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吗——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轨迹论文,曲线论文,收入差距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Kuznets(1955)提出著名“倒U假说”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便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论题之一。相关研究文献不断涌现，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理论研究方面，部分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如Aghion(1998)、Murphy等(1989)、Alesina和Rodrik(1994)、Bertola(1993)、Persson和Tabellini(1994)、Perotti(1993,1996)、Alesina和Perotti(1996)等。另有文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Oded Galor和Daniel Tsiddon(1997)等。在实证研究方面，Alesina和Perotti(1994)、Alesina和Rodrik(1994)、Clarke(1995)、Perotti(1992,1994,1996)表明收入差距加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另有学者认为，得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实证研究存在问题，如Li和Zou(1998)、Forbes(2000)、Barro(2000)等。近年来，该领域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时，一般认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非线性关系(Galor和Moav,2004)，但已有研究未能准确说明这一影响的具体机制。在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渠道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如Kaldor(1957)、Stiglitsz(1969)、Bourguignon(1981)等从物资资本出发论证不平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而Romer(1986)和Lucas(1988)则发现收入分配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而影响经济增长。与国外研究成果相似，国内学者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有利，如汪同三等(2006)；另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如陆铭等(2005)、杨俊和张宗益(2005)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存在长期非线性关系，在泰尔指数为0.100处发生机制转移。1978－199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1992－1999年，收入差距对实际增长的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1999年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类似研究还包括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以及刘生龙(2009)和师文明(2009)等。
已有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比较混乱，无法使我们清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多数理论研究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这并不一定能获得实际数据的支持。新的数据和估计方法也许能对此提供更有力的解释，特别是对于像中国、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具有独特特征。同时，已有文献可能存在两大计量难题：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和忽略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当涉及跨国经济研究时，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因此，Sukiassyan(2007)建议采用转型国家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其理由是这些国家有些相似的起点，并且都经历了发散式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其宏观、金融、社会、政治等特征以及市场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有相似性，能有效避免以上问题。基于此，本文借鉴Sukiassyan(2007)建议，以转型国家①为样本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与Sukiassyan(2007)的不同点主要在于：第一，所采用的样本不同，Sukiassyan(2007)研究采用1988－2002年数据，而本文则采用1986－2009年的数据，其意义不在于仅仅更新样本，正如Sukiassyan(2007)指出的那样，随着转型程度的不同，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断变化，且该研究对样本选取比较敏感，对此，本文后面的分析结论也会说明这一不同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在Sukiassyan(2007)的样本中没有包括中国数据，中国作为典型的转型国家，在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变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特征，在研究转型国家中应该考虑这样的样本；第二，本文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影响，除此以外，与Sukiassyan(2007)一样考虑了教育、政府支出、经济自由度等影响，本文模型的拟合效果比Sukiassyan(2007)更好，②参数符号变化更易解释且更符合预期。③本研究不仅能够为已有研究提供重要的和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而且由于面板数据能够增加计量模型自由度，提高参数估计的稳健性，因而能够为经济实践提供更强、更准确的启示和指导。
论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指标、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第三部分是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典型事实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指标、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本部分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指标、数据进行简要描述，并构建实证分析需要的计量模型。
(一)指标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目前统计部门调查的收入数据是城乡分离的，根据这些数据难以准确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本文则直接利用许冰、章上峰(2010)的计算结果。本文经济增长以实际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本文计量模型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将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包括资本形成总额、政府支出、人口增长、文盲率(度量人力资本状况)。同时，各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不同，这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Doucouliados和Ulubasoglu,2006)，因此，在模型中引入经济自由度变量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所用数据为中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和保加利亚七个转型国家1986－2009年的面板数据。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意义，它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浪潮。本文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二)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具体如式(1)所示：
内生性问题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决定了这种潜在的内生性：(1)控制变量以外的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也会影响收入差距，这意味着扰动项ε[,it]和解释变量Gini[,it]可能相关，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2)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也许是因果倒置的，即经济增长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一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必须加以考虑。由于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文献中还没有非常合意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收入差距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问题。
三、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典型事实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进行了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历了宏观经济的急剧变化与调整。图1给出了自转轨以来几个代表性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除中国以外，在转轨初期，这些国家普遍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下滑，在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调整后，这些国家基本克服了经济衰退从而实现了经济正的增长。总的说来，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殊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不同寻常的10年。这期间，这些国家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社会、经济变革，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键环节。
图1 几个代表性转型国家实际GDP增长情况
在这些激进式转轨国家中，俄罗斯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国家。“休克”疗法所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收入分配状况的急剧恶化。转型前的统治阶级和一些投机分子攫取了难以想象的大量财富，而在高通货膨胀中，大部分普通人民则丧失了一辈子的储蓄，长期生活在贫困线边缘。在经历了转型初期严峻考验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实现正增长，但是收入差距程度并未降低，且在工资收入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贯穿了俄罗斯的整个转轨时期，并且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更高水平(王永兴，2006)。
图2显示不同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发生了体制剧变，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转型初始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居民实际收入明显减少，但各国减少的速度有所不同，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也不同。就基尼系数来看，部分国家基尼系数大幅度快速上升，部分国家基尼系数小幅度慢速上升，另有国家基尼系数变化较平稳且略有波动。在大多数国家里，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的同时，贫困急剧增加，且贫困呈长期化趋势。在经济转型中，“旧穷人”的贫困加剧，同时又产生了大量“新穷人”，长期贫困人口在许多国家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广大居民生活缺乏保障的同时，新富有阶层的迅速出现是这些转型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图2 几个代表性转型国家收入差距状况
经济转型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背景不同，从图1可以看出，大多数转型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在经济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善，有些国家甚至变得进一步恶化。图3～图6显示了各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基本走势和关系，图中左侧刻度表示基尼系数数据，右侧刻度表示经济增长率。由图3～图6可知，由于前苏联、中东欧国家采取的是“休克式”改革，在转型初期的很短时间内，大多数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且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呈负增长；随后，伴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经济正向增长，基尼系数也基本呈扩大趋势。当然，从图6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有所不同：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是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收入差距也大于大部分转型国家，这可能跟中国改革路径和改革措施有关。但总体而言，各国数据皆显示，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只不过各国出现经济下滑的时点略有不同而已。但这一推论是否稳健，即倒U型曲线关系是否真的存在，需要严格的实证检验。
图3 匈牙利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图4 俄罗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图5 哈萨克斯坦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图6 中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四、实证分析及其解释
如前文所述，为了解决测量误差和忽略变量偏误等问题，本部分按照Sukiassyan(2007)建议，采用转型国家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鉴于中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主要考虑两种情况：(1)将转型国家全部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分析；(2)将中国以外的转型国家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型国家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表1汇总了样本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括号内为伴随概率P值)，所有回归都剔除了样本中的异常值，且根据检验结果决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⑤模型1检验了只考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2是在控制其他变量，如资本、政府收支、人口变化、人力资本后检验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加入经济自由度指标后的影响；模型4是加入收入差距二次项的模型。所有模型都应用工具变量法估计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模型4外，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均为正的影响，且结果比较显著；比较模型2与模型3发现，转型国家经济自由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转型期稳定、良好的经济开放制度安排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保障。因此在构建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型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另外，模型4结果显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有非线性关系，且比较显著，因此在讨论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应该采用非线性模型，而模型1、模型2、模型3的线性模型均不可取。
模型4的结果显示，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收入差距水平较低的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收入差距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阻碍经济增长。这说明，绝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或“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应体现生产要素的基本贡献，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将刺激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并不断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水平，最终将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可能的渠道在于：第一，收入差距扩大，收入不断向富人集中，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因而降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消费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转型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政策相机抉择成分较多，而自动稳定器功能相对较弱。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社会不稳定渠道等引起宏观经济政策较大波动性，而政策波动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⑥例如，如果财政政策波动导致财政赤字增加，将会使得政府部门减少其支出，但由于一些政府支出是“刚性”的，政府只能减少其认为“次重要”的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对穷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这将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下降和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因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为了不减少政府支出，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缓解赤字，而税收的增加导致国民税负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国民可支配收入下降，降低消费水平，并减少对子女教育及自身再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最终产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较大的财政政策波动，会影响人们对经济环境发展的预期，增加不确定性，通常会减少私人消费、投资，以及劳动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同时，政策波动性也会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降低经济增长。
此外，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实证文献相一致的是：资本的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文盲率的系数为负，表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政府支出的系数为正，说明在特殊转型期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弱；经济自由度系数为正且比较显著，说明市场化改革等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去除中国后的转型国家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表2是在样本中去掉中国后的回归结果。之所以从样本中去掉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本文研究的转型国家中比较特殊：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收入差距在近几年显著大于其他国家，并且经济开放和自由程度也很高，但中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来说政府仍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论文将剔除中国后的分析结果和包含中国的分析结果加以对比，进而说明在充分考虑了样本潜在“异常值”后，收入差距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表2中⑦模型1的设定和回归方法与表1中模型4相同。
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在剔除中国数据之后，收入差距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呈倒U型曲线变化，但统计上不显著。同时注意到经济自由度这一制度变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因此在模型2里将这一变量舍去重新回归，结果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这表明，较其他转型国家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转型期经济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对外贸易对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忽略。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中东欧、独联体等国正进行着社会根本制度的急剧变化，此时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所以，在不包括中国的模型中经济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甚至不显著。
(三)基尼系数门限值确定
为了计算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由正变负的门限值，将(1)式两边对基尼系数求偏导，得到(2)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7个代表性转型国家1986－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是否呈倒U型曲线。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转型国家的普遍现象，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在收入差距水平较低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将通过一定的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但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的程度(超过经济社会的容忍程度)后，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还发现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实证文献相一致的是：资本的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文盲率的系数为负，表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政府支出的系数为正，说明在特殊转型期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弱；经济自由度系数为正且比较显著，表示各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等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在样本中剔除中国，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倒U型曲线的证据仍然存在。同时，本文还发现，中国经济自由度这一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研究充分表明：一方面，应该承认和允许居民之间合理收入差距的存在。虽然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适当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只要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不超过0.42就可以。经济转型国家在放松和取消经济管制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普遍迅速扩大，说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人为地限制了经济中本应存在的收入差距，转型前长期稳定和低水平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管制的结果。经济转型使基于劳动能力和贡献差异而应有的收入差距得以体现，20世纪末转型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恢复性”。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与其忍受绝对贫困下的收入平均，不如选择经济发展下的有限度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当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超过0.42时，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将阻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正在成为中国目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探索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制度环境，应不断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政府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进程，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行为，创造良好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垄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应不断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达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改善“双赢”的局面。
注释：
①本文对转型国家的界定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关于转型经济体的分类确定的。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具有相似性。
②Sukiassyan(2007)部分模型拟合优度只有0.2、0.24等，而本文模型拟合优度均达到0.8以上。
③Sukiassyan(2007)模型中加入基尼系数平方项后，基尼系数项变得不显著，或者只有常数项显著，这一参数变化并不容易解释。
④此处文盲率具体是指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
⑤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的模型选择将根据Redundant_fixed effect检验结果确定。当F值在10％的水平内显著时，将拒绝无效的OLS假定，继续进行Hausman检验，在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方面，当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将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表均经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所有检验在Eviews 6.0中完成。
⑥本文格兰杰非因果关系检验能够很显著地说明这一点。但因篇幅有限，此处省略了具体实证结果，需要者可向作者索要。
⑦表2模型皆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括号内为伴随概率P值，所有检验在Eviews 6.0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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