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极化的测量与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测量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3)01-0109-04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美国以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变化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特征，即高技能水平的工作和低技能水平的工作的增长速度快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工作的增长速度。Goos和Manning(2003)基于“常规性模型”，首次提出了“工作极化”(job polarization)的概念：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处于较高水平的技能型工作以及工资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作所占的就业比例分别增加了，而工资处于中等水平的工作的就业比例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中这种“空心化”的就业结构变动趋势称为“工作极化”现象。[1]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极化研究。伴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科技进步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加快，劳动力市场调整力度加大，这些都将就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并因而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造成重大挑战。前瞻性地关注国外对工作极化的研究并密切关注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就业市场规律，准备政策预案，熨平劳动力市场的巨大波动，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与职业发展。
工作极化是否存在
工作极化研究的前提是工作极化现象是否存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最初的研究聚焦于单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某一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否产生了工作极化现象，如对美国、英国、德国的研究等。之后，研究开始扩展到对某几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如对欧盟16个国家的研究，或者将不同国家的就业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以验证工作极化现象产生的原因。[2]
既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已经出现了工作极化现象，但是在美国工作极化的起始时间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工作极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3]弄清楚职业就业结构变化的时间、程度与性质，对于辨别潜在的驱动力和识别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至关重要。第二种观点是美国工作极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证据是Autor、Katz和Kearney(2006)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变动情况进行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工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都是单调增长模式，工资增长从1988年开始呈现两极化趋势。[4]之后Autor、Katz和Kearney(2008)又进一步研究得出：20世纪80年代就业结构增长呈现单调增长的趋势，即工作的技能水平越高，该职位的就业增长得越快。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业结构增长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5]除了对美国整体就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之外，Milkman和Dwyer(2002)还运用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州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经济扩张时期的就业结构变化。结果表明在1992年至1999年间，加利福尼亚州呈现出“好工作”和“坏工作”两极增长趋势，而中等工作几乎没有增长。[6]
针对美国工作极化现象从何时开始出现这一争议，有研究对存在的争议进行了解释。Lefter和Sand(2011)认为研究所得出的就业结构分布变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对职业排序所使用的方法。先前研究得出的美国工作极化趋势是利用修正的职业编码方案得出的，该方案的优点是使各个职业类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具有可比性，但是它包含了系统的测量误差。[7]
最初对于欧洲国家工作极化现象的研究大多是研究欧洲某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变化。例如，针对德国的研究发现，德国劳动力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工作极化现象。起初对于德国20世纪90年代低工资部门的研究发现低工资水平的工作的就业比例增加了。[8]Dustmann、Ludsteck和Schonberg(2009)对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就业结构进行了研究，以1980年的工资分布为依据对职业进行排序，发现处于工资水平较高的职业大部分是非常规性的分析和互动性工作，工资中间水平的职业多是常规性工作。[9]
之后，工作极化研究逐步扩展到对于欧盟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化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认为欧盟总体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工作极化现象。Goos、Manning和Salomons(2009)依据平均工资水平对职业进行排序，研究了16个欧盟国家1993年至2006年低、中、高三类职业的就业变化相对于总体就业的情况，结果表明1993年至2006年欧盟也出现了工作极化现象。
除了对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工作极化研究之外，Medina和Posso(2010)还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存在工作极化现象，而巴西不存在工作极化现象。[10]
工作极化如何测量
判定工作极化是否存在依赖于工作极化的测量。所有关于工作极化的研究都是首先对某一基准年份的职业进行排序，然后分析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类别职业的就业结构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在目前的研究中，对职业的排序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第一种职业排序方法是按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行排序，有平均工资、工资的中位数两种排序依据。第二种是根据各个职业的技术含量(即任务内容、技能水平)进行排序。第三种是根据各个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排序。
对职业进行排序是对职业进行归类的基础，目前的研究中职业归类方法主要有两种。最常用的一种是按照职业的工作内容或者所需技能将职业归为三类：非常规认知性工作、常规性工作、非常规体力工作。两类非常规性工作分别处于职业分布的两极，而常规性工作位于中间。在此基础上，Acemoglu和Autor(2010)将职业分为四类：管理类、专家类以及技术类职业；销售、文书和行政类职业；生产、工艺、修理以及可操作性职业；服务类职业。管理类、专家类以及技术类职业主要存在于抽象、非常规认知性工作；文书、行政和销售类职业主要存在于常规认知性工作；生产、工艺、修理以及可操作性职业主要存在于常规体力工作；服务类的职业主要存在于非常规体力工作。[11]
采用何种依据对职业进行排序、归类，关系到对工作极化现象的研究结果。对于不同的排序归类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存在两种有分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采用何种方法分类不影响研究的实质性结果。Goos、Salomons和Manning(2009)研究发现对于就业结构变化情况的测量，可以使用各个职业每周工作的小时数，或者被雇佣的人数，其结果是大致相同的。第二种意见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分类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Lefter和Sand(2011)研究发现，根据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平均日工资两种方法分别对职业进行排序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当对职业根据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排序时，研究结论表明两个10年的就业增长模式都呈现S型，低技能职业的就业减少，高技能职业的就业增加。但是，当对职业用平均日工资进行排名时，研究结论表明两个10年的就业增长模式都稍微呈现W型，即低技能水平和高技能水平的职业就业比例都增加了，部分并非所有的中等技能水平的职业的就业比例减少了。
美国工作极化的研究主要采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美国当期人口调查数据，因为这两个数据库的数据能够满足研究工作极化现象的时间段要求。例如，Lefter和Sand(2011)的实证分析就是基于以下两项数据来源：一是1970年、1980年、1988年、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二是1971年至2002年3月补充的当期人口调查数据。欧洲国家的研究采用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库。Goos、Manning和Salomons(2009)对于欧盟工作极化现象的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于1993年至2006年欧盟劳动力调查数据(ELFS)。欧盟劳动力调查数据包括以下部分：就业的形式、每周工作的小时数、两位数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编码、以及一位数的欧洲共同体经济活动分类编码(NACE revision 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是研究工作极化现象的关键问题。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职业归类方法，探索了如何保持职业类别在某一连续时间段内的一致性，解决了现有数据库中存在的此类问题。另外，在选择数据库时，各研究还考虑到了数据中所包含的时间段能否将研究所需的连续时间段包含在内。
工作极化为何发生
对于工作极化原因的分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科技进步、全球化导致的离岸外包、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工资制度、工会等)。目前普遍认同的解释是“常规性模型”，即科技进步使得计算机替代了从事常规性工作的劳动者，导致常规性工作的就业比例减少，进而导致非常规性工作的就业比例增加。
20世纪80-90年代，劳动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科技进步是就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力。关于就业结构变化呈单调趋势最普遍的解释是偏好于技术的科技进步理论。但是，随着工作极化现象的出现，学者开始对该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它能解释工资分配的高端部分，但是不能解释底层工资收入的变化。目前普遍认同的解释是Autor、Levy和Murnane(2003)首先提出的“常规性模型”。[12]常规性模型认为科技进步替代了处于工资中等分布水平的常规性工作的劳动力，如文员和工艺类工作，导致常规性工作在过去20年中所有工作种类急剧下降，进而导致对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需求的增加，于是产生了工作极化现象。除此之外，Autor和Dorn(2009)强调了科技进步对服务类行业的影响。服务类工作主要集中于非常规性的体力工作，对正规教育的要求较低，但需要具备与人及环境之间的适应能力。因此，对于机器来说，完成服务类工作具有挑战性。同时，服务类工作也不适合离岸外包，因为多数情况下服务类工作需要劳动者亲自生产完成，通常不需要高中学历以上的正规教育或者大量的培训。
导致工作极化现象产生的第二种可能的原因是全球化导致的离岸外包。Blinder、Alan和Krueger(2009)认为本质上任何不需要亲自完成的工作不论它主要的任务是抽象的、常规的或者手工的，最后都可以通过外包来完成。[13]Goos、Salomons和Alan Manning(2009)研究了不同类别的职业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离岸外包的方式，结果表明，常规性职业的离岸外包频率远大于非常规性职业的离岸外包频率。但是，与其他潜在的原因相比，离岸外包对于工作极化的解释力是比较小或者可以忽略的。Acemoglu和Autor(2010)在采用回归对离岸外包指标等因素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离岸外包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不显著。[14]Goos、Manning和Salomons(2009)研究发现，虽然离岸外包对于工作极化的影响比科技变化对工作极化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存在一些可以以此来解释工作极化的证据。
导致工作极化产生的第三种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工资确定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工会等。Oesch和Daniel等(2010)认为科技进步在西欧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其造成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样的。[15]相反的，不同国家不同的工资确定制度以及技能供给的变化会导致就业结构的不同变化。科技进步所导致的技能需求的增加将长期保持相对稳定，而技能供给因教育程度以及移民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国家的教育扩展程度以及移民数量会对职业变化模式产生影响(Goldin & Katz，2007)。[16]Card和David(1992)指出，哪怕是在美国，工会的作用减小，实际最低工资降低，工资确定制度也对工资不平等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17]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工作极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作极化是否存在、工作极化如何测量以及工作极化为何发生这三个关键性议题。某一国家或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否产生了工作极化现象，是工作极化研究需要开展的首要问题。最初对于工作极化是否存在的研究聚焦于单个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的劳动力市场，之后扩展到对某几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如欧盟)。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工作极化现象。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变化也进行了工作极化的研究，研究发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存在工作极化现象，而巴西不存在工作极化现象。
目前关于工作极化的研究都是首先对某一基准年份的职业进行排序，然后分析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类别职业的就业结构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数据库是研究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在选择数据库时，要考虑数据中所包含的数据的时间段能否将研究所需的连续时间段包含在内。测量数据的选择与处理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工作极化研究结论的分歧，其中，职业归类依据(如根据技能水平或者工资水平等)的不同是主要原因。为保持职业类别在研究的时间段内的一致性，需要对数据库中的职业进行梳理归类。
尽管研究表明科技进步(常规性模型)、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构成了工作极化现象的原因，但是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常规性模型最能够解释工作极化现象，即：科技进步替代了处于工资中等分布水平的常规性工作的劳动力，导致常规性工作在过去20年中所有工作种类急剧下降，进而导致对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需求的增加，于是产生了工作极化现象。而对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工资确定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工会等)是否是工作极化现象产生的原因，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开展工作极化的研究。国外情况表明：工作极化现象会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收入产生极大的影响，导致劳动力市场政策面临重大挑战。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可能带来工作极化，进而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造成较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了解国外对工作极化的研究，前瞻性地把握就业市场规律，密切关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做出政策预案，预防工作极化所带来的巨大波动，以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与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