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金融抑制效应分析--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另一种解释_金融论文

政策性金融的抑制效应分析——对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另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性论文,中国论文,抑制论文,效应论文,金融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借鉴Fukuchi(1995)建立的金融福利模型来分析由政策性金融所产生的金融抑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金融改革进程提出新的解释。

一、混合经济的一般金融福利模型

为便于进行理论抽象,我们首先作出如下假设:(1)经济中仅存在两类投资主体,即社会性投资主体和经济性投资主体,其具体内涵由下文界定;(2)在金融过程中,储蓄者剩余(Saver's Surplus)和投资者剩余(Investor's Surplus)共同构成金融福利,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如金融交易的便利程度、价格扭曲程度等;(3)将金融福利作为衡量金融制度有效性的客观标准,而不涉及到其它相关的价值判断;(4)不考虑金融中介费用,尽管这一部分费用也牵涉到金融福利的转移。

本文对混合经济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它是指社会性投资主体和经济性投资主体并存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经济性投资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决策目标的投资,一般由各投资主体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自主进行。社会性投资主体则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要决策目标的投资,一般处在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领域或者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其经济的内在收益率大都明显低于竞争性生产领域,往往投资激励不足。但这一类投资一般都对于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保护幼稚产业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效益。在政策性金融存在的情况下,它往往成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对象。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储蓄(S)和投资(I)均可看作是利率(R)的单变量函数,且储蓄(投资)为利率的单调递增(递减)函数,即

S=S(R),且dS

─>0;

dR

I=I(R),且dI

─<0。

dR

在金融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形下,社会性和经济性投资主体共同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取得其应有的金融资源份额。图1描述了这种竞争所取得的市场均衡。

假设储蓄曲线为S,社会性投资曲线为I[,S],经济性投资曲线为I[,E],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可假设社会性投资曲线由于经济激励不足而处于经济性投资的左方。总投资曲线则为I[,S]和I[,E]的叠加,设为I[,T]。为简便计,所有曲线均用直线代替。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的完全竞争状态最符合效率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故该状态下的金融福利SW[,0]就成为衡量金融制度有效与否的准绳。任何造成金融福利损失或转移的金融制度由于其不符合效率原则或者造成社会金融机制的扭曲,均不构成最优的金融制度。

二、政策性金融的抑制效应分析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看,政策性金融是指在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前提下,对一部份生产和投资领域赋予优先或优惠地取得金融资源权力的金融机制。根据政府的干预目标,政策性金融资源往往被上述与之相应的社会性投资主体所优先获得。

政策性金融是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大凡金融抑制严重的国家,都是政策性金融覆盖程度很高的国家。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政策性金融正存在着逐步萎缩的趋势(参见鲍涛,1998)。笔者经过对概念的抽象和整合,发现政策性金融正好产生了Fukuchi(1995)论述的金融抑制效应,符合他所建立的金融抑制模型。这是因为,政策性金融的广泛存在产生了市场分割效应和储蓄管制效应,从而造成严重的金融福利损失和金融市场。

1.市场分割效应。在麦金农眼中,市场分割是金融深化的大忌(麦金农,1973)。他甚至直接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现有及追加投资极大离散的社会收益率的收敛”(P11),其用意即在于消除市场的分割。而旨在赋予一部分投资者以金融优先权的政策性金融显然是创造市场分割的罪魁祸首。

在现存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给予社会性投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如国有企业)以获取金融资源(储蓄)的优先权,而经济性投资主体必须在社会性投资需求满足后才可进入金融市场。如在我国的经济现实中,只要有资金,必然是优先满足国有企业,而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却很少能得到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这就将金融市场明显分割为两个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状态1)。在我们的模型中,表现为社会投资额(I[,S])与利率(R)首先由I[,S]曲线与S曲线的交点确定,储蓄资源中有一部分(I[,S1])被用来优先满足社会性投资,从而使经济性投资曲线移到新的位置I[,E1](如图2)。此时,经济性投资(I[,E1])及其相应利率(R[,E1])在E[,E1]点取得均衡,经济性投资所获得的储蓄份额为S(R[,E1])-S(R[,S1])。

从图2中可以看出,政策性金融通过市场分割机制对经济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与此同时,还导致严重的金融福利损失和转移。储蓄者剩余增加的部分为JE[,E1]E[,S1],减少的部分为R[,0]LE[,S1]R[,S1],社会性投资主体剩余增加R[,0]JE[,S1]R[,S1],经济性投资主体剩余减少JE[,E1]KL,而FE[,S1]L和E[,E1]E[,0]K即为社会净福利损失。按照Fukuchi的定义,净福利损失为强扭曲成本(C[,s]),福利转移为弱扭曲成本(C[,w]),两者共同构成社会总扭曲成本(C[,t])。强扭曲成本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金融福利水平,弱扭曲成本则有可能因导致社会利益集团的福利再分配而引发抵抗或摩擦。

可见,政策性金融通过市场分割效应使社会性投资部门受益而经济性投资部门受损,并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转移,从而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用,造成利益再分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利益集团的抵抗,形成社会摩擦与动荡。

2.储蓄管制效应。政策性金融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使储蓄曲线下移或者趋于平直,从而给社会性投资主体(尤其是公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占用廉价储蓄资源。其常用的手段是由政府人为设定低利率水平,并进行储蓄管制的方式来筹集低成本资金。利用政策性金融进行储蓄管制的机制主要有:(1)税收机制,即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无偿获得储蓄资源,在现实生活中除真实税收外,政府还可采用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的方式扩大政府支配的储蓄份额,向社会性投资提供补贴;(2)国债机制,即政府发行低利率国债,以此扩大社会性投资;(3)劝说机制,即政府人为设定低利率水平,并劝说经济主体进行储蓄,或者向商业金融机制实施“道义劝告”,为社会性投资提供低成本资金。这些资金可能通过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资本金或补贴的形式进入金融市场,也可能由政府直接介入金融运作,为社会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

假设在政府设定低利率(R[,A])的情况下,通过上述机制的作用,储蓄曲线出现了一段水平部分(S[,A]),即为政府可控制的储蓄。在图2中,如果S[,A]不超过均衡市场中的总投资水平(I[,T0]),总储蓄和投资水平将不会有变动,而只是引起一部分金融福利由储蓄主体向投资主体的转移,其数量为R[,0]QMR[,A],即相当于储蓄者向投资者提供的利息补贴(R[,0]-R[,A])(S[,A])。此即为社会扭曲成本总量,但这对储蓄主体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它可能会超过均衡市场中的储蓄者剩余总量(S[,S0])。如果S[,A]超过了均衡市场总投资水平(如S[,A]水平在OP'),则会引起社会总储蓄和投资水平上升(数量为NP),此时储蓄主体向投资主体提供的金融福利转移为R[,0]E[,0]TPR[,A],此外还有净福利损失E[,0]XT,总扭曲成本为(R[,0]E[,0]XPR[,A])。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强度更大的储蓄管制,使S[,A]达到R[,A]Y的水平,此时总扭曲成本为R[,0]E[,0]ZYR[,A]。

显然,在政策性金融所产生的储蓄管制效应的影响下,储蓄者将蒙受巨大的经济福利损失和精神损失。

以上就政策性金融的市场分割和储蓄管制效应进行了论述。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两种效应的作用往往是交织和叠加在一起的,从而形成Fukuchi(1995)所定义的一般金融抑制(General Financial Repression)状态。在一般金融抑制状态下,尽管随两种作用的不同强度而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两种效应的叠加会加大社会扭曲成本,使金融机制的扭曲更加严重。

三、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再考察

近几年来,理论界对中国金融改革成果的评价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但总体说来,对金融改革的成效持乐观看法的占大多数。1997年暴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又使理论界对金融深化战略和我国的金融风险状况忧心忡忡。本文无疑又为检讨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1.金融改革的目标究竟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的。为改革而改革、盲目追求量的扩张而忽视内在机制改革的形而上学思维仍大有市场。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可以清楚地表明,我国金融改革所追求的竟是所谓“市场化的金融体系”,而追求“市场化金融体系”的过程就是通过建立各种成份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职能不同的多元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缺乏对金融交易机制的质的改善,因此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原有金融体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贺学会,1997)。而且如果金融交易机制没有实质性改进,则金融市场的抑制效应会使各利益集团承受的福利损失和扭曲成本错综复杂,难以进行有效和科学的评价,使金融深化进程受阻。金融改革目标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继续吃下去,必然会进一步累积金融风险,金融危机迟早要暴发的。按照本文的分析,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问题显然在于政策性金融对经济运行的介入过深过广。因此,笔者以为,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金融交易机制的市场化,而金融交易机制市场化的过程无疑就是本文所界定的政策性金融比例逐步缩小、而商业性金融(含直接金融)比例逐步提高的过程。

2.金融改革到底走了多元?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改革主要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初步建立了金融市场的框架,确立了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工具运行的基本规范;(2)建立了政策性银行体系;(3)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取得了一些进展;(4)逐步试行运用间接调控工具来调控金融运行。然而,这种改革思路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呢?金融制度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先导。如果金融交易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完成,即使其它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先行,也必将被滞后的金融改革所拖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势必沦为空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也必然会受阻。

曾有人概括经济改革给金融格局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但不是深刻的”(张杰,1995)。笔者同意这种概括。这是因为,从广义货币量M[,2]与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的这一指标已超过澳大利亚,并与日本基本达到同一水平,表明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明显加深(Lynch,1996)。但金融部门的这种量的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的深刻变化,金融交易机制的市场化程度离上述参照国家尚存在不小的距离。用本文的分析框架来看,则表现为由于政策性金融对经济介入程度的过深过广所导致的社会金融福利损失和社会扭曲成本仍然很大。如果没有这一认识,我们对金融改革成果的估计就会是过于乐观的。

3.是否还存在其它的改革路径?已经有人注意到,1994年匆忙设立政策性银行时的考虑是不周全的(参见鲍涛,1998)。然而,在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面对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完全取消政策性金融也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对照本文的思路去检讨我国的金融改革路径很有必要。

从1994年以来出台的改革动作看,我国现行的金融改革思路是先膨胀政策性金融(设立政策性银行),再通过改革压缩政策性金融(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的办法来实现改革目标。这一思路的优点在于改革的启动很容易,几乎没有什么阻力。但缺点也很明显:为了压缩政策性金融却先膨胀政策性金融,等于人为地走上一段弯路;改革启动后进一步深化的难度很大,正如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难以硬化一样,国有银行在背有巨大政策性包袱而又有公有产权背景的情况下,要实现真正的商业化恐怕也是难于上青天。在本文定稿前,笔者注意到,尽管1998年起我国取消了对国有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但政府和企业向银行加压的现象却依然如故,如棉花压锭的配套贷款即是典型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但这种大规模贷款无疑需要国有专业银行来承担,国有专业银行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是否还存在其它的改革路径?答案应是肯定的。考虑到改革前的国有银行实际上是政策性银行,直到现在仍具有半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如果不设立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存在政策性金融的膨胀问题,现今的金融体制离我们设定的改革目标更近一些。这些产生了另一条可行的改革思路:不设立政策性银行,原国有专业银行继续按原有模式运作,但在国有经济逐步收缩战线的同时,国有银行也逐步收缩战线;与此同时,新兴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资本市场规模扩大,逐步加大商业性金融的比重,则可以逐步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提高金融交易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解除因政策性金融比例过高所产生的金融抑制。必要的时候甚至可对部分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化,使之强制走上商业化道路,从而实现压缩政策性金融过程中的“突变”。如同整个国有经济的改革一样,这种方案的难点在于国有专业银行的战线过长,摊子太大,要进行收缩必然会遇到很多观念和利益上的保护主义势力,从而增加改革难度。

四、结论

1.金融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政策性金融比例逐步缩小的过程。从全社会金融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政策性金融的摊子过大是造成金融抑制、阻碍金融深化的重要原因,因此,金融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竞争化,其核心则是实现金融交易机制的市场化,所谓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实现金融机制市场化的一个手段而已。而金融交易机制市场化的实质就是要将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范围降到最低限度。

2.依照本文的思路分析,我国的金融改革可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打破“大一统”格局的阶段,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分设金融机构,建立中央银行体系但尚未触及到金融交易机制的实质;第二阶段是金融市场化阶段,即打破政策性金融垄断的局面,缩小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范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是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银行,原具有政策性特征的专业银行逐步走向商业化,以减少金融扭曲。但由于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难以推进,改革的效果并不是理想的。

3.如果考虑金融改革的另一个备选方案,即不设立政策性银行,直接让专业银行继续执行政策性金融职能,再在专业银行的外围大量建立竞争性商业银行,也许同样可以最终实现金融改革的目标,甚至可以更快达到相同的改革效果。但由于在庞大的专业银行内部要压缩政策性金融的规模,其结果必然是压缩专业银行本身的规模,难度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选择的增量改革路径是难度较小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建立在巨大的历史包袱之上,其改革推进的难度过大,改革过程必然拉得很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改革方案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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