解中被保持和占有的东西而进行阐释”[13]。由于“当下拥有”是一种行为，该行为始终在生活世界中展开，所以青年对自我的认知最终表现为在生活世界中的生活。
“生活”这个术语是一个现象学的基本范畴，意味着一种基本现象。“当下拥有”作为行为的行为，与那种一再重复的当下化一起，意味着生活的一种践行方式。所以，决定青年本质的是青年自身存在方式，青年的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与青年最本己的名称一道规定行为本身。这样，青年与青年的特点的相关性关系就表现为一种践行的关系，尽管看起来“谁是青年”这个问题与青年这个“客观对象”似乎相分离，但某种程度上研究者对青年的认知本质上应该是对青年自身所践行的生活的一种描述，这种生活原初给与性地显现给研究者。研究者对青年的解释性的前理解也源于自身对已经经历过的青年期生活的实际占有，占有水平决定了其研究的深度。
青年在生活世界中存在，没有世界，也不存在青年。而青年的自我认知源于自我的存在方式，青年的存在就是历史的生活着的存在，在践行关系中，青年当下现实地活动于其中。我们就这样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走向了海德格尔乃至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现象学分析的目的不再是直观对象的本质，而在于重新与世界取得直接的和原始的接触。于是，假若“我”是青年，我对自己的认知实际上就是我对生活的践行，因为我的体验和我的生活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 “生活”一词在最广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关系意义，“生活就是操劳，为了或关于某某而操劳，操劳于某某而生活”[14]。在生活之存在意义或关系意义中，匮乏、忧虑是一种基本的常态。在青年从幼年走向成年的过程中，在青年的社会化中，操劳活动无数次地与世界照面，对未知生活世界的不安无数次地在操劳活动中取消与当下生活的距离。
青年在其生活的操劳活动中具有倾向性，通过自我对成年人感知的当下化，青年反复地探索所期待的东西，对过去生命的当下化则使其认识到归其自身所有的东西。此外，对陌生的其他青年的经验的联想也可以对其产生刺激作用，但这种对陌生经验的体验并不能完全还原为对自我生命经历的体验。现象学所具有的反思特性表明，操劳的生活在世界中不断地反观自身，即生活与生活自身的照面，“生活从这个世界出发或为了这个世界而在其面前建造着，……生活在其反照中同时就是预先建构的”[15]。因此，无论在研究者那里还是青年自己那里，“青年”都具有建构的特征。
与研究者们关注青年的行为相同，青年也把自我认知一再地还原到自身的实际生活之上。青年对自我为什么被看作青年的追问描述为自我的生活。最终主体可以说，“我”就是这么行动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被称之为青年的根本原因，每个青年的实际生活就这样在践行中获得了其真正可形成的自身被给予性。
这样一来，青年要获得完整的自我认知，似乎是青年必须经历整个青年期之后才能实现的事。现象学的理由是，只要青年尚是青年，只要青年的生活依然是一个处于幼年和成年之间的一个延绵的时间段，那么青年的本质只能由整个青年期中间不断的实践生活来参与不断组建。青年期的每一个时间段意味着一个不同的点，全部的点作为整体构成青年期。但是，这同时意味着青年尚不能把自身的时间性延绵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只有经历整个青年期，青年才能把握这个整体。然而，一旦青年经历完整个青年期，他还是青年吗?
因此，前面提到的问题似乎又重新出现了，现象学眼中的青年研究要求研究者从青年的行为本身出发去忠实地描述青年，但青年自身无法取得对自我的完整认知。因为青年的行为是研究青年的入手点，而青年的行为却是青年在青年期生活中寻视地操劳，一旦青年历经整个青年期，青年就转为成年人。因此，“回到事物本身”在这里遇到了实际的麻烦，研究者因为试图让青年研究回到青年本身而无法完全回到青年本身。
三、现象学对青年研究的哲学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虽然青年的本质最终要回溯到青年期的生活之上，但成年人的那个生活世界同时也是青年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于是青年一次次地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在自我认同中向这个世界靠拢。可以说，青年期的终结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青年的生活最终落脚在这种非青年化的、即成年人的世界中。但这个结果切不可理解为成年人的世界扬弃了青年期的生活。成年期作为青年期的将在，是使青年向之不断展开着生存的期许，正是在这种寻视的展开中，践行着的生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外貌，青年也最终将这些色彩带入成年人的生活世界。因而利用现象学的方法对于青年研究来说虽然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启发作用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象学还原方法。第一种还原通过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首先“悬置”了各种既有的青年研究成果，而后又将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那个纯粹的自我显现的青年之上。可是这种还原的方法所实施的其实只是将沉溺于其他学科视野中的研究者的目光引回到超越论的意识生活及其体验之上，相应的青年就在这种体验中被构成为意识相关项。于是，让青年如其本身所是的那样显现出来无非表明了一种对青年研究的先天性要求，即希望通过最初体验的客观性来确保后续对青年认识的“客观性”。后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先验哲学的方法尽管对研究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却不能加以贯彻。因为无论研究者采取何种态度对待青年，研究者本身已经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一定的世界视域是研究者无法脱身的世界基地。此外，青年研究的目的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有所成就，将青年把握为某个主体的体验的意识相关项在实际中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还原则采取了另外一种视角。青年研究的对象是青年，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对象自然也是青年，但青年的本质规定性却不是作为存在者的青年。这种还原把研究者的目光从对存在着的青年(如青年学已经证明的，青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把握引回到关注青年对其自身存在的领会，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即是，青年自身就其存在被揭示的方式进行筹划。因此，本文将青年的本质规定性描述为在生活中寻视地操劳。由于青年在生活中操劳时本原地忘却了自身，只有当他从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之后才能完整地与自己照面，因而存在于青年生活中的这种距离使得青年自身不能获得自我的完全认知。因此，青年研究研究青年的存在，固然需要青年的自身参与，但由于只有经历了完整的青年期的成年才能完整地体验青年期，所以对青年的科学的认知始终是在成年人的世界中完成的，那种青年研究应由青年来主导的观点同样是不现实的。
同时，因为青年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他在操劳的居住在世界之中时不断地与周围世界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的身体始终以一种在场的方式去行动，因而，本质上决定某人成为青年的是其社会行为，并非是其思想。因此，早期以心理学为核心的研究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青年期的心理特点，但这种研究方式并非研究青年群体的合理手段。人在青年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完全可以在某些个体的成年期表现出来，但人们并不据此就认为该成年人还是青年人。相比之下，当今西方普遍的青年学研究模式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这种模式更注重对青年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精神分析等理论也告诉人们，人类出现某些精神疾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最终都能回溯到某些特定的行为之上。因此，青年研究更应该关注青年的行为，而非青年的心理状况，后者可以在青年研究的某些个案中起重要作用，但不应该成为普遍的研究青年的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值得青年研究加以借鉴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以“还原”为由去追求一种对主体性意识的终极把握，从而把某些主体的主观体验认作是青年研究的科学成果。通过把目光从青年向青年的社会行为的回溯，对青年的现象学还原实际上就是对青年的预先筹划，即对青年的建构。但现象学给予人们的方法并非止于建构。实际上，由于青年和青年研究是历史性的产物，对青年概念和青年研究在过去几百年中所取得的成果的研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本身的研究方式和解释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无论这些研究成果正确与否，它们始终是后来的研究者，即便是最具开创性的研究者们从事青年研究的基础，是他们在青年研究这块生活世界中的理论背景。因此，出自过去的研究传统对当前乃至将来的青年研究仍然具有影响。所以，一种对已有的青年研究成果的解构，亦即对被传承的、必然首先得到应用的成果的批判性拆除便必然属于研究者对青年及其本质的概念性阐释，也即对青年的还原性建构。只有通过这样的解构中的建构，青年研究才能在现象学上保障其概念的“客观性”和学科的“科学性”。
总结我国的青年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在关于青年理论、青年工作和青年问题等三个方面都已经从散点式研究转变成面上的研究，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本文认为，从现象学视域来研究青年与青年学等学科中研究青年的差别在于，它有助于促使青年研究找到一块自身可以奠基于其上的坚固理论土壤，即对青年的描述应该着眼于青年的社会行为，青年学中的青年应该是一个在大综合的同时又不单纯是各种视野的简单叠加。或许，通过对青年概念的建构与解构，这样的现象学还原能够为“青年何谓”这个问题找到提供一个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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