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
中日天狗信仰初探
牛鲁燕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天狗信仰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日两国流传广泛的民间信仰。本文通过对中国天狗和日本天狗形象、功能等方面的比较，讨论了中日两国天狗信仰的异同，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灵魂观与宗教观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民间信仰；中国天狗；日本天狗
一、狗图腾与天狗的“御凶”功能
自古以来，狗就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始先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驯养狗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狗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同伴。狗崇拜在中国的历史悠久，许多民族都有崇狗敬狗的习俗。满族自狩猎时期就崇狗，把它看作有恩于满族的动物，后又与义犬救努尔哈赤的传说复合，至今不吃狗肉，不打狗，不戴狗皮帽子。[1]在西藏墨脱居住的门巴、珞巴等族以猎狗为图腾，把狗视作保护神，并把狗的面具供奉在寺庙里，节庆时还会带着狗的面具跳舞。当地传说《祭灶由来》中，猎狗是天神派来陪伴人类、狩猎和保卫家园的神狗，死后变成了灶神，保佑人类狩猎满载而归，所以人们在狩猎前都要对灶神进行祭祀，以求狩猎有所收获。生活在桂西隆林地区的仡佬族有敬狗的习俗，据说天神派天狗下凡传递谷种，仡佬族人才学会了种植水稻，不再仅仅靠打猎和采摘而饥饱无时。
狗的嗅觉、听觉等都灵敏于常人，作为人类狩猎的帮手，狗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类的生命安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帮助人类看家护院。狗逐渐演变为人类崇拜和敬畏的动物神，并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狩猎功能减弱，守卫家园、抵凶御敌的功能逐渐增加。狗图腾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直至近现代，狗图腾依然存在。广西崇左一代的壮族，春节时仍结草为狗像，并在其身上披挂彩带而立于村口供奉；有的地方则凿石为狗，立于村口供奉，以期驱鬼禳灾，保佑村寨平安。[2]
狗的“御凶”功能在中国天狗信仰中有所体现。“天狗”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其“御凶”的功能也被记载了下来：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与蕃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3]
2.2.2 饮食指导,指导患者多饮水,禁烟酒,少吃含亚硝酸盐的食物,例如:香肠、腊肉多摄入高纤维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营养均衡。
唐代杜甫《天狗赋》中描述的天狗是胡人饲养的一种猛兽，也具有“御凶”的功能：
就在这时，响起尖锐的警笛声，一辆本田、一辆沙漠风暴、两辆卡车，从北大坎市区飞驰而来，警灯闪烁，灰尘飞扬。站在卡车上的防暴警察们，头戴钢盔，手持警棍，戳得满满登登。何良诸拽车门把手，门锁着。车队飞也似的逼近，停下，轿车内钻出一位官员，大概是北大坎市政府领导，沙漠风暴里跨出两位警官，防暴警察们噼哩扑腾跳下卡车。首长和两位警官向火车头走去。
“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夫何天狗嶙峋兮，所独神秀；色似狻猊，小如猿狖。忽不乐虽万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4]
《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中记载：
“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5]
“天狗，状如大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上锐，其下员，如数倾田处。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状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见人面，坠无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遗火状。”[9]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倾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8]
与地域广阔的中国不同，日本是岛国，地域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劣。有限的生存条件和四面临海的地理位置带给日本人民极大的危机感。独树一帜的妖怪文化就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妖精并不是单纯而空洞的想象中的产物，如果透过民间传说或深化故事来追溯其渊源，自然会明白它们是在过去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起来的文化习俗，并和生活周遭的风土民情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7]
日本妖怪文化盛行，受到了地理环境及周边国家的影响。隋唐时期，日本组织了大批遣唐使团前往中国，遣唐使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佛教文化，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民间风俗与传说等。公元712年，日本史上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才有了记载妖怪传说的正式文字。这正是中国的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大量进入中国，带回了众多中国典籍，《山海经》就是其中之一。《山海经》的传入，对日本的妖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很多妖怪形象都来源于此，只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想象。
双十一、双十二两大采购节，快递的包装物真是一个巨量的垃圾。我看到天津邮政管理局的数据，仅双十一的6天时间里。天津市主要寄递企业邮件、快件处理总量达5590.3万件，同比增长53%。若按照每个快递包装0.2公斤估算，天津平均每天产生1863吨包装垃圾。
这是日本最早关于天狗的记载。曾为遣唐使的僧旻认为星体坠落为天狗，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天狗星的出现和坠落实则是彗星撞地球或者流星这类天文现象，但人们无法解释天象异常如何产生，并信仰自然产生的神秘力量，在猜测和想象中，天狗星落地成为天狗这一现象，便成为灾祸的象征，或君主失德，或天下大乱，或百姓流离失所。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人们对于天狗星的信仰是相似的——天狗星落地而成为天狗，它们的到来是不吉利的。
偏执性人格障碍的特点是多疑敏感，不信任别人，易把别人的好意当成恶意，嫉妒心强，对别人的荣誉、成就等感到紧张不安，喜欢挑衅、指责和抱怨，常常产生攻击、报复的心理，对别人缺乏同情心和热情，很少开玩笑，警惕性很高，常怕被人欺骗，处处提防他人等。网游中青少年的高度孤独和厌倦倾向、社交焦虑及自我封闭使这种偏执性人格障碍有明显加重倾向。有这种倾向的青少年经常负面地理解他人和社会，习惯性地消极解释问题，常常对别人表现出愤恨情绪，无论在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易产生带有敌意情绪的攻击。
二、天狗与星体
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天狗也有另外一种形象——星体，它在星占中有重要作用。汉司马迁《史记》有云：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在《山海经》中，天狗正是居住在西北地区的阴山，这进一步证实了天狗在中国的存在。[6]
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狗星在坠落时发出声音，落地而成为天狗，天狗逐渐成为星辰的代名词。唐房玄龄在《晋书》中的记载与司马迁相似：
“在吸收存款上，小银行一直是有困难的，对公存款、招标入围都比不过大银行，尤其是吸收对公存款，这是业内长期存在的现象。”某农商行副行长闫丝雨说，地方小银行产品单一、规模小、评级相对低，大部分存款都被大银行拿走了。
房玄龄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天狗星的描写，认为有的天狗是有短彗的星体，有的是“赤白有光”，有的是白中带黄，天狗星一般都在坠落后才化为天狗。其中，白首之状的描绘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吻合。
日本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天狗的形象，被称之为“大天狗”，是日本天狗信仰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天狗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大天狗为等级最高，其下为鸦天狗。最为出名的大天狗是鼻高天狗，其脸为红色，鼻子很高，性格傲慢，身材高大；其次还有红脸鸟喙，有双翼，身材较矮小，长相更像是乌鸦的鸦天狗，鸦天狗地位不高，是大天狗的部下。有的人认为鸦天狗的形象来源于佛教护法中的迦楼罗。鸦天狗也被称作“木叶天狗”，传说它会在深夜里飞到河面上捕鱼。
“……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10]
Bach提出的隐意的第二个解读方式是“扩展”，相当于后格赖斯学派的“自由充实”(free enrichment)。［20］虽然一句话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命题(也可能是语义补足的结果)，但这个命题不是说话者想表达的命题，该命题明示表达后需要通过概念的充实和精制来确定真正的交际命题。例如话语(5)。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有对于天狗星的相关记载：
“舒明天皇记，九年二月戊寅，大星从东流西，便有音似雷。时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于是僧旻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声似雷耳。”[11]
虽然《山海经》对日本妖怪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参考，但日本崇拜的狗型神并非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如狸而白首”的天狗，而是狗头人身的“犬神”。在日本，犬神被认为是死后留在世间徘徊不去的狗灵。关于犬神的传说有很多，据说被犬神附身的人会神志不清，被犬神附身而死的人身上会有狗的齿痕。虽然外形有所区别，但中国天狗的“御凶”功能依然存在于日本的狗神信仰中。传说有人为了报仇，将自家爱狗的身体埋在土里，只留露出头，砍下爱犬的头烧掉收入神龛祭祀，死亡的狗的灵魂就会变为犬神。犬神不但可以为主人报仇，会带来财富，也能保佑一方平安。犬神的“报仇雪恨”功能和天狗的“御凶”功能是类似的。犬神拥有狗的性格和特性，也是被人们所祭祀信仰的一方神灵，从犬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狗图腾的影子。
天狗在古代也特指为某种星体。如：
与天狗星降临带来灾祸相似，崇德天皇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天狗之一，现世时会带来众多灾祸。但大天狗、鸦天狗与中国天狗在形象上并不相同，不是狗型，也不是星体，其形象与中国的雷公极为相似。从形象上来看，他们都有一对翅膀，红脸，手上都拿有器物。其中，大天狗与雷公都手握锥槌，鸦天狗和雷公则都是鸟喙。虽然形似，但天狗与雷公在功能上却无甚联系。大天狗具有人的性格，与佛教关系紧密；雷公则是掌管雷电之神，出现时常常伴有雷声。天狗星来时“其吠声似雷”，雷神降临时也是雷声隆隆作响，雷声来临可能预示着不祥。从这点来看，日本大天狗在一开始极有可能是据中国雷公之型而塑，并被赋予了天狗星预示灾祸的功能。
无论官居何职，陈廷敬都能提出革新除弊的措施，而且在执行中身体力行，走在前头。在官居吏部尚书时，陈廷敬曾严饬家人，有行为不端者、有送礼贿赂谋私者，不得放入。他到礼部上任，则立下规矩：“自廷敬始，在部绝请托，禁馈遗。”难怪扬州八怪之一的文学家金农写诗赞陈廷敬：“独持清德道弥尊，半饱遗风在菜根。”
三、天狗与宗教
汉唐时期，“天狗星”作为祸乱和灾难的象征常常引起民众的恐慌。汉朝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命”等思想，为统治者所推崇，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逐渐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统治者将不规律、不常见的天文现象都解释为社会混乱、灾难降临的征兆，并用君主道德和政治伦理来解释。有天狗星降临则说明统治者失德或是天下即将大乱。到了明清时期，“天狗食月”以及“天狗食日”的传说开始盛行。此时“御凶”的天狗和天狗星的形象功能相互融合。在天狗食日月的传说中，天狗不再是星体，而化为凶煞邪恶的狗的形象，它的出现会使天象有异，预示着灾难的到来。日食和月食同流星、彗星一样，都是古人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古人用天狗的出现来解释，实则是体现了儒家的“天命”思想。
某电厂155MW机组410t/h锅炉制粉系统采用钢球磨煤机中间储仓式干燥剂送粉系统、共两套。粗粉分离器为串联双轴向防爆型、联动调节方式，调节叶片的工作角度40±12°时，煤粉均匀性指数1.0～1.5。
天狗形象还出现在我国众多关于日月食的传说中。如哈尼族的《纠底那迟和天狗吃月亮》，白族传说《天狗吃月亮》等，这说明“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非常广泛。如：达斡尔族传说中，每当日食或月食来临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是天狗要吞食日月了，萨满要求各家敲打水盆、罐子等器物发出响声，以吓走天狗来保护日月。再如：《苗族史诗》金银歌中，英雄把日月射伤了，人们请天狗给日月疗伤，许诺给天狗稻谷，等天狗给日月治好伤了，人们却食言了，所以天狗饿了就吃日月。
日本天狗信仰则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日本有“僧人与天狗”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集》中，有天狗为僧人死后所化的说法，这些都带有佛教文化的特色。镰仓时代的《是害坊绘卷》则描绘了天狗与天台宗僧侣大战的景象。这则故事带有了浓厚的佛教色彩，来自中国的天狗是害坊准备将爱宕山的僧人引入歧途，被当地的天狗日罗坊用计引到了天台宗大师那里，是害坊被打败后离开。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天狗与日本的天狗形象是一致的，手执羽扇，人型，鸟喙而有翼。
传说日本大天狗是崇德天皇所化。公元1156年，崇德天皇被流放，他血书佛经以赎罪，并恳求朝廷将佛经送往京都纳于寺中，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为积善赎罪抄写佛经却未被宽恕，临死之前崇德天皇发出恶咒，希望自己成为日本的大魔王。崇德死后，化为大天狗的模样，从此日本便灾祸不断，后面继位的天皇开始修庙宇来供奉他。在这则传说中，大天狗的出现也体现着对中国“天命”思想的接受与继承——天狗的出现导致了灾祸的降临。大天狗的形象、来历，以及社会化解灾祸的方式都与中国相异，但其本质相似，是“天命”思想的体现。此外，抄写佛经可以祈福消罪，佛教的“积善而赎罪”也出现在这则传说中，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日本大天狗也被认为是怀着各种执念和有怨气，死后不得进入极乐世界而坠入魔道“天狗道”的佛教和尚，也有法力强大的和尚死后会直接化为天狗的说法。在佛教教义中，讲求六根清净以求内心空明，最终圆寂成佛。如果死后仍然心存怨念，那么便会坠入魔道。在日本的天狗信仰中，如信奉佛法的僧人死后仍有贪、嗔、痴等特点，便会遁入魔道成为大天狗。直至今天，日本人对天狗的信仰依然盛行，日本各地还有不少祭祀天狗的神社。某些传说中天狗也具有反佛法的性格，大天狗幻化成佛身坐在树上接受人的礼拜，被识破后从树上掉落了下来。大天狗是具有神秘的法力的，幻化成佛身本身就是反佛法的体现，崇德天皇信奉佛教赎罪观而没有得到救赎，怨恨之余将佛法沉入海底，也是反佛法的体现。呈现鹰或者鸷鸟的样子，并妨碍僧侣的修行，也是天狗的典型形象。
结语
天狗信仰在中日两国的流传十分广泛，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来说，日本的妖怪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日本并未完全照搬中国的文化与传统，而是结合本国文化特点对其加以改造，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妖怪信仰，天狗信仰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但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天狗信仰，都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信仰“万物有灵”的灵魂观。不同的是，中国的天狗常常是以狗的形象出现，包含了狗崇拜的因素，具有神的能力和特点；而日本大天狗却是人们发挥想象，借鉴中国雷神的形象，结合多种动物而塑造成的法力强大的妖怪，拥有傲慢、反叛的人格。陶思炎和铃木岩弓认为，民间信仰的功能论是对民间信仰赖以产生、承传的内在动因，功能是需要的体现，并以各种作用显示出来,诸如认识作用、组织作用、教化作用、选择作用、满足作用、改造作用等。[12]中国的天狗信仰包含着统治者加强王权思想，推行儒家教义的需要，而日本的大天狗则是伴随着佛教思想传播而产生的极具个性的妖怪，有时能护佑一方、惩恶扬善，有时又傲慢无礼，是反佛法的象征。天狗信仰成为儒、释两教的传播载体，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教化作用。但两国天狗信仰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功能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深究。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P58；
[2]覃彩峦.壮族古代犬祭初探——广西左江崖笔画动物图像辩解.贵州民族研究,1989(3):P162-164；
[3]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4):P33；
[4]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0):P2183；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2):P11413；
[6]王鑫.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2015:P91；
[7][日]水木茂著，吴佩俞译.世界妖怪事典.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10):P12;
[8]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11):P1323；
[9]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16；
[10]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P326；
[11]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一卷：日本书记).经济杂志社，1897：P405；
[12] 陶思炎，[日]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1):P108。
作者简介： 牛鲁燕（1994—），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间文学，现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