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工匠向现代工业的转型*
周菲菲
[关键词] 工匠精神 守破离 近代化
日本有“匠人之国”[1]的美称。工匠在日语中称“職人”，是日本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集中体现的群体。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工匠精神”（日文一般作“職人気質”）这一概念形成于江户时代末期,它将工匠手工作物之道深化为贯穿天人法则之道，而“如果寻根求源的话，这些（日本的）手工业种和技术，包括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多都来自中国。它们来到日本以后，在风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中慢慢改变和完善，但还是有不少相通的东西存留至今”[2]。江户时代前期的文学家井原西鹤（1642～1693）在《浮世草子》中曾对比中国和日本的手工艺品，指出:“唐人 (中国人) 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 表里一色, 药材不掺假。木是木, 金是金, 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 不管退换。”[3]可见发达的明清手工业文化曾是日本工匠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学习、参照对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新政府废止了幕府时期的身份制度，认可了民众对于职业选择的自由。同时，在积极引进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近代的机械制工场给工匠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劳动者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便如此，明治时代仍然是工匠的时代。1899年横山源之助的《日本的下层社会》记录，当时东京百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手工业者，并且大部分是在家做工的匠人，新型的劳动者只不过存在于极其有限的领域内。[4]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传统的工匠文化开始了近代转型。通过博览会、贸易公司和“古美术”复兴运动，以及各式劝业机构的建立与专利制度的完善，不少工匠不仅转型为技术工作者，甚至走上创业之路，兴办丰田等影响世界的公司。从工匠技术向近代工业的转变，成为日本近代产业发展的重要源头。
来自全国14个地区的教育局长及各地的校长、教研人员、公益基金会成员等500余人就如何构建政府、社会与学校的关系、扩大学校与社会在办学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和深入交流。
利率的非市场化是银行业高利润主要原因之一，但利率非市场化，商业银行不能进行风险定价，在降低不良贷款的压力下，会使贷款过分集中地投放到垄断行业的所谓“优质客户”之中，银行贷款投放的这种“傍大款”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阻碍了资金的合理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了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日本传统工匠技艺的近代转型
对于日本工匠来说，明治时代的近代转型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成为时代弄潮儿带来机遇。
工匠技术在知识形态和物质形态上的转型，首先表现为技术的理论化。而这在日本中世[5]已经开始，以“守破离”技术发展路线的确立与迅速增多的技术书籍为标志。“守破离”思想是日本在中华文化辐射下，在历史上不断学习、传承、创新中总结出的技术发展路线，诞生于室町时期（1336～1573）的东山文化[6]中。“守破离”指技艺研习的三个阶段：在“守”的阶段中，需要共同生活、看样学样、十年奉公；“破”则需要经过游历各地、多方求教、承包工程、同业互助的过程；而在此基础上，只有少数有灵感的幸运儿可以达到“离”的境界，自创一格。[7]在近世，守破离的传统已深入日本手工业和艺道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催生了大量的手工业技术书籍和工匠著作。这些书籍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常常以图解为中心记录“型”，即某领域里权威的规范或示范。被称为“秘典”“秘传”等秘不外宣的技术书籍也应运而生，例如近世初期的平政隆所著的建筑木工技术书《愚子见记》等。到了近世中后期，建筑书籍进一步完善、细化，仅对于屋顶搭建的雏形分类与特质，就有数种专门解说的木工必读书籍。
技术的理论化和文本化降低了工匠技术的传承对传统学徒制和一子相承制的依赖。随着技术书籍的增多与工匠基础教育的普及，出现了大量独立经营、自学技术的工匠，还有农学者大藏永常（1768～?）等不少出身工匠者自发修习“兰学”[8]和《天工开物》等明清技术书籍。
以上的近世变革都为近代的工匠转型奠定了基础。到了江户末期，大量出现的博览会、展览会正好给工匠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素材和更大的竞技舞台。1871年，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洲考察，参观体验了维也纳世博会。使节团一行中的大久保利通受到了极大冲击，归国后即建议政府开设内务省，亲自出任内务卿，极力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并于明治十年（1877年）在上野举办了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这既促进了产业近代化，也是对劝业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情况的考察。展品有信州卧云辰致发明的水力纺车、京都荒木小平模仿创造的纹样提花织机等。
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颁发的奖章
[15]汤之上隆：《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林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明治是新兴各大产业的草创期，传统技术的传承者都只依赖于手工技术与“勘”[10]（即直觉）、“骨”[11]（即窍门）进行学习、改良与创新，[12]工具基本只靠一个铁钳。这即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紧邻着感性直观”的、大致对应着知觉和想象平面的思维方式。[13]它给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创立藤仓电线事业的藤仓喜八本来从事女性发饰“根挂”，也就是一种发髻挂件的制造。有一天，他偶然看到弧光灯导线的电线，正如同在发髻挂件的正中间穿过金属丝一样，于是他开始制造绢绵卷电线。可以说，藤仓喜八就是凭借简单工具，让发饰和电线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产生了毗邻性，以自身匠人的直觉跳跃达成了创新。[14]而曾经的铸造工、铸物师、铸铜工、首饰工匠也纷纷分别着手于蒸汽机械、西洋秤及漆盘、煤油灯台、外科器械及锁等物品的制作。至今，丰田系工厂中组装高级乘用车时都会在简短的生产线上使用熟练的组装工人，两人为一组随着车体前进，用几个小时组装一台完整的汽车，带有浓厚的工匠色彩。一般的生产线其中也会有一道工序由经验纯熟的手艺人亲手完成。
明治时期的工艺学校
微信小程序从出现开始，就对各个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教育行业也不例外。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微信小程序开发的在线学习平台，包括小鹅通、荔枝微课、“千聊”等平台，这些平台大致相同，均可实现建课和学习，但在学习者的功能设计上面，“千聊”的互动功能设计优于荔枝微课以及小鹅通，更适合当下作为高校的教学和学习平台。“千聊”的主要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师：直观上感觉∠APB有最大值．那现在我们可以研究切线长，也可以研究两切线的夹角．有长度、有角度，那还可以研究什么呢？
如今，日本的工匠中已经演化出了“工艺家”“民艺作家”“设计师”“传统工艺士”等新的、分类更为细致专业的职业种类。另外，与中国长子传承的世袭制文化不同，日本的家族传承有“婿养子”的传统，即如果家族中没有儿子或者儿子不甚理想，便可以不计较血缘，令女婿入赘继承家业。这种灵活的继承制度给工匠技术传承及身份转型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体现在从工匠转型为企业经营者的过程中。
日本工匠在经营模式上的近代转型
工匠文化是否能适应现代经营模式？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认为，工匠并不适合工业生产；半导体产业研究者汤之上隆，甚至指出日本制造业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和过于苛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反而不利于市场竞争；[15]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匠人努力把事情做好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就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16]，如此专注于实践的人往往没有工具理性的动机，因而容易与现实的要求向左。
然而，“日本式经营模式”与工匠文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日本工匠精神中的“家职”观念对其近代经营模式起到了类似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天职”（Beruf，亦译作“志业”）观的作用。“家职”观念强调敬业敏求，并以此达到儒家治国齐家的理想，同时包含着佛教式的功德观念。相比血缘而言，日本工匠的家族传承更重视维持神佛恩赐的所谓“暖簾”“看板”，即信誉、招牌。在民间家职观念的基础上，日本近代国家在国民道德教育中也以工作报国、忠孝两全为指针，动员传统的工匠精神来促进产业发展。丝织业在日本被称为“功勋产业”，奠定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基础，被称为“功勋产业”。当时的实业家尾高惇忠在1847年到1868年间，于熊谷市下手讨村的自家宅邸开设“尾高塾”，讲阳明学，教授克励之道，崇尚“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炼”，并将前者作为基本方针，挂在学舍中，其著名的学生包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涩泽荣一。1870年，尾高惇忠被任命为群马县富冈制丝场长，成为日本首任国营企业主，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工场做女工。昭宪皇太后出巡富冈制丝场时作和歌一首云：丝车疾转，开启天皇的富裕之路。当时有俗谚云，“缫丝车是金车”。不仅是皇太后，日本举国也都期待着用这金车以实业追赶上西洋列强，以达到独立。女工们在工场主所推崇的阳明学教养的熏陶下，也都怀着精业报国的决心和自豪感自称“工女”，为企业发展和日本近代化而尽力奋斗。富冈制丝场的纺织女工和田英就在其日记中写到，她身为武士之后，虽为女子，也要为天下尽力，传习珍贵的新技术。这种精神支撑着女工们克服严酷的劳动环境，与当时被视为“赤鬼”的西洋人一起为伍，为“近代日本发展”学习先进技术后回到出生地，成为器械纺织的技术指导人员。她们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轻工业发展成熟的支撑下，日本的钢铁、造船、煤炭等重工业也迅速得到发展，日本从而迅速从农业国一举崛起为现代西洋化、工业化的大国。
第二，前述的养子制也有利于近代管理模式的引进，许多企业就是依靠养子传承完成经营模式的近代化转型的。例如今天日本五大建筑承包商之一的清水建设，就是木匠头领清水喜助将其建筑木匠班子转型而来。第一代清水喜助是著名建筑师，曾获得工匠的最高荣誉——“苗字带刀” 。[17]其养子第二代清水喜助建造了第一国立银行、三井银行等新型建筑，同时着手内部的工匠制度改革，引进了专门的“店员”作为经营代理人，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包工头”的作用。这些店员虽然不从事制造，却可以直接在工地上管理工匠、令其充分发挥技术。第三代喜助也是养子，他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建筑班子改造为今天清水建设的前身——清水社。改革的内容包括：改革会计方式，引进最先进的簿记法；给予各个工地负责人更大的权限；设置“事务总长”职位，处理店内所有事务；将店员服装全部更新为西服；设置新的奖金制度，将各个工地一成的利润拿出来，奖励给业绩高的店员；首次引进大学本科毕业的技术工作者——东京大学造家学科毕业的建筑家坂本复经。这些划时代的举措奠定了近现代建筑行业录用优秀建筑师、建筑技工的行规，为建筑行业公会的设立及其地位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Adele E. Goldberg[7]4 认为构式是一种整体表达式，表达的是构式义，但构式的整体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直接推导出来，而具有不可预测性。“作为构式的整体义，构式义是整合和抽象的结果”[8]71。构式“确认过眼神X”更强调的是双方有眼神接触后或者是话语发出者单方面“目击”目标之后，经过确认的过程，“X”便是经过确认后得出的结论。前后似乎是因果承接关系，但并不绝对，有些情况下仅是简单的顺接关系。
[1]Martin Fackler, “Japanese Fret that Quality is in Decline,” New York Times, 21 Sept.2006.
第三，注重团队通力协作和经营者深入生产第一线的做法催生了“日本式经营”的诞生。日本土木工程中的传统工匠组织形式受到佛教影响甚大，在管理组织上力求分工明确，身份上力求平等，提倡“上下均力”。这主要是由于僧人承包了大量寺院修建、桥梁与港湾建设工程。这其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是“百丈清规”[18]中的“普请法”，其在肯定日用生活神圣性的基础上，提出劳作即参禅，尤其倡导集体作业，指出“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日本代表性的企业家、所谓的“经营四圣”：松下幸之助（松下）、本田宗一郎（本田）、盛田昭夫（索尼）、稻盛和夫（京瓷）四人都是技术工作者出身，高度重视技术与工厂第一线。源了圆指出，学徒制度在近世与近代日本的普遍实施有利于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和录用。[19]松下幸之助与本田汽车的创立者本田宗一郎都认为学徒经验有益于经营管理。其中，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自来水哲学”“玻璃式经营”[20]及“堤坝式经营”[21]。本田宗一郎重视技术，其中尤重节能减排。1970年，美国提出净化空气法，即马斯基法，限制汽车排放废气。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都以技术理由抵制，本田宗一郎却认为技术上没有不可能，亲自带领技术人员苦心研究，最终研制出了低排放量的CVCC发动机。
日本企业在引进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融入了其传统文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日本式经营被总结为“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这“三大神器”。张玉来指出，在引进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过程中, 日本人融入了其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元素, 把标准作业划分基准落实到小组, 而非美国式的个人。[22]同时，日本的家职伦理与工匠共同体意识与欧美管理模式融合，产生了QC小组（Quality Control Circle）、员工提案制度以及TQC（全面质量控制）等全员参与模式。其中，“全面质量控制”提倡集体匠艺活动，主张开诚布公地相互交流、上下共同投身创造。这本是美国商业分析家爱德华兹·德明（W.Edwards Deming）与休哈特（Walter A.Shewart）提出的四个步骤的“质量管理循环”，囊括了生产之前的调研和讨论过程。[23]在这种制度下，工作第一线得到格外重视。桑内特曾写到，对日本人有着“好好先生”印象的人很难理解在丰田、斯巴鲁和索尼工厂上班的日本人在批评同事的表现时的不留情面；在日本的工厂里，向权力说出真相是可能的。[24] “全面质量控制”意味着追求卓越，并且是对所有产品一视同仁的质量要求，这与传统的工匠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它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在汽车等领域抢占了利基市场（Niche Market）。
日本工匠在思维模式上的近代转型
首先，日本传统工匠的技术转型促进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工匠在制造实践中的直觉是一种经验型的隐性知识，其标准化、文本化则是产业技术科学化的前提。当今的日本企业依然极其强调隐性知识，即所谓的“know-how”（中文一般译作“技术诀窍”）。古代工匠的技术性隐性知识面向整个劳动情境甚至社会文化情境，另外还有大量非技术性的隐性知识，即除了技术性内容外，工人在工作中涉及的一切。后者尽管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次要的, 但是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行以及产品最终以怎样的品质面向市场却很重要。[25]在日本，工程师和管理者都承认隐性知识的重要性。日本的“精益生产”模式[26]就是工程师知识与工人的隐性知识相结合的成功例子。对隐性知识的重视更重要的作用是对异化的克服，以及带给工人自豪感和荣誉感。[27]
日本工匠对品质的不妥协成为了日本企业维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二，“家职”伦理向当代职业伦理与民族认同的转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要求以劳动为“天职”，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在工作时去除掉计较工资、偷懒占便宜的想法。[28]与西欧的新教伦理类似，日本工匠的家职观念也支撑着日本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近代，“家职”观念很大程度上演化为对信用和声誉的执着，以及对品质的不妥协，这种理念成为日本企业维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总体而言，日本在承袭与强化工匠的职业认同、地方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匠的近代化职业转型，传统工匠文化中的职业自豪感得到了延续。一些工匠打破自己囿于小房间中墨守传统的生产路线，以开放而平等的立场相互交流与竞技，从而在协作中达到技术存续。在职业学校与大学教育逐渐普及后，不少传统工艺企业如漆艺、陶艺、纺织等也开始雇用艺术大学、工科大学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一些知名工匠受聘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从事系统性的教育工作。日本的近现代企业虽然大力引进现代工厂生产线，但工匠手作的生产方式也依然有所留存。
结语
关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转型障碍，有诸如闭关锁国、重农抑商、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和法治精神、内外环境特殊性和民族融合漫长性等众多观点。但这些分析大多建立在与西欧工业化的对比基础上，而同为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或许更具有参照价值。日本工匠的技术与经营、乃至思维方式的传统源于中国，即便在转型前后，也有着浓厚的东亚文化色彩。日本之所以能在转型中及时遏制粗制滥造的扩大，并且通过重塑工匠精神来支撑近代工业化，可以从“守破离”匠艺传统对创新的认识、家职观念的灵活性、社会整体对工匠文化的认可与尊重，以及工匠精神与民族认同的融合这几点中找到答案；而以较为和平的形式开展的明治维新，及其“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国策强有力的推行，则是日本工匠在近代成功转型的重要政治保障。
今天，日本传统工匠转型的经验对于中国当前制造业的发展与管理模式的变革都值得镜鉴。首先，在管理模式上，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参与模式强调东方式的集体主义，将标准作业划分基准落实到小组，[29]及自基层到高层的提案决策制度值得我国企业借鉴。我国企业中的管理层中出身生产第一线者并不多，全员参与提案模式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基层发现的问题，有利于技术细节和生产流程上的改善和创新。同时，学徒制度是工匠传统技艺与精神传承的重要方式。我们需要在现代制造业中发扬工匠精神中家职伦理的凝聚力，充分认识技术传承中师带徒的作用，留存具有积极意义的“传帮带”学徒制度。同时，要改革目前的就业体制，改变就业观念，提高工匠职业威望。
下面举例对(N,m)维修模型系统进行说明，图1所示系统中包含M=2个相同的运行单元，每个运行单元由p=1个MC和n=2个AC组成，当收到某个MC的维修请求或收到m=3个AC的维修请求后对系统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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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六法”指传统纺织技法，舍密是荷兰语化学（chemie）的日语音译。此处的“舍密术”是指西方的化学制法。
[3]井原西鹤：《井原西鹤选集》，钱稻孙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4]吉田光邦：《日本の職人》，講談社学術文庫2013年版。
[5]“中世”一词在日本指封建社会初期，通常指1185年至1600年。这一时代又可细分为镰仓、南北朝、室町、战国和安土桃山时代。“近世”则指封建社会晚期，即江户时代。
[6]东山文化指15世纪后半叶，日本室町中期以足利义政的东山山庄（亦称银阁寺）为中心繁荣起来的文化。受禅学影响，艺术趋向枯淡幽玄，公卿文化和武士文化融为一体。
广播电视节目的传统传播机制，也就是立足于传统媒介的广播电视。在广播电视台普遍邀请受众现场参与节目录制，以及互联网以家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为终端进入百姓生活之前，信息的发布与接收是单向的。如果受众希望与节目制播机构交换信息，则必须借助纸质媒介或有线电话，这时候的双向交流具有滞后性。此时，信息的传播机制可以用图1表示。
[7]松原幸夫：《形式知と暗黙知から見た日本のものづくりの変遷～新しい経験主義について～》，第5回 TRIZ シンポジウム発表論文，2009，第2页。
[8]兰学，即荷兰学。指日本在江户中期以后，通过荷兰语对西方的学术和文化进行研究的学问。
如果是纯粹技术性问题，实验结果却是存在盖然性，则排除党员干部的过错因素分析；如果夹杂着行政管理的问题，则需要分析党员干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过错因素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大小论断，而非一刀切地进行武断和机械地排除。
[2]盐野米松：《留住手艺》，英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基于河道整治的实际要求，项目部需要做好入场前培训教育工作。通过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促使相关人员及时掌握了解河道整治工程的特点、以及工程主要的危险区域、河道整治工程技术要点等。用时，还需要借助安全培训教育工作的开展，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合理规范施工人员的操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提升了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此外，当安全培训教育结束后，项目部需要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技能测试，以考试的方式检查入场员工对于相关知识的战功与了解。只有顺利通过考试的人员，方可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河道综合整治工作。
[10]“勘”在日语中指直观感知事物的能力、第六感、悟性。
[11]“骨”在日语中一般写作假名“コツ”，指要领、要害、要点，此处笔者译为“窍门”。
[12]小木新造等编：《江戸東京学事典》，三省堂1988年版，第550页。
注释：
[1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日本経営史研究所：《沖電気一〇〇年のあゆみ》，沖電気1981年版。
术中低体温(核心体温<36 ℃)的发生率很高，国内报告的发生率为25.7%～44.3%[39-40]，国外报告的发生率可高达50%～90%[41-42]。低体温会影响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会导致出血量增加、心脏不良事件发生、苏醒期寒战、苏醒延迟、麻醉后监护病房(post anesthesia care unit，PACU)停留时间延长、伤口感染和住院时间延长等[40-42]。
明治维新后，大量工匠怀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勤奋学习西方产业技术，在“守破离”传统技艺理念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良。当时的工匠们发现，在大规模机械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墨守传统，就会走入死胡同而被时代淘汰。例如著名纺织工匠第五代伊达弥助提出的“考诸六法、参以舍密术”[9]。伊达弥助世代为纺织工匠，第四代曾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第五代伊达弥助（1838～1892）继承家业后进入舍密局学习，后成为一代名工。伊达弥助的工厂中有井上伊兵卫（1821～1881）等名匠辈出。
[16][24]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第20～21页。
[17]“苗字带刀”是江户时代的身份证明，一般只有统治阶层——武士才能享有这种权利。
[18]百丈怀海创立了“禅林清规”，即“百丈清规”。“清规”是指禅宗寺院组织章程及寺众日常生活的规则仪式。“禅林清规”表现了中国禅宗戒律的形式，即不奉戒苦行，而是在生活中“触类见道”，进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日常生活实践。百丈怀海创立的中国式戒律——禅门清规适应了中国国情和唐代禅宗发展所需，是禅宗丛林维持千百年的一大原因。
[19]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郭连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20]“玻璃式经营”指企业内部开诚布公、信息对称。
[21]“堤坝式经营”指先修堤坝，为保持经营的弹性、始终留有一定回转余地，以避免经营中的周期性震荡。
[22][29]张玉来：《日本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进化路径》，载《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2期。
[23]W.Edwards Deming, The New Economics for Industry,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2nd ed. ), MIT Press, 2000.
当今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也成为众多企业在市场营销战略制定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既是威胁同时也是机会，关键是企业能否有效把握机会，或者把威胁转化为机会。而企业制订战略的重点在于改变企业内部因素，适应企业外部环境，而不是企图改变企业外部环境。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实性的情况下做出准确的决策。
[25][27]尹文娟、卢霄：《关于无技能工人的“know-how”研究——涵义、合法性与当代境遇》，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3期，第49页；第51页。
[26]“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是其摸索出的适合多品种、小批量混合生产条件下的高质低耗生产方式。
[28]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8页。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日本工匠精神对宋明理学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8SJZDI024）与日本住友财团亚洲研究项目（188018）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工匠精神论文; 守破离论文; 近代化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