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和马克思不断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不断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哲学；“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注：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它注重对文化的研究和文化批评，最终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转向？其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价值何在？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同情地理解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题，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理论主题转向了文化研究，同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而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却取得了胜利。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但没有遵照马克思的预言走上国际主义的联合之途，反而支持拥护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第二国际后期右翼理论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曲解唯物史观；二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加强，以及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物化现象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淡化、弱化。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要求充分重视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功能，奠定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
他们首先批评了第二国际右翼理论家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指出其错误在于，他们不是把唯物史观看作行动的指南，用它来科学地分析现实，而是抽掉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把唯物史观降低为象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甚至把人类历史规律当作可以准确预测具体实现日期的数字公式，完全抹杀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对此布洛赫曾经这样形容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似乎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人就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一个被远载的乘客，他所做的只是向共产党的售票处买一张走向共产主义的车票而已。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以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具体分析了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包括与俄国的不同特点。他们认为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国家主要靠暴力统治，因此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革命就取得成功。但是在西方，国家机器仅仅是其统治的前沿阵地，其背后是强大的市民社会，它们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因此其统治不仅仅只是暴力统治，而是更多地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化、弱化，从而认同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葛兰西曾经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却依然存在（注：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版，第238页。）。可见，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总体统治， 西方革命模式也应是一场包括经济、文化、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其中文化心理革命是经济、政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西方革命来讲，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和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至关重要。从上述思想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研究，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从而最终构成了其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核。
二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而这首先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奠定的。
卢卡奇把意识形态等同于阶级意识，并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不同。他认为，所谓阶级意识就是整个阶级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生产过程中特殊地位的认识，它不是个别阶级成员来自经验的心理意识。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比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打败封建主义的时候，他的敌人无产阶级就已经出现，它使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反对封建制度取得胜利时就变成一种新的压迫；资产阶级从其阶级利益出发，总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抹杀阶级斗争，并建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不可能、也不会去真实地反映现实，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目的在于欺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又是科学的认识，因此它就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特点是既从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问题出发，又把它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优势。无产阶级也只有具备成熟的阶级意识才能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因为，资产阶级的优势在于有一套圆滑的政治统治技巧以及拥有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成熟的阶级意识，也就丧失了对资产阶级的优势，革命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而拘泥于日常具体问题的斗争，不能把它同无产阶级的最终奋斗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
葛兰西也强调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实践功能，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以及集体生活中含蓄地显示出的世界观（注：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版，第328页。）”，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获得世界观，并运用它指导自己的行为。由此他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他对意识形态功能的论述建立在他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基础上，把西方国家上层建筑分为两部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前者是专政统治的工具，包括军队、监狱、警察等暴力机关，行使政治领导权；后者则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包括政党、教会、学校、文化学术团体等民间组织，行使文化或精神、道德领导权。在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政治领导权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西方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直接夺取政权，而是首先要夺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夺取政治领导权。而这又决定了西方革命的战略要采取各个击破的“阵地战”，而不是像俄国那样直接进行暴力革命的“运动战”，只有对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功能，西方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发扬光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二战”后，新的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西方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社会朝着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资本主义统治方式进一步向意识形态职能转换，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淡化、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相当重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批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核心——启蒙精神。在他们看来，所谓启蒙精神是指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类作为自然界主人的进步思想。它虽然用人性代替了神性，但另一方面使人受制于科学技术理性，即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既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又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也就是说，启蒙精神变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的神话。由于技术合理性思想盛行于西方社会，人的人格和灵魂全是通过机器铸造的，人完全被异化了。同时，技术理性所造就的“文化工业”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的目的不仅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鉴赏能力、批判能力，它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制造一种生活方式，让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从而丧失了对自由的追寻以及批判、否定能力，整个西方社会因此变为没有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西方人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消费而没有否定思维的“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实现其统治职能的具体途径。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具体而言执行三种职能：（1）操纵人们的思想，清除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让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变成简单的技术问题，即技术至上、商品至上；（2 ）利用西方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让人们沉醉于虚假的“幸福意识”，从而压抑、消除对现实的否定意识；（3）利用科学技术理性为其统治作辩护，以保证人们对它的忠诚。
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还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转变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的。阿尔都塞被称为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家”，他从否定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概念体系，是以颠倒、幻想的方式对现实的反映，是“虚假意识”。他在晚年的著作《列宁和哲学》中把国家分成“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部分。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输出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生产关系，来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其场所主要在学校和家庭。因此，他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指出“一个阶级如不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行使领导权，就不能长时间内掌握政权”（注：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纽约1971年版，第146页。）； 特别强调争夺学校教育领导权对西方革命的重大意义。弗洛姆则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阐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如何控制人们的思想的。他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概念。所谓“社会性格”是指“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其内容是由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它是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即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格，形成人们的思想和理想，而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而“社会无意识”则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被压抑、社会不允许被意识到的内容，这些内容只有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时才能上升到经验的层面。哈贝马斯和奥菲则指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通过三种选择机制来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注：参阅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 337页。）：（1）“消极选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程序、 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过滤系统”排除同资本家利益相冲突政策、方案，保留维护其利益的政策、方案。但这种选择带有强制性，不能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2 ）“积极选择”：指在前者的基础上，选择有利于整个资本家利益，而非个别资本家利益的方案。（3 ）“掩饰选择”：在积极选择的方案中挑选最具超阶级利益外观的方案维护国家的表面的中立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仅仅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总体统治，而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他们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特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并提出了他们的拯救之道。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构成了其文化哲学的另一方面的内容。
三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物化现象作了分析批判。他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固有现象，商品交换的原则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它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为人所创造的物反过来控制人自身。一方面，现存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和人相对立，反过来支配人；另一方面，人的活动以及人本身变成了商品，人被异化了。它造成的结果是：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同整个生产过程、产品无关的机械劳动，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旁观者，随之而来是人的价值的丧失和物的价值的上升，物支配着人的命运。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合理的社会。此外，物化还造成了“物化意识”，它培育了机械、依附的工作方式，导致孤立、静止的实证主义方法；它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掩盖其实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丧失了批判性、战斗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它代表人物如列费伏尔提出了“日常生活异化论”，弗洛姆提出了“总体异化论”，马尔库塞、本·阿格尔提出了“消费异化论”等等，其核心思想都是说明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人性丧失、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的病态社会，必须予以批判。
针对“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物质财富的激剧增长，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西方社会已进入无矛盾的理想社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不是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是更加不合理的社会，只是其矛盾的表现、特征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同而已。这种不同体现在：经济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向消费领域、文化领域转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即社会生产一体化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转化。这种批判和揭露在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表现得比较突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却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和批判、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则盛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说，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人性的压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西方社会对人的压抑主要是通过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并通过大众媒体如广告、娱乐、信息输出一套生活方式，引导、操纵人们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追求，使人们不能自由地按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整个私人生活日益社会一体化。“今天，这个私人地盘被技术现实所侵犯和削弱。……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而正是在这一向度内才能找到同现状相对立的根子。在这一向度内，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评力量——是运用自如的。这一向度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不仅工人阶级的否定批判意识日益弱化，而且文化艺术也丧失了批判能力。从当代西方文化的内容看，它已经丧失了前工业社会文化的否定、批判性，清除了其中的异己和越轨因素，单纯肯定现实；从形式上看，当代西方文化具有标准化、模式化、操纵化、大众化、商业化的特征；从功能上讲，则压抑了个体主动性、创造性、自由选择的能力。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而是一种更加不道德、非人性的社会，它完全否定了人类的精神价值，把人变成没有灵魂的、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单向度的人，而这一切均缘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总体统治。
以本·阿格尔、莱易斯、高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已从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他们和一般的生态学理论不同在于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而这种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必然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带来的“异化消费”，即为了逃避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在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的消费，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问题。因此，他们坚持两个论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他们强调，生态危机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靠向工人阶级许诺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必须受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的破裂，使人重新认识自我及社会，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既然西方人过着非人的生活，西方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那么西方人的解放之道又在哪里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关键是要改变西方人的心理结构，培育具有革命意识的新人，因此他们主张要对西方的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采取批判和拒绝的态度。首先进行文化心理革命，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然后再进行经济和政治革命，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把理论主题转向文化哲学研究的内在根源。其中，他们尤其重视对艺术的研究。卢卡奇有两大卷的《审美特性》；阿多诺把毕生的精力研究音乐和美学，并写下了《现代音乐哲学》和《美学理论》两部巨著；马尔库塞更是赋予美学、艺术对西方人以巨大解放功能。在他们看来，艺术（指资本主义的经典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艺术抽象地表达人们的愿望、价值理想，超然于现实生活，因而隐瞒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实际的压抑状态，具有肯定现实的肯定功能；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艺术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特点，能够逃避现实生活的异化，从而具有批判、否定现实的功能。“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的；艺术，作为现实存在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0页。）也就是说， 艺术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理想、对幸福的向往，而这和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作比较，揭露了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差距，最终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和否定度，因此艺术“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实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你们实际生存的方式。”（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人获得解放开出的药方，也是其文化哲学的最终归宿。
四
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转换和他们的文化哲学？能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因为他们的理论主题不同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他们由于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是在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因而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注：参阅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实际上涉及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
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他们的理论置于他们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予以科学分析，而不应该把他们的理论脱离其具体历史条件，并用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作简单的对比，然后否定其理论探索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就只能生吞活剥而不是同情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题（注：参阅拙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9。）。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理论研究的主题转向了文化和艺术，恰恰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变化是密切联系的，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不同于东方社会条件下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由于文化历史传统、时代条件的不同，其理论侧重点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和传播地，使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这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注：参阅张守正《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当代西方革命》，《广东社会科学》1990.4。）。恩格斯晚年曾对此有过重要论述：“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关注点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是完全合理的。“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给生产力注入了新的活力，物质商品极大丰富，资产阶级借助广告等大众媒体宣传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工人阶级沉醉于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以逃避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异化，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呈现出弱化、淡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工人阶级的结构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蓝领工人，而且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水平、民主意识也和蓝领工人存在较大的差别。他们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如何争取他们的支持、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在西方的兴衰成败（注： 参阅《 国外理论动态》1999.2，有关“社会民主党研究”的论文。）。这就要求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功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作斗争，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使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西方革命的前提条件，他们的文化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个前提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应该指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受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较深，而且他们在寻找西方人摆脱异化之路的过程中受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较深，因而其理论中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因素较多，表现为不能有效地把上层建筑批判、文化批判同经济、政治批判有效地结合起来，再加上西方革命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他们的理论还未能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这也说明了西方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而充满曲折的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把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其理论的结局，这和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压抑和核战争、暴力屠杀等威胁。西方人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而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被异化，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它突出地表现表现为社会生产一体化和个人个性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当今典型的美国人性格则受到‘外来指导’，他并不寻求出人头地却一味寻求‘适应’，……他只能反映不能选择；他没有自己有效的动力中枢。”（注：罗洛·梅：《人寻找自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而两次世界大战使当代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化价值信念产生破灭感，他们惊呼“西方的没落”！“西方文明是怎么啦”？一方面是技术的高度进步，另一方面则是人性的倒退、非人化，残酷无情、作为审讯的正常手段的严刑拷打的复活，原子能的破坏性发展，生物圈的污染等等。”（注：麦基：《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0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非科学主义慢慢产生、发展起来。福克纳在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突出表达了现代人那种空虚、孤独的心境。在近代，人们之所以能用一种理性、乐观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自己，那是因为人们还可以屈从于上帝和道德规范的权威；然而自从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以后，“为现代的前几百年提供了凝聚核心的那些价值和目标已不再适用。我们现在尚未找到新的价值核心可以保证我们去建设性地选择我们的目标和战胜目前这种由于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产生的痛苦、困惑和焦虑。”（注：罗洛·梅：《人寻找自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因此，当代西方哲学家如萨特、海德格尔等都用美学救世主义当成现代异化世界的一副解毒剂，从而给绝望中的人们提供一点心灵的慰藉、人生的勇气和希望。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得失不应脱离西方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我们应从他们的理论中看到他们对西方人解放之道的一片苦心和孜孜不倦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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