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座谈会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哪个主义是当前文学主流？
现实主义需不需要重构？
怎样理解小说中的形而上？
中国人的优根性谁写？
余华转回来了？
晚生代也是现实主义的？
为什么写工人写农民写艰难
“新状态”好比开车肇事
现实主义勇者为
好小说要有艺术上的贡献
重提现实主义精神
座谈讨论者
肖克凡 谈歌 李广鼐 李贯通 刘醒龙 王光东 宋遂良 苗长水 刘玉堂 陶纯 关仁山
时间：1996年7月9日上午
地点：济南大众日报社会议室
7月9日，本报与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单位邀集津冀鄂鲁部分作家座谈，就当前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现状、现实主义重构问题、文学主流、小说的形而上及新生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摘要刊发此次座谈会部分作家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肖克凡 这两年是我写小说最糊涂的时期，以前受教育读的文学史，知道了文学是有一定历史的，是随着物质的精神流动的演变，许多主义的流派，我们又配以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如批判现实主义产生于什么时期，在雨果前后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替代关系如何如何。后来又在上面加了许多定语，似乎对这个主义越来越清楚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无疑现实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当代作家中被冠以主流派作家的都是以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当今文坛。后来出现了文体革命，有了先锋派。进入90年代又进入了这么一个局面。新写实以后，被冠以“新”的东西多起来，我反而对现实主义不理解了。有相当多的人说，中国目前充满了原始积累时期社会的种种特征，如果我们翻看文学史，看看原始积累时期的文学，现实主义应该有更广泛的创作前景和空间，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我糊涂了。
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说到精神与现实主义有关联，现在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如余华当时没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记得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么有信心地进行创作，有人说他们不是典型现实主义的，也有人说他们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我想，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种精神化的东西？
一个作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的精神溶解能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有的作家体验了六十年生活仍写不出好东西，就是因为精神溶剂不够。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的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我想这也许就是区别于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东西。今天与五十年代的社会不一样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也不应当一样。
李广鼐 在这种文学进入了边缘化的时期，我想问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还需不需要一种主流文学？我说的主流文学不是那种图解政治的主流，而是指那种被社会都承认的一种文学，还需要不需要？再就是个人化问题，在表现个人生活问题上，是不是还需要强调一种高度？还有形而上，怎样理解小说中的形而上？
刘醒龙 我最近在多次场合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讲比他们（指新生代作家）幸运，因为文学对我们无论是从文学上的成长还是政治及人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如《欧阳海之歌》，作为小说现在看，许多地方是幼稚可笑的，但主人公那种英雄主义和无私的精神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现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没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影响，他们对边缘化特别感兴趣。我认为文学主流从来都是一种现实存在，而这主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我想，也只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以上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对于我们非常充分了。
现在一些小圈子用他的理论寻找一部分作家，在学校里教出一部分读者来，将他们推崇的作品推荐给他们的学生，又通过他们的学生对他们推荐的作品的赞美来印证他们理论的正确。
除了现实主义文学这个主流，还有一个读者的主流，我认为，如今的读者中打工者、工人、军人、教师、教授、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是我们今天文学作品读者中的主流，而不仅仅是那么一部分做理论的“知识人”。我把他们叫作“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是指他们虽掌握了一部分知识却没进入生活。
我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与会者都是些顶尖科技界人士。我们一块聊天，谈到民族精神，说：你看到了海明威的作品就感受到了美国精神，失败了也是英雄。说到日本精神，我们瞧不起日本人，但日本文学创造了一个阿信，他们的话：“你一看到了阿信，就看到了日本人什么都能忍受得了。”那么中国人是什么呢？外国人一提中国人就是阿Q。阿Q只是表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没有中国文学表现中国人优根性的作品呢？问得我哑口无言。在中国，对国人劣根性的批判没有人能超得过鲁迅，但优根性由谁来写？
关于小说的形而上，我认为没有一部小说没有形而上，因为小说就是要写人，这个人是受到具体的政治、经济生活影响的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形而上，看我们如何写，如何研究。有的小说更注意理性，把许多东西直说了出来，这反而不叫形而上。（刘玉堂：是形式上的形而上。）小说的形而上要渗透在小说的每一个字里面，你看也看不出来。
宋遂良 现实主义精神我以为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认为如今的作家无论是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在一种夹缝中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大批的作家还是有责任感有良心有良知的，尽量写了一些与老百姓靠得比较近的作品，如贯通的《天缺一角》表面上写了一个文化馆，实际上用比较隐晦的手法写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缺陷。一些晚生代作品，从王朔开始，他们写人性的一些东西，写欲望甚至堕落，包括小男人文学小女人文学，他们不是现实的吗？它也是现实的，反映茫茫然的生活情绪，把一些东西揭露出来，让那些假道学的正人君子的唱高调的知道生活不是那个样子的。这也是从现实主义中来的，是从现实中来的。不过这部分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不一样罢了，你若过分责备这部分作家把文章写得那么轻松也是不公平的。
刘玉堂 现在不知是老了的缘故怎么的，刚粉碎四人帮那一阵，咱老觉得人家古板，现在自己也老了？我认为文学还是要写一些实的东西，我说文学是一个精神家园，给人一个精神的补充。现在一些作品，民族向上的东西让你感受不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主义一是让人不懂，二是对创作实践基本没用，现在的一些理论与创作实践是基本游离着的，没有哪一个作家写小说时故意按着你这个主义来按着那一个主义来。我认为北方作家太沉重，如果北方作家轻松一点南方作家沉重一点就是好作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实主义绝不是五十年代的那一种。现实主义这东西跑不掉，包括先锋作家先着先着又回来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典型的。所以不管你搞什么小技巧现实主义你逃不出去，这是必由之路。对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非常理解，比他们自己还理解。
关仁山 我最早是写武侠和通俗的，也出了几本书。九○年以后才转入纯文学，选择了我老家的一块地挂职当村长，写了一系列作品。先锋的东西我搞不了，人家是学院派，一年读多少书呀？我在县城去哪儿找书，哪那么多信息？我只熟悉那里的农民、百姓，我就写这些农民百姓。我和何申、谈歌老见面，但从来没有商量怎么写，却都不约而同地写了这么一批作品，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中国的工农业改革到了关口了，有很多工人开不出工资了，有的农民很苦，我们要写他们的现状，为他们说句话，在描述这种艰难时，还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挺过去，这力量不是我们附加的，也绝不是粉饰。中国是一个大家，工人一个家，农民一个家，老大挣了钱，老二没有钱，老大老二老三都有矛盾，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家好，和谐，所以即使我们写腐败，如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写了腐败，写腐败也是善意的。刚才刘醒龙说只有三十五岁的作家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我还不到这个岁数，也许只有到了那个年龄才能写得好一些。我想的是，我只能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只是在这条道上要区别我们的老荷花淀派，我们河北的荷花淀派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不能重复，区别于他们的主要是有现代意识。
谈歌 小说是一种俗文化，是给老百姓看的，搞得太庄严了容易偏了。你别觉得那里面有多么沉重呀，有那种政治感情呀。因为有搞哲学的有搞政治的，有搞经济的，也有搞这种娱乐群众的小说的，社会的一种分工。咱们自己在这里较劲，非要搞得那么沉重，就过。朱文那种写法也成立，他们写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他们愿意轻松就轻松，咱们愿意沉重就沉重，应宽容一点，象交朋友一样。关于责任感，也应宽容，有的人愿意写工人农民，写别人，有的人不愿意写别人，就愿意写自己，写自己的私生活、自戕，也可以。还有这形而上的事不好说，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搞成一种味道不好，搞成一种味道就不用吃饭了，一色的咸谁吃？或者喝白酒就是形而上，喝啤酒的就是形而下，那不好。我看那个“新状态”像那个肇事，开车撞了人他就跑，不管把人撞成什么样，不管了，跑！肇事！
李贯通 现实主义重构论在一年前提出有一定的预见性，事实证明一年后确实出现了这么一批作品。雷达最近的文章《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并不是说以前没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了，不是，雷达把他点的一部分作品和以前的作品作了区别，区别我认为在于现实主义精神。所谓冲击波即对淋漓鲜血的重视。对惨淡人生的重视。相对于晚生代的作品，这部分作品把责任放在大的社会，与那些东西迥然不同，能够直面现实，才获得了冲击波的资格。你说现实主义重构也好，你说冲击波也好，重构到哪个境界，冲击到哪个位置呢？我想有三。一，有这个勇气是第一位的，究竟能不能到位？一步到位是另一个问题。也可能本身就是形而上的东西，说不清。再一个，我那天说醒龙的《分享艰难》比其他的作品品位高，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谈形而上，不谈人文精神，但要讲究品位。品位上到哪一步呢？我个人认为在艺术上和形式上要有贡献。我们写了许多，但它们给小说本身带来什么意义呢？一种最常听到的说法是，小说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们写的东西光是堆砌现象，展示表象，提供大量的信息量呢？还是既有刚才说的这些，又有对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的新的贡献，确实让大家读起来感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就到位了。
王光东 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许多变化，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譬如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我以为首先是一个“现实精神”问题，“现实精神”所包含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它所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文学离开了现实，离开了对人的生动的内心世界的揭示，离开了对于变动中的人的情感的关注，就会失去其生命力。在小说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小说创作中的现实精神是淡化了，因此重提“现实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当前文学创作的某种否定，文学创作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应有文学的“本体”意义和各种形式的探索的，文学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才会富有新的生命活力。
（陈中华根据记录、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