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扩散理论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6-0099-06 doi：10.3782/j.issn.1006-0863.2014.06.19 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国外许多公共政策学者开始关注政策理念、政策项目等在政府间的扩散现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公共政策扩散理论在概念体系、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成为研究公共政策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作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扩散的研究者已发表大量的论文与著作，不但记录着这一理论的发展历程，也彰显了这一领域的勃勃生机。与此相比，中国政策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应用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基本概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来详细考察国外公共政策扩散理论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政策扩散理论的应用做一点基础工作。 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将政策扩散理论在国外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进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根据每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点，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单因素理论解释期(1980年之前)；碎片化理论解释期(从1980年至2000年)；尝试整合理论的解释期(从2000年至今)。这一划分与Fabrizio Gilardi，Covadonga Meseguer等人对政策扩散研究发展的“谱系”式比喻的时间划分法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与他们有相同的时间划分框架，但并不认同他们对政策扩散理论演变的“谱系”比喻，正如Howlett等人认为的那样，虽然“这种(谱系)比喻的优点是指出了这个领域的一些进步，但是它的缺点是暗示了早期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再考虑(实际上早期并未完成的工作)了”。[1]事实上，政策扩散的内涵、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这将在本文的考察中得到体现。 一、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单因素理论解释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许多政策学者尝试用扩散理论解释美国州政府的创新实践，这被认为是公共政策扩散理论的研究开端。“创新”是指“一个项目或政策对采纳它的政府而言是新的，不管这个项目有多老或有多少其他州已采纳。”[2]而政策扩散理论就是关于政策或项目创新是如何传播的研究。Walker，Gary等学者对早期政策扩散的概念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使政策扩散理论在概念界定、理论解释和方法研究上初成体系。 (一)政策扩散内涵 政策扩散内涵在这一时期关于扩散定义、研究焦点、扩散过程与速度等争议中形成雏形。通过对定义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政策扩散是指一项政策或项目的创新如何由一个政府传播到另一个政府。不尽相同的研究焦点增进了扩散理论内涵的讨论。尽管政策扩散的客体是政策或项目的创新，但Walker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政策采纳者；Gary则认为，州政府在某个政策领域是创新者并不意味着它在其他政策领域也是创新者，政策内容对州政府是否采纳某项创新及采纳的速度来说很重要。[3]在关于政策扩散过程与速度的研究上，Walker用“树”[4]比喻美国州政府的创新扩散过程，树的上方是一批因为竞争或效仿而联系在一起的开拓州，而剩下的州根据开拓情况构成了树的下方，由于后进州受到联邦政府激励和州政府专业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扩散的时间正在逐渐缩短，正如小树的成长一样，政策扩散的过程及速度会因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受影响。这些相关的理论阐释都构成了这一时期扩散理论内涵的重要内容。 (二)早期的理论解释 早期政策扩散理论主要集中在解释影响扩散的不同因素上。在美国州政府创新扩散的早期研究中，影响因素主要为三类：沟通因素，地域因素，政治、经济、社会等自身因素。这一划分也很好地体现在Adam J.Newmark提出的三种扩散模型中：组织扩散、地域扩散、内部扩散。前两个模型强调政策扩散的产生是其他州对领先州的效仿。最后一个则认为扩散是受州本身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征影响而非其他州的影响。 组织扩散模型，也有学者称之为全国互动模型(National Interaction)[5]，是用来解释政策扩散发生中信息和沟通网络的重要功能，组织是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和沟通网络的重要载体。随着美国州政府创新实践的发展，Walker发现各类沟通网络已超越了传统的地域界限，将不同地区的官员聚集在一起，为地区官员之间、官员与联邦官员、媒体记者、学者及行政咨询者间的沟通提供了平台。如州议会，政府间关系联邦委员会，公民会议等是旨在提升沟通能力的组织，而州政府官员协会、国家州预算官员协会等则是专门的沟通网络。这些组织有两个目的：一是提供信息；二是形成“专业的联系网络”。Gary通过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研究发现，州政府在某年采纳新政策的概率与其政府官员同领先采纳新政策州的政府官员的互动频数成比例。[6] 区域因素模型认为地域对政策扩散产生有重要影响。在处理相似问题时，州政府在政策采纳上会比照同一地区的其他州政府，州政府采纳新政策的可能性会随着附近州政府采纳新政策的数量的增长而增加。这一模型也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如Walker的研究就表明按区域分类的“树”形政策扩散确实存在，相邻州在政策选择上呈现出相似的采纳顺序。[7] 内部因素决定模型认为州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完全独立的，影响州政府采纳新政策的因素是本州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而非受其他州的影响。经验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如创新州通常比他们的姐妹州更富有、更具竞争力[8]；当决策者认为与已采纳新政策的州相比，本州较贫穷或存在需求时则倾向于采纳新政策。[9] 由于这三个模型能较好地概括当时影响美国州政府创新的主要因素，因此被研究者广泛引用，成为这一时期解释政策扩散现象的主要理论。 (三)研究方法 上述解释政策扩散现象的三种模型在这一时期也都发展了适合自身的统计检验技术。区域扩散模型通常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法，组织扩散模型(交互模型)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time-series analysis)，而内部决定模型采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cross-sectional analysis)来进行实证检验。由于这些统计技术只能分别解释扩散影响的各类因素，因此可称为“单因素解释”[10]的定量研究法。 因子分析法可以将多个具有相关性的变量由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变量来代表，以便进行更容易的分析。Walker假想了地区间由于竞争或模仿产生的“树”形扩散模式。[11]他认为如果这种假想成立，就会从数据中发现州政府创新的区域聚集现象。为了找出这种区域的聚集分类，他使用双向(pair-wise)比较矩阵对88个政策议题上的所有州创新分数进行比较，运行正交旋转(方差极大法旋转)的因子分析。如果同一区域的各州在一段时期会以相似的顺序采纳新政策，那么因子分析可以将所有州对新政策的反应依据政策创新分数来排序，然后得到较少的几个基本维度来反映州政府扩散创新的模式的基本信息。结果发现，虽然所得扩散模式没有想象的清晰，但是扩散模式按区域分类的现象确实存在。 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是用来分析时间与某种现象间关系的技术。通常将时间设为自变量，而将代表具体的现象的变量设为因变量。Gary认为交互模型的解释在实践中更好地解释政策采纳州对未采纳州的影响。他建立了一个基于交互实践的扩散模型[12]，假设政策采纳的比例与采纳者同潜在采纳者间的互动频数成比例，并将互动与扩散的相关系数设为b，这样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观察美国1937年至1965年间的12部法律在各州采纳的累积比例数据，预测州政府采纳新政策的分布曲线。基于这一方法的研究显示，这一时期12部法律在州政府中采纳新政策的回归曲线呈S形特征，而且拟合度非常好；并且发现在《老年人帮助法案》的扩散中，b显示最大影响，即这项法案的扩散最大地体现了互动频数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为了更清晰了解互动频数对扩散的影响，Gary将12部法律扩散预测的二次函数和一元线性函数模型作比较，通过F统计量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结果发现有6部法律显示当互动频数增加，变量比率的显著性也会增加。 截面回归分析可以考察一个应变量与多个自变量间的关系。内部因素模型旨在解释本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等多个自变量对政策创新的影响。此时，州政府在一段时期内是否采纳某项政策，或者州政府多早采纳某项政策就可以作为因变量。Walker在考察州内部因素对政策创新的影响时，首先计算出州政府的创新指数，然后通过Person相关系数衡量五个社会经济变量、二个政治变量与创新指数在三个时间段的相关关系，发现政治指标的影响明显低于社会经济指标的影响；于是，他又通过零阶相关分析考察了各州创新指数与四个政治解释变量、四个社会经济控制变量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与上面有相似发现，政治因素影响较小，除了立法代表名额的分配公平性与政治创新有明显的相关性外，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不十分显著。[13]最后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中心、城市中心、世界中心更容易接受政策变化或试验。 上述三种统计技术在研究中的应用，突显了定量研究方法在政策扩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基于“单因素解释”的方法论在实践中存在局限，但运用统计技术的定量分析已被许多学者认定为政策扩散研究的主流方法。 二、第二阶段(1980年-2000年)：碎片化理论解释期 经过早期的发展，政策扩散研究虽已逐渐形成自身的概念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方法，但远未成熟。在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政策扩散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从概念体系、理论解释，到研究方法都得到很大发展。 (一)政策扩散内涵 从概念体系来看，这一时期对扩散客体的认识及扩散范围的研究都更进一步。首先，扩散客体已由对一般政策内容的关注发展到对具体政策要素的关注，如政策工具等；其次，扩散范围也由原先局限于美国州政府的创新扩散研究到更多国家和地区间的政策扩散研究。 为更清楚地了解扩散是如何发生的，对扩散客体的深入研究就不可回避。在区域一体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潮流的影响下，许多政府都面临很多相似的公共问题，他们的政策选择也愈来愈受到其他政府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解决相似问题的工具选择上。虽然政策扩散理论一直都未能清晰地界定政策扩散的因变量[14]，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至少表明，政策工具是政策扩散研究的因变量之一：如促进能源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规制、价格补贴等政策工具的扩散；有关官僚问责制的跨国扩散；研究与技术发展(RTD)项目在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扩散等，这些研究都是将政策工具作为因变量。Peter Hall区分了三种导致政策变化的类型：政策工具的设置、政策工具的类型、政策目标。[15]虽然这一划分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社会学习或政策学习对政策变迁的影响，但它对政策扩散客体的细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因此被后续相关研究广泛引用。 政策扩散的研究范围在这一时期也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Egeberg认为仅凭国内的变量已不足以解释不同西方国家的政策相似性。Ulrika M
rth也认为政策已经不能被一国政治充分解释，实践中区域内政策的标准化意味着跨国政策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性。[16]从文献来看，这一时期政策扩散的研究范围在领域和地域上都有所突破。前者表现为政策扩散的研究已超越以往集中在立法和行政领域的局限，扩散到司法领域；后者表现在众多对相邻国家间、区域共同体内、或具有其他任何沟通机制的一类国家间的政策扩散研究上。 (二)理论解释 随着扩散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检视前期的政策扩散研究。早期的研究“除少数情况外扩散理论家倾向于使用集合数据、多元政策系统分析的宏观方法(high-altitude approach)”。[17]这类研究可以对影响政策扩散的因素及影响关系有总体认识，如社会经济因素、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等都可能成为一项新政策采纳的早晚、甚至最终是否被采纳的影响因素。但是，这样的研究却难以发现存在于不同政治体间扩散行为的具体动机。于是，很多政策扩散的研究者在这一时期开始致力于扩散机制的探究。机制是指“关于(两个变量)如何相关的貌似合理的解释的一系列陈述”[18]，它能揭示引起扩散行为的具体因素或影响变量。政策扩散机制的研究是政策扩散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或许是基于这样的考虑，Howard M.Leichter对英联邦近40个国家的具体政策扩散个案进行考察，发现了比基于美国政治体内更丰富的扩散路径。[19]第一种是“平行的国家行动”，即英联邦国家间的政策扩散路径。扩散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各政策领域内集体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的立法行动；第二种是“复制邻国行动”，即英联邦国家间的政策扩散沿区域边界展开，而这种扩散可能源于敌对国或竞争国的效法和合作冲动；第三种扩散路径是政策在具有相近文化和社会经济特征而非相近地理特征的国家间扩散，被称为横向扩散(lateral)，比如贫穷、文化多元的产糖国期望从其他贫穷、文化多元的产糖国获得政策信息或启发；第四种扩散路径为等级扩散(hierarchical)模式，政策从发达国家扩散到欠发达国家，由于欠发达国家自身立法经验、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缺乏，他们通常将发达的英联邦国家作为他们各方面的向导；最后一种英联邦国家内的等级扩散是受到发达国家的创议和鼓励而引起的。在概括了这些扩散路径的基础上，Leichter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扩散路径的具体动机，总结出以下几种：重塑政治制度或实践；应对新情况或特殊情况；做出迅速政策行动的回应；改变原有的失败政策；为其他政策制定收集信息，不用“浪费时间做别人做好的事”；效仿已熟知的政策；避免其他国家的政策错误。 许多研究通过个案分析探究政策扩散的发生机制。Berry夫妇的研究显示州政府间竞争是美国州政府彩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之一[20]；Peterson和Rom基于美国背景，发现州政府害怕沦为“福利磁石”，争相展开削减福利的政策互动[21]；Berry夫妇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政治家在采取增加税收这样不受欢迎的政策时需要一些政治掩饰，而向已实施这些政策的州政府学习为此提供了机会[22]；Welch和Thompson的研究发现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政府间资助附加限制条件而产生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促成政策扩散[23]；Stone的研究认为面临经济危机或军事失败的政府容易屈从压力采纳新政策[24]等。这些个案探究，发现了许多引起政策扩散行为的具体机制，一时间掀起了政策扩散机制的研究高潮。Erin，Shipan和Volden等人通过研究梳理出104种扩散机制[25]，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 从政策扩散发生机制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基于小N数样本的定性研究已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扩散研究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定量研究的应用也有了新进展。 随着实践深入，政策扩散的“单维度”理论解释已不断受到质疑。以莫尔(Mohr)的组织创新理论为基础，Berry夫妇认为内部因素模型与区域模型是互补的，开发了反映两者统一的理论解释，并首次使用事件历史分析法(EHA)进行实践验证得到支持性解释。[26]在一些学者的质疑下，Berry夫妇又继续探索EHA方法在政策扩散研究领域的适用性。经过不断的努力，他们发现与线性概率模型相比，Probit模型的解释力更值得推崇。Berry(1994)使用面板数据(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数据)分析，所观察的应变量是州政府在一个特别年度是否有采纳新政策，未观测(或界定的)应变量是州政府在某年采纳新政策的概率，自变量包括州的内部特征和邻州已采纳新政策的数量，突显了EHA在州政府彩票政策和税收政策扩散上的解释力。[27] EHA方法包括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两种统计模式，如Berry在彩票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研究中使用的就是离散时间统计模式。EHA方法还可以通过修正应用于更复杂的扩散形式和政府间的互动模型中。假设州政府官员协会对州政府政策创新有影响，将州政府官员在相关国家协会中的参与程度作为变量纳入EHA中，可以假设某个州政府官员对协会参与程度越高，这个州采纳新政策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假设政策是由一批区域先行者，或国家先行者引发扩散，那么EHA模型就可用一个二分变量来测量“先行者”是否采纳新政策。因此，EHA可以广泛解释政策扩散的现象。 然而，EHA并非完美，它最主要的缺陷是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观察值的独立性假定。EHA假定州政府在某年度采纳新政策的概率与它在先前年度采纳新政策的概率不相关。然而在实践中，采纳新政策的压力是逐渐形成的，例如某项政策倡导联盟在多年的形成并最终促使某项政策的采纳，就与EHA假定的不同时期的观察值的独立性要求不符。同样，先前推进政策采纳的失败可能会导致疲倦的立法机构官员或其他关键州政府官员在一段时期内不考虑将其纳入议程范围，因而会降低后续年份采纳这一政策的概率，这种情况也与EHA的假定不符。不管怎样，EHA的开发已能克服早期政策扩散单维解释方法论中的一些弊端。为这一时期政策扩散的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 三、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尝试整合理论的解释期 政策扩散理论在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期后，也暴露出这自身缺陷。政策扩散的研究者自本世纪初以来，一方面致力于超越自身理论缺陷的尝试，另一方面继续研究方法的拓展，试图以更丰富的经验研究推动政策扩散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政策扩散内涵 事实上，政策扩散理论发展至今，仍未界定其清晰的研究对象。正如Howlett和Rayner认为的那样，由于缺乏对因变量的清晰界定，政策扩散发展一直都面临障碍，在关注扩散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忽视了对扩散了什么的关注。[28]尽管如此，政策扩散内涵的拓展从未间断过。从2000年以来的文献看，政策扩散内涵的研究仍有新进展，一是对政策工具扩散的持续关注；二是对政策扩散结果的关注。 从政策工具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税收、规制、私有化等仍然是政策扩散关注的主要内容，但表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工具本身发生了变化，以规制为例，既有研究放松规制的扩散，如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也有研究重新规制的扩散，如金融市场的规制；其次是工具选择出现组合趋势，如私有化和放松规制的工具组合在养老、福利制度等领域的扩散等。 从政策扩散结果来看，基于对政策扩散只关注如何扩散的批评的回应，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政策扩散结果。政策趋同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也为政策扩散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虽然政策趋同未必由政策扩散引起，但是政策扩散的结果会导致政策趋同现象。学者们对政策扩散结果的研究已各有侧重，有的学者关心导致政策扩散结果的原因，如Schneider就考察分析了美国各州惩罚政策从1890到2008间呈现出的趋同、分歧的循环等各种影响因素；有的学者呼吁强调对趋同进行程度和层次的区分，Heichel，Pape和Sommerer对当前政策趋同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认为当前的趋同研究多属关注影响因素的分析，而非对趋同程度和层次的区分，而这些研究应该给予加强。 (二)理论解释 从多年来政策扩散的研究来看，政策扩散的理论解释相对分散，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政策扩散理论，而且各种理论解释之间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对政策扩散现象的理论解释通常也不统一。如Elkins与Simmons认为，政策扩散现象仅依赖一些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不够的，证据表明政策扩散的发生可能由国际竞争和学习两种不同的机制引起；美国州政府禁烟政策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学习、竞争、模仿和压制等四种不同的扩散机制。[29]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当前政策扩散研究缺乏一致、坚实的理论基础。 许多学者开始尝试政策扩散机制的整合研究。Wejnert提出了一个整合政策创新扩散各变量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把所有扩散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创新本身的特征，包含政策采纳之后的公私影响和成本收益两类变量。第二类是影响政策采纳率的创新者的特征，共有六组变量：创新者的社会存在体(个人，组织，州等)、创新者的新密性、情形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素质。第三类是当代世界促成扩散现象的结构特征，即环境特征，包括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和全球一致性等。[30]Wejnert的整合是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将创新扩散看成是创新本身、创新者与创新环境构成的创新系统的产出，各变量间的内在联系可由系统论解释。Braun和Gilardi将原先基于不同、甚至冲突的理论途径的各种机制纳入期望效益模型(expected-utility model)。[31]政策的期望效益指的是政策产生的效益和回报，它们对政策变化很重要。每种扩散机制都会影响其中的一个参数，扩散机制正是以政策方案的效益或回报的变化为运行前提。期望效益模型虽然仅是一个简单模型，却能反映出政策扩散的趋同结果。Heinze经过分析发现当前扩散机制的研究基于一系列不同且不连续的理论前提，既有理性主义思想，又有建构主义思想，不利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发展。他回顾了政策扩散的研究文献，认为扩散机制大致集中于两种决定政策选择偏好和意愿的因果表述。第一种是基于政策选择理性基础的扩散机制，这是指政府行为可能是基于决策者的工具性考虑，也可能是基于规范的、制度的建构性目的；第二种是基于决策者信仰变化和结构条件的变化。按照这一逻辑，诸多的政策扩散机制就可以被划分为四种基本的扩散机制：效仿、社会化、学习和外部性。[32]政策扩散的研究正在呼唤更多的理论连贯与一致。政策扩散的学者对扩散机制进行各种梳理、整合的尝试仍然继续着。 (三)研究方法 政策扩散的研究方法自本世纪以来也得到持续强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政策扩散的研究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首先，EHA方法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传统的EHA虽然可以分析政策扩散的许多方面，但只能反映部分真相。比如不能了解政策成功是否能促进政策扩散，不能确认扩散了什么具体政策，政策思想来自哪里等？Craig Volden将一个二元变量引入EHA，分析单元由原来的州变为相配对的州。这个方法常用于社会网络的研究，或国际关系中容易发生战争的两个国家的研究。如果A州的政策在B州被采纳，变量值取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化尝试克服传统EHA方法中的问题。[33]Gilardi和Füglister将修正的EHA方法应用到瑞士州政府的健康保险政策案例中，描述了加入二元变量的EHA方法应用在政策扩散中的典型数据库结构，并讨论了几种建模问题，显现了这一改变之后的使用价值。[34]Boehmke在后续的研究中揭示了二元EHA法分析时存在的一些模糊之处，然后进行了新的修正，并通过实践验证了修正模型的一些推理。[35] 总体来看，定量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应用取得很大进展。除了EHA方法得到不断地发展和修正外，大N数策略的广泛应用也是很好地证明。政策扩散研究中的大N数策略利用各种统计技术分析众多个案中的既定因变量与一个或多个自变量间的相关性，目的是要把握政策如何扩散的一些总体特征，关注许多个案间的共同特征，而非差别。Simmons等人[36]编辑的关于政策扩散的书集全是基于大N数的定量分析，探索了政策趋同在民主化和诸多经济政策中的决定因素。 定性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并未式微。Weyland关于拉丁美洲社会政策的扩散研究中，使用了心理学的研究途径，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定性研究。[37]这一研究主要以个案分析为主。虽然基于个案研究的内在理路与基于大N数样本研究的定量分析相比，被认为不够严谨，但在有些研究中它却能做出更为严谨和精致的诠释。Wiener和Koontz在研究影响州政府促进小规模风能政策的变量时，也是选取了俄勒冈州，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的详细情况进行个案研究的。[38] 四、结束语 Fabrizio Gilardi，Covadonga Meseguer等人认为政策扩散研究已进入第三代，第一代政策扩散研究是概念化阶段(1980年之前)；第二代政策扩散研究是机制探索阶段(从1980年至2000年)；第三代政策扩散为定量研究的成熟期和大N数研究阶段(从2000年至今)。[39]然而本文的考察却发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策扩散理论虽然在上述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但其在概念体系、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却并未间断过，经历了单因素理论解释期、碎片化理论解释期及当前尝试整合理论的解释期。Gilardi等人的“谱系”式表述容易产生误解，且不利于扩散理论克服内在的发展缺陷。 首先，政策扩散理论的概念化任务并未在“第一代”政策扩散的研究中完成。政策扩散研究的关注点不断发生变化，由最初对扩散模式的关注，到对政策内容、政策工具的关注，最后又到对政策组合、政策结果的关注，政策扩散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但政策扩散的因变量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未定论。政策扩散的概念化任务仍在继续。 其次，碎片化的理论解释缺乏连贯性。“第二代”扩散机制探索期虽然丰富了政策扩散现象的理论解释，但诸多解释之间缺乏连贯性，“第二代”机制探索性并不关注理论解释的系统性。尽管2000年之后的许多学者开始尝试整合政策扩散机制的研究，但由于整合目标不明确，整合目的各异，整合结果仍然难以形成一致性。政策扩散理论解释仍然没有解决理论连贯性与内在一致性问题。 最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和大N数样本的研究策略也并非始于第三阶段的政策扩散研究，或者独属“第三代”研究。在政策扩散研究早期，基于大N数样本研究的定量分析就是政策扩散研究的主要方法。Berry夫妇更进一步，首次发展了EHA方法，并经过不断修正，成为政策扩散定量研究的重要研究技术。同时，定性研究也在政策扩散研究中不可或缺，基于小N数的个案分析法也一直是探索政策扩散机制的主要方法。因此，无论是基于大N数样本的定量分析还是基于小N数样本的定性分析都是政策扩散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对政策扩散理论“谱系”式发展的比喻虽然能突出各个阶段的研究特点，但不能将理论发展的问题表现出来。本文以理论解释为中心，以内涵拓展、方法应用为辅来概括各阶段发展特点，一方面是对政策扩散理论的发展进行客观表述，另一方面也能明确政策扩散理论本身的缺陷和所面临的任务。通过对政策扩散理论演化的考察可知，政策扩散理论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来自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支持，而这也是中国政策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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