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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魏晋画像砖墓的研究始于1944年对敦煌佛爷庙湾画像砖墓发掘①。其后直到1972年嘉峪关新城乡画像砖墓的发现,这一研究才重新受到关注。
河西魏晋画像砖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画面,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神灵异兽、古史传说之类题材。本文拟从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牧业及饮食两方面的内容,来探讨河西魏晋时期人们相关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一、农业与畜牧业
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继承和发展了汉光武以来的屯田政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屯田面积的扩大,生产工具也随之得到了改进。在这一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上,相关的内容就有:屯垦、犁地、播种、耙地、耱地、脱粒、打场、扬场、护场等。
从出土画像砖看,当时的犁地有两种形式,即二牛挽一犁和一牛挽一犁。1972年发掘的嘉峪关新城M5∶020号画像砖为两牛一犁一人;M6∶023和M6∶040号画像砖②均为一牛一犁一人(下文中嘉峪关新城壁画墓均简称新城墓,凡新城墓M××资料出处同注②)。此两种犁地方法显然有时代差别,从二牛挽拉及扁而宽的犁铧的构造分析,这种犁铧不但笨重,而且破土也不够深。一牛一犁一人画像砖所反映的犁铧往往套有铁铧冠,且脊部隆起,利于破土深耕,犁铧后部安装有长条形木板以控制等深。《齐民要术》中就曾记载有“犁欲廉”,显然,脊部隆起且尖窄的犁铧是符合这种要求的。犁铧的进步,不仅节省了畜力,同时也因为耕的深且窄,有利于防旱保墒,这在河西地区尤其重要。
在历年出土的画像砖墓中,单独表现播种的画面并不多,往往是与牛耕或土同时出现,而播种者无一例外均为女性形象,扶犁开耕或土这种重体力劳动者则均为男性。新城出土的M1∶037号砖所绘画面为最前方两男性犁地,紧随其后两农妇持钵播撒种子,最后亦为两男性驱牛耱地。另外M4∶013号画像砖的画面前为农妇播种,后为农夫土。1993年发掘的酒泉西沟魏晋墓M5③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则是一农妇在前背篓播种,后随之农夫持帚掩埋。无论画面如何变化、组合,这种在农业生产中的男女分工显然已确定下来。
耙地与耱地,耙者,为一整地农具,用于耕后碎土;耱,又称耢,也是整地工具,主要是为耕后磨碎土块,平土保墒。在河西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很多反映这种生产活动的画面。嘉峪关新城M6∶029、M6∶039均描绘的是衣褐披发农夫单牛耙地的场景:耙地时,农夫蹲于耙上,风掠发飘。特别是M6∶039的长发农夫,其头发夸张地向两侧飘起,牛则奋蹄前驱,动感十足。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披发覆面”,此处描绘的很可能是羌人。M5∶022描绘的则是一农夫左手持鞭,右手揽缰,驱赶二牛抬杠牵引的耙在耙地。这幅画面的农夫,头梳髻,着长衫,立于耙上。酒泉西沟M7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绘的是一农夫驱单牛耙地④。与前述披发者相比,这种反映汉人耙地场景的画面,发梢紧贴身体,动感不强,惟有膝部微屈,鞭梢向后扬起,才稍稍弥补了动感不足的缺憾。耱地的画面与耙地大同小异,既有单人单牛,也有单人双牛,只是耙换成了耱,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画面凡衣褐披发者皆蹲踞于耙或耱上,而梳髻长衫者,必立于耙或耱上,这一点在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中也有表现,在其南壁与北壁分别绘有一高鼻深目、戴尖帽、着短衣和衣褐披发者均蹲于十齿耙上⑤,这也许反映了由于民族差异而产生的劳作习惯的不同。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中,反映脱粒的画面往往是使用一种叫做连枷的农具,连枷由柄及敲杆铰链构成,工作中,持柄使敲杆绕短轴旋转,敲击铺于地面上的植物穗荚,使之脱粒。新城M5∶030号砖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劳动场景,但其为了强调工作对象,未将植物铺于地面,而是堆成一堆,以突出动作对象。实际上,连枷这种农具直到目前在部分地少人多的农村还在使用,只不过敲杆变成了敲板,敲打面积增加,提高了劳动效率。在河西魏晋的画像砖墓中,反映打连枷这种脱粒场景画面并不多见。
扬场与护场(观粮)的内容,在画像砖墓中往往与其它相关的劳动场景成组出现,如打连枷、扬场、观粮(护场)、撮粮等像连环画一样。新城M3∶018及M5∶021分别反映了两种扬场情景,M3∶018画面右侧为一头戴角巾、着长衫农夫,手持四齿叉,作欲抬臂扬场状,其身前粮堆已很小,在农夫身后,一高发髻、着长衫农妇持簸簸粮,簸前绘麦榖洒落状,这幅画面表现了这对农人的扬场工作已接近尾声。M5∶021是表现了扬场工作刚刚开始,画面的中间一戴角巾、着长衫农夫,面对齐人高的粮堆,手持四齿叉正奋力扬起,叉间草榖洒落,在农夫身前背后,饲养家禽正跃跃欲试,做前驱扑食状。酒泉西沟M7出土三块扬场画像砖⑥,三幅画均绘有一农夫头梳髻,赤足、着长衫,其中一幅画面左侧有两堆齐胸高的粮堆,农夫手持五齿叉扬到最高处。
与扬场相联系的画面是护场(观粮),从出土的画像砖观察,当时的家禽饲养是普遍存在的,但凡有反映农业收获场景的画面,在粮堆的周围,往往出现家禽的影子。酒泉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描绘的是,在两棵大树之间的空旷场地上堆放着五堆粮食,两只鸡飞奔着经过粮堆,好似被驱赶而受到了惊吓⑦。也有将粮堆与鸡群分离单独表现的画面,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M133:西-左的观粮图,只绘有一人物及四堆粮食,并无鸡觅食的场面,但显而易见,好不容易获得的收成,是一定要严加看护以防被禽鸟啄食的。M39:西2-4的奔鸡图,描绘的是一公一母两只鸡前后相随,似被轰赶般向前飞奔,只这幅画面前部的画像砖只残留朱红边框,主画面已无存⑧。
在河西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反映畜牧业及狩猎题材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新城出土的与生产活动有关的89幅画像砖中,反映畜牧业题材的就占了38幅之多。此类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牧人与牲畜处于同一画面,具体的表现了放牧这样一种生产状态;另一类是在空旷的场景中成群的牲畜自由觅食,或坞前门旁被拴于树上及槽前的成组牲畜。在这两类题材中,既有单一畜类的画面,也有两种或多种畜类共存的场景。因为农业与畜牧业的空前发展,此时的狩猎,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画像砖中所展现的狩猎场面多是炫耀骑射技艺或纯属游戏娱乐活动。
牧马,从反映马的画像砖数量来看,其时很重视马的饲养及繁殖,新城M7∶051、酒泉西沟M5前室西壁群马图都是单一表现马的画面⑨,前者的马是一种静态,而后者马头高昂,马鬃飘起,奋蹄奔驰,十分生动。新城M3∶047是一幅描绘马的自然交配的场景,这种画面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马匹在数量上的渴求。在坞前门旁井边栓于树上或槽前的马匹,一般是经过精心驯养、便于骑乘的。新城M1∶035的二牛二马井饮图,马与牛分别拴于井的两侧槽前,由农夫从井中汲水侍弄,很显然,这种马与放养状态的群马是有区别的。除此而外,嘉峪关壁画墓及河西地区画像砖墓中大量表现出行场面的题材也充分说明了马的重要性。在河西地区出土的所有画像砖中,马、牛、猪、羊出现的比例大致相同,屠宰牛、猪、羊的场面屡见不鲜,但绝无屠宰马的场景,可见作为骑乘工具,人与马的感情是很亲近的,屠马还是人类感情上无法接受的事情。
牧牛与牧羊,在表现畜牧业的题材中,在有牧人的情况下,牛与羊往往共同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以新城M1∶032和西沟出土的放牧图⑩画像砖为例,在这两组画面中,牧人仅占画面的最边缘,却以大量的篇幅来表现牲畜的数量,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为突出表现放牧这样一个主题。有的画像砖上,则连牧人这种点缀都给省了,新城M6∶051及酒泉西沟M7牛群图(11)就只有成群的羊和牛单独存在的画面。在畜牧业题材中,经常会在牲畜的一侧有一手持弓箭的牧人,弓与箭分执左右手,一幅警惕的神态,所反映的是牧人保护牛羊不受天敌侵害的情形,与狩猎无关。
养猪,从历年出土的画像砖中观察,当时猪并不是一种放养的牲畜,几乎未见成群成组的出现,它的存在往往与坞舍联系在一起。新城M5∶047就突出表现了猪在坞内圈养这样一种状态,M3∶037用另一种方式说明了猪是圈养的,在这幅画像砖中,坞占据了画面的中央,坞的前后各有一棵大树,一头猪立于坞前的树旁,其前置一食罐,正在吞吃食物。与牛羊相比,在同一墓中,无论是个体数量,还是表现题材,猪在画像砖中出现的比例是相对较小的,这或许也可说明,在河西地区的人类食物链中,牛羊肉更受到偏爱,这在敦煌悬泉遗址的发掘中也得到了证实。
除了马、牛、羊、猪外,画像砖中还出现有狗、骆驼等经人驯养的动物。在河西墓画像砖中,骆驼的形象一般都是双峰驼。酒泉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12)画的是在一棵大树下,一只双峰驼和一头驴在树下乘凉。骆驼虽然不如马、牛、羊出现的多,但也算时时可见,而驴在画像砖中出现却是凤毛麟角。新城M5∶032活灵活现的展现了一条狂吠不已,几欲挣脱索链的看家犬;M5∶019则表现的是另一种情景,在一座房前,一条龇牙的恶犬,在主人的吆喝及鞭子的威慑下,乖乖的蹲于地上,但仍然目视前方龇牙咧嘴作跃跃欲试状。显然,狗是人类最亲近的动物,对它们的描绘也是最准确最恰如其分的。
狩猎的场面在画像砖墓中出现的比例是很高的。既有表现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也有表现猎手单人单骑百步穿杨本领的画面,还有只画出猎物惊恐逃窜并无猎人的情景。新城1号墓前室北壁就有两幅相关的画面表现围猎的情景(13),前面一幅3猎人张弓搭箭,返身施射逃兽,而后面一幅是3猎人围堵的场面。新城M4∶034是一幅射鹿图,策马疾驰的猎人作张弓状,而箭已射中正在逃窜的鹿身,活灵活现的表现了猎手的本领高超。新城M7∶09和M7∶010则分别描绘了放鹰扑兔和猎犬逐兽的场景。在这些表现狩猎的画像砖中,凡是单人单骑射猎的画面,几乎被逐的动物都已中矢,反映了当时对狩猎技艺的重视。
二、屠宰、进食与宴饮
相对于中原的战乱频仍,偏安一隅的河西地区农业与畜牧业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的繁荣在画像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除放牧图外,大量的屠宰图也间接的反映了生畜的兴旺以及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牛、猪、羊、鸡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在宰杀方法上,针对不同的动物,似乎已有一定之规。新城M6∶015和西沟M5(14)中室西壁的屠牛图均用锤击方法击杀牛,而牛都像是已知将死,极力向后挣脱。这样的方法现在是不用的,但我们通过西班牙斗牛活动可知,在牛的额部,有一中枢神经,如锤击准确,可一击致命。很显然,当时人们对于牛的生理解剖已经相当了解了,对于这种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立下汗马功劳的动物,宰杀时多少还怀有恻隐之心,尽量使其少点痛苦。宰杀猪羊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画面中丝毫不会显现恻隐之意。羊一般是倒悬,前后各一条腿被缚于两根立柱上,往往还处在挣扎状态,屠夫即已开膛活剥。新城M6∶21表现的就是被缚于柱上的、仍在挣扎的羊。而酒泉高闸沟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则描绘的是一手持尖刀的屠夫,解剖被屠之羊,血顺着羊头淌落一地,旁边的架上,挂满了割下的羊肉,场面十分血腥(15)。猪的杀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从头部亦即从颈部开膛剖肚,新城M7∶0109画像砖中将一只黑毛猪倒置于案上,屠夫手持尖刀刺向猪的颈部;而新城1号墓的宰猪图(16)则描绘的是一幅十分有趣的画面:一头龇牙咧嘴的大肥猪四肢伸展,卧伏在倒了一条腿的案上,屠夫手持尖刀欲刺向猪的肛门,看了这幅图,还真应了民间的俗语,“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另外一种常见的画面就是杀鸡,其表现形式是妇女手拎鸡脖,在盆中作拔除鸡毛状,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的一块砖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烫鸡图(17):两名妇女相向而跪,面前各置一盆,画面右侧的手脚利索,鸡毛已经褪尽,左侧的仍在全神贯注工作之中。
与表现农业发展和畜牧业繁荣相对应的是,画像砖中详尽描绘人们各种炊事活动及进食场面的题材也非常流行。除了和面、烙饼、烤肉及灶前烧火做饭这些题材外,还有只表现灶间器具及储备食物的画面。新城M5∶064描绘的是两名厨工手持快刀,在案上切肉,切碎的肉块置于案下的盘中,厨工的宽袖舞动,一副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M3∶042画的是一女婢在盆里揉面,灶间墙壁上分别挂着圆案、耳盘、烤肉叉、巾等,这样的一幅画,人物及和面已不重要,其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厨房这样一个特定场合及其丰富的厨具。M1∶012的画面中,为一3层橱柜,最上层放置长条形和圆形食案;中层中间置摞起的长条案,两侧置似笼屉盖状物;下层空缺。1993年酒泉东关外出土的一块炊厨画像砖(18),一炊妇双膝跪于灶前,手执火棍,专注拨火,其身前灶眼上置一大釜,灶间墙壁上,挂满了刀、叉、钩等炊具。最具河西特点的是烤肉,除了像新城M6的烤肉图(19)直接表现的饮食场景外,画像砖中大量出现的烤肉叉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种饮食方式的普遍存在。
表现进食的题材也很普及,有些是与宰杀、庖厨等画面相连接如连环画般出现。在这些画面中,凡主仆共存于一个画面的,主人必然高大伟岸,身板挺直,凛然不可侵犯;而仆从则往往显得瘦小谦恭。新城M6∶0103和M6∶068画像砖中,主人即使跽坐于地,也和仆从站立等高,其身形宽大更是两倍于仆从。显然,画像砖墓的主人在当时都是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或者说,普通民众是修不起画像砖墓的。表现进食场景的题材如宴饮,一般都安排在墓葬的前室,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社交场景。在出土的画像砖中,主客往往是分置于画面的两端,主客的身形也不相上下。也有墓主夫妇2人对饮的场面。新城M1∶026宴饮图,宾主四人坐于榻上,榻下俩乐师,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无论听众还是乐师都神情专注,栩栩如生。新城M7∶070描绘的是宾主2人对坐而饮,2人中间置案,案上置勺、斛、镟等食具,旁边另置一案,案上置耳杯。对坐的2人服饰完全一致,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也相同,可见,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宾主之间宴饮与仆从侍奉主人进食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划分的森严。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画像砖墓中,除了反映当时的农业与畜牧业生产以及墓主人的生活题材外,还有不少反映仪仗出行、出游等场景。反映种植业的题材,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种桑养蚕,毋庸置疑,养蚕业的发达,带来了服饰的变化及生活的多姿多彩,并且通过服饰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地位与民族区别,这里对此不再赘述。河西地区画像砖的另一主要题材就是通过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传说故事和神禽灵兽,酒泉和嘉峪关的画像砖墓中这类题材少见,但在敦煌佛爷庙湾-辛店台墓群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之类的故事画面,羽人、神马、奔羊、河图、仁鹿、神雀、洛书、麒麟、辟邪、受福、白象等神兽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图案也大量出现,从形式和内容上均与酒泉、嘉峪关的画像砖题材有明显的区别。另外,河西地区的画像砖题材与同期的其他地区画像砖题材也有明显的不同,这或可理解为地域所产生的差异。总之,河西地区的画像砖是一种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它既受当时中原频乱、而河西相对稳定的大环境影响,同时也是当地民族融合、物产富足的小气候的产物。
①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
②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⑤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③④⑥⑨(11)(14)《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之图五四、九一、八七、五二、八二、六三,《文物》1996年7期。
⑧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之图版五七-1、图版九,文物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⑦⑩(12)(15)(18)酒泉市博物馆:《酒泉文物精华》第61、91、60、98页相关画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13)(16)(17)(19)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之彩图30、34、36、37,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