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成长、发展中的诸问题与制度变迁、变革、转型的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轨迹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实施的政策路线之一，就是运用宏观的财政和金融政策首先提升景气，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日本经济的整体效率，拉动潜在增长力。小泉路线属后者。2001年度的经济财政白皮书将结构改革解释为“把劳动力、经营资源和资本等从低增长领域转向高增长领域，提高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可以说，这十年以来调整人、财、物合理配置的政策即是一种结构改革。尽管如此，在伴随巨大阵痛的长期萧条情况下，“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是难以实现的，至少在短期内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力争重新配置不利于结构改革的人、财、物形成的效果，换句话说，就是力争重新配置资本和劳动形成的效果，以这样的景气提升政策来弥补0.6%的经济发展的下降部份。据宫川努的估算，从8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增长率下降了3.2%，其中，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了0.5%，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7%，由设备投资下降引起的资本积累下降率为0.7%，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倒退效果为1.2%，由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引起的下降为0，6%。从供给方面看，要想强有力地推动自律性的景气恢复（走向正轨后实际增长率为3%），就只能期待政府和企业双方付出带有诚意的行动，以使其接受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效果和技术进步的制度变革。
根据日经景气动向研究组对2003年9月的景气预测，日本经济迎来了出口和设备投资走出谷底缓慢回升的局面，由于企业效益得到改善和股票价格上扬，使经营者的信心增强。只是短期还难以摆脱通货紧缩，日元汇率增势不减，因此，景气回升乏力，难以消除人们的担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恢复的征兆并不是由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直接效果，而是民间部门长期调整的结果。为了不使“失去的10年”变成“失去的20年”，即使为了“重新掘起的10年”也要进行制度变革，并以制度转型为基轴不断地改善日本经济的“体质”。
7年前的1996年，作为日本经济政策学会的共同研究课题，提出了“经济发展与制度转型”的问题，副标题为“面向21世纪的日本出路”。我认为，从时间顺序的框架来看，如果“制度变迁”定位为过去，“制度变革”定位为现在，那么，“制度转型”则是瞄准未来的课题。在学会内部之所以从当时就高度重视“制度”这一问题，原因之一，即是按照既存的日本经济体系是无法全方位抗衡经济国际化的潮流，甚至减慢增长速度，从而引起了人们“制度疲劳”的反思。而当前的重点则是为了摆脱这种制度危机，除了需要保障以往的“最大限度增长”和“稳定”外，还需要构筑制定“最佳增长”、“避免恶性状态”和“共存”等政策价值基准的新型制度。
以江头进和我二人的看法，经济政策从大的方面主要有二：一是“经济结果政策”：它的目标取向是要改善经济增长率和完全失业率等整体经济运作结果；二是“经济秩序政策”：旨是整合与经济有关的规则和制度，并根据需要进行改革和转型，使经济主体（企业、家计、政府）安全、有效、公正地互为依托共同开展经济活动。政策的基本定向（基本目标）和政策评价基准以及理念、可做微调后保持不变，但包括经济政策在内应避免设计制定出僵化的制度。
从以鲍维尔蒂故（音）为代表的由繁琐思路产生的制度主义进化经济学观点看，以社会生态学（可逆性、非可逆性、食物连锁、种子与种子间的补充、竟合、独立、寄生关系）和上述的政策评价基准为根据，当制度背离了实际情况时就需要相应地对制度进行修正。另外，还希望保有一种在与其他制度的关系中不断进行的协调和修正的结构体系。这里所说的繁琐思路，是指向一种“新知识范畴”的转型，它集中体现在从生态系的理想状态中学到的收益递增和创造未来。因此，制度不是单纯的制约，而是一种发现，是向资产的转型。通过制度变革和转型来激活经济社会的主要动力，就是与生产相关的技术动力学和消费者乃至家计偏好动力学。
今天，阐明走向迷途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成长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将人、财、物广义上的作用和企业、家计、政府在经济循环中的作用，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大时点归入研究范畴，来探讨把握舵盘（路线、政策）和结构轨迹（制度变迁、变革与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改革宏微观经济，走向自律型持续成长之路与创新型的制度变革和转变
恢复自律，就必须提高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此，需要宏微观经济的改革和变革制度、组织的政策调整。在超越国境的情况下，如果采取了变革制度乃至制度体系的复杂意向，那么，包括个人消费支出、民间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在内，恢复这种内需主导型日本经济内功的重振经济的对策出路在于三个方面——国际标准化意识、低成本经济意识、速度化经济意识。作为21世纪后恢复自律转机的经济改革，财政、金融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在日本经济资本转移速度快并拥有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金融政策上主要是运用利率对外调整汇率，对内稳定景气；在财政政策上主要是对外修正经常收支的不平衡，对内强化信息、教育、环境、福利和基本建设投资等，即在多种资源的配置机能上发挥独特作用。但是，要想实现可持续性的自律恢复，进而实现可持续性的成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需要进行大胆的齐头并进的宏观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与转型，即“竞争与效率化”和“按照主导市场主义进行的协调、合作与共同生存”。它们共同的基础，就是对发展IT革命和IT产业进行规制缓合和创造出新的需求。
从无通货膨胀的可持续性发展，即从稳定需求的扩大均衡化这一观点来探讨日本经济恢复自律的可能性，那么，从供给方的资本、劳动、土地、进口的增长量和资本、劳动的生产率来推算总需求方的Y=C+I+C+X-M，应该拥有潜在的发展能力。根本在于引发需求，尤其是引发出C+I的内在需求，并维持住这种需求；推进IT产业化和创造出新产业来增加雇佣量；从宏观方面来完善金融、财政政策；不断地进行大胆的宏观经济改革，变革和转型制度。
通常，结构改革涉及到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供给方和微观领域，而宏观经济政策则涉及到财政和来自金融领域的需求方。但是，若认真思考就会发现有如下情况，即结构改革针对粗放散漫的财政、金融，例如，调整租税的直间比率；动用财政时要改革阻碍规制缓和的制度；并要积极介入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处理等等，甚至有时要涉及到宏观方面。小泉政权所说“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指的是何种情况。结构改革和景气回升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同步化。在IT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日本仅靠追随美国就能完成吗？日本将如何发挥福利、环境等方面的优势？
市场原理和竞争原理的取向优势，就在于收益递增型的IT革命和IT的产业化，在于缓和和废除规制的情况下，搞活由高利率和高股价引发的投机资本和投机事业，同时，与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流通领域内创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成功企业的超额收益和在宏观方面GDP的高增长连在一起，而且，与良性物价下降、消费需求增长和新产业的形成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收益递增，指的是通过新技术的运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连结经济，由生产、研究开发、流通和销售而获得的效益。
安苏尼基狄斯（音）给第三条路的政治下的定义是，所谓第三条路的政治，涵盖了平等（教育、医疗、福利和雇佣机会的平等），排除不平等。要想适应像今天这样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就需要制度的变革与转型，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共同努力，同佐和隆光所倡导的“市场主义和反市场主义”协调起来。推进市场主义的改革尽管很必要但却不充分。市场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以此来提高效率性，同时，建立一个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差别的平等的社会，实现其公共性和公正性。阿路曼·泉（音）主张，最好把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视为“合理的愚蠢者”，尔后，再唤起它们的使命感和同情感。在基狄斯看来，“共同管理的是风险不是资金”，即建设一个积极的福利国家，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这正如佐和隆光也指出那样，积极的福利社会，就是把尽可能多的资金用在人力资本上——用在提高人的能力上或技能上。
作为“国际化”经济社会体系的关键，则在于缓和和废除规制，产生新的经济学家，实现雇佣形态的柔软化和多样化。而作为“共存契约制度化”经济社会体系的关键，则在于产生社会性的共通资本（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多元性的经济体系（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和地域经济的自立相结合）、保障市民生活和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创建共存契约型企业。作为国际化和共存契约制度化的连接点，是全社会来分担不稳定的市场，和伴随着经济的两极分化而产生的风险以及建立起旨在促进竞争的安全网络。以此为基点的制度变革乃至制度转型战略，这对日本摸索出一条可持续均衡稳定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宏观与微观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制造业是制约国际竞争能力的主导力量，但我们却不能被魔术式的统计数字所迷惑。例如，（一）对华机械出口的急剧增长拉开日中两国间的产业档次？（二）技术输出的增长，日本走上技术大国；（三）多技能生产（一个技工能组装众多的零部件）的引进，优于中国的人海战术型生产线。另外，还可以说，（一）对外转移大部份日本工厂的设备属陈旧设备；（二）企业内贸易额度还相当大；（三）由于高龄和提前退休使熟练工的减员接近常态。
美国是以国际资本主义为基轴，注重股票统制；追求股票价格的市场定位；并以组织化的力量来挑战市场上剧烈竞争，以此降低生产成本；追求营利和个人承担责任；扩大和制度化专职雇佣。政府的作用就是为竞争的市场和个人应负的责任制造框架，以及为在两极分化中被淘汰的受害者确保安全网络的下限（小政府）。相反，作为经营者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往实施的是，企业福利、高工资制和内部劳动市场的业绩主义；政府的作用是对竞争的市场引进了凯恩斯主义，并将开发主义引入到了营利企业内（大政府）。在长期萧条愈法严重的今天，有相当多的部分正在演变和美国化。
美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大霸主，这种国际资本的席卷不仅冲击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最终也将冲击自己。经济至上只是把占优势的文化转移给了其他地域或其他国家，进而扩大了不平等。这种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对经济的成长与发展虽构成了必要的条件，但却构不成充分的条件，甚至会带来危险，从长期来看，在效率性和成本方面会带来很多问题。另外，国际化市场的失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因此需要建立效率性、公共性、公正性和共存这四个方面的政策评价标准，以此来缓和所产生的副作用，需要建立无排他性社会的第三条道。如上所述，所谓共存制度的制度化，就是认同和实现社会性共通资本的存在与多元性经济体系，作为一条原则，在国际上不干涉不介入他国事务，不干涉不介入地域文化、制度和习惯等。
依笔者之见，应最低限度地确保能满足上述四大政策评价基准的安全网络线（个人的安全住所、福利、退休金和医疗）。针对安全网络的争论，佐伯、松原则主张，不是要完善市场机构而是不与市场原理相抗衡，这应该作为第三条道（社会上自我防卫和提高人的资质）构筑完善起来。在当前长期萧条的情况下，取代家计和家族的安全网络的提供者只能是包括地方公共团体在内的国家——公共部门，日本也是如此。失业率伴随着结构改革而增大，另外随着高龄社会的真正到来，作为对应手段，整合安全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在《愤怒吧！日本的中产阶级》（1999年）这本书中，渥奥尔夫勒（音）指出：“中产阶级创造了国家，延续了生产者体制，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代表了公益”。中产阶级如果不包括他们用贷款购置的房屋和一些定期存款、投资信托等的存量资产，那么，绝大部分是他们用工资、奖金或小业主收益的流动所得积累起来的。中产阶级是处于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中间，高收入层的实际收入为750万日元以上，低收入层的实际收入为400万日元以下。据金子胜解释，作为突破三大差别（所得、世代、学历）的办法就是实现改革制度的设想，和由不同年龄代扶养社会化来消除人们的闭塞感。林宏昭曾建议：“作为退休金的补偿，工作时期从所获得的收入中转入储蓄的那部分钱为非课税，提出使用时也为非课税”。
依笔者之见，这样一种经济内在稳定制度也可以反映在其他方面。（一）从单年度予算制过渡到部分公共事业等的复数年度予算制；（二）弹性运用消费税和法人税；（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时，投入与之各项指标相互连动的公共资金；（四）设定物价变动率的目标；（五）灵活运用民间活力、闲置劳动力、社会资金或民间资源，当财政危机时积极地用活有效的NPO或PFI，调整好资源分配率和政府、民间的凑资比率等。另外，由八田达夫所倡导的“创造自动的财政剩余装置”也是有效的。这是根据景气感应程度使财政、税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我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即把扣除所得税、减税幅度和住宅贷款与景气动向和失业率互动成一体，将城市内交通入口的改善成本与享受方便的那些场所（民宅除外）的固定资产税互动成一体。
最近，“消费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成主流，另外，收入差别的扩大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少数强势群体和多数弱势群体，出现了抢购商品和滞销商品，处于这两种商品之间的“中间”商品却急剧减少。比尔·特添在《如此突破消费危机》（1999年）一书中指出：“同财富相比，斯密斯更追求富裕。现在已由大量消费社会发展到了个别消费时代；已由大量生产发展到了个别生产；进而又发展到了社会消费。”而且，在反思投机经济是如何阻碍实体经济，贫富差别是如何被拉开时建议：“应以金融为杠杆，以实体经济为主导让企业为国民的幸福做贡献。按金融资产比率来计算，65岁以上的高龄者占有7成，年获养老金平均为300万日元，退职金为1500万日元至2000万日元。如果考虑到自用房产率很高的现状，可以说，在5.4%的高失业率和名义成长率为1%的情况下，是艰难偿还住房贷款的国民们在严重的危机时刻支撑着消费需求。如果占高龄者多数的中间收入层比率下降，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的话，就连这些消费需求也会减少，降低投资欲望，加剧景气低迷。
其次，应该关注的是，（一）东京、首都圈等与其他地域的经济、收入差别在扩大；（二）雇佣呈两极分化状态。在其他道、府、县、市总生产的增长率上，大都是GDP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完全失业率则明显上升。今天，地方债和官办企业的债务总合，1991年为70兆日元，到2002年增加到195兆日元。在这种情况下，激活地域经济似乎不可能。如果排除那些特殊困难的地方，原则上完全停止由国家向地方转移的补助金，并需要对消费活动进行课税。当务之急，在制度转型上要由过去的集权式的分散体系过渡到分权式的分散体系。依此来根据费用和效果原则发挥地域的个性、激活创意，这样，有可能再造和激活重视居民生活的机能，使其居民摆脱狭隘的地域意识，而且，还有可能实现地方主权。
要想战胜通货紧缩，重要的是激化来自地域内的创新需要。正如加藤敏晴所说的那样，推进有关地域环境、福利、扶养子女和终身学习的共同体活动；促进义务活动的开展等。应该是共同体金融与地域通货相结合，以地域间的人员为主体灵活运用国际性的网络，创立和扩展新的地域产业。这种地方主权的发展之路意味着小政府的建立，按照非效率的原则，排除不必要的官僚介入，自动取消中央政府的垂直统制，以有助于公务员人事费用的削减进而推动行政改革。
最佳经济成长率应设定在保障居民家庭的毕生生活需要、就业、正常需求、医疗保障、退休金的获得和安全网络的范围内，而且，在保障不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前提下，依据政府行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援助和社会责任等，每年制定一次。如外部经济的景气处在回升状态时，那么，保持3%左右的持续增长率是适度的。按照这一增长水平，是可以维持2-3%的完全失业率、2%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和2-3%的存款利率。为了抵制通货紧缩造成的影响，作为政府必须缓和规制，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引导、刺激投资和消费，全方位实施宏微政策，以促进雇佣和福利水平的增长。
需要有一种打破均衡的“创造”，而且，政府应采取激活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并以固定财源来补充需求。”佐藤的这一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在成熟经济条件下，要想能维持住经济的高增长，就要向技术和知识集约型产业转型发展，为了用活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经济利润，尤其需要以减少投资税和减少所得税为中心的大胆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时，作为政府和日银的政策协调手段不能以未来可增加的税收来偿还作为减税财源的国债，而需要由日银永久性的购进。以此来拉动家计和企业正常收入的提高，间接地拉动目前的需求，使减税效果得以倍增。通过日银的调整，减税后的财源将由日银流向政府，并通过减税切实地渗透给民间，为此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政策波及线路，增强民间的能量。
企业方面也要用活技术和理念上的优势，需要有配合新需求和创造就业的生产、市场、雇佣战略。小野善康认为，中国产品低价位的“威胁”源于人民币汇率低下，日本即使以降低成本相抗衡.只要中国政府不按照购买力比价的实际水平来抬高人民币汇率，就只能抬高日元升值。作为解决对策，日本要通过创造需求来谋求日本贬值，这既能有效地加强环境规制，又能拉动巨大新市场的形成，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政府和企业必须变革、转型旧的制度和组合结构，而政府的作用就是不断地推进这种变革和转型。2003年度，大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全部产业中增加了4.9%，时隔三年才有所增加。2003年4～6月的GDP换算成年增长率，增长了3.9%，其中，约8成是设备投资带来的。投资内容是根据技术优势和注重消费需求的独自战略选定和集中投入的。包括市场在内，短期上应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长期上应该满足社会需要。通过这种创造和企业的努力，既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付加价值，同时也能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雇佣量。另外，在创造新需求和新雇佣方面还需要制定应急措施——在对内直接投资上尤其需要推进规制缓和，使其运输、通讯、建设和金融等的高价位接近国际水平；进一步调整内外价格差；海外企业招商时实施一定时期的优惠政策；合理调配经济特区。而在对内直接消费上，除上述的规制缓和外，还期待交通路口的畅通、安全性和改善日本文化以及舒适观光；提高日本料理的知名度和美食国际化的优势，使政府、民间、企业共同来吸引国外的长期居留者和游客。开发充满吸引力的文化——映视文化、手工艺品和理念化、产业观光、观光农业，旅游地的土特产和特产等地域名牌文化，以及提高体育的观赏热。需要面向国内外宣传新需求、创造雇佣、共存型的文化，宣传和实现观光、技术、理念立国。
在家庭生活方面，也要创造资产和面向消费者主权进行知识创新。说到底，需要一种“战斗式的家庭生活”。政府和企业似乎不能全方位地关照人的晚年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只依赖超低利率的存款来积累资产是有限的。维持生计，尤其是使用高额退职金时，掌握金融关联商品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最近，重视股东的企业经营和减轻红利课税的出现，日本也在整合环境，让家计走向股市。在消费支出时需要控制冲动购买行为，有时也可以停止消费，做一个合理消费的“明智消费者”。
我认为，当今长期萧条的特点，是与名义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引起的消费者物价下跌、来自于中国等廉价家用电器、服装、食品等的批量进口、资产危机和资产负债危机等交织在一起。仅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近来，由于企业在改善资产责债，因此，既便是超低利率和零利率企业也不从金融机构借款，而且，偿还借款，使金融机构的出贷受阻，出现了谋求改善短期资本收益率的“资产负债危机”，针对这一情况，正如李查德·库所指出的那样，当独立的金融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应发挥效应。考虑到将来的不稳定，家庭的储蓄金额和企业偿还债务的金额合计，相当于GDP的10%，近50兆日元。这些钱回笼到了金融机构而没有流向市场。这样，既然家庭和企业成了资金的供给者，那么，就需要政府来补充需求缺口。
景气既便在超低利率和零利率的情况下也复苏乏力，这样的经济被称为“流动性陷阱”，但是，在我看来，正因为是超低利率和零利率，所以才不会变成“流动性陷阱”，而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从“利益最大化变成了“债务最小化”和“改善短期资本收益率”；家庭行为也从“消费增长”变成了“住宅贷款等的债务最小化”，所以才构成“流动性陷阱”。目前，正在实施的结构改革路线，即使是部分的或暂时的搁置，但为了实现“第三之路”的制度变革，转型也不该中途而废。同时，为了克服通货紧缩而在宏微观经济政策上实施的政策调整，只要有助于达到“建设富裕的社会和提高人的高素质”这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最高目标，就是必要的，既便是为了实现自律成长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政策转型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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