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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5.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1999）06—0036—05
人们的各种行为究竟是以什么为动力的呢？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1715—1771 ）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中作了独到的回答：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并称牛顿发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他因此发现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基本规律。此书问世距今已经200多年，但今天读来仍使人深受启迪。
一、肉体感受性支配人的行动
人们身上有两种能力，或者说有两种被动的力量：一种是接受外界对象在我们身上造成印象的能力，即肉体感受性；一种是保存这些对象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印象的能力，即记忆力。而记忆，无非是一种延续的逐渐减弱的感觉。因为那个在我们身上感觉的本原如曾听过的一个雷声，看过的一棵树，相处过的一个人，应当必然就是回忆它们的本原。所以真正说来，回忆无非就是感觉。
精神的全部活动就在于我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以觉察到不同的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或相异之处、相合之处或相违之处。这个能力就是肉体感受性，也就是感觉。在爱尔维修看来，“肉体感受性乃是人的一切需要、感情、社会性、观念、判断、意志、行动的原则。”[1](p.499)他列举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说，肉体感受性即趋乐避苦乃是人的唯一动力。
快乐和痛苦是一种行为产生的结果，也是人们据以进行活动的动机。就是说，人们为了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才采取行动。为什么饥饿是支配人行动的最经常的原则？因为在一切需要中，这是最经常出现并受到重视的。促使野蛮人扳弓结网，安设陷阱的是饥饿；促使文明人耕种土地，学一种手艺，从事一种职业的，也还是饥饿。但人们从事这些活动时却忘记了这样做的动机。这是因为其精神并不专注于需要，而专注于满足需要的办法。
支配穷人，亦即最大多数人行动的原则是饥饿，而饥饿是痛苦；支配贫民之上的人，亦即富人行动的原则是快乐。爱尔维修认为：“在一切快乐中，对我们作用最强，给予我们灵魂鼓舞最大的，毫无问题是女色的快乐。自然把最大的陶醉放在女色的享受上，要想从其中建立起支配我们行动最有力的原则之一。”[1](p.497)爱尔维修甚至借此来说明斯巴达战士之所以勇敢的原因，比如让年轻而美丽的斯巴达女人在人群中裸体展览，作为给战士们的奖赏，使青年英雄们同时享受爱情和名誉的双重陶醉。这样的立法虽然奇异，但确实曾经使斯巴达人更加有道德，更加勇敢。因为道德的力量总是和指定作为道德报酬的快乐的程度成正比的。人能感受到两类快乐和痛苦，一类是肉体的快乐和痛苦，另一类是预料或记忆的快乐和痛苦。有人说，少数学者离群索居，何以见得他爱才学的基础是爱肉体快乐，尤其是爱女人？爱尔维修是这样回答的，他假定有一个有才学的人和一个守财奴，如果守财奴今天拒绝享受必需的东西，那是因为他希望明天享受过分的东西。守财奴希望得到一座美丽的别墅，有才学的人希望得到一个美丽的妻子。而要博得这两样东西必须要有很多的财富和很大的名气，于是这两个人就各干各的，各有所图直至如愿以偿。当然，也许他们在致力于获得钱财和名气期间就已经老了，并且已经养成了难以改掉的勤劳节俭和隐居独身的习惯，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将会没有别墅而死，一个将会没有情人而死。欲望状态也是一种享受状态。钱财、才学所能带给他们的别墅、女人，是一种预料的快乐。当然它没有现实的快乐那么强烈，然而它却更持久。而且在所有的快乐中间，预料的快乐一般来说也是我们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所以爱尔维修奉劝守财奴和甘愿隐居的学者维持那种欲望状态，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否则，他们会在那种享受面前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
真正说来，人并不是爱荣誉、财富、爵位，而只是爱这些荣誉、财富、爵位所代表的快乐。这些感官的快乐有着支配我们一切活动的权力。这里，爱尔维修以肉体感受性作为实用思想的基石，尚停留在一种生物学的观点上，没有真正揭示人的本质特征。因为肉体感受性，不仅人具有，动物也具有。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找到决定意识形态的真正基础，那么爱尔维修自然也难以找到。他能够试图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像物理学家探寻运动规律一样，去寻找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反对禁欲主义，肯定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欲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积极的作用，显然有合理的成份。
二、自爱表现为权力之爱，实为对利益的追求
肉体感受性集中地表现为人类力图保存自己的生命、谋求个人幸福的趋乐避苦的感情。他说：“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痛苦的，因此，他逃避前者，寻求后者。就是这种经常的逃避和寻求，我称之为自爱。”[1](p.503)自爱是肉体感受性的直接后果，是由肉体感受性这个生命的原则决定的，是自然铭刻在我们心里的感情。这种感情鼓动着人们的各种爱好和欲望。
人们为什么这样贪图名誉地位呢？是因为人们爱自己。人们要求自己幸福，因而要求享受幸福的权力。对获得幸福的力量和手段的爱，在人身上必然与自爱相联系。人人都愿意发号施令，是因为人人都愿意扩大自己的幸福，愿意他的同胞们都为此工作。然而，在一切强迫他们这样做的手段中间，最可靠的是实力和暴力的手段。因此，以爱幸福为基础的对于权力的爱好，乃是我们一切欲望的共同对象。所以，财富、爵位、荣誉、妒忌、尊敬、正义、美德、偏狭以及一切人为的感情，在我们身上只不过是用这些不同的名目化装起来的对权力之爱。
人们爱正义，因为正义维护公民包括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在原始状态下，野蛮人和动物遵循的都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规律。天上老鹰袭击鸽子，地上麋鹿被狮子撕碎，海洋深处扁鱼被鲨鱼吞噬，住在一块猎物丰富的地方的人被比他更强的人赶走，一切都显示出弱者是强者的牺牲品。在文明社会中，正义以既定的法律为前提，而尊重正义同样要以公民之间的势均力敌为基础。一种有益的相互畏惧，强迫人们以正义相待。一个东方专制君主向人们征收巨额赋税，这种征收超过国家需要的税是强盗行为，是不义的，但他却毫无顾忌地做这种不义的事。原因是人们爱正义，要么以恐惧为基础，害怕因不义遭致惩罚；要么以希望为基础，期待因正义而被人重视、尊重以及得到某种类似权力的好事。这个专制君主超越了一切希望和恐惧，因而为所欲为。这一道理同样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两个民族在某些方面是相互依靠的，它们不得不达成一些协议，创制一种国际法。它们会尊重这些法吗？是的，只要它们之间互相畏惧，势均力敌，而一旦势力均等破坏了，较强的一国就会无耻地蹂躏这些协议和法，它变得不义，因为它这样做却不受惩罚。“强者永远是不义的。国际上的正义永远建立在一种相互恐惧上；因此产生了这条政治格言：你要和平？备战吧。”爱尔维修得出结论说：“人们满口夸说正义，其实他们心里只不过是尊重势力。”[1](pp.506—507)
人们爱权力，在任何场合人们都乐意行使权力。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也许能把权力用得比较好些，但滥用权力的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法国作家高乃依说过的那样：“能够为所欲为的人，所欲为的常多于所当为的。”[1](p.508)这是一条为经验所证实的道德格言。在我们身上，爱公平永远从属于爱权力。仅仅忙于自己事的人，是只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如果说他尊重公平，那是需要逼迫他这样做的。爱尔维修不同意孟德斯鸠关于在不同政府形式中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观点。孟德斯鸠说这些不同的推动原则是“在专制国家里是恐惧，在君主国里是荣誉，在共和国里是美德。”[1](p.508)爱尔维修认为有一个唯一的、但是在应用中有变化的、一切国家的公民共同遵守的行动原则，那就是对权力的爱。在所有国家里，人们都是为权力之爱所结合。无论是像东方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在单独一个人手里，还是像波兰那样为权贵集团所瓜分，还是像罗马和斯巴达那样为国家的各个不同等级所分享，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一个同样的目的。也就是取悦最高权力，使它宠信自己，从而在分配权威时，取得其中的某个部分或支流。
人们爱美德。因为美德对人是有益的，至少使有道德的人想到权力和尊荣，然而人们是把这种对权力和尊荣的爱，当成了对于美德的爱。人人都自称为了美德本身而爱美德。然而，这句话常常挂在嘴上，却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心里。隐修士忍受痛苦，断食斋戒，甚至鞭挞自己，以求美德，其动机是对于永恒幸福的希望，他怕下地狱，要想升天堂；将士们冲锋杀敌，攻城夺池，以求爱国的美德，其动机是对于奖赏的希望。因此爱尔维修认为，如果不是根据人们的言词，而是根据人们的行动来作出判断的话，可以看出，“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得，那就没有美德。”[1](p.512)。
由此可见，爱尔维修所说的自爱及其种种表现，实质上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以维护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利己主义。当时，这种自利的观点虽为许多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认同，但像爱尔维修这样，不仅把它作为实用思想的核心观点，而且把它升华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规律的尚不多见。他从自爱心出发，推导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功利的结论，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原则。虽然这个实用原则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即以自爱这个所谓共同的人性，而不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但它表明，爱尔维修已经叩响了唯物史观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三、把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
人永远服从他的利益，爱尔维修认为这是一条真理。不管你是否把它说出来，人的行为永远是一样的。
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
爱尔维修揭示这条真理有着极大益处，因为一旦确定了人的行为永远与他的利益相符合，立法家们就会给予罪行以惩罚，给予美德以奖励，使所有的个人都会从美德中得到利益。比如在战场上，立法者给逃兵以耻辱，甚至就地处死；给勇士以荣誉、奖赏，使他们从英勇杀敌中得到的利益比逃跑大。两相比较觉得英勇杀敌更可取。即使战死，也比逃跑被处死好。死后尚给自己、给家人留下个英雄的美名。况且战场上生死未卜，敢死者未必死，怕死者未必生。狭路相逢勇者胜，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战斗打响后，只要你放弃了选择逃跑、求生的本能此时也逼迫你选择与敌人以死相拼。这样，战士们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爱尔维修说：“假如制定了良好的法律，这些法律将会让公民们顺着他们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把他们很自然地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1](p.537)各民族都既有善良、高尚和正直的人，也有卑劣、邪恶和不正的人，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法律是否完善，造成一个民族不幸的关键是法律不完善，因而也是他们的愚蠢所致。使一个民族全体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们有了知识，能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形成一种有益的相互畏惧，使人们谨守本分。爱尔维修举例说，甚至窃贼之间也是有法律的，出于畏惧他们很少有违犯的，因为他们互相监视，彼此猜忌。由此可见，是法律造就一切。立法迫使人们遵守道德。在人类发展史上，当人口增加，食物匮乏时，人们开始耕种土地，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但耕种土地是以人们结成村落、互相订立协定为前提的，即保障养牛的人享有牛，耕地的人享有土地上的收获。否则，如果有一个公民可以任意劫夺耕耘播种者的收获而不受惩罚，就谁也不会去耕耘播种了。下一年村里人就将挨饿，村落就要解体，人们又回到了互相敌视的状态之中。而一旦订立了关于所有权的许多协定，人们就可以依此惩罚那些违反协定的人，即窃贼、杀人者、狂热者和暴君。因此，在各个文明国家里，都有刑罚来处分侵犯财产权的人。财产所有权在这些国家中变得非常神圣，因为靠着它国家维持着家庭和睦，公道流行，乃至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联合起来，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所有权，把属于谁的东西给谁，既符合个人利益，也符合公共利益。这样实施的结果，国家使公民的幸福与守法相联系，给守法、有美德的人以头衔、爵位、公众的尊敬，以及这种尊敬所代表的一切快乐。使公民的灾祸与犯法相联系，给犯法、有罪的人以监禁、处死，并通常伴随着蔑视的羞辱。在肉体感受性趋乐避苦原则的支配下，人们自觉地把追求个人幸福与营造公共幸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爱尔维修还认为缺少财富和权力的人通过劳动也可以获得幸福。虽然劳动自然使人联想到痛苦，但劳动本身并非就是一种痛苦。至少不过分疲劳的劳动是这样。“没有一件事作惯了不会变得舒坦的。”[1](p.529)这种凭自己劳动才能获得的快乐对于富豪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们不劳而获，天长日久必然厌倦无聊，这是一种与赤贫几乎同样可怕的痛苦。况且，在满足食、色、睡眠等需要时，普通人的幸福未必比富人逊色。有道是：好吃的饮食乃是吃惯了的饮食。国王吃御膳未必比一个农民吃粗茶淡饭香。因此，爱尔维修得出结论说：“忙碌的人就是幸福的人。”[1](p.529)
爱尔维修关于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观点显然带有空想的成份。他自己也认为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和民族都普遍的不幸。他把不幸的原因归咎于法律不完善和财富分配太不平均。穷人无衣无食，要靠过度的劳动才能满足生存需要，这时，劳动变成了痛苦。富人醉饱欲死，生活无聊之至也痛苦。因而他指望靠制定法律来减少富人的财富，增加穷人的财产。使富人摆脱厌倦的厄运。使穷人摆脱贫困的恐怖，处在一种小康状态之中。每天凭借七八个小时的劳动充分地满足自己和家属的需要，这样将会使穷人和富人都幸福。爱尔维修的这些观点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说，它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在马恩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还对爱尔维修历史哲学中的实用观点作过直接地批判吸收。总的来说，爱尔维修的实用思想固然打上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以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烙印，但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而引人深思的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有些观点至今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四、爱尔维修实用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使利己与利他统一，有益于发展市场经济，实现民富国强。
利益原则是爱尔维修哲学的核心思想。他以人的肉体感受性为基础，从趋乐避苦的本性中得出结论说，出于自身的要求，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指导的。但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并不是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还有各种公共利益。如果说个人利益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公共利益则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个人利益不应该与各种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维护公共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一切法律的基础。个人利益要想得到道德的承认，就必须与公共利益重合。个人利益要想在现实中实现，也必须与公共利益相结合。
爱尔维修的这一实用思想是合乎市场经济需要的。市场经济学设想：人首先是经济人，是利益动物，他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考察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发现，这不仅是理论假设，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人们之所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正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是搞市场经济，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人是自利的。承认这一点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态度。否认这一点，把人的利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结果必然遭到现实的惩罚。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认为工人当家作了主，就会一心为公，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积极性。其实并非如此。在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情况下，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就是企业的管理者，只要他的所得不与企业效益挂钩，就一定会出现监督不严、决策不力、经营不善、浪费严重等现象。因此说，爱尔维修关于每个人都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的观点，就是在今天也是基本符合现实的。
然而，任何自利的实现都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在对别人同样追求的尊重的基础上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孤立的个人活动中完成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双方都有利可图，交换才能成功。因此，互利成了交换成功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任何交换活动的发生都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但任何自利的实现都必须以利他为条件。这与其关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才能实现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使自己富了，利他使他人也富了。大家都富了，国力就增强了。
（二）有益的相互畏惧，使各人谨守本分，国家才会稳定；有益的相互畏惧，使各民族互不侵犯，世界才会和平。
爱尔维修认为在野蛮社会中，人类和动物一样遵循着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出于自保、自利而制定协议、法律互相制约。但这仍要以公民之间的势均力敌为基础。一种有益的相互畏惧，强迫人们谨守本分，相互以正义相待。这一观点，为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两个公民之间如果权力不均等，强者就有可能欺负弱者。而强者的力量大到即使欺负弱者，法律也奈何不得他的时候，则无所畏惧的强者必将为所欲为。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代表了剥削阶级的意志，劳动人民与地主资产阶级在权力、财产上是不对等的，因而劳动人民必然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有冤无处伸。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公民之间才有了事实上的平等。违法者不论是谁，都应受到制裁。但由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健全和完善还有一个过程，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还有待于普及与增强，因而现实生活中，有极少数人与其他公民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有益的相互畏惧关系。比如一些不称职甚至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他不怕群众，因为职务是上级任命的，群众既不能提拔他，也不能罢免他，民愤大，换个地方照当官，他对群众无所畏惧，因而可对群众不负责。他只怕他的上司，因而只对上司负责。要根除这种弊端，方法其实很简单，把他上司手里的任免权还给人民群众，那权力本该就属于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根治腐败。
爱尔维修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畏惧，才能保证互不侵犯，才会有和平。一个国家强大到破坏国家法而不受惩罚的时候，它就会不顾它缔结的条约，利用他国的困难情况和不幸事件，向他们发动有利于自己的战争，并征服他们或者至少使他们变得对自己无害。爱尔维修认为，为了防止一个国家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就需要有力量。要和平，就要备战，历史上出现的战争一次次地证明了爱尔维修的这个观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一旦力量均衡被打破，他们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侵略别国的机会。为抵制这种霸权行径，就我国来说，首要的是增强国力，发展经济，加快四化建设，使我国迅速地强大起来。其次要加强国防，尤其是发展军事科技，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一旦敌人来犯，就能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再次要增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步步走向富强，才能迫使企图侵犯我国的敌人有所畏惧，战争才会避免。
收稿日期：1999—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