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超三恨”与唐人相关小说叙事三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小说论文,元超三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一文中说：“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①不管把《莺莺传》视为虚构故事，还是自寓的传记，都符合“婚而不娶名家女”则为社会所不齿的逻辑，使它成为唐人“有意”作小说的一个典型。其实，科举对唐代社会风尚也极具影响力，只是不属于“南北朝之旧俗”，所以陈寅恪没有提及。唐代是门阀观念盛行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科举制及其风尚从初兴至繁荣的第一个时期，从高宗朝以后，婚、宦与科举就不断融合，日益并重于世，尤以《隋唐嘉话》所载“元超三恨”故事的表述最为典型，它深刻揭示了影响唐人人生的主要因素。这就是不少唐小说的人物形象及其关系多被设置成汲汲仕途的士子与名家女——包括冒姓妓女之间的情感纠葛，而结局又多与仕宦目标直接相关的原因。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乃是它所存身的世界的映象和表现模式。”②质言之，“进士擢第”、“娶名家女”与“仕清望官”三位一体，为唐人有关小说支撑起一个语义丰满的叙事空间，且因不同的叙事策略而显示出多样化的认识价值。
刘
《隋唐嘉话》卷中云：“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③虽然此事与薛元超本人的联系很可疑，却是反映科举制与门阀观念受政治与世风影响的典型材料，也是认识唐代社会风尚与传奇创作关系的生动视角。薛元超名振，字符超，河东汾阴人，薛道衡孙；其父薛收，一生追随李世民，仕至天策府记室参军，封汾阴县男，武德七年(624)卒，是大唐创业功臣和关陇集团重要成员，薛元超因此深受倚重。据《薛元超墓志铭》、《薛振行状》和《旧唐书·则天本纪》载，他武德六年(623)生，光宅元年(684)卒④。综合《旧唐书·高宗纪下》及《新唐书》本传，他贞观十五年(641)尚巢王元吉女，即高宗侄女和静县主；十七年高宗升储之日，敕为太子通事舍人；上元三年(676)迁中书侍郎，寻同中书门下三品；永隆二年(681)闰七月为中书令。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后，因武后秉政而乞归，次年去世。薛元超为官四十年，久居相位，虽经贬谪，仍算是备极荣宠。他会有此“三恨”吗？
先说“不得修国史”。《墓志铭》云：“永徽纂历，加朝散大夫，迁给事中，时年廿六，寻迁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⑤《旧唐书》本传采此说。又据《行状》，知元超任官至三十二岁，因丁母忧去职，时当贞观二十二年至永徽五年(648-654)间，是参撰《晋书》之后的事，所修国史或即《贞观实录》⑥。
再说“不以进士擢第”。进士科虽属显科，但在初唐，其声望能否压倒门荫，令人如此艳羡呢？其实，从门荫起家是勋臣、世家苗裔的特权，在太宗朝更是如此。据毛汉光统计，唐前期即截止武周时期，大士族子弟拜相者，纯门第出身与进士出身的比例分别是77.6%和12.1%⑦，薛元超即属前者，他无由自贬。在科举史上，以进士为“士林华选”之风起于武后朝，此前以明经为显科，而进士科因为不习经史，不断受到批评与约束。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驳落进士张昌龄、王公瑾，认为此辈：“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⑧此议为太宗所采纳。时风如此，薛元超焉能不知！权德舆曾说：“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隧。”⑨沈既济也说：“开元以后，四海晏清，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而“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开元、天宝之中……”⑩正点出武后至玄宗朝专尚进士的风气，杜佑《通典》取此说(11)，陈寅恪也指出：“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12)而薛元超在永隆时已位居端揆，又卒于永淳后五年，时风气方兴，此恨尚无从谈起。
三说“不得娶五姓女”。陇西李氏是否属于“五姓”，学界尚有争议。但联姻帝室无疑是殊荣，既可提高当世名爵，也是太宗强化关陇贵族门户的一个着力点，初唐时力避尚主的是受排斥的山东阀阅，身为关中望族之河东薛氏却是皇室的传统姻亲。薛元超姑母是高祖婕妤；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是薛瓘与太宗女城阳公主的次子，连同薛元超，唐兴六十年，薛氏与皇室共四度联姻。武则天也令冯小宝改姓薛氏，与薛绍合族。更何况高宗受太宗委托，与薛元超相知于东宫，情谊深厚。《行状》与《墓志铭》皆载高宗晚年与薛元超话及三十余载君臣相知的故事，帝云：“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传，君臣共终白首者几人？我观卿大怜我，我亦记卿深。”(13)高宗幸东都，以太子监国，留元超为副，而有去目断臂之感，这种眷顾和嘱托都超出一般君臣关系；元超乞骨归宅，更是“同心比于周、召”(14)之举。因此，即使是晚年的薛元超，也很难说出“不得娶五姓女”一类的话。这件著名轶事前不见《薛振行状》和《薛元超墓志铭》，后不见两《唐书》本传，也是一疑。总之，此事或出伪托，或系讹传，不足为据。
唐太宗云：“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15)做为一项选官制度，士族并不排斥科举，他们抨击科举，主要因为进士试有利于庶族进身。杨绾登天宝十三载词藻宏丽科甲第，该科在取辞藻宏丽外，又别试诗赋各一首，是制举试诗赋之始，与进士科实无大异，但他却在代宗宝应二年(763)迁礼部侍郎后奏贡举之弊，要屏弃“争尚文辞”之士，建议按古制择士，命县令“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16)，矛头直指进士科，这清楚地体现了士族对科举的实用态度。杨绾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士族也不弃科举。事实上，士族拥有政治资源丰富、经济实力强、子弟出于官学和多居于两京等诸多优势，自初唐以来就是科举中的强势群体。
根据唐代官员出身及科举实绩，士族在分科成绩、总体趋势及各阶段表现上都占绝对优势；且以参与进士科的规模最大，发展最强劲。有唐三百年，阀阅所以不坠，有赖于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18)婚姻则是一种粘合剂，可以强化两者的联系。士族进士始终以联姻高门为上，庶族进士则以“娶五姓女”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反之，进士群体也是皇室、阀阅世家及当世显贵的理想联姻对象。至开元前后，士族择婿重科名，进士婚配重门第的风气已经形成。
刘知几兄弟六人中进士第，他又为史官二十余年，兼修国史。他一面在《史通·邑里》中批评史家作传好取旧号郡望门第，一面又作《刘氏家史》和《谱考》，考究家世渊源(19)，我们只是不清楚他的妻族。至天宝初，刘也有修国史之荣。这个家庭几乎是“元超三恨”所折射的世风的样板。因此，如果把《隋唐嘉话》收录“元超三恨”看作是揭示世风的一种策略，庶几可以接受。
“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20)，士人若再辅以婚姻，锦绣前程自然可期。但“五姓女”是一种稀缺资源，婚姻成本高昂，加上阀阅世家自身的联姻传统，一般人很难走通这条路，但这都不能阻止社会趋从心理的形成。像龙女这样的精怪，还要伪称与清河张氏的婚史(21)，并假托范阳卢氏作为嫁给落第书生柳毅的资本，世人又焉能脱俗！另外，初登科举和仕途的年轻人，与久负科名的荣光而遭遇政治打击的世故之人的人生体验不同，对科举、婚姻与仕宦关系的看法也有区别。因此反映在创作上，表现也很复杂，如五姓女多是孀妇，婚姻与狭邪之恋有冲突，因三者兼得的渺茫和仕途尚多风险等原因导致的失落感等，都是潜藏在唐代小说叙事之下的现实，也为构想种种叙事策略所本，所谓“假小说以寄笔端”(22)，非尽幻设之语。
相关作品如《游仙窟》、《枕中记》、《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樱桃青衣》等，都是唐人小说中的名作，其中男主人公都具备进士出身(含应试)、娶五姓女(包括冒牌货)及历官清贵等特点。张
于高宗仪凤二年(677)登科之后作《游仙窟》，时任宁州襄乐尉，此前于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枕中记》约作于沈既济在德宗建中二年(781)贬官之后。文述卢生在梦中娶清河崔氏，科举、仕宦无不显达，醒来却是“黄粱一梦”。此记传两本，《文苑英华》本称事在“开元七年”，《太平广记》本云“开元十九年”。元稹的《莺莺传》约作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九月，述崔氏在“贞元中”被张生始乱终弃事。《霍小玉传》作于文宗大和元年(827)。作者蒋昉出义兴(今江苏宜兴)蒋氏，约在元和十五年，由李绅、元稹荐为右拾遗，长庆初历右补阙、翰林学士，加司封员外郎及知制诰；四年(824)初，因宰相李逢吉排挤李绅，坐贬汀州刺史。小说述陇西李益与长安妓霍小玉在“大历中”的悲欢离合故事。白行简的《李娃传》约作于德宗贞元末至敬宗宝历之间。事起于“天宝中”，当延至代、德之世。佚名撰《樱桃青衣》述范阳卢子天宝初落第后，因娶再从姑崔氏的外甥郑氏女而中第入仕，梦觉时衣饰如故，遂求仙而去，事涉玄、肃两朝。总括而言，诸篇完成于初唐中期至晚唐前期这一百六十余年间，正是崇重进士之风从初兴而渐至强化的时期。其中，首开风气的《游仙窟》还没有表现三者间关系的自觉性。后五篇则形成了两种叙事模式，一类借狭邪之恋与“婚五姓女”的冲突，强调婚姻对仕宦的重要性；一类借此世风表达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看法。
(一)《游仙窟》。小说述“仆”与“清河崔公之末孙，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23)的孀妇十娘酬唱夜合的过程，寡居五嫂亦是“太原公之第三女”；因小说中人自称为“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则一窟神女，五姓有其三；而凭“仆”之风流才貌，将名门之女玩弄于股掌之上，其奇特面貌引人瞩目。当时的张，其科举成就足资夸耀，而小说开篇“嗟运命之迍遭”，后面又说“沉迹下寮”，难掩一腔仕途坎壈之感，其纵情书写放浪情事，不免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替代方式。按张乃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西南)人，小说自述出身语洋洋洒洒，却不明房支，欲与名族结婚，实属妄想，这恐怕正是其设置人物关系和情节的主要背景。在五姓以“禁婚家”高自标许的时代，以对五姓女尊而不重、淫而非礼的策略，抒发不得娶的怨恨，正合世风，也足见用高门大姓为妓女冠名的做法，决非信手拈来。《新唐书·张荐传》载其“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为文“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24)。他的《朝野佥载》里触目皆是讥刺当朝权贵的浮躁轻慢文字，固然体现了为人为文不入流俗的一面，也说明《游仙窟》无非是把笔伐对象变成五姓女，以耽游狭邪的时风作掩护，用俗艳文辞传达戏谑与意淫的扭曲心态而已。《游仙窟》未点出逸游与仕宦的关系，对三者内在联系的表现也很模糊，导致其社会风尚背景多被忽略。其实，文学表现的欠缺正合乎时代发展——有关科举与婚姻对仕宦前程的推动作用的认识，至仪凤年间尚未明确。
(二)《莺莺传》。张生抛弃莺莺，旨在实现为仕而婚的策略，凭此可以绑架世人，亦令《莺莺传》终堕恶趣。因此，始乱终弃固然是全文的一条叙事线索，但崔、张情感的变化实由张生主导，其三度赴试的行迹才是把握情节走向的关键。张生首赴长安时，其表现合乎情人离别的常态：“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25)张生归来后，莺莺“待张之意甚厚”，张生“以是愈惑之”。这是情感深挚的阶段。但当张生因文调及期再次西去时，字里行间却生出强烈的诀别感，张生“不复自言其情”，唯“愁叹于崔氏之侧”，微妙的情感变化，使莺莺“已阴知将诀矣”，遂“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至张生“文战不胜”，滞留京城，致书“以广其意”时，不知他何以自解，但莺莺的信里分明说道：“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张生的行迹始终以科名为中心，而莺莺从未得到对私情的保证，她表达这样的态度，该是多么的尴尬，又该有多大的勇气？张生却顺水推舟，“发其书于所知”，并自饰其过。此时再回头看张生对何以不近女色的回答，理解就可深入一层。他说：“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接着就叙及为莺莺所惑事。世人尝谓莺莺即尤物，看来不全对。尤物也有层次，张生是“真好色者”，亦是好真色者，从不近女色到疯狂地追求莺莺，未必不能因更进一步的选择而弃之，这才合乎“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的真义，而善于“抉择”正是张生的人格特点。但看他当初答复红娘为何不求婚的话，就知本无诚意：“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其心凉薄如斯，莺莺的命运定矣。因此，莺莺不一定是酒家胡或妓女，即使是败落的五姓女，也难逃厄运。张生以莺莺为尤物而求之，与李益钟情于小玉而溺之何其相似，结局又焉能不同！元稹善于投机，他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九年以拔萃登科，先后曾附京兆尹韦夏卿和宰相裴垍。此传作于二十年九月，时任官秘书省，又新娶韦夏卿女为妻，正是得意之时。他后来曾被贬，则又附宦官而做到宰相。其至交白居易说他“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26)，陈寅恪则讥他一生“巧婚”、“巧宦”，由他主演一出始乱终弃的悲剧，实无足怪。有趣的是，张生以“忍情”自解，曾受元稹举荐的蒋昉却在《霍小玉传》中，借韦夏卿之口嘲讽李益始乱终弃的恶行，称其为“忍人”，不知元稹作何感想！
(三)《霍小玉传》。无论霍、李的感情纠葛如何的凄婉欲绝，也只是粘在李益人生日程表上的一次逸游而已。这张表上也有三个关键事件，既决定李益的人生，也决定小玉的命运。先是李益中第后，“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次是“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薄”，最后是“后月余，就礼于卢氏”(27)，在笔者看来，这是隐没的情节梗概。俟试之暇，令李益“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的情怀得以释放。但不论情真与否，小玉都不能停留太久，犹如鸡鸣将曙，幽会即须散去一样，李益有了新的人生，逸游就须结束。小玉原是懂事的。两人初会时：“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无奈钟情太过，难以自拔。饯送李益的宴会甫散，她就有了预感：“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这就是世风。这份感情本应就此结束。事实上，此后李益正奔走于道路，以延续与卢氏的联姻传统，小玉的苦寻虽得舆论同情，却日益游离于李益的人生。反之，即使时人谤议沸腾，也不能影响李益的选择，更不影响他的前程。妒忌之事，无非志怪。表面看，这是兼具门第与科名的李益为就婚卢氏而抛弃妓女霍小玉的故事；反之，则是妓女霍小玉无视现实以卵击石的故事。把小玉当主角固然动人，但李益才是人生的支配者，坚持和牺牲终是徒劳，因为与社会规范不合。特例的存在意义在于证明规律的强大。按此亦可见李娃的绝情合身份，合现实，也合逻辑！在奉行“良贱不婚”原则的社会里，进士和狭邪只能是露水情缘。只是在李、霍之间，动情的是小玉，遂亦为情所困。在《游仙窟》里，纵情狭邪遮蔽了“娶五姓女”的愿望，但两者在这里首次以激烈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社会风尚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学表现的进步，《霍小玉传》因此成为独具“警世”意味的世情小说。《潇湘录》中《焦封》篇叙述开元初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游蜀，遭遇“都督府孙长史女”荐枕，焦封亦眷恋不已，“经月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28)。孙氏遂慨然放行。焦封殊非名流，他的话却实在是李益的心声！无奈小玉不如孙氏女世故，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四)《李娃传》。与《霍小玉传》不同的是，《李娃传》旨在寻求情感与婚姻冲突的解决之道，且曲终奏雅。它们在《游仙窟》止步的地方走出了两条基于现实的想象之旅，一悲一喜，皆有深义。一般地说，狭邪之恋大多发生在士子备考或备选时期，青春期的情感冲动，失去约束的放纵，寂寞生活的安慰，以及风流自赏心态的满足等等，都是生发这种奇特风气的基础。但沉湎青楼，不仅销金，也消磨志气、迷乱情感，影响前程。在士子年年满长安的时代，这类风流事件一定不少，后人对此多欣羡，只是当时已惘然。李益终身受到情恨的播弄，荥阳生的沦落也不只是想象，这是考虑《李娃传》创作动机的重要背景。在《李娃传》中，白行简先以狭邪之恋的黑暗面和士族看重门望清华的观念，把荥阳生打到人生谷底；然后再因李娃的挽救，使之重归主流社会。看来，狭邪之恋有陷阱，登科得官须折腰。所谓“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29)，李娃之言就是作者的看法。白行简抓住士族的命门，使妓女和浪子在阀阅社会里实现华丽转型，科举对士族的影响重要如斯！须知李娃用情色和计谋榨取荥阳生是合逻辑的，也有普遍性，挽救却不是，要靠良心和牺牲。荥阳公接受回头浪子也说得通，但求娶李娃，仍属意外，要靠理性和手段。所以，强调李娃的个人品质和行动力，是叙事策略的核心，也是叙事的真正动力。因为良心发现，李娃果断赎身，倾囊购书，砥砺荥阳生勇猛进取。因为认识清醒，李娃在请求离开时说：“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在荥阳生的不断恳求下，仍然要求“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这种自觉自爱的勇气，都照出莺莺的瞻顾与软弱，小玉的执拗与溺情。白行简赋予李娃的“操烈之品格”，既是一般闺阁女子的弱点，更是主流价值观的期望。而好品质可以决定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个奇女子的品行，化解了情感与婚姻的冲突，促成了科举与仕宦的成功，征服了荥阳生，也赢得了荥阳公的认可，即使先有抛弃之举，李娃的价值终究不可磨灭。作为荥阳生的精神导师，李娃影响了一个封建男性的全部人生，故荥阳生可弃，李娃不可弃。学界没有为上述描写找到史料依据，说明故事出于空想。但空想大多源自现实矛盾，也许解决途径不切实际，对矛盾的把握则往往准确有据。荥阳生败也李娃，成也李娃，这一虚一实的设计，就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昆德拉指出：“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30)白行简也懂得用人物创造一个新世界，借以思考社会与人生的可能图景。
(五)《樱桃青衣》、《枕中记》。《樱桃青衣》则借小说揭示了社会风尚的虚妄。落第的范阳卢子在梦中因为婚姻搭上了科举、仕宦的直通车，醒来不过半日光景，白衣如故，人饿驴饥，他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31)史家从他的经历发现了唐人最理想的人生规划，当事人却弃如敝屣，关键即在“当然”二字——人世浮华皆属前定，是唐人的普遍观念，离去无非是认命。有趣的是，不能说卢生在梦中都在追求人世浮华，因为梦也引导他从虚妄中醒来。就是说，《樱桃青衣》也在做一种假设性的思考，以促人警醒——成功原来艰难如斯！在崇重进士的开、天时代，卢生的背影倾吐着深深的无奈，揭示出唐人在仕宦道路上的艰辛尴尬，也折射出盛世的隐忧。《枕中记》的主旨和策略要深刻曲折些，更富于辩证意味。吕翁的安排让卢生在梦中收获了欲望，也体验到了风险，超越《樱桃青衣》一味升迁的单一向度，使人生境界得以提升。他们的谈话围绕人生之“适”展开。何谓“适”？有物化的标准，也有精神的内涵。吕翁认为卢生“体胖无恙，谈谐方适”，人生不可谓“困”。但在卢生眼里是苟活，“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畎亩，非困而何？”(32)吕翁懂得用思辨和实践的统一来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体验破除迷障，洞悉人生真谛。梦境是浓缩的人生，卢生何以有了“窒欲”之感呢？有一段叙述可能是关键。居相十余年后，因被诬告与边将图谋不轨，将被收押，“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欲自裁。”临难悔悟的这一幕在历史上颇不少见。李斯被腰斩咸阳市时：“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33)陆机被斩，也有“华亭鹤唳”之叹(34)。而明代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东门黄犬”条里讥讽李斯曰：“斯盖悔今之富贵而死，不若昔之贫贱而生也。宁思兔逢鹰犬，不犹己之罹斧钺乎？兔灭群，汝夷族，适相当耳！不知其罪而反羡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欤！”(35)强烈的仕途险恶、抽身悔迟之感，令富贵荣华一文不值，贫贱生活却显得如此珍贵，不免消散豪情，唯余一死。梦中的卢生已经重生，又岂能执迷不悟，“翁笑谓曰：‘人生之适，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按《庄子·刻意》曰：“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又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36)，但这是出世哲学，是“真人”的境界，不可轻信。古来自许“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者，如张等，谁能真正忘却世事！人生在世，应当看破红尘吗？士人以治平为本，可以看破仕宦吗？沈既济只说“窒欲”，不说“无欲”，就没想否定功名富贵的积极意义，只是要人晓得其中的风险。
大历十四年(779)八月，经杨炎举荐，沈既济历左拾遗、史馆修撰；建中二年(781)十月，杨炎遭卢杞构陷，贬崖州司马，途中赐死，沈既济坐贬处州(今浙江丽水)司户参军，在任作《枕中记》。不能说他以此为杨炎鸣不平，但他出身高门，又长于史学，骤然起落的三年仕历，自然对人生有所感触。更重要的是，他经过大乱初平的肃、代二朝，又在德宗初面临藩镇割据的局面，焉能置身事外。如果说《枕中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希望修剪欲望，砥砺情怀，以适应人生，应非无稽之谈。他的名作《任氏传》也作于同时，“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37)的评论，虽是指责郑生的粗鄙，又何尝不是自许！
文学不总是描述现实世界，也注重对可能世界的想象，这其实是一种探索和重构。“元超三恨”折射出唐代社会风尚真实的一面，根植其中的唐小说则表达了对生活的想象，它们以不同的策略评估人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追寻生活的各种可能，乃至于荒谬。
科举兴于隋唐，门阀制度至唐末而渐亡，只有仕宦理想贯穿于历史，这既使“三恨”反映的社会风尚只属于唐代，也使相关唐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须指出的是，科举、婚姻与仕宦这人生建构三要素，其实现顺序可以改变，这在人生是际遇，于叙事则是策略。基于常识，情感与婚姻的关系也可以被安排。从而在用情感、科举、婚姻、仕宦四者重构诸小说的叙事模式时，就发现其组合有一定之规，总体上由以上顺序构成基本的故事轴，但局部可以变动：如情感与科举、科举与婚姻的顺序可以分别调换；情感与婚姻在科举因素支配下也会变化。如果把起家环节独立出来，它也可以和情感、科举、婚姻三者分别组合。但是，最终都要落入仕宦环节，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因此，仕宦是故事不变的结局，此外都是铺垫，这就是唐代士子的体制化人生轨迹。以下对诸作的叙事策略进行概括(实线表示呈现的情节联系，虚线表示潜在的情节发展)：
《游仙窟》：科举—情感(因以狭邪之恋替代婚姻，所以不能导向“仕宦”环节)。
《枕中记》：婚姻—科举—仕宦(《樱桃青衣》同)。
《莺莺传》：情感—科举(……婚姻……仕宦；情感与婚姻在此是对立关系)。
《霍小玉传》：情感—科举—婚姻—仕宦(李益婚前起家，此仕宦指迁转；本篇的情感与婚姻是对立关系，因情感对象无助于仕宦目标的达成)。
《李娃传》：情感—科举—婚姻—仕宦(荥阳生也在婚前起家，但婚姻的缔结仍指向仕宦；本篇的情感与婚姻是非对立关系，因为情感对象转化成了婚姻对象)。
进而可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总体框架：
情感与科举、科举与婚姻之间的两组反向箭头表示次序可以互换，情感与婚姻的对立关系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上表显示出，在四点中，以情感、科举和婚姻的结合最稳定，出场率最高，这说明它们是最受关注的人生要素，即使有对立情感的干扰，也不影响故事的基本走向。即使《游仙窟》里的情感是婚姻的替代方式，也不能消解以上判断。另外，《枕中记》和《樱桃青衣》中的情感缺位，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具有展示理想化人生的倾向，主人公的困顿处境对狭邪之恋的发生也是一种扼制。反之，只在作家要强化主人公的才子倾向，并意图强调婚姻对仕宦的重要性时，情感的影响才会被放大，并在婚姻和仕宦形成冲突时受到调整。仕宦是大部分作品的最终环节，如果被省却，是因为它不是当前叙述的中心。总之，四个因素始终存在于作品之中，这是一种文学反映，却折射出体制化人生的稳定性，区别只在讲述方式与内容的不同，这取决于叙事策略的差异。
费孝通云：“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就不这样做，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38)事实上，人类意志的形成根据是欲望，欲望的产生又往往基于缺憾，释放缺憾就形成了行为动机。“元超三恨”的内蕴就是缺憾，皆指向唐代士庶的人生理想，小说作者皆为局中之人，深得其中三昧，从而使人生与文学得以相互映照和启发。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2页。
②(30)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第103页。
③刘：《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版，第28页。
④按：《薛公墓志铭》载其“以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薨于洛阳之丰财里，春秋六十有二”(崔融：《薛公墓志铭》，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0页)，《薛振行状》及《旧唐书·则天本纪》同。《旧唐书》本传云“弘道元年……其年冬卒，年六十二”，“其”当作“次”。
⑤崔融：《薛公墓志铭》，第269页。
⑥《旧唐书·薛元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0页。按：本传载其在太子舍人任上“预撰《晋书》”事，又详《薛振行状》及《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载“永徽元年闫五月二十三日，史官太尉长孙无忌等，修《贞观实录》毕”，薛氏时在史馆。
⑦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⑧(19)王溥：《唐会要》卷七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79页，第665页。
⑨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一《王公神道碑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9册第142页。
⑩沈既济：《词科论》，《文苑英华》卷七五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74页。
(11)杜佑：《通典》卷一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典八四。
(1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13)(14)《杨炯集》卷一○《薛振行状》，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第162页。
(15)董诰等：《全唐文》卷六《刊正氏族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页。
(16)《旧唐书·杨绾传》，第3430页。
(17)王伟：《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载《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18)(20)王定保：《唐摭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7页，第136页。
(21)清河张氏世居东武，唐时以文禧、文瓘、文琮兄弟最显贵。文瓘相高宗，四子都居三品以上，人称“万石张家”；文琮官至吏部侍郎，三子皆为高官，幼子张锡相武后、韦后；文瓘兄弟同居，门前皆列戟，又称“三戟张家”。
(2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23)张：《游仙窟》，汪辟疆选注《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本节所引该小说文字皆出此。
(24)《新唐书·张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79—4980页。
(25)《太平广记》卷四八八《莺莺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014页。本节所引该小说文字皆出此。
(26)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文苑英华》卷九三七，第4929页。
(27)《太平广记》卷四八七《霍小玉传》，第4006页。本节所引该小说文字皆出此。
(28)《太平广记》卷四四六《焦封》，第3649页。
(29)《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第3990页。本节所引该小说文字皆出此。
(31)《太平广记》卷二八一《樱桃青衣》，第2243—2244页。
(32)《太平广记》卷八二《吕翁》，第527页。本节所引《枕中记》文字皆出此。
(33)《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62页。
(3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97页。
(35)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9页。又《内篇·大宗师》云：“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第199页。)
(37)《太平广记》卷四五二《任氏》，第3696页。
(38)费孝通：《乡土中国·从欲望到需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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