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转型期过剩经济压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压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转轨变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制转轨变型期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与措施出台，以及1993-1996年连续四年的以抑制经济过热、挤压泡沫、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经济运行“软着陆”的成功，近几年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惯性等，使经济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排队分析，1999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达66.7%，比1998年下半年增加了1/3多。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无一例外都拥有数量不等的过剩库存商品，总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且广布各行各业。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商品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购买力分流，需求增长趋势趋缓，全社会资金运行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重组时代，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必然加深过剩的矛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扭转这种局面，自1997年四季度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启动需求的多项政策措施，如已连续6次下调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投资力度，增加银行贷款，提高和扩大出口退税等，地方省市也采取相应措施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增长。虽然高投入已带动总体经济微弱回升，但由于消费及社会投入仍呈弱势，刺激作用难以显现，过剩压力未减反增。
过剩经济的出现是我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产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挑战，除需要目前正努力施行的财政、货币、产业、投资、就业、分配、流通、消费等政策高度协调一致发挥作用外，尚须改善民众的经济心理预期，不断创新需求，增加供给层次，提高供给档次，引导与促进消费，由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过剩。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人力资本因素，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切实施行科技发展与创新战略，充分发挥国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国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为根本之策。
（一）确立以“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但也使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判断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值呈上升趋势。某些地区在该政策执行过程中，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甚至把“效率”理解为目的，把“公平”理解为从属于“效率”的一种辅助性手段。笔者虽然认同“效率”的重要性，但坚决反对把“公平”置于从属地位，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做法。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近年来公平与效率之争实质上是平等与自由竞争之争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不是结果平等的问题，而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的问题。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如果竞争是效率之母的话，那么这个意义上说公正也是效率之母。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不应存在二难选择问题，而应是在公平基础上求效率。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克劳·迪格宁（德）和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勒恩·斯奎尔（英）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97)。实际上，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已经在阻碍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增长，农村以平分土地为起点推动了农民改革的积极性，而城市则以穷庙富方丈的背景使工人两手空空的下岗，则难免工人有抵触情绪。如果当初农村推行所谓“激进式”改革，实行队长的私人庄园制，赶走农民，那么这种改革是否会有前种改革成功呢？所以，这不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基础问题。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片面强调“效率”，漠视“公平”基础，则不仅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而且也很难保证效率的最终提高。近一、二年来我国过剩经济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广大居民的实际有效购买力下降，这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将公平作为效率的前提和保证，而效率则作为公平的发展动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环境，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是公正的，合理的，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提高效率；反之，如果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长此以往，势必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引起和激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可见，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两个同等重要、同时兼顾的方面，任何偏
重一方的做法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战略，确立“公平为基础，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良性运行的机制，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生产关系的改善，见物见人，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优化社会心理环境，改善社会公众预期，消除公众信心危机
信心至关重要。信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前提与关键，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因素。信心在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中，已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经济不景气、下岗失业、财政困难等，表面原因是需求不足，实质则是国民对未来预期不良，信心不足，不敢消费。目前，造成国民预期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全国范围内的下岗问题。随着行政机构改革由中央向地方的扩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目前已下岗的国企职工以及面临下岗压力的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国有、集体、甚至三资企业的职工等普遍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来源产生疑虑，加之人们对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项改革结果尚不清楚，支出预期扩大，国民消费倾向弱化，而防范生活危机的储蓄倾向增强。导致政策的“乘数效应”被“挤出效应”抵消，扩大措施难以凑效，投资与储蓄同步大幅增长。同时，由于岗职预期不稳，导致短期行为、功利行为、腐败行为盛行。鉴此，启动经济，重在信心。各级领导、国企负责人必须直面我国人口多、素质低这一基本国情，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职位的应尽职责，努力创造开拓就业岗位，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加居民收入预期，增强即期消费倾向。
1.提高政府对社会心理的调控能力。“心安即国安，心治即国治”。政府是社会心理建设的主体，具有“心治”之责。政府应建立一个不受利益倾向干扰的独立灵活准确的反馈机制，承担定期的社会心理调查分析及不定期的政策效果调查分析任务，作为各级政府决策层的参谋咨询之用。在调控方法上，要开发更多的有效调控手段，以便根据不同环境条件和社会心理反映类型特点进行选择，更好发挥调控手段效能，诸如利益激励、目标激励、成就激励、精神激励等。在控制系统方面，要注重社会心理控制系统外部控制（包括制度控制、组织控制、法律控制、规范控制、群体压力控制等形式）与内部控制（思想观念控制）的协调统一。在外部控制方面，实现以组织控制为主向以法规、制度控制为主的转型，以形成一个控制严密、覆盖全面的系统；在内部控制方面，加强文化建设，尽快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加速新型文化的内化过程，确立社会心理的内在规范体系，使其发挥与外在控制形式的协调控制作用。
2.优化社会心理环境。转型期社会心理的震荡源自于社会环境变迁，无论是社会心理的负面现象还是正向变化，都与客观环境作用直接相关，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建设，使社会运行建立在合理有序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从体制、机制、规范秩序、干部素质等方面努力；加强制度创新力度，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完成制度转型，防止投机心理与短期行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社会行为整体上的理性化程度。加强社会矛盾的协调，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
3.提高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政府应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研究各项改革对市场消费的影响，适当调整各项改革措施出台时机，合理引导社会公众心态变化，并努力培植环境支持因素，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条件，降低压力水平。在改革和其他社会事变之前，应有充分的预警期，使社会公众心中有数，处变不惊，同时要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和能力，增强其对改革的适应能力，适应改革，促进改革。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
我们的许多项改革都是涉及增加居民支出的，使消费者未来支出预期上升。而就业等项制度的改革则形成了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滞后，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因此，无论从短期着眼，还是从长期目标出发，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对于改善城乡人民经济预期，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储蓄、积累和互助互济，帮助人们在经济上化解风险，克服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起到了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一环。
1.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类别看，应包括医疗、养老、就业、生育、工伤等各大类保险；从功能看，应包括社会保障的信息系统、保险基金及帐户的管理运作系统以及针对就业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系统等各方面。
2.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必须与消费者的现实状况相适应。在实行各种保险“统帐结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现阶段的承受能力和认识水平，逐步向个人帐户转移，同时要适应各地区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
3.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有前瞻性和系统性。要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为所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筑社会安全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实行统一管理，开征社会保障税，统一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率；实施基金保值增值多样化；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明确各类职能部门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能，从法律上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
4.培养公众的社会保障意识。主要是要培养公众的社会风险意识、社会保障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参与意识等。要加强社会保障专业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的社会宣传，正确引导社会公众社会保障意识，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四）加速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早在1912年，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Suchumpeta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而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者赋予产品一种新的特性，(2)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织，不难看出，熊彼特的创新含义很广，既涉及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又涉及非技术性变化的创新。熊彼特之后，有人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英国著名技术创造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aman)则提出国家创新的概念，他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公共与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旨在经济地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对我国而言，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基础。
1.树立全民族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江泽民语）。政府要大力培育国家创新的环境，把科技进步和技术、管理的创新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国民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2.进行观念创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是以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观念创新必然是一个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对国家创新体系而言观念创新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人类社会即将迎来知识经济时代，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它是全新的、全球的，是人类千年智慧难以应付的，没有创新的思难就没有创新的方法，没有创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新问题，因而不首先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就难以产生新颖而有意义的创新行动。当前，我国应树立以下观念：知识价值观念。在知识经济社会里，创造财富的力量已不完全在于机器、设备、原料，而在于一种更为重要的资源——知识，技术与人的智力创造成为财富形成的更为有效的因素。人力资本观念。传统的人事管理视人力为成本，往往以事为中心，注重现有人员的管理；人力资本观念要求把人视为一种资源，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和事的统一发展，特别注重开发人的潜在才能。可持续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分“增长”与“发展”概念的不同，发展比单纯数量“增长”内涵更广，要求更高。
3.进行科技与教育的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基本前提是进行科技体制改革，重新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和发展的科技体制模式，即市场化的科技体制，包括科技研究机构的市场化、科技经费来源的市场化、科技研究过程和成果的市场化以及市场化过程中相应的科研成果保护制度和转让制度等。我国教育体制的创新，要求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素质教育向创造教育转变，内容包括教育目标的改变、教育评价制度的改变，教育方式的改变、教育结构的改变等。为此，应把教育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使教育面向市场，适应市场要求；促进科学结合；改革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具有动态性的教育效果评价制度；改革课堂教学方式，由灌输式教育转向启发式教育，创造富有生机的课堂教学气氛。
4.切实发挥企业在促进科技产业化方面的主导作用，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使所生产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着产权、体制、市场障碍。突破企业技术创新既要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不同产权的拥有者与其相应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调动各方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又要深化体制改革，完善中介服务组织，既要调整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又要加快企业进入市场的步伐，既要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又要对技术创新作出长远规划，攻克技术创新的难点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关键技术，既要通过建立高新技术园区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形成比较优势，又要多渠道全方位提供资金给予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面临着诸多风险，因此应增强风险意识，筹集风险资金，作好科学论证，建立快速反馈机制等。
（五）实行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手段。货币政策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及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货币政策在卖方市场及买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调节各不相同。由于卖方市场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方。发展生产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课题，扩张型货币政策往往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货币当局经常采用的政策，因而往往出现货币投放过度，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时扩张型货币政策便转为紧缩型货币政策。不难看出，在卖方市场中，经常是扩张型货币政策与紧缩型货币政策交替使用。在买方经济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如下：当经济出现过热时，大幅度收缩货币和信用的结果，会迅速有效地减少总需求，从而带来经济收缩并控制通货膨胀；当经济中存在超额生产能力时，对信用和货币放松可以带来产出的增长并且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当经济处于严重衰退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主要原因是中央银行扩张型货币政策受到传机机制的影响，但由于我国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尚未完全市场化，就其属性而言只能说是“半经济人”，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并不会像市场经济发达的买方市场那样受到严重的阻滞，相反对拉动总需求会起到一定作用。当前，可选择以下货币政策措施：(1)通过增加对政府的债权适度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近几年来，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追求“风险最小化”，风险约束机制十分突出。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媒介，商业银行既要服从中央银行的调控，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又要对资产的安全负责，这种目标上的差异要求中央银行不能也不应强迫商业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从而扩大货币投放，而应采取中央银行增持国债的方式进行基础货币投放。(2)为高科技、高风险投资及中小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在我国，高科技、高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而这种投资往往构成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增加对高科技、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及中小企业的投放，必能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与后劲。(3)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我国的信贷制度主要是为生产企业而设计的，在当前生产过剩、需求相对不足时，扩大对居民的消费信贷，从而拉动总需求的上升，对缓解过剩状况不无裨益。
除货币政策外，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进行总量调节的同时，更适用于结构调节，针对当前过剩经济的现状应采取的财政政策是：(1)在财力不足的大背景下，要努力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必要的财力作后盾，因此，目前应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保证财力增长。(2)积极探索运用财政手段拉动、引导社会投资。财政资金用于国家重点项目的部分并不很大，但所起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视，它为宏观投资环境的改善起着基础的作用。世纪之交，财政投资应发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投资。(3)明确财政优先支持的重点，优化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财政首先要大力支持科技、教育投入，这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其次，财政应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以扩大内需，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贴息或风险担保的形式来进行。第三，支持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如信息产业、住房建设、汽车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其成为我国新一代支柱产业，以优化经济结构，带动经济发展。
（六）努力增加消费需求
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虽然企业迫于市场销售压力，而不得不改善管理，寻求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尽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但总需求不足同时也导致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增加，使国民经济增速乏力。在总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中，消费需求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因此，必须努力增加消费需求，以扩大需求，缓解过剩压力。
1.调整消费政策，完善消费调控。改革调整限制消费的政策，特别是税费政策，鼓励合理的、健康的消费。调整消费政策的关键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政策的立足点，一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使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总分配中占有合理的比例；二是调节社会成员间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完善调控政策，提高调控能力。同时加大财政资金对有效消费需求的引导、调节和带动作用，并重视消费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重视研究和调节社会心理，形成健康的社会消费机制。
2.改革消费体制。一是杜绝公款私人消费，即国有经济中普遍存在私人消费进入生产（工作）型消费、分配型消费、交换（交际）型消费、贿赂型消费等。这类消费带来隐形社会分配不会，造成巨额财税流失，也从多方面阻碍了个人正常消费。二是要改变消费公私不分现状，譬如公务用车制度。三是改革低工资高福利体制，使之与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相适应。四是减少和取消政府对消费的不合理规制，实现消费者选择自由。
3.构建新消费模式。新模式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适度消费。政府应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保障全体公民的最低消费。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等。二是可持续性消费。要从“高消耗资源、高排放污染、高物质化”的类型转向低消耗、低排放、非物质化类型，提高资源利用率。三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政府要从保护生产者转向保护消费者。四是树立面向国际市场的全球消费观，从强化开发和利用本国稀缺资源转向更加积极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充分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创造的贸易收益以及消费共享性，不断拓展消费空间和提高消费自由度。
4.拓宽消费领域，丰富消费内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领域比较狭窄，由于受供给不足等方面制约，一些新的消费需求如教育、卫生、文化、旅游、服务等尚不能充分得到满足。为此，迫切需要把产业化引入教育、卫生、文化、旅游、服务等领域，加快这些行业的发展，推动和扩大人们新的消费。就企业而言，则需要围绕结构性的供求矛盾，加大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拓力度。
5.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我国居民收入增速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更为明显。而且，由于分配差距拉大，大量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更低，致使广大居民消费需要水平弱。鉴此，必须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从城市来说，适当提高职工基本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领域，帮助更多下岗失业职工重新就业。从农村来说，要发展小城镇，增加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并适当提高城乡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增加消费提供基本条件。
6.改善消费环境，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城镇输变电设备和线路负荷不足，住房条件差，住宅区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滞后，交通拥挤，乱收费严重等，在农村不仅用电、供水、电视信号接转站等生活消费基础设施未能很好解决，而且商品销前引导、售后服务等严重滞后，严重制约了广大居民购买能力的实现与消费升级。因此，必须致力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有效需求提高。
（七）着力扩大社会投资
为扩大内需，启动经济，1999年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货币政策。通过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增加财政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举虽属非常必要，但远远不够。限于财力，国家财政不可能长期实行扩张政策，借债投资。银行要考虑“三性”经营原则，不可能完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而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近几年又不能够有效扩大投资需求，因此，需要在政府投资杠杆的作用下，充分发挥企业、集体和个人筹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形成扩大内需的合力。
1.政策引导。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简化审批手续，鼓励非公有经济，特别是居民投资办企业，可考虑将部分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审批制改为备案例，降低企业注册要求和注册成本，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政府部门要切实从重审批转向重政策引导，利用产业政策、财政补贴、货款贴息、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等手段，正确引导企业资金的投向和投量。
2.改善投资环境。金融部门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可靠融资来源，切实办好国有商业银行的小型企业信贷部，充分发挥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用社的中小企业银行作用，推广中小企业风险担保基金，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并大力发展证券市场、资金市场，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企业。
3.信息支持。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制定规划，发布信息，提供咨询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指导和帮助企业寻找好的投资项目，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在着力扩大社会投资中，基于目前投资状况，应把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置于投资的重中之重，切实注意使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扩大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力加强技术创新的力度，并强化投资对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减少无效供给。
（八）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
现行收入分配体制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不成熟的、过渡性的体制，一方面传统的计划分配体制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中仍然还有影响，另一方面市场分配机制发挥作用，且作用力度和范围逐渐加大。转型期的分配体制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一方面它拉开了收入差距，拓展了收入渠道，分配的激励功能增强；另一方面，竞争环境不公平，分配规划不规范，滋生“寻租”行为。事实上，由于分配体制不合理，分配关系不顺，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已成为阻碍当前消费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城市居民之间，东西部农村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垄断行业、新兴行业与不景气行业从业者之间。据资料显示，我国5万多亿元存款中绝大部分集中于仅占全国人口二成的少数人手中，贫富悬殊不仅阻碍消费市场发展，而且还容易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分配关系。
1.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本质上要求社会公平分配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公平分配的核心是分配的合理性。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实现公平分配，共同富裕，要在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坚决制止非法所得前提下，抓好四项改革：(1)改革企业分配机制。贯彻“公平基础、效率中心”原则，全面建立效益工资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充分激发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2)改革市场分配机制，完备市场体系，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改革宏观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完善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务员收入公开制度，加强对各种“附加收入”的控制，对初次个人收入分配进行结构性调整，保持地区间、行业局、阶层间、单位间的收入基本平衡，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4)改革保障分配机制，建立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居民在退休、失业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时有基本生活费收入，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2.充分发挥收入分配中的政府作用。(1)在转移支付政策上需要调整扶困方向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一般而言，政府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为了扶助弱者，使弱者能够得到基本生活支持以渡过艰难期或生活下去，从而改善社会的贫富状况。这里的关键是要界定谁是弱者。就目前我国基本国情而言，政府对极需扶助的农民极少转移支付投入。同时，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为社会建立起一个“安全网”，即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在此方面投入不足，从而延缓了经济改革进程，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致消费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宏观经济的启动。(2)在就业政策上促进信息、教育培训和再就业的一体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供需网络系统，破除劳动力培训中的城乡分割旧习，促进统一的、开放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形成。(3)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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